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范文10篇

（一）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以各种文献记录为载体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正不幸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1]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搀杂了自己的意志、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思孟到底从夫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借题发挥、“六经注我”虽然不无其自身价值，但它终归已不是思孟学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开思孟学派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除了依赖新发现的材料外，一种客观、历史的态度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学派的演变、发展；同时更要将其原有的内容与后人的发挥区别开来，终归我们探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化身的思孟学派。

那么，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让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与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则思、孟前后相续，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论文关键词:法国社会学派涂尔干社会事实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一，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摘要]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泰州学派，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再到“身本论”的转变。泰州学派的崛起，既对王阳明心学起到传播推广的作用，又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解体。泰州学派的开山始祖王艮的学说思想大多取源于王阳明心学并有新的发挥。凸显了一种平民性、民间性的价值取向。王艮的美学思想贯穿着平民主义精神，进而铸成一种平民主义美学。而王艮诸弟子之学理正是王艮平民主义美学的逻辑发展。这就是：一旦承认人的天性的合理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一旦承认“性”、“理”一体的本体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本体性。就此而言，明中叶以后波澜壮阔的启蒙文艺思潮中蔚成风气的平民化审蔓倾向和审美趣味，分明是王艮倡导的平民主义美学的一种必然延伸。

[关键词]宋明理学思想大潮泰州学派平民主义美学

一、宋明理学的重大转折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中叶是比较热闹的一段。其间宋明理学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程朱理学走向陆王心学，在哲学上则是从理本论走向了心本论。

程颢、程颐、朱熹持理本论，以“天理”为宇宙本体，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天理”中派生出来，如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这个“天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始无终的，在天地产生之前它就有了，在天地消亡之后它仍存在。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可见，程、朱所说“天理”颇似于黑格尔所说的“理念”。在程、朱看来。“天理”即伦理道德，它是先验的、既定的，天理流行，伦理道德无往而不在，二程说：“人伦者，天理也。”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熹又将理称为“太极”，他认为，天道、四时、人道之中皆有太极：“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既然如此，那么天理与人心便不能判然分开，心是理，理是心，理与心一，心与理一。程颢说：“心是理，理是心”，“理与心一”。从而人心之动即天理之行，自然合乎伦理道德，朱熹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的观点也不是铁板一块、毫无龃龉之处，如在理归于心还是心归于理的问题上，二程便存在分歧，程颢主张理归于心，一再强调“万物皆备于我”，他说：“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程颐则主张心归于理：“观物理，于察己之理明，则无往而不识矣。”可见，程颐倾向于理本论，进而延伸出朱熹的理学观念；程颞则开始倾向于心本论，进而开启了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观念。

陆九渊、王阳明转而持心本论。陆、王也谈理，所谓“塞天地一理耳”，“天理只是一个”。但他们所说的“理”只不过是“心”的代名词而已。陆九渊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可见陆、王不是将宇宙本体归于天理，而是归于人心。陆、王也讲“心即理”，但与程、朱迥异其趣。陆九渊所说“心即理”有两层含义，一是心为天理之所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二是心为天理之所从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王阳明从陆氏心学又向前发展了，一是着力发挥心为理之所从出之义，二是更多运用排除法阐发心外无理之义。他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夫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他还将人不学而能、不虑而得的本心称为“良知”，认为良知即天理，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都是从良知中抽绎出来：“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在陆、王看来，天理惟一，而人心即天理，那么，此心此理便是普天下皆然的，既为古今之人所同具，亦为四海之人所共有，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忠孝节义之类伦理道德即发自这普天下相同相通的人心，因而本无少缺、不假外求，人人都能自然而又自觉地遵从和践行。陆九渊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可见与程、朱恰成对照，陆、王推崇的“心”与康德所说的“先验共通感”十分相似。

1.科学派美学的基本观点

2004年6月,江苏美学学会组织了一个美学研讨会――研讨肖世敏先生的新著《有动物有美感论》(参看附录1)。汪济生、张国安和鲁晨光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对于美学研究的见解在许多方面非常一致，和流行的任何一种美学学派的观点、主张有着本质的甚至是原则的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把共同主张的美学称之为“科学派美学”。我们主张从纯思辨的哲学话语中解放出来，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美学，以期恢复美学本真面目，解决美学千古之谜。以下是科学派美学的基本观点：

