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案范文10篇

「摘要」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人权保护和治理政府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也留下了五大缺憾：一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含义不明。二是修正案的个别规定错误。三是修正案内容缺省。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修改方法的民主性、透明度、程序性。五是注意宪法的落实，防止小法改大法。

「关键词」2004年；宪法修正案；缺憾；宪政

2004年9月21日凌晨4点，一只蚊子惊醒了我的清梦。我起来摘下我的眼罩，打开所有的灯，与这只蚊子进行了一场我失鲜血它丧命的战争。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争。

人权是神圣的、天赋的。但有时候，一个人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句话、一个批示有可能严重侵犯你的人权。这时，你必须战斗！

所以，法律和法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权保护，是治理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杰弗逊才告诉我们：“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应该说，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人权保护和治理政府等方面有巨大的进步。但也留下了五大缺憾：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恐怖主义犯罪的新发展趋势，加大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我国在2015年就正式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它其中对恐怖主义犯罪作出了相应规定，并对已有罪名进行了修改，新增加的罪名内容相当丰富，让《刑九》成为我国新时期法制改革亮点之一。在《刑九》中，有关恐怖犯罪的修改内容就特别注重了对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处罚范围的扩大化以及处罚程度的严厉化。同时它也实现了对帮助犯的正犯化、对预备罪的既遂化以及构成要件的交叉化。总的来说，此次对《刑九》的修正是相当全面到位的。

一、《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丰富化

在全面革新的《刑九》中，就基于5个条文对当前的恐怖主义犯罪作出了相关规定，它们分别为第5、6、7、38和40条。客观讲，它实现了我国刑法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规范化，专门针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犯罪活动，也迎合当前恐怖活动犯罪的多样化、频繁化、隐蔽化发展趋势。下文就对《刑九》中的相关立法规定丰富化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一）对财产刑的增加在修正案的第5条中专门对当前有组织、有领导的“正规化”恐怖组织犯罪活动进行了法定量刑修正，在恐怖犯罪中还增加了财产刑，它表示需要在定罪后没收犯罪当事人财产，并处以一定罚金。（二）对行为方式的扩大新修正案的第6条专门对资助恐怖活动犯罪作出了调整，改为“帮助恐怖活动罪”。它是在原有物资资助基础上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了在本罪基础上的另外两种行为方式：它们分别为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行为犯罪和恐怖活动组织培训招募及运送人员行为犯罪。所以说在《刑九》中对恐怖犯罪的行为定罪范围是有所扩大的。（三）对罪名的增加在《刑九》的第7条中就又新增了5条有关多个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它们分别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宣扬恐怖极端主义、煽动情绪犯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犯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犯罪以及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犯罪。这5条都是极具煽动情绪的，具有相当的法律实施破坏作用，因此为这些行为定罪是极其必要的。（四）对关联行为的增加在《刑九》的第38条同样作出修正，对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行为与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行为一并作为犯罪行为处理。这条修正也说明政府对恐怖犯罪的关联行为范围有所扩大，定罪更加严格，要视情况严重行为而定，它们被定罪为恐怖主义犯罪、间谍犯罪或者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等等。而在《刑九》的第40条修正中，则明确了涉恐类偷越国家边境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在《刑九》以后被赋予了法定刑升格条件，通常情况下可判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做罚金处罚。

二、《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规定特点

新的《刑九》在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范围都有所扩大，比如其中所增加的第120-6条和120-4条就分别提出了危险犯定罪处罚和恐怖活动犯罪构成要件两大行为模式，它们扩大了对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在《刑九》中也对恐怖犯罪行为及其预备行为的正犯化作出了说明，新行为背景下的新增法条件将不再适用于刑法总则，而是专门针对预备犯和帮助犯进行适当处罚。从整体来看，《刑九》的推出对恐怖活动犯罪本身的规定修改与条件增加都非常到位，它不但加大了对恐怖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也扩大了打击范围，增加了刑法处罚情形下，对恐怖犯罪罪犯死刑的适用性。就这一点来讲它也体现出了刑法的谦抑性，这正迎合了当前我国希望学习海外国家，减少死刑罪名并严控死刑犯罪名额的基本刑法发展趋势。最后，《刑九》的推出还希望以对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的拟制为行为范例，结合法律评价角度分析社会的危险性及预备行为过程。同时希望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与危险程度进行分析，对比恐怖犯罪与一般犯罪的预备行为法益侵害程度。结果十分明显，恐怖犯罪的可惩罚性更高，法律对它的否定性评价也更深，它体现了国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严惩力度，其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符合构成要件行为范围也是一种扩大。

