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范文10篇

摘要：修辞学同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关注修辞学，并不是指增加修辞学知识的教学，而是更强调修辞学的原则、方法以及最新发展对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和指导意义。促进修辞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使之更好地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修辞学；语文教学

修辞学不仅一直是语文教学知识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吕叔湘先生1980年就曾指出：“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要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也就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语言学与文学交界处的学科。”这绝不单单是指在语文教学中增加一些修辞学、风格学的有关知识，更主要的还是强调修辞学的原则、方法以及最新发展对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和指导意义。

一、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与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文”与“道”，即语言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在众多思想教育中首先进行哪方面的教育，修辞学理论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在我国先秦典籍中，《易经·乾卦》中的“修辞立其诚，可以居业也”是关于修辞的最早论述。其中的“修辞”长期以来被解释为“修治文教”，没有跟语言表达直接挂上钩。直到近年来当某些社会现象唤起我们对语言诚信关注的时候，汉语修辞学界对“修辞立其诚”有了新的领悟和解释，指出“立诚”是修辞学的最重要原则，修辞学必须向传统回归。“修辞立其诚”是我国古代修辞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将诚信道德同语言技巧统一起来的“质文统一”的修辞观。这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情欲信，辞欲巧”是完全一致的。“修辞立其诚”向语言表达提出了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底线，它也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诚信，其他健康人格也无从谈起；离开了诚信，我们培养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再强，也是社会所不需要的。虚假的谎言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被揭穿之后其修辞效果就是负效应，是“巧言令色鲜矣仁”。语文课不是思想教育课，又必须渗透思想教育，“修辞立其诚”给语文教学找到了思想教育的基点和起点。

“立诚”原则体现在语文阅读教材的编选上，要求我们要择取那些言之有物、表达真情实感、有教育启迪作用且修辞艺术高超的文章入选，杜绝那些假大空、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作。在作文教学上，叶圣陶先生所倡导的“写话”，就是完全符合“立诚”原则的，这不仅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的需要，而且那些有切身体验、真实感受的东西才是最容易写并且容易取得好的表达效果的。“立诚”原则的“诚”主要指诚信、诚实，也可以作广义理解，包括“忠诚”“真诚”等。“忠诚”是指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现代修辞学（语用学）会话理论的合作原则中有“质”的原则，即说真话；也有礼貌原则，不说伤害对方、刺激对方的话，也就是真诚待人。“立诚”原则可以涵盖这两个方面，在说真话的同时也要注意礼貌。

在中学语文教学理论中，所谓“人文性”和“工具性”常常表现为对语言表达的两种诉求：“人文性”要求文学性强、语言鲜活、富于文采；“工具性”要求文从字顺、逻辑谨严、表达规范。这两种不同的修辞观点早在孔子的言论中就被提出了，那就是“言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和“辞达”（“辞达而已矣”）。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的两分野，即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来区分这两类表达。消极修辞是指以语言表达的明白精确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消极修辞一般要遵循逻辑常规和语法常规，强调字面意义和所表达的意思密切结合。消极修辞是一种基本的、普遍使用的修辞方法，适用于多种语体。积极修辞又称“特殊修辞”“艺术修辞”，指以语言表达的形象、生动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积极修辞一般要突破语言运用的常规，是一种超常规的修辞。它注重人们的体验和感受，往往表达一种字面意义以外的深层意义，多适用于文艺语体。

