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范文10篇

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者的，无论他的经济著作或历史著作都充满了对劳动者的深深的同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在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性质和对象的主张、对古典学派的方法的批判，以及使政治经济学从属于伦理学的企图，都始终贯穿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由此奠定了他在社会伦理学中的地位。具体说，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玻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者的，无论他的经济著作或历史著作都充满了对劳动者的深深的同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在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性质和对象的主张、对古典学派的方法的批判，以及使政治经济学从属于伦理学的企图，都始终贯穿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由此奠定了他在社会伦理学中的地位。具体说，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病。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病。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西斯蒙第把消费列为首位是不科学的，这完全颠倒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在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需要提供对象，规定需要的方式，而且为需要提供物质。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特点，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描述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但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感情需要出发，看到了需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平等权利，强调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分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具有明确的平等观念，这同古典学派盲目地强调大机器生产作用而漠视人的状况的机械教条味是不同的。

一、狭隘民族主义的渊源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二、“侵略有理”论和“侵略有功”论的作祟

摘要：研究虚拟经济旨在表明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对此必须排除固有的观念,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各种虚拟资本论。虚拟经济不能等同于虚拟资本、网络经济、泡沫经济。当代值得关注的虚拟经济是衍生金融商品交易、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

关键词：虚拟经济;虚拟资本;衍生金融商品;电子货币;网络银行

一、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

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对此人们了解得更多的是股票,而股票为什么和怎样成为虚拟资本,则往往做一般地分析。要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虚拟资本论,必须考察其思维逻辑。

1.虚拟资本想象论。在马克思以前,法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提出过“想象的资本”这一概念,他说:“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有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页】。这样的论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来,国债之所以是“想象的资本”,是因为“与此相等的资本已经消耗掉了”。而以后通过发行国家有息债券,以利息的形式,偿付给国家的债权人,只不过是以征税的形式,从创造的社会财富中取走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说“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额度,使“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可见,“想象的资本”,是由于国债不代表资本而产生的,但为了从财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对国家债权人付息,又不得不“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用过“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一概念,他也是从给国家的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这一角度阐述的,由于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因而这种贷款作为资本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看成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观察,则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斯蒙第的这一学说,但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的论述比西斯蒙第前进了一大步:(1)假定“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券。”这样的假定,意味着政府只付息,不还本,国债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卖掉。(2)假定国债能在市场上卖掉,“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3)指出了“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国债作为“虚拟资本”是对投资者即购买国债者而言,因为购买国债的人把它的投入当作对国家的贷款,即当作生息资本来看待,而出卖国债的政府又不把它当作资本来运用。

一、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对劳动就业的认识

在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中，学者们对就业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是劳动就业能够创造财富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产生更多财富。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重商主义逐步兴起且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中叶，他们以增加货币财富积累为目的，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鼓励增加人口和对劳动力的投入。［1］重商主义者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与货币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为穷人提供就业岗位。受重商主义影响，当时的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就业水平。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公共舆论为确保就业，往往会向雇主施加压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为防止失业的发生，雇主在不赢利情况下也会被迫开工营业，甚至还要支付高额工资。［2］但这一时期的就业政策是出于增加统治者财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经济学对就业保障制度的影响

十七至十八世纪，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兴起，古典经济学者强调自利的经济行为。配第是宏观经济学的开拓者，主张政府尽量少地干预经济。他在《赋税论》中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还认识到教育和训练会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3］配第认为，应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来修路、挖河道、种树、造桥、采矿和制造各种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雇用劳动者，从而减少结构性、周期性失业的经济学先驱。［4］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后，经济学界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开始了自由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干预之间的争论，两种思潮的争论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而展开。亚当•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并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经济人”思想，认为“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将国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负责巩固国防，健全司法体系和建设公共事业。在生产劳动方面，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国民财富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5］同时，斯密并不完全否认国家针对特定领域和情形进行有限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国家设计和管理税收体制，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或减少不平等，包括对弱势成员的保护等。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因此，他对失业、生产过剩问题都未作出具体考虑。斯密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推崇和继承。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理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废除《济贫法》，倡导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贫困状态。李嘉图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能使劳动供求达到平衡，价格制度会自动产生充分就业，而不会发生由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充分的生产和就业是常态化的，过剩仅是暂时现象。早期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和需求经常趋向平衡，只会产生局部失业，而不会有大规模失业，并提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供给分析和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创立了新古典学派，形成一个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边际成本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个没有资源被闲置或被浪费的、均衡的市场，就会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市场，所以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6］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私人职业中介组织相继出现，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建立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雇主与求职者的联系，填补岗位空缺。

