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范文10篇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化保守是一种思潮，学衡派将文化保守主义贯穿于其创作活动中，同时这种认知态度和文学创作态度也是其在民族大义上的反映。

一、对“学衡派”的误读

由于受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激进———保守”二元对立思维观的影响，对于“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作出了与其不相符的评价。学衡派一直被视为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派”。而实际上，学衡派与林纾等守旧人物有着重要的不同。李怡就指出“要在‘学衡派’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之间划出界线其实并不困难。”“首先，与康有为、林纾、章炳麟不同，‘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其次，与孔教会和“甲寅派”相比，“学衡派”显然缺少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欲望和政治色彩……第三，全面审视《学衡》言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学衡派’诸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提出“‘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学衡派”从1922年《学衡》创刊起，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学衡派”的反对者中以鲁迅的《估<学衡>》影响最大，由于鲁迅在建国后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中都延续了这条思想评判，“《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总结，对以后影响很大。郑振铎在导言中把学衡派和林纾、章世钊并称为复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都延续了这些观点,而且研究者们多以《大系》收入的几篇论文作为原始资料,根本不屑于看《学衡》的原文,因此在观点上也就难有突破。”从“”期间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都强化学衡派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这种批评的态度在左倾的大背景下更加被强化，当然这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分不开，所以“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一直被忽视，直到80年代，它才又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而重新被我们认识，“学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关注，既与近年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又是当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学衡派对文化改革的稳健态度、对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坚持都得到肯定。”

二“、学衡派”的文化观以及文学观

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的文化观是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来源，以“打通中西、融贯古今”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并进而对于新文化主义者的激烈反传统提出不同的声音。“学衡派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它并非纯文学团体，其文学观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的。”但是其与激进主义并不是完全彼此不相容的，在思想深处，仍有共通的地方。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胡适等人宣称“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比用之利器。”并且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来达到学术目的的做法,易峻批评胡适“学术上运动之不足,更是假政治权力来实行专制。”针对性文化倡导者的文学新旧对立观念，吴芳吉认为“真正之文学乃存在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其实“学衡派”是不赞成新文学倡导者的语言革新主张，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对白话文，梅光迪曾经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其实“学衡派”的很多对于语言文字观点也值得思考，“文学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其次是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学衡派不赞同新文学倡导者将文学以“新”和“旧”区别对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新文学倡导者以“重新估量一切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由此，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文化主张，试图以“新文学”来代替“旧文学”，并以西方现代文明标准来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吴宓认为东西文化并“无东西之界限，但别真伪”。学衡派诸人认为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是新兴文化还是旧有文化，只要它是能够“篇时救弊”的真文化，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并且为我国所用。

总而言之，学衡派诸人在坚持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并不反对新文学倡导者引进西方新学的做法，只是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学衡派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梅光迪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中认为介绍西洋文化必须要符合下几个标准: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载体创新：冀派内画泰斗王习三先生认为工艺品实用化，实用品艺术化是内画艺术发展的出路。冀派内画据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最早开发的第一件工艺品内画奖杯，到最近几年出现的内画香水瓶、内画酒具、内画花瓶、内画打火机、内画笔筒、内画茶叶筒等多种实用型的新产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在此基础上，2000年，冀派内画发展的“衡水三绝”内画工艺礼品获国家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两项专利，赢得了市场广泛认可。将传统鼻烟与现代工艺结合而研制出新型保健鼻烟，成为时尚的馈赠和收藏品。2006年，冀派内画与衡水老白干酿酒集团联合开发出习三内画艺术酒，再次成为内画艺术实用化的重大创新成果。这些都为内画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为繁荣内画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制作工艺创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为内画艺术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空间，内画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制作工具的改进和制作技法的创新将为提高生产率而适时产生。从传统的竹签笔、竹勾笔到金属勾笔再到“钻石粉勾笔”，从纯手工内画到照相技术的引进，冀派内画就是在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

三、题材风格创新：载体和制作工艺的创新为题材风格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冀派内画精皴细染、造型准确、风格典雅、色彩丰富、生动传神，除临摹古代经典题材作品如山水、人物、花鸟、动物、书法、博古外，还提倡内画的首创作品。它融入西洋的写实风格，借鉴西方油画不用墨线勾勒而采用明暗过渡和投影的手法，增加了现代题材的动物、山水和人物。各种商业文化和时尚文化闯入内画，使内画这一传统艺术焕发了勃勃生机，更易为时代和国际所接受，从而也更具市场价值与收藏价值。

