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节目范文10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产业化进程的起步与快速发展，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引起了人们普遍重视并成为电视节目创新的突破口。1997年7月，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开启了我国现代电视娱乐节目的正式发端，从而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娱乐节目热潮。2005年夏天，湖南卫视推出的真人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更是轰动一时，进而成为了当年中国最重要的媒介事件与文化景观。自此之后，各类真人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出来，迅速地成为我国电视综艺类节目的主要形态。这种以综艺娱乐秀为主要元素、商业气息浓厚的真人选秀节目，对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而深远的传播导向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六年多的发展之后，真人选秀节目早已经失去了当年横空出世时的惊艳之美，或多或少地让人产生出些审美疲劳。随着各类真人选秀节目越来越多，其粗制滥造、复制雷同的现象也变得日益突出，因而成为了国家广电总局2011年“限娱令”矛头直接所指的靶子。客观而言，“限娱令”的出台并不是对真人选秀节目的全盘否定，而是针对盛极一时的乱象所提出的必要和有效的传播规范措施。而《快乐女声》《中国达人秀》在2011年的再度火爆登场，实际上也充分表明了其审美文化机制中蕴含着某种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一、狂欢化的娱乐民主:真人选秀节目的审美文化内涵

真人选秀节目是一种帮助普通人实现舞台梦想的纪实艺术类节目，它或是以普通人海选为开端，借鉴“真人秀游戏”中的层层淘汰制度，使最终胜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或是给普通人短暂的专业性化包装和培训，最终实现其在舞台上展示非生活常态的“明星”光彩的梦想。①这种节目的广泛流行，一方面是与中国文化传统、国人集体文化记忆以及其当代社会境遇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属性由单一政治属性向双重(政治、产业)属性的转变，则成为了真人选秀节目产生的重要媒介生态条件。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也发生一系列复杂转型，广大公众在经历传统文化衰落和价值规范解体之后，迫切需要大众传播媒介能成为其寻求情感宣泄和价值归依的渠道。因此，2004年华裔青年孔庆翔凭借《美国偶像》一夜成名，并随之成为电视泛平民化娱乐时代的转折式人物，其平民化的“真人选秀”也迅速催生了中国电视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发展热潮。这种以竞赛游戏内容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形态出现，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介明星与广大观众的心理距离，其零门槛的海选赛制也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公众的媒介参与性。与此同时，草根娱乐民主也让更多观众从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对象，并大大增强了广大观众对大众媒介传播的心理情感认同。在真人选秀节目中，“秀”的含义，既指节目参与者的荧屏呈现总是带有着一定的表演色彩，也指其节目形态结构表征为一场供人愉悦的视觉形式(表现)秀。从其文化内涵来看，当代真人选秀节目受到广大观众普遍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其中蕴含着一种草根文化与大众狂欢的内在特质。首先，“草根”一词源自英语“grassroots”，在引入社会学研究后，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文化内涵。法国学者德赛图指出，平民选秀节目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草根文化形态的勃兴，因为它能够让观众广泛地参与并亲历其中，故而呈现出非常浓郁的草根文化气息，由此诞生的平民偶像也就成为了草根阶层的代表，并进而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广泛追捧。②进而言之，草根文化以大众性、真实性和民主性为结构特征，由于它契合了平民偶像所富有的个性特质，所以容易对观众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也易被建构成观众情感投射的现实对象。在真人选秀过程中，当传统英雄加冕仪式被替代为现代灰姑娘童话故事，那些长期居于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民众，从此也有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媒介偶像。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真人选秀节目试图为广大公众营造出一个对抗现实压抑的狂欢化世界(巴赫金)。杜骏飞认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对意识形态压抑的尽情释放;(二)颠覆旧有身份秩序的虚拟游戏;(三)新阶级属性的文化社群的模拟认同;(四)异样的和大规模快感的感官实现;(五)对异质文化的新鲜感。③在真人选秀节目中，随着灰姑娘童话被提升为整个媒介呈现的主体，从而实现了对精英传统的解构与权威级别的消除;与此同时，真人选秀节目所内含的主体间互动过程机制，让观众在收视过程中充分激发起参与传播的兴趣，由此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受众的眼球注意力。因此，真人选秀节目就超出了作为一种单纯电视娱乐节目的范畴，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娱乐体验活动与群体体验的“社会狂欢”。④当然，真人选秀式的草根娱乐民主仅仅是某种模拟式和象征性的公众参与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形式相距甚远。第一，选秀节目中的娱乐化民主往往是根据传播效果需要而进行设置的，并不是一种基于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主体间对话交流方式。在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总决赛中，评委蔡国庆为唱跳型选手李斯丹妮振臂高呼，并为此不惜与其他专业评审发生正面激烈的冲突。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嘉宾评委因爱才心切而导致的情感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大众评审的自主选择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其真实用意可能更多是出于传播效果需要所精心策划的。第二，在日常传播实践中，手机短信投票权利大多情况下是通过购买短信得以实现的，其短信购买行为已经将消费群体做了消费水平上的划分。所以，其草根娱乐民主势必会被打上较为明显的市场化烙印，这显然与巴赫金界定的狂欢精神存在着本质意义的区别和差距。为此，有学者指出，“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出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⑤。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民主投票形式推选出的“快女”冠军偶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下(尤其是女性)观众心理的审美观念;同时，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大众媒介传播过程，这种民主投票形式较好地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结构的封闭结构特征，其承载的社会现实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极其深远的。