三、《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趋势

本文作者：庄乾龙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与其他犯罪相比，经济犯罪有其发生的特殊机理，有着以利益为导向的特殊发生规律。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既不是最主要的手段，也不是唯一手段。“经济刑法具有补充性、二次性，经济刑法是对第一次规范(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1〕经济刑法中的术语应该严格于其他经济法规范文件中的术语。蒂德曼承认，“在法律后果上，刑法根本有别于其他法律领域，刑法制裁是可罚行为的一般法律后果，而无须考虑该行为的其他法律后果，在其他法律部门，可罚行为的恶害程度只是由其公正性要求来判定。”〔2〕“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例证，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以次充好’就不同于《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的‘以次充好’，前者的范围应该更宽泛，包括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等冒充普通产品的行为，否则就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定罪处罚。”〔3〕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立法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通过修正案的方式纠正以往立法对其过度关注造成的不利影响。刑法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代表着或预示着未来经济刑法的走向。研究这一立法动向有助于认清其立法发展规律，总结有益经验，发现其不足。这对完善经济犯罪立法甚至整个刑事立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表象概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之修正

我国刑法典将经济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所涉罪名达100多个，占刑法总罪名的1/4。可以说，经济刑法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4〕从该章所处刑法典序列看，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在我国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修正案以其权威性与及时性应对着经济犯罪的变化。以下就历年修正案关于对经济犯罪的修正内容做一图表分解式的说明。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我国连续八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从修正时间上看，时间间隔较短，一般间隔两年，时间最长者间隔三年，时间短者间隔一年，甚至一年连续颁布两部修正案，修正频率较高。从修正罪名上看，经济犯罪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修正案对经济犯罪的修正表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首先，采取两种修改方式。其一是修改罪名的方式;其二是增加罪名的方式。从涉及罪名数量上看，修改罪名数量明显多于新增罪名数量，但新增罪名呈逐次增加趋势。修正案(一)修改罪名7个，增加罪名1个;修正案(二)未增改罪名;修正案(三)修改罪名1个;修正案(四)修改罪名4个;修正案(五)修改罪名1个，新增罪名1个;修正案(六)修改罪名8个，新增罪名5个;修正案(七)修改罪名4个，新增罪名2个;修正案(八)修改罪名19个，新增罪名3个。修正案共计修改罪名次数64次，除去重复修正罪名，修改罪名61个，新增罪名12个。如果将拆解罪名加上，共有新罪名13个，涉及74个罪名，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总数的69%。修正案对本章节修正罪名之多、关注程度之高位居刑法各章之首。修正案罪名的过快增加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并且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法律干预的有限性。〔5〕因为“法律理论中的理想‘法律秩序’对于真正的经济行为世界等于零，因为两者处在不同的水准上，一个是在‘应有’的理想世界，另一个则在‘实有’的现实世界。……‘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6〕其次，从修正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修正:罪名、罪状、法定刑。第一，罪名的修正。八次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数个罪名，新增罪名属于重要的犯罪化方式之一。除新增罪名，对原有罪名的修正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对于能够涵盖原来行为的，不修改罪名，这类罪名一般以较为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如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等。另一类罪名相对较具体，随着罪状的扩充，原有罪名不能包含新增行为内容，需对原有罪名进行相应的扩充，如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本罪修改扩充后的罪名变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新增罪名大部分采用了具体描述模式，只有个别新增罪名采用概括模式。但对罪名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修正，都体现出犯罪化的一面，“选择犯罪化的目的，是通过严密法网来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7〕第二，罪状的修正。在修改罪名中，修正案对相关罪名的修改一般采扩充式。扩充罪状目的有二:其一是细化罪名，使得刑法更加明确，周延犯罪的各种情形，增加其可操作性。如在修正“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细化了滥用职权与过失两种犯罪形式。在修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对自买自卖及与他人串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规范，使其外延更周延。其二是扩张犯罪行为方式，严密刑事法网。具体表现为增加犯罪主体、扩充犯罪行为表现方式、取消限制性条件等。如对“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的修改，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张了本罪:一是废除“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目的;二是废除“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将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行为限制条件。又如，1997年刑法第161条“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源自《公司法》(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第212条的规定，〔8〕“而2005年《刑法修正案(六)》第5条修改后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使范围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更有利于公平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9〕第三，法定刑的修正。法定刑修正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提高法定刑，有三种方式。第一是增加从重处罚条款，如强迫交易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种是改定罪条件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如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中，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而在前罪名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中“徇私舞弊”之犯罪动机属于定罪要件，在此将其作为量刑从重处罚条件，实际上是从两个方面加重了对本罪的处罚。首先是取消了“动机”的限制要件，扩大了本罪成立范围;其次是规定了从重处罚条件。第三种是扩充处罚范围，如在洗钱犯罪中，增加了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其二是降低法定刑，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删除较重的刑罚，最为典型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删除。第二种是降低最低法定刑，限制基本刑罚中的最高刑罚，或者取消基本刑罚中的罚金。第三种是提高入罪门槛，间接降低刑罚。如在“用客户账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修改中将“造成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是综合模式，包含提高与降低法定刑两种情形。此种方式集中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改上。以往经济犯罪中的罚金刑大多实行倍比罚金制，因倍比罚金制的固有弊端，修正案采用了非固定数额罚金制，增加了司法可操作性，司法主体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所处时代及实时刑事政策、社会综合情况判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罚金。

