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走向范文10篇

在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有着客观物质基础的，这一物质基础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实践，并坚决反对在社会转化问题上存在于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特别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规定了中国在社会转化问题上的基本走向。这一基本走向表现为：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摘要：从科技创新的发展角度出发，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科技发展进行充分的研究，并通过对科技创新和设计价值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科技创新对设计价值的影响，剖析设计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科技创新影响下的走向，并且分析了未来设计基于科技创新下的走向。

关键词：科技创新；设计价值；未来设计

设计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设计不仅要满足人的使用需求，还要达到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需求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设计本身也具有价值即设计价值，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直接或间接地对设计价值产生了影响，进而对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审美观念产生巨大的变革。

一、科技创新与设计价值

1.工业革命开启科技创新了脚步。自从工业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科技创新的脚步就从未停下。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能源来源，从此人类社会走进了工业化的时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类的出行方式改变了，不在仅仅依靠马力和人力的操作。生产工作方式改变了，手工生产逐渐被淘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不断普及。通信的形式改变了，人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蒸汽和煤的时代转移至石油和内燃发动机的天下，使汽车，火车，轮船，航空飞机融入到寻常百姓人家的日常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之前的工业革命相比，对人们进步的幅度的影响更大。不再局限于简单机械了，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材料、遗传工程等具有高度科技含量的产品和技术得到了日益精进的发展。互联网连接起全世界并且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人类也不满足于局限在地球这个单位内，开始放眼于太空和宇宙，探索星辰大海。当前我们走在以智能化为基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道路上，这又将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2.设计价值的丰富内涵　。设计的价值大体上分为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首先设计来源于艺术，最初是通过艺术的分工所产生的。艺术是设计活动的灵魂，设计经常会在艺术中寻找灵感，设计活动中必然蕴藏着艺术的元素，设计活动同时也丰富了艺术的种类和表现力。设计的目的，结果，最终都是为了人，而人的基本需求主要包括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其次，设计活动也具有社会价值，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设计活动，现代设计主要还是以投入市场并且盈利为目的的，这也要求设计必须要适应，迎合大众社会，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创新，设计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不断的变化和革新1。

二、科技创新对设计艺术价值的影响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话题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它们之间颉颃对立、互动共生的结构形式不仅呈现了新文学的纷杂面貌，也规约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一、启蒙与专制的尖锐对立

启蒙主题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从“吃人”和“被人吃”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先驱那里，民主、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明灯，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再通过其他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相反，无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要通过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J】。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2胡适倡导“易b生主义”，告诫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鲁迅喊出“人之子醒了”的呼声【。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则是人的发现和觉醒。毫无疑问，“五四”启蒙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g-迅：《伤逝》)。这种完全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是胡适、周作人所提出的“个体本位主义”。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周作人则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里，人的个体价值不再消融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知识分子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国民思维。“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沉沦》)。如此这般地追求爱情，肯定自我，足以说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观念在当时青年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于此，我们说，“五四”启蒙在人的发现和觉醒方面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运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新时期得到了接续和发展。尽管这中间有着太多的波折和延宕。新时期之初，人学标准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之于新时期启蒙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写人的命运也好，伤痛也好，其实都是在倡导人的觉醒。其次，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过，此一时期启蒙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它把人从专制暗影和造神运动中唤醒的时候，尚未意识到新形势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价值悖论，尤其是物质需求与精神诗意、当下关怀与终极眷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问题。换言之，伤痕、反思文学只是将人从权威迷信中解放出来，未能向人们提供化解危机的备选方案，面对光怪陆离的欧风美雨，觉醒了的人们表现出异常的迷茫，这也为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私人化叙事盛行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O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影视文化、大众传媒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理想、崇高、正义等词汇在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变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叙事圈套、欲望表达、语词迷恋，以及对幻觉、暴力、、逃亡等反常状态的热衷。启蒙话语的终极性、超越性被无情消解，私人化叙事充斥文坛。这个时代可以宣称“不谈爱情”(池莉)；可以直白“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人的宣言是“你不来与我同居”(伊蕾)。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过度迷恋。不仅表明人文理想的悬置，而且暗示着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讲述生活、还原历史的精神主体，他们毋宁说是寻求语言快感的叙述人、话语圈套的制造者。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Sapereaude”就是“要敢于认识”。在提出“敢于认识”口号之后，康德又强调偏见对人的愚昧和戕害，他说：“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7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将启蒙与偏见、认识与批判相提并论，指出了启蒙的反思一路。启蒙的反思一路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承继，福柯说：“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今天，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启蒙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从对启蒙要义的归位来看，未来的启蒙仍将循着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个体、平等的同时，也将理性的批判、选择的多元等因素考虑进去。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9】。于此，我们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语，启蒙的行进与反思是同步的，也是持久的。与启蒙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要求人们恪守“三纲五常”，不容也不允许“离经叛道”，文人们在“内圣外王”的旗帜下，不敢触动皇权专制的根基，有的还充当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晚清以降，这种情形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日益加重。为了疗治封建沉疴，挽大清于即倒，梁启超提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主张。应该说。梁氏开明专制思想确有其合理成分，如重视开民之智，包括启蒙理性之智、参政议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无论怎样开明，专制终归仍是专制。既然是专制，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开明与否，全仗权力自身，没有任何一种外在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权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权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而他们恰恰又是革命的对象，怎么能作为“开明专制”的动力出现呢?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以及封建军阀的别有用心，注定梁氏的“开明专制”结局只能是与虎谋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尼采、叔本华思想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独秀、、胡适、鲁迅……几乎人人都谈尼采，谈“重估一切价值”。陈独秀用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来佐证“人力胜天命”，得出结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谓也。”n”不仅认为生物进化史是生命为了达到“全生之志”而不断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牛顿力学的宇宙“阖辟”两种力量、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斯宾塞学说的“抵抗”具有“言不必相谋，理实有相通，森罗万象，各具意志”的力量¨。在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时代，任何呼唤抵抗、张扬意志的声音都会起到动摇、颠覆专制主义的作用。一旦这种呼唤与时人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要求相遇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也许源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抑或是启蒙话语的漫长，虽经“五四”大潮的洗礼，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时有反复。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摇摆不定，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工农兵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者，承担着关于革命的全部想象，文学人物系列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进分子、革命英雄，而他们的对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要么是有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正面／反面、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被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为意识形态提供话语支持的同时，也将文艺界的权威主义引向了极致，引发新时期的又一轮启蒙话语。

