学史范文10篇

Abstract:

America’shistoryofliteraturebeganwiththeswarminginofimmigrantswithdifferentbackgroundandcultures.Afterthat,AmericanliteraturehadbeengreatlyinfluencedbytheEuropeancultureforalongperiod.ItwasnotuntilAmerica’sindependence,didAmericansrealizedthattheyneednationalliteraturestrongly,andAmericanliteraturebegantodeveloped.TheCivilWarwasawatershedinthehistory,afterwhichAmericanliteratureenteredaperiodoffullblooming.Romantics,whichemphasizedindividualismandintuitionandTnscendentalismrepresentedbyEmersoncameoutintobeing.Thiswasanexcitingperiodinth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Liketheflowersofspring,thereweresuddenlymanydifferentkindsofwritingatthesametime.TheyhavegivendepthandstrengthtoAmericanliterature,andacceleratedtheformingofHighRomantics.ButduetotheinfluenceofCivilWar,theAmericansocietywasinaturbulentsituation.Thewritingsaboutlocallife,criticalrealismandunveilingthedarksideofthesocietywereincreased.AfterTheFirstWorldWar,Americanswereatalosspostwar,andtheModernAmericanliteraturebegan.

Mypieceofpaperiswritteninchronologicalorderastheseperiodsdevelopedinordertohaveaclearoutlineofits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Literature,Romanism,Transcendentalism,LocalColor,Realism,Modern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发表，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就科学编史学来说，其中有若干问题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的、本质的，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乃至于阅读）都是无法回避的，当然，对之有关的争论也是持久的。在本章，我们就将讨论这些问题当中的一个，即对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的科学史文献中，象“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或“辉格式的历史”（whighistory）这样一些术语（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h，Whiggism和Whiggery）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在范围更大的历史学界，这些术语也是重要的日常用语。它们涉及到历史研究中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们区分某种历史研究方法与倾向的重要判据。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就有关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这更是一个重要的，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且也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概念的提出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辉格党即是自由党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宪制代替神权****，站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场上拥护国会，反对国王和天主教。

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1827年，作为辉格党人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llam）出版了其代表作《英国宪政史》，在其中，他提出英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一向就是主权在民的，并高度赞扬1688年的“光荣革命”，歌颂君主立宪制。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史，也开创了一代辉格史学。因为它“虽然完全避免了党派热情，却自始至终地充满了辉格党的原则。”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则更明确地指出，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的。”但就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辉格党的历史学似乎更占了上风。直至20世纪，象屈维廉（G.M.Trevelyan）这样的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倾向和历史观方面，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地指出，就这本书来说：

一、早期墨学：王纲解纽时代，中原墨者整饬世道的十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墨子的生活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初叶，据考证约为公元前五世纪。①这时由于政治上的多元结构及其连锁的分裂、组合，使政教合一的封闭模式开始解体，没落的东周王朝已失去共主地位而沦为小诸侯国，社会陷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的局面。②中原一带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如《诗》、《史记》所谓鲁、宋居民保守愚钝、拘谨懦弱，郑、卫、陈地民风淫逸等。与中原相反，齐、晋、楚、吴越、秦相继崛起，纷纷走上强盛称霸的发展道路。据《墨子》称：“今之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③“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④这些邦国的日益强盛，严重冲击甚至破坏着中原一带的安逸。于是，墨家学派在形成自己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后，以激进的姿态登上整饬世道的舞台。