1)主张进化论的自然科学观：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和动物的复杂感觉功能由简单的感觉功能进化而来，所有违背进化法则的理论都是可疑的；

2)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学，要求美学与自然科学兼容,并经得起审美经验或审美现象的检验，认为任何权威论断都没有豁免检验的特权；我们特别反对从一些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作缺少根据的、无限膨胀化的推演；

3)主张从问题（比如美感为什么会产生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比如“美是什么”的定义)出发研究美学；反对公理预设、把审美主体局限在现代社会中的人；

4)力图在自然科学和美学之间架起桥梁，使得达尔文留下的生物学中的美学难题(动物最初的审美心理是怎么来的)和美学中的生物学难题(美感功能是如何产生和进化的)得到合理解释；主张不只是人有美感，有些动物也有美感；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扬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适合人类居住，它襟江临淮，北近齐鲁，南达吴越，处南北之中，地理位置优越，襟带淮泗，控引江南，水陆交通便利，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连浙、闽，东边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康雍乾三朝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运河的治理，致使运河在康雍乾时代保持了良好的通航条件，在封建王朝晚期又发挥了一次黄金水道的作用，为漕运和盐运的兴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2]。扬州东临黄海，这为扬州盐业的兴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淮盐区素来为我国食盐最重要的产区。扬州盐业生产，始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唐朝开始，两淮盐产量开始增多，两宋时，盐税的征收由发运使掌管。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场成为全国各盐场之冠。扬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自己的转运地位，成为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地和集散地，经济迅速恢复，走上封建王朝又一个辉煌的时期。

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扬州学派的形成，也扎根于扬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扬州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都成了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治学的宝贵素材，进而成为他们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以本区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著，有汪中的《广陵通典》，刘台拱的《宝应乡贤录》，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刘文淇的《扬州水道纪》、刘宝楠的《宝应文征》等等。而考述扬州山石陵庙、街巷亭院等古迹名胜的文章，也不少，如阮元的《摹刻扬州古木兰院井底兰亭帖跋》、《修隋炀帝陵记》、《曲江亭记》等等。

曾有学者认为，受众是由设想它的范式所促成的建构物。[1]因此，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早期传媒研究的主流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出发进行的传媒效果研究，认为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在这一研究传统中，受众多处于被动地位，而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量化方法来进行。与之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进行协商而产生的。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并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与此同时，它还开创性地把民族志方法论引入到传媒研究中来，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受众研究。就这样，带有鲜明人文科学色彩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开辟了受众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同时这也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关注效果的传统受众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一西方传播学派评点

传播行为与人类社会一样漫长，传播思想与人类文化一样久远。可以断言，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每朝每代都散落着值得采撷的经典成果，但是它们现在依然散落着，潜力没有变成实力。传播学直接起源于新闻学与信息科学，西方人在把传播建立为一个学科的过程中走在了我们前面。学生的身份，使我们过分关注与羡慕他们的成就，而失落了东方人的智慧，这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损失，也是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损失。也许回眸西方某些传播学派的理论贡献，会刺激我们建立东方传播学派的激情。

早期接触传播学理论的德国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著有《人文地理学》与《土地与生活》，他对传播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向先验的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他深入揭示了迁移与扩散的关系，得出了文化传播会淡化民族差异的结论。拉采尔的学生弗罗贝纽斯基本是位文化机体论者，他的《非洲文化的起源》全面讨论了同一文化内的历史继传问题；格雷尔内尔以提出“文化圈”理论而著称，他还论证了文化出现的时间顺序与转移的道路。总体来看，德国传播学研究有着鲜明的科学理性特性，充分地表现出崇尚严谨、冷静求证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英国传播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里弗斯、史密斯和佩里。里弗斯认为，各族之间的联系与融合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每一种文化因素都是传播的即存状态；史密斯鼓吹“泛埃及主义”，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文明都发源于传播中心，埃及文明是“太阳文明”，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佩里与史密斯一样，也是比较极端的传播主义者，他认为任何文化都不能独立发展，只能靠吸收高级文化要素来提高自己，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起源问题，既然所有的文化都来自于高级文化，那么高级文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说德国学者比较重视文化内的进化，英国学者则更重视文化间的传播，后者不追求立论的严谨，喜欢到域外文明中去寻找灵感，大不列颠是最早拓殖的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英联邦至今还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所以向周围发散与对外界传播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

