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犯罪范文10篇

一、刑法中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的严格限定,增加了侦查认定洗钱犯罪的难度

刑法第192条中规定: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控制洗钱犯罪若干对策研究产生的收益。

上述规定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过于简单、严格,使侦查机关对洗钱犯罪行为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首先,从刑法对洗钱犯罪的上述规定，明知为的句式看,刑法将洗钱罪的罪过心理限定为故意,并且要求洗钱者必须明知是犯罪，走私犯罪等违法所得及其产生收益为掩饰和隐瞒这些收益而进行的清洗活动,才构成犯罪。这种规定排除了间接故意构成本罪的可能，也就是说,洗钱犯罪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不构成犯罪,更排除了过失行为构成本罪的可能性。同时,条文中用了为这一范式表明了该行为是有目的行为,实际上将洗钱确定为目的性犯罪,这种规定客观上增加了侦查部门打击洗钱犯罪的难度。如：一行为人,为了挽救濒临倒闭的公司,而接受犯罪分子以毒赃对其公司投资的行为;还有,一行为人明知犯罪分子赠予的资金为毒赃而予以接受,上述两种行为,主观上都不是为了掩饰和隐瞒犯罪的收入,但客观上造成了清洗毒赃的后果,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上述两种行为不宜认定为洗钱犯罪；其次,对明知的对象刑法规定为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必须明确地知道其所掩饰和隐瞒的是上述四种犯罪中的一种或多种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才构成犯罪。

在经济快速发展,犯罪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今天,犯罪、走私犯罪等犯罪活动常常和其他犯罪活动相互交融，要使行为人明知其所经手的或者在某一银行帐户内存入的或者投资到某一商业活动中的资金来源是某项特定的犯罪所得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庞大的犯罪集团的洗钱犯罪网络来说,要弄清其具体资金的非法性质和来源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达到追究洗钱分子责任的目的,侦查机关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犯罪分子明确地知道其所清洗的财产来自特定类型的四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这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

二、洗钱手段的隐蔽性、复杂性、专业性

洗钱行为是掩饰犯罪所得黑钱的犯罪来源,并将其清洗的行为”在我国,现阶段采取的清洗黑钱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洗钱、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洗钱、利用专业人员洗钱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是资金流转主要渠道,因此犯罪分子千方百计利用金融机构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利用地下钱庄进行洗钱是跨境洗钱者常用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中间环节较为简单、方便、快捷,并且缺乏金融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获得了洗钱犯罪分子的青睐。同时,一些犯罪集团利用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专业的人员,例如律师、会计师、金融顾问等进行洗钱活动。由于专业人员的介入,洗钱行为更加隐蔽,洗钱的方式更加复杂,洗钱犯罪侦查部门的查处工作更加艰难。

【内容提要】洗钱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本文以刑法理论为指导，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依据并参考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从洗钱犯罪的概念和性质入手，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对洗钱罪与其“上游犯罪”的关系、故意的内容和形式、明知的内容和性质、行为人的违法性意识、行为方式、行为竟合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洗钱/犯罪/明知/行为

【正文】

洗钱行为被作为一种犯罪，最初是由意大利于1978年3月21日法令在刑法中增设的648—2条予以规定的，但这时还仅限于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的洗钱，并不包括贩毒犯罪。然而，泛滥造成的灾难使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与毒口犯罪及其后续犯罪——洗钱罪作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将犯罪及其洗钱行为规定为国际性犯罪，要求各缔约国依法惩处。从实际情况看，犯罪人不仅清洗犯罪黑钱，而且还对其他犯罪的黑钱予以清洗，其危害性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金融领域，而且日益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鉴此，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典）规定了洗钱犯罪。兹予以论述。