二、过程化传受互动机制:真人选秀节目的审美文化功能

电视真人秀节目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仿真性媒介再现，真人选秀节目作为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将选手的去留权交给广大观众来决定，使观众既能获得表演带来的视听感官体验，同时又因媒介权力的满足而积极配合表演的完成。在真人选秀节目中，表演者作为观众的欲望客体存在，并始终寄托了观众的某种欲望诉求，观众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审美愉悦及选择文化消费的自主权所带来的快感。此外，决定权的给予也让广大观众在参与到传播过程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追求传播权力的深切渴望。从其传播机理上讲，这种审美文化特征是由于真人选秀节目传受互动机制造成的，它主要得益于当代传媒(尤其是网络与手机)技术进步的强力支撑，从而使电视节目能较好地实现与二者之间的媒体联动传播。其中，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联动方式，主要表现为粉丝群在网络论坛上围绕着某个话题的及时发贴与反复跟贴。电视媒体与手机媒体之间的联动方式，则主要表现在数目庞大的“拇指部落”利用电视短信开展互动传播。换言之，正是网络传播和电信传播作为两种新媒介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将荧屏内外串连为一体的过程化互动传播机制，才使现代电视传播呈现出一种崭新而独特的媒介传播景观。首先，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乃是真人选秀节目最主要的审美效果机制之一。借助于这种主体互动机制的复杂运作，真人选秀节目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悬念等戏剧性要素，并进而表征为一种曲折起伏的故事结构形态。以《超级女声》节目为例，一种是由粉丝群在BBS留言板上的及时发贴与反复跟贴，以及双方因观点对峙和话语交锋构成的微观互动过程;另一种则是由于节目所表征的审美情趣而引发的全民辩论风暴，以及双方因赞同与批判的分歧而构成的宏观互动过程。这二种主体互动过程以选手去留决定权为桥梁，彼此协同地作用于真人选秀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使整个媒介传播呈现出一个多元化(屏幕内外之间)的主体互动模式。同时，《超级女声》节目通常采用淘汰晋级的方式来结构传播过程，每轮晋级过程都通过多次PK来最后决定参赛选手的命运，但本轮晋级选手仍可能在下一轮中因种种原因而陷于淘汰境地。这样，参赛选手的命运结局就始终处在一种充满变数的不确定性之中，其或去或留就不仅仅取决于选手们自己努力表现的结果，它还直接取决于各类(级)评委以及场内外观众的认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人选秀节目虽然不具有典型的故事结构形态特征，但是，主体间互动过程由于融入了一连串形式多样的戏剧性要素，因而呈现出传统故事结构模式所独有的审美风格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审美效果机制，主体间互动过程呈现出一种“卷入式”的传播结构特征，广大观众在参与互动同时往往被不由自主(自动化)地被卷入到传播活动过程之中。⑥其次，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本质上表征为一种媒介话语权力生产模式，其生产过程通常包括传播控制权力转换和传播话语秩序重构等环节。众所周知，因为受到传播结构封闭性特征的制约，早期大众传播往往呈现出一种单向独白式的传播结构特征，内容选择传播的主动权通常由传播主体所牢牢地控制着，接受主体只能被动接受传播主体选择传递的信息内容。在传受互动过程中，接受主体尽管可以选择不同解码方式改变这种被动状态，然而，这种抵抗策略的能动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和微不足道的。

可以说，短信投票方式虽然不等同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规则，但是，与“对抗式解码方式”相比，这种“草根娱乐民主”将更有力地促进受众媒介话语权的生产与构建。也正基于此，对于以单向独白为表征的传统大众传播而言，短信投票方式运用将有效提高广大观众参与电视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大众媒介传播呈现出以双向互动为特征的传播结构模式，并对当代大众传播发展产生出重要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而言之，当代真人选秀节目所内在蕴含着的草根娱乐民主功能，正是体现在广大观众对电视媒介传播的广泛参与过程，贯穿于广大观众对媒介话语权力的积极争取过程之中。以2011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为例，千人大众现场投票不但将草根娱乐民主直观化地呈现出来，而且其投票程序的更加透明也势必会提高整个投票结果的公正性。与此同时，电视节目通过采用网络QQ投票替代电信短信投票的方式，从而为更多场外观众提供了一种集体发言和公共表决的传播通道。最后，过程化传受互动机制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分离过滤功能，它通过将孤立分散的观众群加以分化、聚合和重组，从而有效提升广大观众参与电视传播过程的能力和水平。在日常传播实践中，电视节目根据所呈现媒介人物的特征不同，传受互动机制初步把广大受众区分为不同的偶像粉丝群。以《中国达人秀》和《快乐女声》为例，前者将媒介人物锁定在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人物，并将关注电视程度最高的中老年人群作为固定收视群体;后者则以年龄偏小、阅历较少的男孩女孩为媒介表现人物，并将“低龄化”的受众群体作为收视率的主要依靠。即使就同一个电视节目而言，随着各自所喜欢和钟情的媒介人物不同，广大观众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偶像粉丝群，如在《超级女声》节目中，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的粉丝们就被分别命名为“玉米群”“笔笔群”“凉粉群”等。从其表象特征上看，这种聚合、分化和重组过程是广大受众根据喜好不同而自发形成的;从其本质特征来讲，这种聚合、分化和重组过程则是以某种价值立场认同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随着传播过程的不断向前推进，传受互动机制根据其群体成员之间的价值立场认同度高低不同，将整个观众粉丝群进一步分化为(少数的)意见领袖和(多数的)环境促进型观众。其中，(少数的)意见领袖通常是那些参与传播程度较高的“骨灰级”粉丝，他们往往基于某种价值立场而参与多环节的传受互动过程，并随着其参与传播过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而声名鹊起，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多数的)环境促进型观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中的价值立场认同特征。这样，经过传受互动过程的分化、聚合和重组之后，不但会提高广大观众参与电视传播过程的积极性，而且会使其媒介参与变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富有成效。正因为如此，在2005年夏天，自《超级女声》首次开创观众通过短信投票参与节目互动的先河之后，其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便成为了当代真人选秀节目的核心审美策略，并由此使当代大众传播实践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传播(结构)范式转型，它不但对提高整个电视节目的收视效果起到了非常明显而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鲜明地呈现一系列复杂、深刻而重要的审美文化功能与社会现实意义。

