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定位范文10篇

1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的理论基础

1.1护理学的护理理念、工作范围以及工作的性质都在不断的变化

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因此护理工作的内容肯定也要随之发展和变化。护理专业与医疗专业是有着不同的，前者是更重视人的，而后者则是更重视疾病的，所以护理学的工作理念应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和人的思想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医疗+护理”的工作模式。在护理人的过程中，在考虑人的生理方面的基础上，也要考虑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医疗状况以及职业危险等因素。所以，护理学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性质就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工作的场所不仅仅是医院了，学校、幼儿园、社区以及工矿企业都是护理学的工作场所，而护士也不仅仅是人健康的照顾者了，同时更应是人健康的教育者和促进者以及预防保健者，因此随着护理学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其工作范围也已经超出了医学上一级学科的覆盖范围了，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1.2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

在我国各个学科的发展进程中，有一种自然的形态在一定的时间状态和空间范围内会得到自然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一级学科会必然的得到增加，而二级学科会相应的减少。通常情况下，一级学科的研究范围肯定是要广于二级学科的，但是随着我国医学工作者对于社会课题的不断研究，二级学科的涉及层面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级学科就不能全面的覆盖二级学科了。因此，在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二级学科越发成熟的前提下，二级学科也必将逐步的发展成为一级学科。而这种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在我国所授予的硕士和博士的专业目录中就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最初我国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6个，二级学科88个，而近些年来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已增长到了8个，二级学科则减少到只有53个了。

2护理学发展的实践需要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一、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定义以及“科学”的包容性。因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有必要对“科学”的含义和范围进行合理地界定。“科学”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而已。1976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将“科学”解释为通过揭示现象之中的规律所取得的全部知识，以及作为这些知识之基础的认识论。②美国学者沃尔多也认为:“从最广义上讲，即从词源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证明，科学只不过是(虽然这里没有简单的事物)‘知识’。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只是某种类型的知识，是根据专门方法的准则来获得和证明的知识。”③以这种较为宽泛的定义来衡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发展中，法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且在历代法学家的锤炼之下，已形成了以不同方法为主导的各种流派。应当认为，法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社会功能。对于这一点，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也作了明确的回答:“法学确实不折不扣地是一门科学。按照法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是对各种法律事件及其相互关系和分类等方面实践的认识;按照法学的应用方法来看，又是十分严谨的论述和仔细的分析，是演绎方法和归纳程序同时兼用(旨在摆脱大量法律条文背后的各种原理原则的影响);按照法学的实践或教育目的而言，是要起到协调社会生活的作用，或者教育公民们懂得各种法律。”④相反，如果将“科学”仅仅等同于“自然科学”，那么，法学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逻辑体系与研究范式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其科学性也就令人怀疑。历史上，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否定法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科学”以对客体的观察、测量、计算为基础，立足于经验的视角观察问题，而“法学”主要是理解法律语言的表达及其规范性意义。2、“科学”反映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而法学至多只能反映事物的准因果关系。3、“科学”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而法学则很难排斥价值判断。4、“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实验或资料的收集来进行，而法学只能运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既无法保证准确性，在理论上也不能证成。总之，关于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的问题，首先，必须把“科学”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用于指称人类的一种专门性研究活动，而不应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的存在方式与判断标准;其次，必须反对科学上的“沙文主义”，即武断的“科学主义”。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

二、法学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对于这一问题，或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也许它根本就不构成问题。但是在人类学问博大精深，知识体系纷繁复杂的今天，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足鼎立的现代知识系统中，法学的定位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法学理解为一门社会科学，但是社会科学的许多特征却是法学所不具备的。而将法学作为为一种人文科学却又与法学理论的某些客观性特征格格不入。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都可归纳为一种价值论上的问题，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是对某一事物进行比较客观的“描述—评价—预测”，而人文科学的基本思路是“解释与批判”。法学的尴尬恰恰正在于其既要具备解释与批判的功能，同时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比较客观的“描述—评价—预测”。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法学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即法学既要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又要保持一定的超然性。法律本身也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的学者指出“法律在规范层面是封闭的，但是在认知层面却是开放的”，也正是指此。卡尔•拉伦兹认为，法学的本质是一种规范研究。规范研究的本质是对于现实问题的价值解答，也就是说法学的首要任务既不是求真也不是在于描述，而是对事物的价值或意义作出回答。如果说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法学在面对现实的纷争的时候就必须对引起纷争的行为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是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但它仅仅是法的功能的一部分。通过对行为的评价，法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或理念，并进而引导人们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需要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是实现人类自我控制的工具。法学就是人们通过对这一工具的研究而实现对人自身的关怀的途径。法学存在的根本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对自我生存困境的关怀之中。所以，我认为，法学的实质是一种“人学”，这是由法与人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正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同时，也应指出，将法学定位为人学并不是将法仅仅看作是人类的工具理性的产物。法学应当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理性把握和反思之学，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断探索与追问之学。