一、洗钱犯罪的概念和性质

洗钱作为一种将违法所得资产加以隐瞒掩饰，通过中介机构使之变为合法财产的特殊犯罪形式〔1〕，在理解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将其局限于清洗行为，即掩盖犯罪所得黑钱的犯罪来源，将其换上合法的外衣，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洗钱（MoneyLaundering）；另一种是把经过清洗的钱重新投入到合法或基本合法的经济活动之中，这被称为“再投资”。这两种犯罪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立法取向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犯罪〔2〕。对此，新刑法典规定，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为洗钱犯罪：（1）提供资金帐户的；（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3）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基此，我们认为，不论是将清洗过的钱进行投资还是将未经过清洗的黑钱直接进行投资，“再投资”从本质上说都是掩饰、隐瞒黑钱的犯罪性质和来源的。新刑法典规定的“使用其他方法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就已经涵盖了“再投资”，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洗钱和“再投资”。那么，对刑法典中的洗钱罪如何表述呢？结合刑法规定，我们认为，所谓洗钱罪，就是指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通过金融中介或采取直接投资等形式，将“黑钱”披上“合法”外衣，隐瞒其性质和来源，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1、增加与洗钱相关的新罪名

一个完整的洗钱过程,按照通行观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放置阶段、多层次阶段和融合阶段,我国刑法上现有的洗钱罪名只能涵盖洗钱行为的前两个阶段。而对第三个阶段的罪名上则属空白,这样对前面所例举的行为人,明知是特定犯罪所得,但是主观上不是以掩饰!隐瞒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为目的,而是为了合法的目的,客观上造成洗钱的后果的却无法以洗钱罪查处,顶多只能以窝藏赃款罪论处。为使洗钱行为的全过程均予以刑事犯罪化,更加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有必要增立、获取、持有、使用非法收益罪《联合国禁毒公约》第3条第1款)目对在收取财产时,明知财产得自按本款项确定的犯罪或参与此种犯罪而获取、占有或使用该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就使得在我国刑法上增设获取、使用和持有非法收益罪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同时,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措施在短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有损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为了确保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对可疑或大额资金的申报制度,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对上述资金没有申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在刑法中增设不披露信息罪。

2、改进没收规定的立法规范

我国《刑法》191条对洗钱犯罪的没收规定,在传统没收没收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没收的范围,将刑法第64条规定没收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直接没收,扩大到没收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间接没收。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没收已经完全履行了〈联合国禁毒公约〉所确立的间接没收措施。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191条的没收规定与〈联合国禁毒公约〉所规定的没收还有差距。〈联合国禁毒公约〉确定了三种没收方式即:替代没收,指违法所得或收益已转化或变换成其他财产,应将此种财产视为利益的替代;混合没收:指收益已与合法来源的财产相混合,应没收此混合财产但以不超过所混合的该项收益估计价值为限;利益没收:指从犯罪所得的收益或由收益变换成的财产,或已与收益相混合的财产中取得的收入或其它利益"由于我国刑法只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而未规定没收已与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相混合的合法财产,所以并未将混合没收包括在内,然而在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达到掩饰赃款的目的,将非法所得混入合法财产进行洗钱的现象是常见的,如不将此列入没收范围侦查机关将难以查明哪些是合法的财产,哪些是非法的财产,不利于打击洗钱犯罪,故建议将混合没收财产作为没收之列。同时,为了便于侦查、取证、打击犯罪,应顺应〈联合控制洗钱犯罪若干对策研究国禁毒公约〉第5条第七款的规定,可以考虑将财产的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予以倒置,而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在我国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中已有先例"

中国反洗钱法草案今年将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很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将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均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这一信息首先显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遏制贪污、贿赂及形形色色腐败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腐败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近年来，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漂白”难以计数。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事实上，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一些人采用“洗钱”一词的“词源”方式(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通过办企业“漂白”赃款；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以“伪造交易”的办法，达到洗钱目的。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造成腐败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有望填补法律空子，为依法惩治腐败提供有效工具。

其次，它提示，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具体实施方面，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与此同时，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如央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法规与规章“单兵突进”面临障碍。

实际运作中，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制度以来，银行机构“机械”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带分析意见上报“可疑交易”的案例罕见。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存款实名制”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落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要求。