首先，墨家学说在历史上以勇于振世救敝而闻名遐迩。先秦诸子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与孔子关注社会秩序与道德治理有异，墨子学说在社会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墨子治世主张的出发点是：“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⑤因为在礼崩乐坏时代，墨子所看到的：一是生产工具的改善所带来经济发展，而这一发展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一是诸候割据带来的社会动荡，统治者骄奢淫逸，沉湎无度，兴兵黩武，于是国与国仁义辞让的遗风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心态发生种种逆反传统的变化。在这些社会问题中，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墨子指出：“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这一态度墨子在《兼爱》、《非攻》诸篇中有过反复的阐明。“既以非之，何以易之？”⑥墨学作为一种治天下之乱，即关于社会改造和社会批判的学说被提出来。墨子主张正如自己所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⑦以上十论虽非成于一地，也非成于一时，但从内容上看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直面各邦国的社会现状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甚至对于突发事件，墨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去救助，如墨子一生阻止过三次战争，止齐伐鲁，取消楚鲁阳文君伐郑、行十日十夜至郢止楚攻宋。孙诒让说：“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⑧因此，墨学的创立，从治世出发点、治乱主张、实际行动等方面看，都与韩、吕诸子不同。历史上这类自下而上、径自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思想，只有世道浇漓、民不聊生的时代才频频出现，所以早期墨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早期墨学形成与中原地带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倡导的十论历来被认为是墨学的基本精神所在，但联系当时现实，这十论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迅速衰落的中原古邦的，尤其是反对齐、晋、楚、越的兼爱及非攻，更是视中原一带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这实际上是早期墨学真实的思想面貌，反映了早期墨学的时想。究其原因，其一，墨子一生，早年曾到中原各地游历，熟谙《诗》《书》，尝读百家春秋；鼎盛年活动的中心则在鲁国，这时他活动范围大致以黄河中游以下流域为主，也扩及汝水流域的鲁阳、长江流域的楚、偏僻的越地；晚年活动西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唐余知古《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语“墨子，北方贤圣人”，鲁阳之北即中原地带。从《鲁问》中墨子说：“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⑨也说明墨子是“中国”（即中原一带）人。其二，中原如鲁、卫、郑、宋、陈、蔡等地何以衰落？齐、晋、楚、吴越、秦何以相继崛起？早期墨学从自身的思想立场上看，实际上对中原地带予以了深切关注。尽管中原一带为华夏古邦所萃聚之地，有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准，但毕竟与齐、晋、楚、吴越、秦等地的异域文化不同。这些邦国在建国之初虽区区百里，辟居深山，荜路蓝缕，与戎狄频繁残酷战斗了近百年方才立足，其民风悍勇皆有斗心。他们在土壤的丰度上不及中原，但其他资源方面却有自己的优势；又深受夷狄风俗制度影响，能保留和渗入落后民族野蛮精神，锐意进取变革；尤其这些邦国还有防御上的地理优势，如“吴有三江五湖之难，……楚有汝渊、满堂之故，……秦有陇坻、崤塞（注：战国时获得），……齐有泰山、巨海”。⑩反观中原一带，如鲁、郑、宋、卫地处平原，一马平川，动辄敌军入境焚掠，动辄兵临城下。其三，为了推行主张，墨子派胜绰到齐国，派耕柱、公尚过到楚国做官等，也都是自中原向周边辐射的。所以，若细加考察早期墨学的主要思想及实践活动，则不难发现它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再次，早期墨学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墨学基本的雏形，反映了中原学术下移趋势，以及平民学者渐渐走向政治舞台。由于学术下移，墨子本人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他的学说中“不及义理者绝少”，B11可他并不是以著述而知名的思想家，而是依口号及行动震撼一世的行动家。在墨子的影响下，其门徒栉风沐雨、奔走呼号。所谓“短褐之衣，藜藿之羹”，B12“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御雪霜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B13这些都反映了墨家学派平民学者治世思想的虔诚和投入。而且，出于平民走向政治的原因，墨者以有组织的群体姿态出现。墨子派高石子到卫国做官，让某墨徒到卫国做官、曹公子到宋国做官，都是由首领派出。特别是弟子禽滑厘率三百墨徒持墨子守御之械助宋守城防楚、墨子自己去楚游说公输盘勿要发动侵宋战争，更是出于统一的部署和通盘的安排。因此，从思想组织上分析，司马迁就客观地说墨家“俭而难遵”，“尊卑无别”。B14庄子则从思想上称墨学“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震墨自矫，而务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B15汪中甚至感喟：“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B16可见，早期墨者不倦奔走的身影，以及墨学在以后一直得以沿续的许多思想，的确有中原古道之风。

二、中期墨学：道术为天下裂时代，不仅墨学十论的内涵发生变化，而且南北墨者虽俱诵墨经，却以“别墨”相称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公关文秘专业的必修课,也是中文系教学课时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门专业主干基础课。涉及古代作家、作品、文艺思想等诸方面内容,牵扯到古代汉语、古代文论、古代文化、古代艺术以及训诂学、考据学等多种领域的相关知识。学好这门课对于中文系学生打好专业基础非常关键,在培养中文系大学生文学素养和文明素质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行本课程教学改革,是当代大学古代文学史任课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但在传统的古代文学史课中,有不少人习惯于把这门课看成是一门纯理论性的操作课。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教师偏重讲述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对于“史”的要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本课程的名称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大多数师生称其为“古代文学”课,从形式上省略了“史”字,从而在内容上也忽略了“史”的教与学。这种普遍存在的意识致使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讲述艺术成为主要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文学史的肢解,使学生窥一斑而难见全豹。强调识记、理解、表述和分析,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培养固然是一项重要手段,但还不足以替代整个课程的内涵。我们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史”的分量,使之真正成为文学史课,而非单纯的古代文学知识的罗列。史学家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其必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系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中的每一个环节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经济政策、文化背景甚至社会动乱、民生疾苦都多多少少存在某种联系。在历史的纵向面上,每一种文学现象总与前前后后的历史时期有所关联。讲授古代文学史课,就不能忽略这些因素。反之,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注意了“史”的性质,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简明叙述基础知识,着重分析,加强各个知识环节中的规律探寻,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生思考人类社会、把握社会实践的能力。那么怎样做到借鉴“史”的教学思路呢?又怎样在文学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呢?这里以唐代文学史教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注重文学史的整体性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内容即是中国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文学状况。教学过程就要以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为全局,将各章节的具体知识纳入到全局范围中予以考察。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嬗变发展、作家作品、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都包括在内,组成了一个研究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我们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的演变,试图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把文学史教学的基本模式由传授知识的授课类型转变为发展思维的授课类型。例如,唐初五七言律诗的定型问题,就要从先秦时期的五七言诗句讲起,到两汉时的五七言民谣、文人诗,直到沈宋在其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可以举出相应的诗篇进行微观分析。再如讲述歌行体这一在唐诗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概念时,就必须明确歌行是一种开放性、流动性很强的文体,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受其他诗体的影响。