美国传播学思想的奠基人是博厄斯，他反对单线进化论，同时也对简单化的传播主义感到不满，他认为内部进化与外部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构筑因素；博厄斯的学生发展了他的思想，在传播学中形成了美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威斯勒，克罗伯、哥登威泽和罗维等人。哥登威泽在他的《早期文明》中概括了美国学派的理论原则，既承认内在文化因素的发展动力，也承认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趋于同质的事实。美国学派带有进化论与传播论的折衷特点，表现出了“能容乃大”的学术杂交优势，这与该国移民社会的共融特征有关，它没有传统的主流文化，便对各种思想都比较宽容。

以上，我们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讨论了一些西方传播学派的观点，当然也可以从新闻学、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对学派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探讨，而是想通过例证来说明民族性在传播学发展中的地位，仅此而已。

摘要：俄罗斯学派作为20世纪世界主流钢琴学派之一，在演奏与教育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从学派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两大音乐学院的发展及特点，代表人物的音乐艺术理念，及其演奏家、教育家等几个方面讨论俄罗斯钢琴学派在演奏与教学上的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钢琴；学派；演奏；教学

俄罗斯学派是20世纪世界主流钢琴学派之一，在演奏与教育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其科学、完善的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对精湛技术与深刻思想的追求，一代代杰出的人物，以及演奏家、教育家们对舞台和教学的热爱。

一、科学的教学体系与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发展得益于好的教育体制。俄罗斯专业音乐教育分为音乐学校与音乐学院阶段，其中音乐学校又包含学前预备阶段和正式学习阶段。学前预备阶段对象为3－5岁学龄前儿童，正式学习阶段对象为1-12年级学生，相当于我国小学至高中阶段。学生经过两年学前预备阶段的学习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入正式学习阶段，进入正式学习阶段后，6年级之前需完成所有基本功训练并通过严格的基本功考试，该考试内容包括要求学生在现场指定调式中，从非主音的其他音级开始以指定速度弹奏音阶，以及弹奏包含某指定音的所有三和弦、六和弦、七和弦及相关变和弦，通过者可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8年级时再经过一轮考试，通过者在接下来的每学期至少需完成两场音乐会和两次专业考试，并由学校和文化部组织参加国内、国际大小钢琴比赛以积累经验。12年级毕业后进入音乐学院阶段的学习，这个阶段主要是在进一步成熟、完善琴艺的基础上，以钢琴家标准拓展曲目、提高修养、举办音乐会、录制唱片及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注重初级教育的专业与系统性是俄罗斯钢琴学派教学体系的显著特征[1]。俄罗斯的儿童音乐学校是全俄专业钢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音乐学校时期，儿童接受全面系统的音乐素养及钢琴演奏的基础知识能力训练。比如正确的手型，弹奏过程中手臂、手腕和手指的运动以及放松，他们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手指训练体系，并且不是单纯的手指机能技术训练，而是以美学、以音乐、音色要求为目标的训练体系。与此同时，注重培养儿童的自主学习研究能力，教师既要教会儿童弹好这一首作品，还要教会儿童如何自己学习其他相关作品。从全面读谱、分析曲体，到记忆背谱、技术难点练习；从如何弹奏音阶，到如何弹奏一首小型乐曲，从如何弹旋律、弹伴奏，到复调音乐如何分声部练习平滑流畅地弹奏每一个声部；从如何弹长时值音、弹短时值音，如何引向乐句的中心音，到如何像珍珠般平均地弹奏，如何把握作品的韵律等等。学生自儿童时期已掌握音乐原则、学习方法和演奏基本理论与技巧，进入音乐学院后，面对庞大的作品也能学习和完成。这为接下来以钢琴家的表演艺术、个性化创造为目标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不过初级教育的专业与系统性在现今也呈现衰退现象，圣彼得堡钢琴系前系主任穆里娜就曾谈到：“我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也在知名音乐学校进行过学习，但他们却不懂如何学习和完成一首完整的作品。不管是对于柴可夫斯基小曲，还是巴赫复调，亦或莫扎特、拉赫玛尼诺夫，学生们都不知选择什么触键法，也不理解乐思。”由此可见，科学、规范、健全的钢琴教学体系，是俄罗斯学派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是一个优秀学派发展的前提，20世纪俄罗斯钢琴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精湛的技术与深刻的思想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兼并战争。战争与动乱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