一、《论修辞》产生的词坛背景与詹安泰的“大词学”观

对于“学词”和“词学”的区分和界定，与胡云翼等词学家的积极倡扬有着密切关系。1930年，胡云翼就在《词学ABC》中特别强调:“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习填词。”［3］这一观念逐渐成为共识。随着《词学小丛书》(胡云翼编)十种等的刊行，现代词学的概念和内涵基本确定。1934年之后，相关以词学命名的论著已逐渐消歇，也较少收录学词的内容。而民国初年词学体系的建构，也正是以学词与词学的分化作为基础的。但学词与词学的区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技法、词藻等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内容，与“明其利病得失”的词学疏离开来。作为《词学季刊》的作者之一，詹安泰当然不会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无异于现代词学诞生的一篇宣言”［4］的文章。但詹安泰显然并不完全赞同将学词与词学判为二事的观念，而是试图建立包含“学词”、并以“学词”为基石的“大词学”体系。他在《词学研究•绪言》中写道:声韵、音律……章句、意格、修辞，俱关作法，稍示途径，庶易命笔。至夫境界、寄托，则精神命脉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词用乃广，词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视。凡此种种，皆为学词所有事。毕此数事，于是乃进而窥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变之迹，以广其学，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复参究古今人之批评、词说，以相发明，以相印证，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为之衡量之，纠核之，俾折衷于至当，以成其为一家言。夫如是，则研究词学之能事至矣，尽矣。［1］9这段论述将词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内在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学词是基础，了解其声韵、音律、谱调、章句、修辞等;其次是广博其学，知源流正变;进而才有可能自成一家之言。主张在了解词体艺术特质的基础上，来研究词学，否则虽穷极繁富，也不过是拾人唾余，难有创获，仍作门外观也。只有建构在对学词、作词有充分体会基础之上的词学，才是詹安泰所期待的“大词学”之完整体系。作为抒情文体样式的代表，艺术审美和文体风格在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詹安泰《词学研究》中“兼论学词，非尽词学”的观点，将“学词”作为“词学”基础的架构方式，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断续离合的“学词”与“词学”关系的再思考，也是授课的需要。只有在了解“学词”之后，学生才能初步掌握词的体制特点，才能深刻感受精微窈曲的词体之美。实际上，龙榆生的《词学十讲》作为创作类课程的讲义，就兼采了这种“大词学”的观念。而詹安泰“大词学”观的形成，也与他富有词创作经验、并已著有《花外集笺注》(完成于1936年)有关，是以文本细读法笺注词集之后的深辨甘苦之论。在詹安泰“大词学”体系的基础———“学词”的研究中，《论修辞》是最为特别、也最具有“总结与开创意义”［1］12的一篇。

二、主情说:“别是一家”的词体修辞论

修辞学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5］，主要研究语言的风格与运用效果，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一般认为，1905年出版的《修词学教科书》(汤振常)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之启蒙;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陈望道)是现代修辞学建立的开端。就词体修辞研究而论，我国古代词体修辞思想集中体现在词话、词选及其批点评注中，各种序跋、书简、题记、诗话、随笔等也散见有词体修辞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宋代苏轼、晁补之的词论［6］。其后如李清照《词论》、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都有许多关于词体修辞的论述。及至明清，南北宋之争纷起，开宗立派，各示津逮，修辞技巧与修辞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成为词话、词论中的核心内容。但词话、词论、词选中的修辞思想，表现出较为零散随意、浑沌模糊的特点。詹安泰第一次引入现代修辞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词体，从语言文本出发，运用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等现代研究方法，对词体修辞现象进行归类、提炼、总结，并且突出词体修辞的主情特征，呈现了与古代词论大异其趣的风貌。《论修辞》开篇就指出词体修辞与其他文体不同，认为词的修辞“微妙难识，繁复难理”，较其他文体更为复杂、婉曲、细腻、深隐。因为词须受调谱、音乐等的限制，而词之缠绵的情感、宛转隐微的心事、吞吞吐吐不欲明言的特质，也决定了词体修辞常有“尤为特异”、难遵常轨［1］130之处。以“主情”作为词体修辞论中最主要的观点。现代修辞学的创始者如陈望道、王易等，都认为修辞应以修饰题旨情境为主，尤其应以情意的修饰为主。王易曾提出，修辞之目的就在于使读者“动情”［7］。詹安泰的词体修辞观接纳了后人对“修辞立其诚”的引申义，蕴含了情意真诚的内核。指出词体情深意曲的艺术特征，正是有赖于修辞的恰当运用才实现的;而读者的会心与作者的用心，也是通过不同的修辞才得以传达。由词的修辞到深究作者的情意，再进而分析词的修辞如何表现作者的情意，成为詹安泰论修辞的主要视角。詹安泰将词体修辞现象分为配置辞位、表现声态、增扩意境、变化本质等四类。由形式至内涵，由字句之辞位到描写声气事状，进而拓展意象与辞料，变化所欲表现之事物之本质，构建出一个立体多维的修辞和审美过程。这种分法，不仅显示出他对修辞技巧的重视，也同样重视修辞中情感、意格、寄托的去处。