歌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行”为主的汉代歌行;以“篇”为主的魏晋乐府;“歌”、“行”并称的陈隋歌行以及唐代乐府七言歌行。由于历代文人在字法、句式、篇章结构以及声律方面不断丰富创新,歌行的体调在初盛唐发展到了极致。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引导学生贯穿起不同时代的零散知识,并由此深入接触了诗歌特性、语言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以整体观的文学史教学使学生经过历史的学习和探究,学会用历史的视野来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以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史中的问题。

摘要：初中化学史教学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占据着一席之地，笔者经过大量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全面分析我国初中化学史教学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期待对改进我国初中化学史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化学史教学现状建议

化学史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化学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如何发展的、后来又如何演变的总结，是人类一代代相传而产生的一种讲述化学科学的特殊历史科学。20世纪初法国的科学家郎之万建议在科学教学的过程中采取历史的方法进行教学，我国的傅鹰教授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门学科的历史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学科的历史可以给我们智慧的启迪。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化学史占据着化学教学的一席之地，它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促进学生从发展上掌握知识，对所学知识保持深刻理解；培养科学精神和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民族自尊性；还可以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树立起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新课改的落实发挥重要的作用。

1我国化学史教育的回顾

化学家与化学教育家张子高是我国化学史研究的奠基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对化学史进行过很详细的研究，并且把我国的化学史划分为了两个阶段，古代史和近代史。丁旭贤教授最先在北大开设相关的课程，同时他还编写了《化学史通考》作为学生的教材。袁翰青中国化学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对中国古代众多化学历史做过深入的考证，在高校中开设了中国化学史的课程来进行讲授。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对化学史教育进行真正的重视，在1956年颁发的《中学化学教学大纲》中对化学史的教育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家一直处于动荡和不安定的环境中，有关化学史的内容在教材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的作用的深入认识，化学史教育才重新被人们接纳，20世纪90年代教科书中开始逐渐出现一些与普通化学知识相关的科学家的点点滴滴，学生在学习之余开始有一些趣味性的阅读材料。在新的世纪，化学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化学教育界普遍认可化学史教育的重要性。

2我国初中化学史教学现状的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提供生物学发展史相关资料，帮助学生掌握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和生物学核心概念；学生通过分析生物科学史中实验的发展过程呈现的思维与方法，学习科学探究方法与技能；学生了解生物学发展史中科学家勇于探索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

【关键词】生物科学史;生物科学素养;核心概念

提高每个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课程标准实施的核心任务。通过学习生物科学史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新课学习中一知半解，对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缺乏对生物学内容和方法的深入了解，没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验，更无从谈起如何应用生物学。这一现象说明我们的学生在生物科学素养上还有待提高。新课程改革要求生物教学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学生实践训练为教学主线，以学生能熟练应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教学目标，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在新一轮“7选3”的课程改革背景下，如何适应新课程改革，将科学史的教育融入日常教学，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极进取、勇于创造和探索。本课题就是通过学习生物科学史来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一、研究生物学核心概念的发展史，掌握生物学核心知识