四、人才培养创新：行业体制的创新对于促进和发现、培养更多的内画高精尖人才，提高内画行业的整体素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冀派内画专门成立了衡水习三工艺美术中等专业学校，通过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为内画艺术培养现代化后备人才。从这里毕业的学子，为冀派内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办学至今，该校已为社会输送了2000多名优秀人才，多名学生先后10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大赛上获得大奖。

五、品牌意识创新：文化品牌是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能够极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冀派内画一直致力于树立精品意识，从产品的策划、创意、制作、包装等各个环节着手，积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多年来，由于王习三先生的躬身力行，冀派内画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冀派内画传人王自勇顺势而为，在内画行业较早注册了“习三”商标，成立了习三内画艺术研究所、为光大冀派内画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而他个人投资建起的世界上第一座以内画为主题的专业展览馆，收藏了自明清以来的各式各样的烟具、烟壶，及大量的内画艺术珍品，是我国一个集研究、观赏、品评、购物于一体的内画艺术景点。开馆以来，王自勇还定期在这里举办内画沙龙、书画沙龙、摄影沙龙等，免费为社会承办各种文化活动60多次，接待观众十万人次。这里先后被衡水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共青团河北省委确定为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确定为AA景点。在王自勇的积极努力下，冀派内画艺术再次引起轰动，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2006年6月，以原产地命名的衡水内画，不是凭借悠久的发展历史，而是靠广泛的影响力顺利入选全国首批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六、行业规范建设：完善的行业规范是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基本保证。伴随着冀派内画的迅速发展壮大，同行业间的不正当竞争，使冀派内画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使内画行业健康发展，王自勇积极发起成立了冀派内画协会，负责冀派内画市场正常运营与监督；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增加世界工艺品市场的份额。一年多来，在内画协会的带动下，衡水的内画声名远播，产品质量有了一个飞跃。

冀派内画立足市场需求，在内画产品的使用载体、制作工艺、题材风格、人才培养、品牌意识、行业规范建设等方面进行的文化产业化尝试全面而深入，这使得冀派内画在保存和发扬非物质性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概念。完全竞争概念的发展始于古诺(Cournof，1838年),他竭力要说明竞争的作用：在竞争过程后到达极限。被他所概念化的完全竞争状态是一个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可以把任何一个厂商的产量从整个产业的产量中抽走而不会对价格产生可见的影响。杰文斯（Jevons）、埃奇沃思（Edgewworth）、老克拉克（J．B．Clark）和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尔后作出的贡献，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完全竞争模式（施蒂格勒（Stigler），1957年；麦克纳尔蒂（McNulty）．1967年）。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如F·A·哈耶克（F．A．Hayek）所强调的，完全竞争概念的毛病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均衡的状态，却缄口不谈导致均衡的竞争过程。事实上，这个概念夺走了厂商与动词“竞争”理所当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切业务活动（哈耶克，1948年）。于是，在完全竞争模式中，厂商不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区分产品，不做广告宣传，也不试图针对其竞争者而改变成本结构，或者做一些在动态经济体制中厂商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熊彼特坚持认为，完全竞争概念不适用于理解资本主义过程，其道理盖出于此。

在熊彼特看来，任何合乎事实的竞争分析，需要将分析的焦点从经济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转向经济如何创造又破坏资源的问题上去。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中，企业家是个受忽视的形象，但在熊彼特的分析结构中，它占据着中心位置。通过打断经济生活的“循环流程”，即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与组织方式下正在进行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企业家起着一种打破均衡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即引入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原料与其他要素投入、新工业组织形式等等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以成本与质量优势为基础的竞争概念，熊彼特认为这比传统理论的价格竞争更为重要，并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创造性破坏”的基础。熊彼特认为，这种竞争在企业中产生了一种内部效率，它对经济福利的重要性远胜于传统理论的配置效率（熊彼特，1942年）。