“配置辞位”强调字句的配置关系与表情效果，即通过字句叠用、蝉联、排比、回文等传达出幽情深意。如“一霎儿晴，一霎儿雨”(易彦祥《喜迁莺》)，就运用相反排比的修辞来描摹天气多变、若有所失的恍惚感。“表现声态”的修辞，是指通过“呼应式”“敲问式”“告语式”等写法，将抒写对象的情态、声气、意旨再现出来。如“为问行云，谁伴朝朝”(贺铸《摊破浣溪沙》)，以推勘之语来发无理之问，见出孤寂满怀的惆怅。这种修辞现象着眼在如何通过结构的设置，使得人物形象和情感的表达更为逼真、真切、深入。“增扩意境”，则由语言和结构的表层修辞，上升到意境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如“明月明年，此身此夜，知与谁同惜”(刘一止《念奴娇》)，化用苏轼词句，由眼前而想及将来，发浮萍沤迹、聚散无凭之慨，语拙而意深。“变化本质”的修辞现象，以替代、化成等方式变化眼前所咏所感，触物起情，连类无穷，其修辞力量最为突出，尤能感动人心。如鹿虔扆《临江仙》:“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以物类人，细腻低回，悲惋感伤，溢于言外。詹安泰所区分的四种词体修辞现象，其实也是修辞运用的四个高低层次。后一种修辞现象包含有前一种，但又逐次递进，更胜一筹。由字词的位置、结构的呼应，到同一意境的缔构，又由词内之意扩展到言外之意，臻于言此及彼、虚实相生、物我为一的境界。民初词坛，由于对技法的过度推崇而出现了毫无内心的“试帖词”，受到词学家的严厉批评。技术词藻与词心词情似乎成为对立的两极。学词似乎只能是学得其“技术词藻”而已;而富丽精工、深曲多变的修辞手法，也似乎成为词失去“内心”的“元凶”。民初对技巧的自觉反思，使得梦窗词甚至清真词都一度成为众矢之的。詹安泰也将梦窗词之修辞归入“险涩”一类，但并不贬抑其价值，云:“梦窗词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足救滑易之病。”［1］263

认为技术词藻并无损于词心。险涩也并非词体之病，但是如果因为运用险涩之修辞，而至汩没真意，才是“真大病”［1］136。所谓不得内心，但务迷离的词作，是不善于运用修辞技巧，而并非“险涩”修辞本身的毛病，“于修辞之真价，固无或少减也。”指出修辞如果能很好地与情韵相融合，任何一种修辞手法都是可以适得其位的。如评梦窗词句“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的修辞运用格为“化物作人格”。盖“抒写物类而具人之意识、官能者”，表现情态时，与人事全同，而其所意识者亦系人事［1］195。指出梦窗词“化虚为实”的特点，迥异于晚近人评梦窗词所谓“空际转身”、“天光云影”等玄妙之说。稍觉遗憾的是，“变化本质”之修辞法，尤以梦窗词为多，如梦窗咏连理海棠、咏水仙、咏芸草，皆是此类，但詹安泰在此题下并没有举一首梦窗词之例句。就全篇而论，亦仅列吴文英词三处，即“纯一呼应例”的两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1］167均运用鲜明疏快的修辞手法。在“险涩”题下仅列吴文英《澡兰香》(盘丝系腕)。由此可见，詹安泰虽不以险涩为病，但也并不以梦窗词为“险涩”修辞法运用的典范。《论修辞》中，以“主情”说作为评判和论述的基点，将“以诗入词”“以文入词”作为一种修辞现象来看，对其修辞技巧加以总结，不再汲汲于诗、词、文等文体地位的高下之辨。詹安泰认为，诗、词都是抒情文体，诗心词心可通，只要富有情韵，以诗入词，并无不可，仍是“词之正”者。词体修辞之正宗的雅丽派，也正是取资于诗歌丰富的“彩藻”。但是对于以经、史、诸子及其他杂书者入词，詹安泰则不予认可，将其视为“词之变”者。因为以文为词，使得词体之抒情性渐至淡薄，劝惩、义理的内容开始充溢其中，是词体渐趋成熟而渐形变质的表现。由此也可一窥詹安泰对晚近词风的态度。詹安泰回归词之修辞在词之审美及词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而以情意加入修辞，则有效地化解了民国初年词学体系建构时“学词”与“词学”两难兼顾的尴尬和困境，也将词这种抒情文体的修辞特点与其他实用型文体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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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竟日生活于广告的包围圈之中。迄今为止，广告已经是文化空间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相对于小说、电视肥皂剧乃至一首抒情歌曲，广告是一种微型叙事。然而，广告的发表频率极大地弥补了形式的份量；人们的记忆之中，广告所占有的文化份额并不亚于其他文化类别。另一方面，广告是一种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这使广告的亲和力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文化类别。现代社会，商业广告令人们见多识广。即使没有见到实物，人们仍然意识到了丰盛的物质世界。这个意义上，广告扩大了人们想象生活的空间。当然，广告赢得的效果与广告的生产及其发表机制有关。与另一些文化产品相异，广告不仅免费提供，广告所宣传的企业还必须向广告制作者和传播媒介支付制作、发表的费用。企业所期待的是，这一切费用都将在商品的销售之中得到巨额的补偿。