生物学知识包括基本的生物学概念、原理和规律。学生应获得有关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命活动、生物与环境、生物进化以及生物技术等生物学基本事实、基本原理和规律，对生物学的整体画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高中生物中存在大量的核心概念，通过对书本原有的发展史或教师提供相关发展史中重要内容的分析，学生对相关核心概念会有深入而细致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就水到渠成。典例：提供细胞膜的流动镶嵌模型建立过程中的相关实验，学生就能自主分析细胞膜的成分和特点。材料一：①1859年，E.Oerton选用500多种化学物质对植物细胞膜的通透性进行了上万次的研究。发现凡是易溶于脂质的物质，越容易穿过膜，反之，不容易溶于脂质的物质，越不容易穿过膜。你从以上实验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学生结论：细胞膜的组成成分中可能含有脂质。材料二：科学家将膜从哺乳动物的红细胞中分离出来，然后用蛋白酶处理，细胞膜被破坏。你从以上实验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学生结论：细胞膜的组成成分中含有蛋白质。教师补充：后来现代研究应用化学手段分析表明质膜的主要成分是脂质和蛋白质另外还有少量糖类。组成膜的脂质中磷脂含量最多。材料三：科学家将人红细胞的细胞膜中的脂质分子抽提出来，并将它在空气—水界面上铺成单分子层，发现该单分子层的表面积相当于原来红细胞表面积的两倍。这说明了什么？学生结论：细胞膜由两层磷脂分子构成。指导学生阅读书本中关于细胞膜中磷脂分子、胆固醇和蛋白质的运动情况。材料四：冰冻蚀刻电子显微法显示的细胞膜图学生结论：蛋白质镶嵌、覆盖、贯穿在磷脂双分子层中。材料五：人鼠细胞杂交实验（带不同荧光标记的细胞融合后荧光的变化）学生结论：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分子可以运动,细胞膜具有流动性。这些材料的提供帮助学生对流动镶嵌模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细胞膜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掌握。另外如酶的概念，书本中关于酶本质的探索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酶的本质，而不是简单的记忆。教师提供光合作用的简单发现史能够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光合作用的总反应式，区分光反应过程和碳反应过程的重要步骤，从中分析得出能量转换的形式，并且理解各内外条件对光合作用的影响。高中生物课堂中应该给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现代生物学的进展，了解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只有深入了解生物学知识，学生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分析生物科学史中呈现的思维与方法，学习科学探究方法与技能

摘要：2020年，大学课堂教学迎来了各种教学形式的革新。很多教育机关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大胆尝试在线课堂，传统授课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特殊时期，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改革也成为各学科教学科研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日本文学史》课程为例，探讨该课程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考察《日本文学史》在线课堂的特征、展开形式，研究如何对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传承、如何有效地展开在线教学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教学模式；线上课堂；腾讯会议；学习通

2020年，随着“在线课程”时代的到来，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开展学习成为可能［1］，这种大规模、开放性［2］的学习模式给传统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在线教学模式，慕课和微课早在几年前就已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在线学习资源”也给各级教学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将线上课程模式应用于高校日语课程，能够有效促进日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整合优质的日语教学资源，改变传统的日语教学方式，促进日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对于日语人才的高质量输出具有重要意义［3］。有学者认为，各类日语的在线课程，应发挥知名院校的影响力，集聚师资力量，打造优质课程［4］。但是，从传统的课堂一下子转为在线虚拟课堂，也极大地改变了教学工作者的思维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在线虚拟课堂的挑战，教师们纷纷思考如何将在线课堂顺利地嫁接到传统的“教室课堂”，以期在遵循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探索出适应在线科技教学软件和在线课堂的新模式。笔者所担任的《日本文学史》课程的在线教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展开了探索。

一、《日本文学史》的课程性质

《日本文学史》课程是日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也是日语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素养课。本课程通过对日本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概况进行描述，对其从古至今的各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日本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从而了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引导和启发学生多角度地认识和理解日本各个时期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能够对相关的文学现象和内容进行独立的思考，具有问题意识，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同时，引导学生分析和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对基本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积累。进而促使学生对日本的文学现象有一个全局性把握，并在与我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体会中国文学史的博大深广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日本文学史》是日本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与本科阶段的《日本文学史》相比，研究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更加体现了上述的课程性质，更注重突出课程的“文学史”的比较和发现，更注重培养学生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把握《日本文学史》，培养学生用考据和考证的方法去挖掘日本文学“史”的源流等。培养学生去探索“日本文学史”中，成为“史”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过何种程度的继承，又努力作出何种程度的创新，从而形成日本独自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性质，是以往的《日本文学史》传统课堂的教师们一向高度关注的课题。这种培养学生寻找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课程，在数字化教学，在线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的冲击下，该如何实施，又该如何与时代接轨，寻找出符合新时代教学形式的线上课堂教学新模式，这是每个文学史课程的教师不得不面临的课题。换言之，新时期的《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不仅要遵循《日本文学史》这门课程本身的课程性质，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借助在线课程的形式，既满足以往传统的教室课堂的“培养综合能力”的课堂教学效果，又要实现《日本文学史》的线上教学的超越性。

二、《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的达成与超越

一、问题的提出: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事实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于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9－26)。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但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3－13)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①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1990年);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贾植芳3－4)。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与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宋炳辉127－31)，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学(Wellek56)，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②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9－26)。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二、前提之一:对文学权属观念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