一、电视品牌要有牢固的受众根基，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而品牌的维护与巩固也非常重要

湖南卫视对电视栏目品牌的维护与巩固从保持节目定位的一致性入手。“超女”“快男”是湖南卫视与天娱公司推出的同系列真人选秀活动，活动的定位是从湖南卫视的整体收视群体特点出发而设定的。湖南卫视的观众结构略偏重于女性，15-24、35-44、45-54年龄段的观众比例较高，其中15-24岁的观众比例远远高过了其余的频道，而这部分年轻观众也是与节目互动较强的群体，其特点可概括为：节目的参与热情较高、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较强、个性化的生活特色、较强的感染能力。湖南卫视和天娱公司在运作超女系列活动时，考虑到本台的观众结构优势以及观众对节目审美的不断提高，并对节目本身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运用延续优势力量，完善不足之处的方式巩固节目品牌。

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是品牌战略成功必要条件。

这方面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其一：绚丽的舞美设计——提升视角冲击力。2007年快男的整个舞台充溢着音乐的元素，舞台的地面被设计成钢琴的键盘，大屏幕不时以符合主旋律的画面出现，而大屏幕两旁以音响的模型进行装饰。灯光设计更显多变性和成熟性。舞台烟花的运用不时地提升观众的参与执情度，更为节目增加了观赏性。其二：时尚流行的元素。主持人和选手的服饰都进行了精心的挑选与制作，几乎每场比赛主持人都以新的服装亮相，几乎每一环节选手都以切合主题的服饰进行演绎，从这些细节上可见工作人员与选手的良苦用心。其三：赛制上的延用。超女和快男在赛制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以保持同系列节目的相似性使观众对于超女的关注成功转移到快男身上。节目流程大体相似：海选→初赛→复赛→决赛→全国总决赛，海选方式仍显现“零门槛”特色（2006年根据广电总局的要求，规定参选年龄在18岁以上）。其四：精彩刺激的比赛内容。每场比赛至少都有4场以上的PK，竞争性得以很大的提高，PK坏节又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抢擂的方式（每个选手根据自己和对手的情况来决定是否抢擂和什么时候抢擂），每一轮产生的PK选手的未知性增大，而PK结果也悬念重重。湖南卫视注重各个细节的设计与整体定位的吻合，而整体的定位则是以市场需求为依据，良好的规划原则对于栏目收视率的稳定，对栏目品牌与频道品牌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注重品牌战略决策与实施是品牌战略成功的保证

品牌战略决策与实施要十分注重方式方法，要选准路径，抓好重点。

摘要：随着虚拟偶像概念的演化、活跃场景的扩展，各大平台纷纷开始探索虚拟偶像与选秀节目相结合的创新发展路径。虚拟偶像选秀节目一方面继承了真人选秀节目的赛制和造星手法，另一方面又通过虚拟人取代真实人成为节目主体、超现实的表演内容与风格、前后台结合的节目编排，实现了对真人选秀节目的突破。尽管目前仍存在虚实人格碰撞、身体与后身体相互制约的技术伦理问题，但虚拟偶像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媒介，已经显示出为文化娱乐行业带来无限活力的潜力。

关键词：虚拟偶像；选秀节目；人工智能；《跨次元新星》

随着技术和文化的进步，虚拟偶像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当选秀类综艺节目不断发展，造星模式业已成熟时，将虚拟偶像概念引入选秀类综艺节目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符合市场的需求。这一做法不仅为选秀类综艺节目输送了新鲜血液，也为虚拟偶像走进大众视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虚拟偶像作为选手参加真人秀模式的选秀综艺成为一个问题。本文从技术和文化的双重视角，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跨次元新星》的个案，就虚拟偶像选秀节目的创新发展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虚拟偶像如何更好地融入综艺节目提供一些思路。