广告的活跃及其无与伦比的复盖面表明，这个符号系统正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个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令人犹豫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公共领域是否可以沿袭哈贝马斯的著名描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人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地结合，理性地讨论种种公共问题，坦率地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甚至具体分析了18世纪西方历史上的文学公共领域--例如沙龙、咖啡馆和宴会--如何成为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然而，现今的公共领域--包括表述公共意见的传播媒介--是否以理性和自由为原则？人们无宁说，公共领域交织了多重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并未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遭受抑制，国家的声音仍然在许多时候主宰了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权力--例如性别、种族、财富、名望以及体现为知识技术的文化资本--仍然此起彼伏，逐鹿中原。按照汉语的字面涵义，"广告"即是广而告之。然而，面向公众发言从来不是毫无限制的事情。发言权决不是无偿的。没有严格的论证和审批，三五个市民或者一些小团体试图相聚于某一个电视频道自由地宣谕他们的理论，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之中，即使私人的交易不再遭受强制性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敞开的场所。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而存在。这打破了大众传播媒介不受限制的自由幻想。例如，商业广告很大程度地支付传播媒介的运作费用，这即是利用财富换取发言权。即使某些广告文辞拙劣，制作粗糙，巨额的广告费仍然可以为它们敲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门。这无疑是经济实力兑换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支配。所以，相对于哈贝马斯的乐观，我更多地想到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的简洁断言："广告本身纯粹是社会权力的展示。"的确，这种权力的号召功能及其集结的隐形社会组织均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广告宣传甚至用女电影明星的特写照片，来标明某些产品的声望，用流行歌曲的曲调，来赞美它们的对象。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到处是同样的广告，到处机械地重复宣传同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甚至采用同样的宣传用语。到处介绍和推广人们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技术、心理状态和经验。到处都宣传奇特的但又是令人信任的，轻松的但又是印象深刻的，富丽堂皇的但又是朴素的范例，以便吸引分散的具有各种各样意见要求的顾客。（2）

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取缔了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空隙。革命领袖意识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主动地占领文化阵地，资产阶级必定会乘虚而入。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互为表里，时刻抵制资产阶级的复辟企图。两大阶级相互交锋的前沿并不存在缓冲地带。因此，从期刊、报纸到广播、电视，阶级搏斗成为首要主题。无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绝对控制。种种自上而下地规定的口号分布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中，成为不可违抗的主导旋律。八十年代开始，阶级搏斗的主题开始后退，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人道主义"、"主体"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见到两条标语替换而产生的感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一面通常刷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白墙突然出现了一句富于人情味的话语："工地施工给行人带来不便，请原谅"。显然，这种话语象征的是，所谓的公共领域正在某种久违的气氛背后隐约浮现。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可以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实话实说"这些标题之下发现这种气氛的残迹。