三、法学应该做什么

既然法学的本质是一种人学，那么法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曰法学应该做什么就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法学是毕其力追求自身的完善还是尽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理论法学者尤其是法理学者多以追求法学或法律的自身完善为境界，而应用法学者则更倾向于寻求法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对此，我们不愿作出孰优孰劣的评论，但我们可以评价其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既然法学不是空中楼阁，总该考虑其对社会的贡献，“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⑤尤其是法学不能也不该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少数人才可以掌握和运用的知识!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学应该做什么应当是明确的。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将法视为工具，将法学视为工具理性的学科。所以，法学研究一直不能探索出一种自足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法学成为了寄生在别的学科之上的寄生学科。法学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曾经长期被排斥在知识系统之外，甚至被当作一门职业技能来看待。同时，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与其他学科的相对独立性，法学也依然被法律人这一特殊的人群所拥戴。可是法学在现代知识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尴尬局面却是每一个法律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别的社会科学似乎完全失效，而别的社会科学大举入侵法学的传统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对法学问题的涉足形成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学派。社会学对现代法学的影响更是巨大，法的社会学派已经成为近代三大法学流派之一。总之，法学应该做什么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法学的自身定位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法学的历史使命与终极关怀。法学理论的发展不应是一个坐等消亡的过程。我们如何参与到现代学术的话语中去，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则是法律人在今天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摘要：学科定位不应片面或从单一角度思考。应该从文明传承、社会发展需要、教育自身发展、学生成长等方面综合考虑，可以而且应该有多层次的目标定位。

关键词：中学思想政治课；学科定位

对思想政治课的学科定位问题，诸多争论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对思想政治课的批评，我们也见得太多，以至于很难再感到有什么新意.不少所谓“新模式”“新理念”，其实早已是老生常谈。作为一名一线高中政治课教师，对此也有许多困惑，总有一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不过，对于自己任教学科的功能和定位多一些不同观点的碰撞，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我们能从宏观层面把握教材体系，领会教材指导思想，实现教育教学目的，提高教学效益。那么，如何对其进行学科定位呢。我认为可以从多角度进行思考。

1从教育的本质谈定位

可以说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有意识地传递社会经验和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对文明的一种传承，并利用种传承促使人本身的一种完善，是人从不完善走向文明、完善的一个过程。而要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多形式的教育，学校教育也应本着这一基本精神而展开，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学校教育各阶段、各学科都应该为这一目标服务。当然。各阶段、各学科教育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的学科定位也必然不同。作为思想政治课，从课程名称来看，其基本的定位就应该在“思想”“政治”这两个名词的框架之内.

“思想”一词指明高中思想政治课首先应定位于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他们在继承人类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自觉地提高其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当然，思想道德本身是具有阶级性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洽课必须要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一学科定位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问题。对于电视艺术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当然是电视艺术———这毋庸质疑,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电视艺术是什么?如何理解作为电视艺术学研究对象的电视艺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

这第三种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完备、自足的网状结构,电视艺术学的所有研究对象都能在这个网状结构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对电视艺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大关系上,它们分别是:

(一)创作者与作品创作者与作品有着某种血缘关系,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把绘画比作“自然的合法的女儿”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何止绘画,哪种艺术不是由创作者创作出来的呢?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

大学语文是一门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语文”是很早就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提出更高层次的“素质教育”，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大多数高校都纷纷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并把大学语文课作为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

（一）大学语文学科发展现状

在许多高校里大学语文教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大学语文正在被或已经被各种新兴的、热门的、实用课程所取代，课时被不断压缩、削减或干脆取消，大学语文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并走向边缘化。学生对于大学语文课的反应则更为直接，“休闲课”“放松课”“高四语文课”等是广大学生对大学语文冠以的别称。

（二）大学语文学科发展特点

大学语文在中国大学的教育学科体系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错位和滞后的状态：历史悠久但是发展比较缓慢；作用重大但是重视不够。因此，在高校素质教育改革中，我们应该从学科定位和课程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明确大学语文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1996年教育部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后出现的一个新的专业名称。在此之前，本科生专业目录中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专业目录中也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两者是一致的；1996年以后，本科生专业目录中仍然保留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而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被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两者出现了不一致。由此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本科专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生专业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权威的说法是修改后的《专业目录及名称代码表》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合并了。[1]但是如此一来，却产生了这一专业的学科定位问题。

一、新专业名称产生的学科定位问题

从研究生专业目录修订后的这六七年的情况来看，本科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数量上没有大的发展，而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增设该专业的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所有的重点高校都在短短的几年中拥有了该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了该专业的学科定位问题。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名称来看，至少可以产生如下几种理解：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两大板块的合成，但是对这“两大板块”的理解也可能产生歧义，一种理解是“两大板块”就是两个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更高层面的一个大专业；另一种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前一种理解的缺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没有在本科生专业目录和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视为一个专业的依据不足；后一种理解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结为一个专业名称显得多余。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的“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理解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不合乎阅读习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历史的专业名称，长期以来已经被习惯于简称为“思政”，因此通常人们不会这样来断句和理解；第二是这种理解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视为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本来的专业性被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专业和学科并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而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如果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学科的差别性，也就不需要这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