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范文10篇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到对西州、大食的商业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充分反映了西夏对丝路贸易的重视。丝绸之路是沟通我国和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的友谊之路。它的开辟和发展，促进了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西夏自占据河西走廊之后，便控制了丝绸之路东段。在其二百多年的经营中，丝绸之路在西夏的社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夏长期与宋、辽、金并肩而立，西南有吐蕃，西方有回鹘，关系错综复杂，各民族、各政权间的交往，多数要经过西夏，而西夏与这些民族、政权间的交往最为方便，不必经过第三者境土。在西夏存在的两个世纪中，西域与中原的交往，要么假道西夏，走传统的便捷的交通大道；要么绕行他国，走其它险道。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西夏可以直接与西域、中原进行商贸往来，也可以通过收取过往商旅商税，充实国力。西夏钱币在宁夏地区、甘肃河西地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及陕西西部的大量出土，也进一步印证了西夏与宋、辽、金及西域诸国繁荣的商业贸易。西夏占据着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其对外贸易不仅仅是与宋，而是对周边的辽、金、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并且，西夏与各国的贸易，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转手贸易。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回鹘、大食是两个重要的贸易对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关回鹘、大食与之在经济、行政、文化方面的条文。如：“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中医人、向导、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可见当时西夏与大食、回鹘在贸易上的往来。金世宗提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业”金国认为日生活用品换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划算，其实所谓“珠玉”是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而来，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并非产自西夏，西夏只是转手贸易而已，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大食国盛产珠玉等宝物，而西夏是其宝物向东贩运的必经之路，其路线是入西夏，经沙洲，过河西走廊，在进入中原。起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虽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国家通过海路到中原进行贸易，但西域各国尤其是回鹘还是频繁的与西夏交易。为了保证转手贸易与回鹘、大食等邻近西域国家双边经济贸易畅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西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贸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规定“大食、西州回鹘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马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此方才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我国人往使他国时，不许不过局分出超摧驮、人”，“他国为使已出，若盗窃其持载所买卖物时当比偷、强盗伤人物数量罪状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边上有卖处，对盗敌国人卖者，依在外盗法判断”。

西夏在对外贸易中严格规定关于税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拿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告秦索税、官卖本物行国法、穿上畜税、卖价去量不纳租、缔结以外不拿租、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畜物逼换、媒人弃其价不纳税、寻求免税供上需谎两区、水谁管未语共著、能顶领薄那租、官验等买卖”多是有关买卖税收的条款，可惜条文已经残失。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条目的名称，但通过《天盛律令》中其它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在税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可见西夏在对税收方面十分重视，并实行在对外贸易交易中抽取商税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此时，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西夏贸易中的主要部分。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天盛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天盛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爭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系夏越来越感受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见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更是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

对外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双方获利，与此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防止于己不利的贸易交易，因此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专卖专营，如：盐、茶、酒、矿物等物品。对国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利益，还是对战时物资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盛律令》除钱币、兵器、牛、马、骆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骆驼、马、无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西夏上奏文书的研究是西夏文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书又是西夏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也影射和体现了西夏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就其积极性而言，官僚制度追求的理性、效率原则无不体现在文书制度上，就其史料性而言，通过官文书了解当时的官僚制度是一个很直接的路径。”（注：孟宪实．略论高昌上奏文书[J].西域研究，2003,(4).）因此，作为一个建都于西北边鄙、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官僚制度组织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到底怎样，可以通过西夏与这些王朝的文书往来关系反映，故很有必要对西夏上奏文书进行归纳、总结和探讨。

一、西夏上奏宋朝文书

（一）西夏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上表和书，现根据史籍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分别是李继迁致宋的上表7次，内容比较完整的只有3次，标题抄录于下：

1.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继迁遣使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摘要：西夏有较为完备的宗教法，且独具特色。西夏法律对佛教、道教加以保护，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西夏宗教法律制度对僧人的封号及对僧人道士的赐衣、试经度僧和度牒进行了规定，西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帝师封号，西夏法律还规定了僧人道士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关键词：西夏；党项；佛教；道教；宗教法

Abstract：TheTangutEmpirehaditswell-improvedandspecialreligiouslaw，whichstressedprotectionofBuddhismandTaoismandlaidoutstrictregulations.ProvisionsconcerningthetitleandgarmentsconferredbytheemperoronmonksandTaoist，convertingtoBuddhismandthecertificateofmonkswerealsoprovidedintheTangutreligiouslaw.ThetitleconferredontheTibetanBuddhistsaintmonkintheXixiadynastywasthefirstoneinChinesehistory.TheTangutlawalsolaidouttherightsandobligationsofmonksandTaoistpriests.