然而，对于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说来，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并没有持续多久。市场经济的环境再度规劝浪漫的情怀向实际利益屈服。人们迅速地发现，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有待于开发的商业资源--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折价出售的。如今，商业广告的大显身手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找好了买主，顺利实现了收大于支的经济循环。据考，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于1979年1月28日在上海电视台登陆，参桂补酒是这条广告的主角。这不啻于在大众传播媒介宣告商业主题的正式粉墨登场。也许，援引两个数据有助于测算大众传播媒介的不俗价格：1997年，中国企业的广告费为46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5%，而美国同年的广告费为1700亿美元。众多发达国家广告费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率通常都达到2%。（3）当然，商业主题的扩张同时带来了小康的世俗气息。从冰箱、沙发、灯具、眼镜到果冻、葡萄酒、肥皂、洗洁精，大众传播媒介之中的生活渐渐沉入日常用品的表象，殷实祥和，富于家庭气氛；这时，种种形而上学的理念或者风格崇高的美学理想销声匿迹了。谁可以想象，某一个荷戟的猛士威风凛凛地矗立于广告之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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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竟日生活于广告的包围圈之中。迄今为止，广告已经是文化空间最为强大的符号系统之一。相对于小说、电视肥皂剧乃至一首抒情歌曲，广告是一种微型叙事。然而，广告的发表频率极大地弥补了形式的份量；人们的记忆之中，广告所占有的文化份额并不亚于其他文化类别。另一方面，广告是一种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生动，朗朗上口--这使广告的亲和力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文化类别。现代社会，商业广告令人们见多识广。即使没有见到实物，人们仍然意识到了丰盛的物质世界。这个意义上，广告扩大了人们想象生活的空间。当然，广告赢得的效果与广告的生产及其发表机制有关。与另一些文化产品相异，广告不仅免费提供，广告所宣传的企业还必须向广告制作者和传播媒介支付制作、发表的费用。企业所期待的是，这一切费用都将在商品的销售之中得到巨额的补偿。

广告的活跃及其无与伦比的复盖面表明，这个符号系统正在公共领域扮演一个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令人犹豫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公共领域是否可以沿袭哈贝马斯的著名描述。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人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地结合，理性地讨论种种公共问题，坦率地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甚至具体分析了18世纪西方历史上的文学公共领域--例如沙龙、咖啡馆和宴会--如何成为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1）然而，现今的公共领域--包括表述公共意见的传播媒介--是否以理性和自由为原则？人们无宁说，公共领域交织了多重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并未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遭受抑制，国家的声音仍然在许多时候主宰了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权力--例如性别、种族、财富、名望以及体现为知识技术的文化资本--仍然此起彼伏，逐鹿中原。按照汉语的字面涵义，"广告"即是广而告之。然而，面向公众发言从来不是毫无限制的事情。发言权决不是无偿的。没有严格的论证和审批，三五个市民或者一些小团体试图相聚于某一个电视频道自由地宣谕他们的理论，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之中，即使私人的交易不再遭受强制性的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仍然不是一个完全敞开的场所。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而存在。这打破了大众传播媒介不受限制的自由幻想。例如，商业广告很大程度地支付传播媒介的运作费用，这即是利用财富换取发言权。即使某些广告文辞拙劣，制作粗糙，巨额的广告费仍然可以为它们敲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大门。这无疑是经济实力兑换的权力对于公共领域的支配。所以，相对于哈贝马斯的乐观，我更多地想到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的简洁断言："广告本身纯粹是社会权力的展示。"的确，这种权力的号召功能及其集结的隐形社会组织均是不可低估的：

……今天，广告宣传甚至用女电影明星的特写照片，来标明某些产品的声望，用流行歌曲的曲调，来赞美它们的对象。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到处是同样的广告，到处机械地重复宣传同样的文化工业产品，甚至采用同样的宣传用语。到处介绍和推广人们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技术、心理状态和经验。到处都宣传奇特的但又是令人信任的，轻松的但又是印象深刻的，富丽堂皇的但又是朴素的范例，以便吸引分散的具有各种各样意见要求的顾客。（2）

20世纪下半叶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取缔了称之为公共领域的空隙。革命领袖意识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主动地占领文化阵地，资产阶级必定会乘虚而入。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与新兴的无产阶级互为表里，时刻抵制资产阶级的复辟企图。两大阶级相互交锋的前沿并不存在缓冲地带。因此，从期刊、报纸到广播、电视，阶级搏斗成为首要主题。无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绝对控制。种种自上而下地规定的口号分布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中，成为不可违抗的主导旋律。八十年代开始，阶级搏斗的主题开始后退，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人道主义"、"主体"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见到两条标语替换而产生的感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一面通常刷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白墙突然出现了一句富于人情味的话语："工地施工给行人带来不便，请原谅"。显然，这种话语象征的是，所谓的公共领域正在某种久违的气氛背后隐约浮现。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可以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实话实说"这些标题之下发现这种气氛的残迹。[page_break]