反洗钱法潜在的作为空间十分广大。银行业外，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类别金融机构则至今未受到反洗钱法规、规章约束。而众所周知，证券公司一度是洗钱者的“天堂”，一些营业部配合“庄家”操纵股价，甚至提供从假身份证、假资金账户到销毁交易记录的“一条龙”服务，哪管资金来源。如何对该类“合谋行为”罪刑法定，无疑应纳入反洗钱法的立法视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年内将规定证券、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彩票、珠宝、贵金属经营业，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显而易见，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钱功能，洗钱空间将大为缩小。不过，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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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信息首先显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遏制贪污、贿赂及形形色色腐败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腐败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近年来，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漂白”难以计数。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事实上，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一些人采用“洗钱”一词的“词源”方式(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通过办企业“漂白”赃款；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以“伪造交易”的办法，达到洗钱目的。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造成腐败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有望填补法律空子，为依法惩治腐败提供有效工具。

其次，它提示，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具体实施方面，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与此同时，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如央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法规与规章“单兵突进”面临障碍。

实际运作中，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制度以来，银行机构“机械”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带分析意见上报“可疑交易”的案例罕见。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存款实名制”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落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要求。

反洗钱法潜在的作为空间十分广大。银行业外，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类别金融机构则至今未受到反洗钱法规、规章约束。而众所周知，证券公司一度是洗钱者的“天堂”，一些营业部配合“庄家”操纵股价，甚至提供从假身份证、假资金账户到销毁交易记录的“一条龙”服务，哪管资金来源。如何对该类“合谋行为”罪刑法定，无疑应纳入反洗钱法的立法视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年内将规定证券、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彩票、珠宝、贵金属经营业，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显而易见，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钱功能，洗钱空间将大为缩小。不过，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

1990年2月7日，欧洲和北美的15个国家在巴黎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对付洗钱问题，并为此组建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给洗钱所下定义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该定义从宽规定洗钱范围，突破了交易所得的局限，将其扩大、延伸到凡是对由犯罪行为所得财物加以隐瞒或掩饰的行为。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洗钱控制法》对洗钱犯罪规定为:1、就法律指定的犯罪种类而言，从事与犯罪相关联资金的金融交易，如果明知其非法性质，并以协助犯罪实施为目的，或者明知交易旨在掩护款项的性质、方位、来原、所有权或控制权，构成联邦刑事犯罪。2、就法律指定的犯罪种类而言，与金融机构从事一刃美元以上犯罪赃款的交易，构成联邦刑事犯罪。3、促使一国内金融机构不予提交，或者提交有重大遗漏或失实的货币交易报告，重构与一个或多个金融机构之间的任何交易，构成联邦刑事犯罪。所谓重构交易，是指犯罪分子和洗钱者对一万美元以上的款项，故意拆零，分别与多个金融机构或一个金融机构的多个分支机构交易，以使每一笔均在报告金额界限以下，从而规避报告的行为。

1991年6月10日，欧共体的《关于防止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活动的法令》把洗钱定义为:明知是犯罪财产而故意拥有、转移、隐藏、或帮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的行为。

1995年4月联合国的《禁止洗钱法律范本》对洗钱做了如下定义:直接或间接参加来自于犯罪收益的财产的交易;接受、拥有、隐匿、掩盖、处理犯罪收益财产或将犯罪收益财产带入所在国;明知或者有理由表明财产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间接非法活动变现而来，没有合理的理由，不采取合理的步骤确认财产是否来自于非法活动或者直接或间接从非法活动变现而来。