一、虚拟偶像与选秀节目的融合

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中的偶像。随着时代的发展，偶像的概念也被不断创新，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强烈特色。如今，虚拟偶像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不仅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还逐渐踏入影视文化行业，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据爱奇艺2019年发布的《虚拟偶像观察报告》，全国有1亿核心二次元用户和3.9亿泛二次元用户①。虚拟偶像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支持。在技术上，语音合成技术、全息影像技术、动作及人脸捕捉技术等深度合成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在文化上，二次元的概念不断泛化，二次元文化呈现出破圈发展的趋势；在市场潜力方面，Z世代年轻人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中坚力量、消费者的主要构成成分，证明了虚拟偶像具有充分的市场潜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虚拟偶像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广义上讲，从最开始的虚拟歌姬到现在不断涌现出来的虚拟主播、虚拟网红以及虚拟UP主，都可以被纳入虚拟偶像的范畴。虚拟偶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虚拟偶像是被虚构出来的受到崇拜或挚爱的客体。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则是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②。以往虚拟偶像活动的主要场景包括个人演唱会、电视晚会、微博、推特等社交平台，也参与广告代言活动等。近几年，我们可以发现虚拟偶像正在不断尝试与综艺节目联合。早在2015年，鱼果文化的虚拟偶像“零”参加了PPTV的选秀节目《一唱成名》；2017年，哇唧唧哇旗下的虚拟偶像“赫兹”登上了《明日之子》的舞台；爱奇艺旗下的潮流虚拟偶像厂牌“RiCHBOOM”于2019年2月15日在《青春有你》节目中首次曝光，目前活跃在音乐、潮玩、综艺等领域。如果说以往节目中虚拟偶像的加入还只是一种试水和初探，那么近年来哔哩哔哩网站推出的游戏型养成综艺《虚拟人成材计划》、爱奇艺打造的虚拟偶像选秀综艺《跨次元新星》以及江苏卫视推出的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2060》，则把重心全部放在了虚拟偶像身上，并将虚拟偶像与综艺节目进行深度融合，显示出吸引年轻观众、打造新时代本土虚拟偶像的野心。以虚拟偶像为主角的选秀综艺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创新，不仅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离不开造星工业体系和选秀综艺的成熟。

二、虚拟偶像与真人偶像选秀节目的异同：继承与突破

摘要本文从品牌移植和品牌创新两个维度分析湖南卫视选秀节目，从理论上总结其发展策略，它的经验值得业界重视和借鉴。

关键词选秀节目品牌战略

2003年湖南有线尝试推出《超级男声》时，效果一般。但在2004年湖南卫视与天娱公司合作推出《超级女声》（以下简称“超女”）却掀起一场娱乐盛宴。《超级女声》是湖南卫视在走娱乐频道扩张道路中一个关键的尝试：它凸现了一种独特的节目理念──大众狂欢式娱乐；借鉴了国外成熟的节目形式《美国偶像》──真人选秀节目形式；体现了创新性的内容追求──单一性别的选秀竞争。2005年全国决赛期间，该节目在首播时段连续7次收视率高居全国第一，周六、周日重播时段收视率也高居第二、第三位，最高峰创下高达10%的收视和19.45%的收视份额，观众数达4亿，广告价每15秒高达7.5万元。2006年“超女”晚间播出的节目平均收视率达1.832%，市场份额达5.705%。“超女”连续三年高居全国真人选秀节目前列的位置。2007年湖南卫视在超女节目的经验和启发下，进行内容创新，适时推出《快乐男声》（以下简称“快男”），据湖南卫视提供的数据，“快男”在一个月内吸引了约10万人报名参赛，仅仅“5进4”比赛的电视直播就累计吸引7700多万人观看。从湖南卫视的节目开发实践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认识和启发：

一、电视品牌要有牢固的受众根基，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而品牌的维护与巩固也非常重要

湖南卫视对电视栏目品牌的维护与巩固从保持节目定位的一致性入手。“超女”“快男”是湖南卫视与天娱公司推出的同系列真人选秀活动，活动的定位是从湖南卫视的整体收视群体特点出发而设定的。湖南卫视的观众结构略偏重于女性，15-24、35-44、45-54年龄段的观众比例较高，其中15-24岁的观众比例远远高过了其余的频道，而这部分年轻观众也是与节目互动较强的群体，其特点可概括为：节目的参与热情较高、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较强、个性化的生活特色、较强的感染能力。湖南卫视和天娱公司在运作超女系列活动时，考虑到本台的观众结构优势以及观众对节目审美的不断提高，并对节目本身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运用延续优势力量，完善不足之处的方式巩固节目品牌。

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是品牌战略成功必要条件

一、从传播角度看“选秀”

1从电视传播的层面剖析电视选秀节目

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一种新的节目形式。2005年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使电视选秀节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领了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的半壁江山。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电视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调查表明：在公众每天接触的媒体中，选择电视的公众比例高达76.2％，其次是报纸杂志18.7％。但是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势必会出现传播注意力的离散形式。因此。电视选秀以电视传播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与手段，达到了电视传播更高层面上的要求。