二、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修正之两个发展趋势

(一)形式方面:修改方式的集中性到分散性之发展趋势

[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

摘要:在目前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刑法立法的唯一方式。中国刑法修正案的明显入罪化有一定的实践根据，即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同时还面临着技术性犯罪所带来的危害。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刑法动态运作密不可分。从系统论视角下对刑法系统进行分析得知:刑法修正案是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的结果，刑法系统的自我创生具有内外的预设条件，刑法系统具有认知的开放性。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限制及其依据:(一)外部限制:物质能量和渗透选择;(二)内部限制:内在理性与秩序;(三)入罪化过程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刑事政策、功利及政治等外在干预。刑法系统入罪化需要符合刑法系统自身的结构和逻辑，还需要保持与外界环境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提高入罪化的可行性，以更好地应对在转型社会中高发犯罪的挑战。

关键词:系统论;刑法修正案;入罪化;限制;合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立法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可归属到国家重大行为范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胡萨克甚至将该行为定性为与战争行为同等地位［1］5。在目前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刑法立法的唯一方式。1997年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以刑法典为基础，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十个刑法修正案和十三个有关刑法的法律解释。其中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则是有关金融犯罪、药品安全、高空抛掷物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规定的适用［2］。通过观察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不难发现其主要呈现加大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入罪化①的趋势。中国刑法修正案的明显入罪化有一定的实践根据，即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的来临，同时还面临着技术性犯罪所带来的危害。综上所述，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修正刑法的必要性，进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已成必然趋势。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存在质疑，其认为进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功利主义原则相背驰，不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要求，此外也与刑法谦抑原则相冲突［3］。有关刑法规的解释在刑法学领域内有着确切的界定，依据上述理论困境可将其视作为静态存在，而在动态方面则是以人类为主体，贯彻落实人为的、任意的原则，在完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要素。有关刑法系统从客观角度来分析，其又属于一种动态系统，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刑法动态运作密不可分。总而言之，只有将刑法本身与动态运作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最大程度摆脱理论困境的束缚，刑法系统所需的各种要素需要在外界进行获取，其可借助自身动态运作进行实现。将刑法作为一种系统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样也是一种思想实质，是构成内部组成要素的重中之重。本论文旨在突破刑法修正案的理论困境，借助系统论为方法，摆脱刑法修正案入罪化的种种限制，进而赋予刑法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二、刑法修正案入罪化既有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一)中国刑法修正案入罪化与去罪化之争

2003年之春，天灾人祸接连袭来，迫使举国上下都拿起体温计来“吾日三省其身”，也使现行制度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或多或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有待我们进行消毒和治疗。正因为是一场夺命疫病增强了社会的知情权意识，是一件夺命罪案激发了对公民自由以及违宪审查制的迫切诉求，这就理所当然地把政治改革陡然提升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为了平息鼎沸的民愤、为了回应人民的强烈呼吁，新一届党政领导人果断地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来进行补救，并在近日决定立即启动党内民主化和改宪的作业。

关于第四次修改宪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在专业人士中似乎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归纳和概括各种说法，不外乎三类基本的主张∶（1）作为根本规范，宪法应该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不宜轻易变动。（2）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某些修正案内容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仅靠法律规定甚至政策性举措就可以解决相关的事宜，不必写进宪法文本当中。何况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现有的宪法条文未能充分落实，在形式上不断修宪非但于事无补，甚至可能败坏宪法的信誉和权威。因此，与其随便改宪，不如做好宪法解释。（3）不否认宪法有修正的必要性，关键是改什么、怎么改，如果采取“抓芝麻、丢西瓜”的做法回避实质性改宪要求，或者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甚至宣传口号在修正案中的象征性意义就会偏离宪政的轨道。我认为这些主张都很可贵，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和考虑的。