台湾于1996年通过了《洗钱防制法》。该法规定，洗钱是指:掩饰或者隐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收受、搬运、寄藏、购买或为他人买卖因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提供中介。重大犯罪是指刑法规定最低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以及伪造、变造债券、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罪、指使他人罪、拐卖罪、赌博罪、奴役罪、欺骗他人向境外出走罪、隐蔽罪、诈欺罪、常业重利罪等赢利性犯罪，还有儿童及少年性交易条例、枪炮管理条例、惩治走私条例、证券交易法、银行法、破产法、犯罪法律所规定的重大犯罪。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对洗钱的规定是:任何人明知或有充足理由怀疑资金、财产或投资为犯罪所得而帮助一些团伙犯罪组织收藏或管理那些资金所进行的犯罪。

中国反洗钱法草案今年将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很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将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均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这一信息首先显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遏制贪污、贿赂及形形色色腐败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腐败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近年来，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漂白”难以计数。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事实上，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一些人采用“洗钱”一词的“词源”方式(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通过办企业“漂白”赃款；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以“伪造交易”的办法，达到洗钱目的。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造成腐败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有望填补法律空子，为依法惩治腐败提供有效工具。其次，它提示，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具体实施方面，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与此同时，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如央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法规与规章“单兵突进”面临障碍。实际运作中，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制度以来，银行机构“机械”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带分析意见上报“可疑交易”的案例罕见。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存款实名制”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落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要求。

反洗钱法潜在的作为空间十分广大。银行业外，证券、期货、保险、信托等类别金融机构则至今未受到反洗钱法规、规章约束。而众所周知，证券公司一度是洗钱者的“天堂”，一些营业部配合“庄家”操纵股价，甚至提供从假身份证、假资金账户到销毁交易记录的“一条龙”服务，哪管资金来源。如何对该类“合谋行为”罪刑法定，无疑应纳入反洗钱法的立法视野。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年内将规定证券、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彩票、珠宝、贵金属经营业，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显而易见，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钱功能，洗钱空间将大为缩小。不过，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最后，比遏制腐败犯罪更大的意义是，在犯罪治理模式上，反洗钱法草案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罪范围，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削弱、阻塞犯罪行为经济诱因的新阶段。“打蛇打七寸”，依据国际经验，针对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抓住反洗钱要冲，不仅便于技术上事后追究、惩治，而且能够抓犯罪行为于现场，进而震慑、预防犯罪。中国制定反洗钱法既是内在需要，又在于寻求参与防止犯罪的国际合作。采用国际通行的洗钱罪行列举确定标准，几乎所有重要犯罪行为均属于“指定罪行”。在直接的意义上，反洗钱治理模式力图让犯罪变得无利可图，有效遏制经济诱因，无疑是防止犯罪的有效路径。

一、密切追踪、熟练掌握洗钱犯罪的作案手法和规律特点。这是对其有效防范打击的基础和前提。

二、金融机构要加强防范。所有的金融机构均应建立对客户的身份识别和证件留存制度，杜绝匿名帐户和假帐户;客户在存款或进行任何金融交易时，金融机构应要求他们提交真实的身份证明文件和住址;对于一切复杂的、不寻常的和大数额的交易应当特别注意其背景、目的和来源;在发现和怀疑某些非法资金来源于非法活动或可疑时，应免除金融机构及其职员为客户保密的义务，反之应向执法机关及时报告。

三、完善立法，加强法律监督。

四、建立情报信息资料库，加强国际情报信息交流。欧美各国均重视加强防范洗钱犯罪的情报信息的收集。美国财政部已建立了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分析、研究货币报告的联邦数据库，国际刑警组织也设有专门机构并掌握洗钱犯罪的情报。由此，我国也应建立自己的的情报资料库，并与国际情报网相联，以更有效地遏制洗钱犯罪。

五、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各国签定和加入含有反洗钱条款的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或反洗钱条约;通过刑事司法协助或者警察、海关之间的合作，互通情报，相互为查处洗钱案件提供便利，通过必要的立法将洗钱犯罪列为可引渡的犯罪。

目前，美、俄、意等国家正在联合行动，打击洗钱犯罪。这些国家还研制出一种追踪电脑洗钱的设备。这种技术主要是用人造间谍来监视电脑，当数以百万计的交易正在进行时，能测出哪些交易有可能是在洗钱。另外，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等国际性组织，都在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加强对国际性洗钱犯罪的防范和打击。