电视选秀是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活动。因此它涉及的活动策划、传播途径、传播影响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个例。音乐类选秀活动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级女声》，运行低门槛儿一淘汰赛一包装培训一企民参与一评委点评的糕本模式，采用电视传播一网络造势一舞台展现一短信投票等传播模式，为当时的电视娱乐节目注入新的血液，为平民与媒体提供了共同的舆论平台。舞蹈类节目《舞林大会》的大众参与性就相对弱些，但同样是选秀节目。只是内容上较之其他有些“另类”。可以把它定义为明星选秀节目，展现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华，其受关注度仍是很高的。虽然专家是评委的主体，但也有观众支持的因素作为评断的标准。观众除对本身平民选秀关注外，对明星的热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会就是以此为传播的基点。做出了观赏性、娱乐性同在的节目。从传播学角度分析，选秀节目的诞生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的单一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参与度过低的节目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受众需要更加多元的传播方式和表达途径。

2选与秀的结合，受与传的平衡

选秀，顾名思义是选与秀的结合，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协调选与秀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侧重点又应该在哪里呢?选秀节目活动的策划者便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实现“为秀而选”。我们知道，选秀活动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选”，电视媒体通过海选就可以把传播中的受众同时成为传播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京林提出了“‘传受者’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心理学的新概念，并指出，传者和受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角色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可以这样说，在选秀节目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主体，它已经不再局限在接受层面上，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创造主体，从原来的“我听别人说”变为“别人听我说”。受众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每一位选秀的参与者都想对选秀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也许是拥有一个明星梦希望以此为平台展现自己；他们也许是喜欢某位选手，而希望这位选手能赢得比赛而进行支持活动；他们也许是娱乐节目的喜好者，单纯的观赏节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与心态，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重要方面。

一、从传播角度看“选秀”

1从电视传播的层面剖析电视选秀节目

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一种新的节目形式。2005年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使电视选秀节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领了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的半壁江山。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电视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调查表明：在公众每天接触的媒体中，选择电视的公众比例高达76.2％，其次是报纸杂志18.7％。但是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势必会出现传播注意力的离散形式。因此。电视选秀以电视传播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与手段，达到了电视传播更高层面上的要求。

电视选秀是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活动。因此它涉及的活动策划、传播途径、传播影响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个例。音乐类选秀活动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级女声》，运行低门槛儿一淘汰赛一包装培训一企民参与一评委点评的糕本模式，采用电视传播一网络造势一舞台展现一短信投票等传播模式，为当时的电视娱乐节目注入新的血液，为平民与媒体提供了共同的舆论平台。舞蹈类节目《舞林大会》的大众参与性就相对弱些，但同样是选秀节目。只是内容上较之其他有些“另类”。可以把它定义为明星选秀节目，展现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华，其受关注度仍是很高的。虽然专家是评委的主体，但也有观众支持的因素作为评断的标准。观众除对本身平民选秀关注外，对明星的热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会就是以此为传播的基点。做出了观赏性、娱乐性同在的节目。从传播学角度分析，选秀节目的诞生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的单一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参与度过低的节目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受众需要更加多元的传播方式和表达途径。

2选与秀的结合，受与传的平衡

选秀，顾名思义是选与秀的结合，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协调选与秀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侧重点又应该在哪里呢?选秀节目活动的策划者便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实现“为秀而选”。我们知道，选秀活动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选”，电视媒体通过海选就可以把传播中的受众同时成为传播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京林提出了“‘传受者’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心理学的新概念，并指出，传者和受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角色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可以这样说，在选秀节目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主体，它已经不再局限在接受层面上，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创造主体，从原来的“我听别人说”变为“别人听我说”。受众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每一位选秀的参与者都想对选秀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也许是拥有一个明星梦希望以此为平台展现自己；他们也许是喜欢某位选手，而希望这位选手能赢得比赛而进行支持活动；他们也许是娱乐节目的喜好者，单纯的观赏节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与心态，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重要方面。

摘要：随着近两年我国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的不断发展，以忠实受众为主导的粉丝文化逐渐形成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粉丝文化理论为基础，结合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发展，对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的模式变更进行探讨。

关键词：偶像养成；选秀综艺；粉丝文化；互联网媒介

一、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发展概述

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大众娱乐的阵地早已从传统的电视端转向了互联网平台移动端，类型丰富、内容多元的网络自制综艺也成为大众消遣的首要选择。而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则充分贯彻了“真人秀”的理念，以真实、娱乐大众、产生共鸣的内涵吸引了大批观众。2018年，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先后推出了《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两档成团选秀综艺，“偶像养成”一时间成为2018年度的最热词。“养成”的概念起源于日本游戏领域。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对虚拟对象进行模拟培养，并享受着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满足与成就①。而“养成”的概念用到选秀综艺中则是指，在粉丝文化急速发展下，将选择权与决定权下放于粉丝，其在偶像“小白”时期到练习成长的过程中全程陪同，根据喜好决定偶像在舞台上的去留，使偶像得到最终成团出道的资格。以爱奇艺出品的养成类选秀系列为例，从2018年开始，爱奇艺先后推出了《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和《青春有你2》三部选秀综艺，均收获了极高的网络热度与粉丝追捧。根据艺恩的《2018年中国网络综艺市场白皮书》，《偶像练习生》的观看度为71.8（注：观看度指影视内容观看度的变化分布，针对视频前台播放量、OTT收视率等跨屏数据算法拟合得出），居2018年爱奇艺综艺榜之首，年度综艺总榜第4名。而综艺总榜前五中有3个都是养成类选秀综艺，足以看出养成类选秀综艺的势头之猛及潜力之大。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居高不下的热度来源于粉丝的忠实打投与互动回馈，粉丝通过爱奇艺泡泡社区、微博助力榜为自己的偶像点赞、打榜，通过投票为偶像解锁礼物和获得广告拍摄机会，网络的发展实现了节目的有效资源整合，为粉丝提供了形式多样的互动参与渠道。互联网赋权时代下的粉丝群体，与偶像距离更近，权利范围也更广。在网络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粉丝文化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偶像养成类选秀中的粉丝文化展现