然而，对于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说来，这些温情脉脉的理念并没有持续多久。市场经济的环境再度规劝浪漫的情怀向实际利益屈服。人们迅速地发现，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有待于开发的商业资源--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折价出售的。如今，商业广告的大显身手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找好了买主，顺利实现了收大于支的经济循环。据考，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于1979年1月28日在上海电视台登陆，参桂补酒是这条广告的主角。这不啻于在大众传播媒介宣告商业主题的正式粉墨登场。也许，援引两个数据有助于测算大众传播媒介的不俗价格：1997年，中国企业的广告费为46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5%，而美国同年的广告费为1700亿美元。众多发达国家广告费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率通常都达到2%。（3）当然，商业主题的扩张同时带来了小康的世俗气息。从冰箱、沙发、灯具、眼镜到果冻、葡萄酒、肥皂、洗洁精，大众传播媒介之中的生活渐渐沉入日常用品的表象，殷实祥和，富于家庭气氛；这时，种种形而上学的理念或者风格崇高的美学理想销声匿迹了。谁可以想象，某一个荷戟的猛士威风凛凛地矗立于广告之间呢？

摘要：修辞学同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关注修辞学，并不是指增加修辞学知识的教学，而是更强调修辞学的原则、方法以及最新发展对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和指导意义。促进修辞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使之更好地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修辞学；语文教学

修辞学同中学语文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上个世纪50年代张志公先生主编的《汉语》课本第六册中专设了“修辞”一编，开启了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系统讲授修辞学知识的先河。

修辞学不仅一直是语文教学知识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吕叔湘先生1980年就曾指出：“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要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也就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语言学与文学交界处的学科。”［1］这绝不单单是指在语文教学中增加一些修辞学、风格学的有关知识，更主要的还是强调修辞学的原则、方法以及最新发展对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和指导意义。

一

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与研究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文”与“道”，即语言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在众多思想教育中首先进行哪方面的教育，修辞学理论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在我国先秦典籍中，《易经·乾卦》中的“修辞立其诚，可以居业也”是关于修辞的最早论述。其中的“修辞”长期以来被解释为“修治文教”，没有跟语言表达直接挂上钩。直到近年来当某些社会现象唤起我们对语言诚信关注的时候，汉语修辞学界对“修辞立其诚”有了新的领悟和解释，指出“立诚”是修辞学的最重要原则，修辞学必须向传统回归。“修辞立其诚”是我国古代修辞学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将诚信道德同语言技巧统一起来的“质文统一”的修辞观。这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无信不立”“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情欲信，辞欲巧”是完全一致的。“修辞立其诚”向语言表达提出了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底线，它也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诚信，其他健康人格也无从谈起；离开了诚信，我们培养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再强，也是社会所不需要的。虚假的谎言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被揭穿之后其修辞效果就是负效应，是“巧言令色鲜矣仁”。语文课不是思想教育课，又必须渗透思想教育，“修辞立其诚”给语文教学找到了思想教育的基点和起点。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摘要：修辞普遍涵化于语言交流及文字表述，修辞教学无疑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本文从语文及修辞的概念入手，就修辞的分类以其在中学教学中的效用进行阐释，希望能对中学语文的修辞教学有所补益。

关键词：语文；修辞；中学教学

一、语文及修辞的内涵

语文，顾其名而思其义，“语者，言也；文者，书也”，通俗地讲，即口头语与书面语。修辞学不仅是语文知识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对语文教学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吕叔湘曾经说过：“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要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也就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语言学与文学交界处的学科。”在培养学生此类素质与能力的过程中，修辞学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过目前中学教学界对修辞的概念往往含混不清，往往将修辞简单地与修辞格等同，下文拟就修辞的概念扼要解释。“修辞”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易经•乾卦》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此语的含义就是修饰其话语（包含言辞及文辞）需立于诚、信之上，如此方可居守其功业。古人这种“质文统一”的修辞观是需要我们学习与继承的，中学的语文修辞教学不能忘其本宗，这种语言表达的基础要求和道德底线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