20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引起了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注。洗钱犯罪也被列入21世纪十大犯罪之首，控制和惩治洗钱犯罪，现已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是新兴的市场环境，由于自身的体制尚不完善，所以遭受国际洗钱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日益突出，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鉴于洗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我国继1997年《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之后，2006年6月29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修正案(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洗钱罪的三类上游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2006年10月31日出台的《反洗钱法》更是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本文就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洗钱罪主观要件“明知”的内涵以及与相似犯罪的区别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若干问题

（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在谈论洗钱罪常常涉及到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两个概念。由于洗钱行为一般是将贩毒、走私、黑社会、贪污贿赂、诈骗等犯罪所得和收益通过复杂的交易手法转变为表面合法化的财产。因此，我们将能够获得资金收益并直接诱发洗钱动机的犯罪称作上游犯罪，而将洗钱罪称作下游犯罪。如果要准确的把握洗钱罪，应该首先界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大致有四种做法: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犯罪。比如法国在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也正是为了遏止犯罪这个初衷而设立洗钱罪。但是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犯罪；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1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洗钱罪的修改来看，我国应该属于上述四种分类中的第一类。不过有关立法部门已经把立法重心有所扩大，把法律制裁的着力点转移到打击洗钱犯罪的实际需要和有利于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需要这个出发点上来了。但是目前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已经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范围。而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犯罪等七类犯罪，范围明显过窄，这一限制既不利于反洗钱犯罪的国际协助和合作，也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实践中对某些案例处理已经缺乏刑法依据，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二）在现实法律操作中，狭窄的上游犯罪可能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

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中，可以包括盗窃、抢劫、抢夺等的犯罪，而这些犯罪往往伴随着收益，所以，上述的这些犯罪是可以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盗窃、抢劫、抢夺等犯罪又是不归属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犯罪单独发生不能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来对待，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身份出现却能够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样情形势必会导致同罪异罚的现象发生，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再如海南黄汉民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汉民非法侵占了他人家族企业一亿多元资产，并采取欺诈开户、虚假过户、虚假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据为己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黄汉民通过各种手段，隐瞒、掩饰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使其合法化，完全符合洗钱罪的通常定义。然而，限于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因此，但检察院却不能以洗钱罪而以诬告陷害罪和职务侵占罪提起诉讼。该案仅仅以上游犯罪对嫌疑人侦查、起诉，极易导致处罚过轻的结果，也明显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悖离了《刑法》有效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的基本立法原意。这反映出我国有关立法已经严重不适应打击日趋猖獗的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反洗钱立法亟须完善，因为“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使洗钱活动更便捷，网络银行和电子商务使洗钱者“如虎添翼”。洗钱已成为国际社会十大犯罪之首，它是一种借助银行渠道，有计划、有预谋的高科技犯罪，因此，关注银行反洗钱现状，研制相应的防控对策，意义重大。2003年央行施行“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拉开了我国反洗钱的序幕。本文通过对银行反洗钱现状的分析，探析反洗钱的若干法律问题。

[关键词]银行反洗钱法律问题对策

计划经济年代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不法分子无法洗钱；改革开放后内地就出现洗钱犯罪。“白领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洗钱”。金融系统是洗钱的易发、高危领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的估计，全球每年的洗钱数额达60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国际社会已将洗钱列为十大犯罪之首。因此，遏制洗钱犯罪，势在必行。

一、洗钱罪概述

（一）洗钱犯罪的含义

洗钱，顾名思义就是把赃钱清洗干净，给非法的资金披上合法的外衣。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的一黑帮分子开了一家投币洗衣店，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把其它赌博、走私、勒索等非法收入混入洗衣收入中，再向税务部门纳税，扣除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非法收入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的由来。各国的法律及国际公约对“洗钱”有不同的表述，通常是与各国对洗钱罪的界定相适应的。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和流向，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