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叛》一书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最为著名的是学术理论家约翰•费斯克，他撰写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理论及立场。随着近些年媒介的进步及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作为大众文化的亚类型，粉丝文化开始逐渐兴起。粉丝们的行为实践、身份认同、文本创造等内容构成了属于这一群体的文化，即粉丝文化②。男团、女团的养成类选拔最早起源于日韩，2018年我国才有平台将此模式引进。随着选拔模式的转变，粉丝地位与权力也随之发生改变。以往的电视选秀更注重平民视角下草根偶像的脱颖而出，虽然粉丝只能作为观众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节目内容的输出，但能够从选秀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身份互认。而随着媒介渠道的不断发展，偶像选拔模式有了新的改变与突破，粉丝也从“接受者”转变为了“参与者”。通过投票、互动，粉丝对偶像的成团出道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的权利欲望和情感需求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养成选秀时代，粉丝更关注的是个人成长以及通过努力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就。以《青春有你2》为例，节目组将主题定义为“X”，包含着无限可能的概念。早在“超女”时代，中性风选手已经出现在大众视野，而随着社会思想的不断转变与女性独立意识的逐渐强烈，女性不再被定义或局限在某一领域。节目中，中性风的选手也有了成为偶像女团成员的可能，传统意义上男性居多的Rap领域也出现了非常优秀的女性rapper。粉丝对这些充满无限可能的选手的选择，也是对自己急需被认可的情感需求的选择。学者杨玲认为“粉丝”是“过度的消费者”，具有一定狂热性③。随着粉丝社群的不断集中和扩大，其文化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起来。在公演现场发放手幅、为偶像打榜赢得LED屏宣传位等有组织有纪律的应援活动屡见不鲜。粉丝文化在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节目通过与粉丝的互动，洞察粉丝的需求与行为欲望，通过节目内容、衍生产品与其进行交流，而粉丝通过应援、控评等方式为节目及选手带来热度，提升其商业价值。一定意义上来说，养成类选秀综艺是制作方、偶像、粉丝团体共同完成的艺术产品。

自从凤凰卫视2002年推出王牌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受到不同阶层观众的喜爱，各大电视台陆续推出了《大家》、《名人面对面》、《可凡倾听》、《超级访问》、《静距离》、《天下女人》、《背后的故事》、《咏乐汇》等访谈节目,其它访谈节目大概有几十上百个，其中就不乏许多滥竽充数之辈。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访谈节目都是布置成一个演播厅中间一个摆沙发，主持人和嘉宾坐在沙发上就此展开对话，谈话的内容也多围绕在嘉宾小时候的童年，成年后的经历，工作和感情等等方面展开，采取主持人引入并提出问题嘉宾回答话题的模式，有的访谈节目到高潮处还不忘主持人配合嘉宾泪眼婆娑一把，以此来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导致网上最近在流传这么一说：“嘉宾说的无非还是那些重复过八百遍的话。假如把这些话录下来，配上钢琴伴奏就是《艺术人生》加点VCR和画外音就是《鲁豫有约》，而撒上点油盐酱醋再配上一个话痨主持人就是《咏乐汇》。”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在几个不同的访谈节目看到同一个嘉宾甚至于嘉宾说出的话都大同小异。这就是因为一个访谈节目红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块香饽饽，于是你我都跟风来做访谈节目，但嘉宾访谈来访谈去也就那样一个两个，导致了访谈嘉宾访谈内容的大量重复，使观众看来看去也都是相同几个人说着相同的话，从而失去了对访谈节目的兴趣。

相信谁都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红遍中国人尽皆知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它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平民选秀”节目，它借用了《美国偶像》经营模式，在普通平民寻找大众明星,只要你爱唱歌就有可能成为“Superstar”,在节目中不乏加入了一些身世曲折家境凄惨的背后的故事，让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哭一起笑，05年的超级女声不仅成就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这样一批家喻户晓的平民偶像，电视台依靠短信投票狠狠的赚了一笔。这是因为这样的节目效应，06年“梦想中国”、“我行我show”、“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等选秀活动的轮番轰炸，选秀热排山倒海似的朝观众涌来，只要一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每个选秀选手都在电视前诉说着自己的悲惨故事，而且短信投票的方式商业味太浓，什么黑幕复活等等都是为增加收视率的炒作手段，不禁使得观众审美疲劳产生厌烦情绪，对选秀节目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