对企业内部效率优势的强调，使熊彼特比同时代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对大规模的企业组织甚至享有一定程度垄断权力的企业，持更加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共有特征。例如哈耶克，他对划地为牢的垄断与以高效率为基础的垄断加以区别，认为前者的代价超过了必要，但后者并无坏处，因为十分可能的是，一旦一个提供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具有了更高的效率，垄断会消失或者被迫调整，以适应市场条件（哈耶克，1948年）。这正是熊彼特的观点。由于来自新企业、新管理或新思维的竞争威胁，即便是大规模的企业，其立足点也是不断地在动摇的。熊彼特的竞争分析，倒不是为垄断力量辩护，而是为某些企业活动正名；这些活动只是根据完全竞争模式的比较观点，才被判定为垄断性的。他坚持认为，一个企业的素质远比它的规模来得重要。

当代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大师是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Kinner，1973年）。柯兹纳的分析方法，吸取了早些时候由冯·密塞斯（vonMises，）发展起来的市场过程分析与“人的行为”概念（密塞斯，1949年）。密塞斯认为，创业精神指的是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它成功地引导着资源流向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柯兹纳更为充分发展的竞争理论是基于这一思想：经济生活的手段与目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要受有创造性的人的行为的制约。他将这种创造性的作用定义为创业精神，它在本质上是发现新的然而是人们希望得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新技术或其他手段的能力。无论是发现新的需要还是发现满足需要的新手段，柯兹纳心目中的企业家应能看到并利用别人未曾注意的机会——在要素投入价格低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市场状况下，本来就存在的获利机会。

柯兹纳的创业精神理论与熊彼特的有所不同。熊彼特的企业家是经济体制中一种打破均衡的力量：他发起经济变革。柯兹纳的企业家则起着维护均衡的作用：他所进行的变革是对他在市场上发现的错误决策与失落的机会作出的反应。与熊彼特的企业家不同，与其说他是自身机会的创造者，不如说是对市场上已经存在但未被注意的机会作出反应的人。因此，在竞争的市场过程中，熊彼特与柯兹纳的企业家可以相互补充——一个创造变革，一个响应变革。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形成了民主监督理论。民主监督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理论基础。相比较而言，目前对民主监督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应当重视对民主监督理论的研究，加强对民主监督理论的宣传。

一、关于民主监督的内涵

我们党关于民主监督思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反映了人民民主的发展，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监督认识的深入。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经历了“监督”、“互相监督”、“民主监督”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38年就提出：“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友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规过的实质就是监督。1941年，在一次边区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45年7月，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周期律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阶段，我们党提出了监督的概念，把监督当作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认识到了监督对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建国初至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夕，总结了与派合作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明确指出派要长期存在，认为共产党需要派的监督，派也需要共产党的监督，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我们党处理与派关系的基本方针。这个阶段，我们党提出了互相监督的概念，并把互相监督作为共产党处理与派关系的基本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重视发挥派的监督作用。1978年末，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采用了民主监督的提法。1980年12月中办转发的《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纪要》，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结合起来，作为政协的主要任务提出。1982年12月，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新章程，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政协的基本职能。后来派在各自的章程中都规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自己的主要职能。党的十二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1989年底，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了民主监督的总原则。从而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民主监督的完整思想。这个阶段，我们党提出了民主监督的概念，把民主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视在坚持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中加强民主监督。

关键词：两种利息率;资本积累;凯恩斯;米尔达尔;货币经济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当代宏观经济学对货币经济的理解依然有待深入，需要学习借鉴瑞典学派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塞尔将两种利息率、资本积累、宏观均衡和货币调控理论引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凯恩斯和米尔达尔深受其影响。

维克塞尔“两种利息率”分析框架下的资本累积理论

（一）“两种利息率”理论及其历史渊源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穆勒，对于货币的价格无一例外地用单一的利息率来衡量。而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基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缺陷，率先提出了“两种利息率”理论。“两种利息率”即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和贷款的“市场利息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主要是从资本的生产性功能和预期收益率角度的分析，可定义为使用货币贷款时所预期获得的利润率。而“市场利息率”即提供贷款时由资金市场供求力量决定的利息率，也可称为实际利息率。维克塞尔的两种利息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古典经济学的印记。古典经济学家，更远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在分析经济范畴时提到过“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对价值的研究提出了“市场价值”、“自然价值”。

（二）资本动态积累理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谱系中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学派从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生产过程的时间因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资本结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相互对立，在经济危机与萧条等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与萧条，研究与反思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探讨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等方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传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1931）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一）关于生产结构的论述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最后一个阶段之外，其它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变化时，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赢利状况，而这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货币数量一定时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当生产结构由于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的自愿储蓄增加了，则增加的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将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它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