二、修辞的分类

现代修辞学中修辞的含义由上述概念发展演变而来，但如上文所论，当今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往往将修辞与修辞格简单同一，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往往会误导学生。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修辞的两类分野，即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是指以语言表达的明白精确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消极修辞一般遵循语法逻辑常规，是抽象的、概念质的。积极修辞又称“特殊修辞”“艺术修辞”，指以语言表达的形象、生动为目的而进行的修辞，往往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高下取决于意境。语文写作中消极修辞的运用，举个简单的例子，裴多菲在《勇敢的约翰》中写道“：这殷勤的女人说后，就依了约翰，立即领他走到她的坟地，那里，让他独自与苦痛同在，他跌倒在爱人的坟边，流着眼泪。他想念着过去的、美丽的时光，她纯洁的真心燃烧着情焰，她甜蜜的心，她娇媚的脸——凋谢了，此刻在冰冷的地下长眠。”在这里，裴多菲没有运用过于复杂的表现手法，几个简单的他称代词就把语义表达得非常清楚。相比消极修辞而言，积极修辞更为丰富。我们大体可以依照陈望道的说法将积极修辞分为辞格和辞趣两类。辞格亦即修辞格，包括材料上的辞格，如譬喻、借代、双关、引用等；意境上的辞格，如比拟、讽喻、示现、夸张等；词语上的辞格，如析字、飞白、省略、回文等，章句上的辞格，如反复、排比、对偶、顶真等。辞趣又可分为辞的意味、音调、形貌三个方面。比如，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这里的“三千丈”白发显然不是在讲事实，而是采用夸张的手法（即运用增加修辞格的方式）表达个人的感受、体验，可以让人充分感受其“愁”的深度与广度，重点是要让读者听众体会那种意境及感受。

修辞学在语言学中处于甚为重要的地位。语言学家伍铁平先生说：“国外现代认知语言学兴起，将修辞学作为语言中的领先学科。”（注：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宗延虎先生预言：“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显学。”（注：宗廷虎．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显学”．修辞学习，1995，（3）：7．）早在1980年，吕叔湘先生就曾说过：“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注：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14．）由此观之，中学的语文教学只有重视修辞教学，才能顺乎学术潮流，顺应时展的需要。

然而，十几年来，中学的修辞教学存在着三个误区：

1、只重视积极修辞的教学，而轻视消极修辞的分析。

2、“贴标签”式的陈旧教法，使学生停留在对概念的死记硬背与现象的简单判断上。

3、忽视语体教学。

这三个误区在学生中造成了较恶劣的影响。如第一误区使学生把修辞学误解为辞格学，以致于一提起修辞，学生就与比喻、拟人等辞格对上号，对没有辞格现象的语言材料就束手无策。出现第二误区主要是对修辞教学的目的不明确，以为对于修辞现象，学生能根据概念懂得识别即可，没有认识到修辞的目的是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第三种误区是以为语体与修辞教学无关，它属于大学写作课的范畴，因而导致学生作文中常出现“语体排异”现象。

摘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需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本文借鉴了传播学、语用学、修辞学、播音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研究的学科借鉴，对于完善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学科借鉴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文的学习内容丰富多样。修辞，作为语言艺术的代表，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将修辞巧妙地运用到文章当中，能够对语言起修饰作用。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写文章，常用修辞会对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起到很好的训练效果。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修辞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修辞的地位

高中语文的学习面是很宽广的，语文的学习方法灵活多变。高中语文的学习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应用。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不会学以致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联系不起来，语文的教学应是语言的教学。关于语言表达的运用，修辞学则是研究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语言修辞增添文章的色彩。李延扬在《修辞学习》文章中发表题为“语文教学应走修辞学之路”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教学生学修辞。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修辞学一直是占据语文课堂的一小部分，考试中的考题也是机械地套用公式。分析原因，应该有很多说法。但最重要的是高中语文教师没有意识到学好修辞能为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奠定了基础，所以说高中语文教学中学好修辞是很有必要的。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修辞的价值

修辞是一种双向性的言语行为，是说话者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通过语言修饰传递出来，运用修辞不仅能让接受者清楚地明白所表达的意思，也体现了说话者的内涵。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掌握修辞的规律和技巧可以大大增加语文课堂的学习气氛，特别是在讲解课文时，高中语文教师可以运用修辞学规律进行文章讲解，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理清文章的整体结构，而且能够用从每一个词语乃至标点符号中感受文章所表达的语言魅力。例如，朱自清的《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这篇散文，文章仿佛有道不完的诗情画意，作者将人的美与自然的美景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文章一开头，作者就运用了反复修辞格，“盼望”一词的反复出现，表现出了人们急切地期盼春天的到来，这一修辞格的运用，直接吸引了读者继续往下读。“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用了叠音和拟人修辞格。“偷偷”和“钻”用拟人的手法表现了小草顽强的生命，也象征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