当选秀节目能够再代表“平民品牌”引起观众的兴趣后，各地方电视台又纷纷兴起了一股“麦霸潮”。浙江卫视率先推出了“平民唱歌”节目《我爱记歌词》，只要求选手记准歌词，不要求唱功，当这档节目在观众中产生热烈反响成为该台的王牌节目后，其它地方卫视紧随其后纷纷推出了类似节目，如湖南卫视的《我爱麦克风》，江苏卫视的《谁敢来唱歌》，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山东卫视的《先声夺人》等等，瞬间电视荧屏上又兴起了新一轮的“麦霸潮”。这几类麦霸节目形式基本相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场大众平民的“卡拉OK”，不要求你具有多么专业的唱功和技巧，只要你爱唱想唱有勇气唱你就可以参与到这场“全民麦霸”中来。于是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机随处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群人在一起忘我演唱的情景。

纵观电视媒体近几年的近况，可以看到大量雷同重复的节目类型充斥在我们的周围，一波“访谈热”还未平息，有兴起新一轮的“选秀热”和“麦霸潮”。这不仅使观众感到严重的审美疲劳也导致了节目资源的浪费，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独具一格新颖的电视节目，而不是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充斥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节目。电视媒体怎样才能摆脱“跟风”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电视媒体真正摆脱了这种“跟风”潮流，我国的电视事业才得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西方音乐的大量传入，流行音乐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的注意力，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却正进入寒冬：听众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民族音乐品种后继无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唱片业也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歌唱类电视选秀节目却异军突起，借助流行音乐这一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形式，从《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到《超级女声》，从《中国好声音》到《我是歌手》，为中国的流行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虽然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冰火两重天”，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中国民族音乐正在以新的形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

要梳理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民族音乐。根据肖常纬所著的《中国民族音乐概述》中的定义：“从广义上讲，一个民族在自身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全部音乐就是该民族的民族音乐……狭义的民族音乐则专指传统音乐。”①可见，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情感；通过民歌、民族器乐、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将风俗、文化、历史等知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获取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轻易便可海量试听、下载各种音乐，所以中国民族音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文化传承功能被弱化，导致大众需求不足。以往的民族音乐大多是在传承文化知识的背景下被传承下来的，例如仪式音乐，都是为了传承仪式知识而存在的，当很多传统仪式被现代习俗取代后，仪式音乐也就失去了传承的功能。所以民族音乐正在逐渐被边缘化。二是表现形式老化，不容易被年轻群体接受。例如，在传统的戏曲中，单调的布景、又慢又长的唱腔等，对于在当前快餐文化时代下受浸染的年轻一代受众来说，这些传统音乐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三是传承形式的单一。很多民族音乐种类都是以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这在互联网极其发达的时代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中国的民族音乐正在被流行文化、快餐文化挤占着生存空间。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这轮文化较量中做出反思，开始让民族音乐和现代的表现形式接轨、和市场接轨，特别是在近年来异常火爆的歌唱类电视选秀节目中，越来越多人将民族音乐带到其中，让民族音乐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重新赢得大众的喜爱。

二、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

现代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秀”是从英文单词Show音译过来的，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这一单词是这样解释的：作动词时，有Letsomebodyseesomething（即“让某人看”）和Forpublictosee（即“让公众看”）等意思；作名词时，则有Entertainment（即“娱乐”）等含义。中国电视节目中的“选秀”则有“挑选优秀”的意思，而这种“选秀”节目就是一种真人秀。所以笔者认为，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就是以歌唱为节目内容，通过电视平台播出选手进行表演以娱乐电视观众的节目，其突出的是“真”，重点则在“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开端以及第一档歌唱类选秀节目《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开播，是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雏形期。2004年是中国电视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的一个里程碑年度，从《超级女声》开始，我国电视歌唱类选秀节目便一发不可收拾，《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一直到2007年，这三年可以看作中国歌唱类电视选秀节目的黄金时期。从2007年开始，各类电视台盲目跟风，推出了各种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甚至粗制滥造，为搏眼球不计下限。由于播出时间的限制、内容形式的雷同等方面的原因，加之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等真人秀节目的外部夹击，歌唱类选秀节目步入调整期。直到2012年夏天，由灿星公司制作、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这档从荷兰引进的节目以“不看外表、只听声音”的“盲选”机制瞬间吸引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目光，从“盲选”到“冠军之夜”，再到全国巡演，《中国好声音》不仅打造了一个草根变明星的童话故事，更打造了一条相对成熟的造星全产业链。此时，作为具有多年真人秀播出经验的湖南卫视也不示弱，引进了韩国MBC电视台的《我是歌手》，主打明星歌唱真人秀，以专家点评、大众评分的方式，让普通观众评判明星演唱，这让观众互动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节目配以高水准的编曲与配乐、电影般的精致剪辑，让观众不禁大呼过瘾。这期间也有像主打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类似《我是歌手》的《中国之星》等歌唱类真人秀节目，以精良的制作、较高的音乐水准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歌唱类真人秀节目中的音乐风格经历了从普通流行歌曲到多元化曲风的变迁，特别是其中对民族音乐的挖掘、改编，不仅让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火了，更让中国民族音乐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阈。

三、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在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电视媒体跟风魔术