以上意见虽然不同，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宪法的威信，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底线或界限，防止立法机关的任意性。我们不妨以这个共识――至少是法学界的共识――为前提来探讨改宪的有关问题。首先分析主张（2）提出的以宪法解释来取代宪法修订的可能性。在法治发达国家，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进展的确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不得不突破条文的时候才采取制定修正案的方式。因此，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从宪法修正的角度来看，正如主张（1）所说的那样，宪法是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的。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根据现行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宪法，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当然只好采取补充或改变宪法文本的方式来行使宪法解释权。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行制度下区分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线。

既然宪法的发展实际上只剩下修改宪法这一条独木桥，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僵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于是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的现象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运用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如果缺乏某种可操作性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的稳定性、恒久性以及相应的权威性是根本无从保障的――这就涉及主张（3）的思路，如何适当确定这次改宪的内容。

显然，综合上述三种主张的内在涵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强调宪法稳定或者宪法解释，还是考虑宪法修正案的内容，都应该首先建立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何况在孙志刚冤案被揭露之后，已经有三位公民按照法律程序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的有关法规和规章进行违宪审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当局的举措提供了良好契机、营造了有利的氛围。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建立具有某种司法性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此其时也。

其次，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次改宪有可能包括的其他内容。

宪法作为民主制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应运而生的，它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指明了国家的根本道路和发展方向。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部合乎国情、有中国特色、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好宪法。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社会政治、经济日新月异，宪法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不修改，不但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而且也必然影响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使改革具有合宪性，我国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现行宪法作了4次修改。其中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修改内容最多、范围最广、立法水平最高的一次。此次修改宪法没有改变宪法总的架构和基本内容，而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基础下，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理论创新、战略性的根本方针政策反映到宪法中来，把近些年来国家建设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宝贵经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指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说，新的宪法修正案14条几乎每一条都可以让我们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施展和释放创造能力的广阔空间，给我们展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带来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推动社会更快更全面的地进步。随着新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实施，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宪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关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大主张

此次修宪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为执政党按按照自己的面貌领导国家，为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的领导提供了宪法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并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既保持稳定又与时俱进，必将为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书写出新的篇章。

同时，“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只有始终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才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一个“代表”没做到，就要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对于如何来判断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如何监督执政党，也就有了一个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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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确定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党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党章修正案按照中央确定的修改原则和全党同志的愿望，从八个方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成果。

第一，把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党章修正案总纲增写的关于党的*以来的实践进程的内容之中。党章修正案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表述，在总纲增写了一个自然段，集中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及其重大指导作用，这有利于全党同志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第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论述之中。党的*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应地，把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奋斗目标的内容，由“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章修正案把这些重要内容写入了总纲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论述之中，同时还增写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的内容，这有利于全党同志更加自觉地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奋斗。

第三，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了党章修正案总纲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之中。在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些都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把这些写入党章，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把我们在实践中取得并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经过这次修改，我国的宪法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将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

如何深刻领会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进一步确保宪法在本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我认为要抓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立即掀起全民学宪高潮，把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提高宪法意识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一切政党和所有公民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次对宪法所作的修改，都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把组织和带领全民学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采取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重点学习好宪法修正案，把握主要内容，领会精神实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意识，促进宪法的实施。我认为在学习宪法，特别是学习宪法修正案中要把握几个重点：

一是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必须让全民充分认识，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丰富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为推动“三个代表”思想，通过法律形式转变为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法律基础。

十七大代表认为

在党章中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成果符合党情实际符合党心民心

出席党的十七大的各代表团17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时纷纷指出，在党章中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取得的新成果，把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和遵守党章，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党情实际，符合广大党员的意愿。

“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顺应党心、民心，顺应时展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潮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党章的修改，必将指导党的工作打开新局面，创造新境界。”十七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郝鹏说。

“党章修正案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代表说，党的十七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意义重大，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顺应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共同愿望。特别是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同志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代表说，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突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的要求，体现了党员干部、党的各级组织新的要求。党章修正案提出把巡视制、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写入党章，既包含了党组织建设的内容，又包含了干部作风建设的内容，充实完善了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