三、凯恩斯学派国家干预理论促进就业保障制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失业和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人们对这些理论产生怀疑。先是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从需求不足角度出发，对单纯依靠市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质疑。马尔萨斯将失业和贫困归结为人口过度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增加非生产性消费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议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们致力于帮助工人阶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雇用工人从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业劳动等是一个好的办法。”西斯蒙第虽然同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但他倡导政府干预，否定市场能自发达到均衡的理论。西斯蒙第看到经济危机下失业严重的英国，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只重视经济效率而没有兼顾公平，倡导由政府干预失业。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发生，积累的巨额财富迅速消失，社会中充斥着失业者，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萨伊定律，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利率、政府投资等手段对经济实行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总量决定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变化，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将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凯恩斯将国家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再分配领域，主张“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从维持再生产的连续性角度提出国家应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为政府促进就业和提供就业保障奠定了理论基础。［7］凯恩斯在承认存在马歇尔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同时，提出还存在第三种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认为只要消灭非自愿性失业，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看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社会，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并创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劳务，而且失业人口自尊心的丧失和饥饿足以威胁到社会的存在，所以社会改良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失业。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实施干预经济的新政以期摆脱危机，其中包括通过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1944年，也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提出“政府承担维持高度和稳定的就业水平为其主要目标和责任。”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宣布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主要目标。由于凯恩斯理论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继承、补充和完善他的经济思想，其中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后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结合，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是现达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于产业结构的剧变、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为此，解决失业问题不仅要采取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必须依托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8］如，通过发展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业务，帮助失业者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供求双方信息对接;政府投入公共财政资金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相关政策，等等。［9］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几年前到美国访问，正值「炸馆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掀起了一轮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说不」热，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提升；与中外友人晤谈时局，多认为国内正在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2001年的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紧张，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愫进一步发酵。直到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千无辜的生命惨遭毁灭（遇难者来自86个国家），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魔行径，世界舆论同声谴责，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人群为之叫好。在这一冷酷的事实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本文以探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主要线索，兼论「911」事件后部份国人幸灾乐祸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几年前到美国访问，正值「炸馆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掀起了一轮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说不」热，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提升；与中外友人晤谈时局，多认为国内正在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2001年的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紧张，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愫进一步发酵。直到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千无辜的生命惨遭毁灭（遇难者来自86个国家），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魔行径，世界舆论同声谴责，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人群为之叫好。在这一冷酷的事实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本文以探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主要线索，兼论「911」事件后部份国人幸灾乐祸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一、经济伦理的概念与历史追索

说起经济伦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思想早已有之。自从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笔者试图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伦理的定义。第一个角度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经济伦理可以这样定义：经济伦理是指研究规范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制度和平等、竞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集体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综合价值判断问题的总和。第二个角度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伦理指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伦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国内外好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源头。其实经济伦理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双面性的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国外，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就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伦理学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财富就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人类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最终都会指向这种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经济伦理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经济制度理论都渗透着经济伦理思想，充满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这是有别于像李嘉图那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一种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样完全把经济学范畴狭隘化，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出发，进行理论投射研究分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质是他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包括对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脚点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进行批判，并对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透彻而又科学的阐释，对人类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论》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关系深刻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未来伦理命运的关怀，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哲学理性发展到对全人类的关怀。通过科学而又严密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引起伦理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都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研究必须有伦理关怀来引导，所以说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本质上讲，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就是伦理学著作。

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意义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隐含于他的每一部经济学著作中，需要我们不断挖掘。这种思想对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条件下，每个经济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范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特性都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从伦理学学术研究角度讲，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伦理学研究范畴。从现实角度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必须以这种思想作为指导，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道德失范现象问题以及如何呼唤经济发展急需的伦理精神时，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指导意义将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