KeyWords：Xixia；Tangut；Buddhism；Taoism；religiouslaw

对于“天”的崇拜是党项人最早的宗教观，随着党项人的内迁，其宗教信仰的内容也不断增加，西夏党项人信奉鬼神，崇尚巫术。至党项人内迁到河西、陇右地区后，佛教开始传播。西夏立国后，统治者推行“以佛治心”的国策，将佛教定为国教，佛教在西夏盛及一时，西夏王权与之紧密结合。同时，西夏也存在道教信仰，但是其影响远不及佛教。西夏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均设置了宗教管理机构。西夏法律有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确立了对于僧道的封号、赐衣、试经度僧和度牒制度，规定了僧道的权利义务。

一、西夏党项人的原始宗教

一、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的教学现状

1、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场地器材现状调查

场地、器材设备是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条件，学校体操教学场地器材情况是决定体操教学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学场地器材设备较差，大多数体操教学内容无法正常开展。

2、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育师资现状调查

调查显示，银川市西夏区中小学体育教师随年龄增长所占比例逐渐下降，63%的体育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教师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男女师资比例失衡，男教师占到80%，女教师只占20%，体操专业老师仅占到10%，有的中学就没有体操专业老师。这说明中学体育教师认同体操对中学生的锻炼价值，认为在中学开展体操教学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在被调查中发现，有60%的教师表示“希望”在体育课中开展体操教学，以促进学生身心的和谐健康发展。

3、银川市西夏区中学体操教材执行情况调查

内容提要：宋夏之间长期存在着走私贸易。走私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以横山为界的宋夏边界。走私者包括商人、西夏的外交官员、宋朝的沿边官吏、边防士兵、沿边属户等。走私的商品包括马匹、食盐、武器、货币、人口等。走私活动在西夏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走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西夏经济欠发达，对宋朝的经济依赖性很强；宋朝关闭榷场等正常贸易的渠道，吏促进了走私活动的盛行；自隋唐以来，南北经济互相交通，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政治上人为的分割并不能切断南北之间经济上的联系。

关键词：北宋西夏走私

关于宋夏之间合法贸易的情形，学者论述较详细。吴天墀《西夏史稿》第四章简略介绍了宋夏之间正常贸易的情形，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对这一问题给予更详尽的探讨，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稿》一书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提供的有关资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并附带提及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情况。①但以上诸家对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或未论述，或语焉不详。有关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材料并不多，但就问题的重要性而言，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对宋夏双方，尤其对西夏的政治经济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拟根据现有的材料来探讨宋夏之间走私贸易的情形，希望对宋夏贸易问题的论述有所补充。

一、宋夏之间的正常贸易

从时间上考察，宋、夏之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西夏王朝后期同南宋几不接壤，双方贸易很少，这一时期西夏主要同金进行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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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这一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的基本史实，把握民族政权并立这一特殊时代的基本脉络。

通过学习和思考本课所叙述的各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和战关系，认识到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主流，正确认识澶渊之盟、宋金议和对民族和平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辩证地认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习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更正确地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教材分析】

本课内容从10世纪初契丹国建立到12世纪中叶宋金和议，大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政权关系相对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可分两个阶段去把握，第一个阶段：辽、西夏和北宋的并立时期;第二个阶段：金与南宋的对峙时期。

［摘要］本文对发表于2001年的《历代状元知多少》一文所提供的历代状元统计数进行了补充修正，历代应有状元总数原为886人，现为914人；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原为674人，现为682人；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原为507人，现为531人。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宋元以前铜是最主要的币材，而宋元以后，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与白银相辅而行。宋元时期，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有鉴于此，学术界对宋元时期白银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在北方丝路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一

北宋时期的北方丝路贸易，对宋朝来说，主要贸易对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权、西州回鹘、于阗、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贸易方式则有贡赐贸易、榷场贸易、民间贸易等。在宋与上述各地间各种方式的贸易中，我们都发现，有白银侧身于其间。

首先，在宋朝与各政权间的贡市贸易中，白银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赐。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遣使罗面于多等入贡，宋朝"给还其值……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击败于阗后，继承于阗与北宋的贸易关系，在熙宁年间以后，"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lán＠②衣、金带、器币"。（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里的"器币"中，当包括白银。又如天圣年间1023-1032），甘州回鹘一年一贡，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国》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次之，在宋政府买马及宋夏间的贸易中，白银被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在买马方面，北宋"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从西北买入马匹，主要使用的是银和绢，宋初在陕西设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还令"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买马主要用茶，但也不时参用银绢。元丰四年（1081）北宋政府规定："每马一匹，支茶一砣，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以银、绸、绢及现钱贴支"，（注：《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六。）与买马相关联，宋夏间的贸易中，也有白银参与，范仲淹在总结宋夏贸易时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赵元昊书》。）

除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之外，在北宋与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诸政权、大食、拂＠①等等之间，纯粹民间商人间的交换也大量存在。如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齐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直至绍圣（1094-1098）中，还出现了由于"于阗、大食、拂＠①等国贡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员"惮于供赉"，"限二岁一进"的情况，但宋王朝为了"来远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权"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条史料说明，东来的人员中，有的是正式的贡使，他们持有官方文书，但也有大量无官方文书的民间商人同行。他们历尽艰辛，将西方商品运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内与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有时因为"不售"，才转而卖给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够的银绢，或者境内香药等充斥，价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将不许入贡，拒绝购买。此时，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则又将所运来的商品卖给中国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暂时留居中国，将香药等存放起来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有的回鹘商人"间因乳香入贡散而至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的情况。（注：《宋史》，卷490，《外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