论文摘要：随着“魔术热”的兴起，电视媒体又进入“魔术时代”。电视媒体的“跟风潮流”何时能够平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期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标题为“内地电视台集体跟风进入魔术时代”，“据《北京日报》报道，台湾魔术师刘谦在今年央视春晚上凭借8分钟的近景魔术迅速走红，安徽卫视、湖南卫视、东南卫视不惜花巨资打造魔术综艺节目。内地荧屏在春晚后集体进入了”魔术时代。看看各卫视的节目安排变可以看到，湖南卫视每周日19：35播出《金牌魔术团》，特色：以选手参赛的模式进行，由刘谦和三位专业评委对每位参与者进行指导、点评。安徽卫视每周五21：30播出《星光魔范生》，特色：邀请国际顶级魔术大师和大牌明星加盟。东南卫视5月2日起每周六20：20播出《全民大魔竞》，特色：以平民魔术为主，邀请明星加盟，并将在多个城市中选拔魔术师。就甚至连中国电视界的“老大哥”央视也也要加入这场“魔术大战”，宣布从5月1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推出首档魔术节目《魔法奇迹》，于每周六、日21：43至21：53播出。节目采用播出季方式，本季持续至7月，节目将以近景魔术表演为主要展现方式，以主持人、嘉宾和观众的互动全景展示魔术世界。看到这些不禁使我们深思，为什么内地电视媒体流行“跟风”？当发掘到一个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大家就会一哄而上。电视媒体的这种“跟风”潮流从近几年的访谈热，选秀潮、真人秀、麦霸潮这诸多的例子中就可初见端倪。

自从凤凰卫视2002年推出王牌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受到不同阶层观众的喜爱，各大电视台陆续推出了《大家》、《名人面对面》、《可凡倾听》、《超级访问》、《静距离》、《天下女人》、《背后的故事》、《咏乐汇》等访谈节目,其它访谈节目大概有几十上百个，其中就不乏许多滥竽充数之辈。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访谈节目都是布置成一个演播厅中间一个摆沙发，主持人和嘉宾坐在沙发上就此展开对话，谈话的内容也多围绕在嘉宾小时候的童年，成年后的经历，工作和感情等等方面展开，采取主持人引入并提出问题嘉宾回答话题的模式，有的访谈节目到高潮处还不忘主持人配合嘉宾泪眼婆娑一把，以此来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导致网上最近在流传这么一说：“嘉宾说的无非还是那些重复过八百遍的话。假如把这些话录下来，配上钢琴伴奏就是《艺术人生》加点VCR和画外音就是《鲁豫有约》，而撒上点油盐酱醋再配上一个话痨主持人就是《咏乐汇》。”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在几个不同的访谈节目看到同一个嘉宾甚至于嘉宾说出的话都大同小异。这就是因为一个访谈节目红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块香饽饽，于是你我都跟风来做访谈节目，但嘉宾访谈来访谈去也就那样一个两个，导致了访谈嘉宾访谈内容的大量重复，使观众看来看去也都是相同几个人说着相同的话，从而失去了对访谈节目的兴趣。公务员之家

相信谁都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红遍中国人尽皆知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它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平民选秀”节目，它借用了《美国偶像》经营模式，在普通平民寻找大众明星,只要你爱唱歌就有可能成为“Superstar”,在节目中不乏加入了一些身世曲折家境凄惨的背后的故事，让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哭一起笑，05年的超级女声不仅成就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这样一批家喻户晓的平民偶像，电视台依靠短信投票狠狠的赚了一笔。这是因为这样的节目效应，06年“梦想中国”、“我行我show”、“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等选秀活动的轮番轰炸，选秀热排山倒海似的朝观众涌来，只要一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每个选秀选手都在电视前诉说着自己的悲惨故事，而且短信投票的方式商业味太浓，什么黑幕复活等等都是为增加收视率的炒作手段，不禁使得观众审美疲劳产生厌烦情绪，对选秀节目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当选秀节目能够再代表“平民品牌”引起观众的兴趣后，各地方电视台又纷纷兴起了一股“麦霸潮”。浙江卫视率先推出了“平民唱歌”节目《我爱记歌词》，只要求选手记准歌词，不要求唱功，当这档节目在观众中产生热烈反响成为该台的王牌节目后，其它地方卫视紧随其后纷纷推出了类似节目，如湖南卫视的《我爱麦克风》，江苏卫视的《谁敢来唱歌》，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山东卫视的《先声夺人》等等，瞬间电视荧屏上又兴起了新一轮的“麦霸潮”。这几类麦霸节目形式基本相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场大众平民的“卡拉OK”，不要求你具有多么专业的唱功和技巧，只要你爱唱想唱有勇气唱你就可以参与到这场“全民麦霸”中来。于是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机随处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群人在一起忘我演唱的情景。

纵观电视媒体近几年的近况，可以看到大量雷同重复的节目类型充斥在我们的周围，一波“访谈热”还未平息，有兴起新一轮的“选秀热”和“麦霸潮”。这不仅使观众感到严重的审美疲劳也导致了节目资源的浪费，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独具一格新颖的电视节目，而不是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充斥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节目。电视媒体怎样才能摆脱“跟风”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电视媒体真正摆脱了这种“跟风”潮流，我国的电视事业才得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