二、救亡与翻身的协同一致

救亡主题由来已久，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争取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不绝于耳，紧迫的民族危机催生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反过来强化救亡主题。即使在“五四”，启蒙大潮风起云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响亮的音符。2O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都自觉地把救亡置于中心地位，思想启蒙还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便让位给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从“左联”解散到“文协”成立，救亡成为各时期文学的主声调。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战地的前后方，战时文化环境在促使他们从思索转向行动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从知识分子转变为文艺战士。战争改变了“五四”以来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与民族主题并存的生态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国势，救亡主题尤为紧迫。文学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职业，作家必须正视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翻身主题的核心是劳苦大众的身份改变——从被剥削者成长为主人翁。“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就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劳工大众鸣不平。《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l指出官吏腐败。要求社会公正的阶级意识，在刘半农的诗歌《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中也都有鲜明体现。如果说“五四”文学中翻身主题尚停留在同情、呼号阶段，指向仍是思想的公平、正义，那么解放区文学不仅把它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而且把工农身份的改变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解放区工农大众。这些作品围绕、移风易俗、政权建设、对敌斗争等中心事件，全方位表现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其中，尤以婚姻恋爱与革命斗争题材为盛。婚恋题材因为展现的是一幅安宁祥和、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契合了千百年来工农大众对“耕者有其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由生活的向往，深为解放区人民所喜爱。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到王雁的《刘巧儿》再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不仅取材相近，而且故事结构、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的那段表露心迹的唱词基本上就是小芹那段《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翻版。这类作品因为在“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结构安排上迎合了解放区工农大众的接受习惯，极大地满足了青年男女倾心相爱的心理诉求。革命斗争题材在抒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将翻身主题孕育其间。两者互为比照，互为动力。一方面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打破了僵化的阶级秩序，实现了农民分田、分物的愿望，运动前农民郁积多年的仇恨感来了个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家国兴亡的责任感也激励着工农大众积极参战、援战，巩固成果，并跨越式地实现“农民一主人—英雄”的身份提升。《吕梁英雄传》中的武得民、雷石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荷花淀》的水生、水生嫂……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从贫弱农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经过革命熔炉煅烧，从苦大仇深的佃农成长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结为终身伴侣。与婚恋题材相比，这类小说以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丝丝入扣的情节脉络、传奇般的人物经历见长，作家把创造生活的激情宣泄了出来，读者心中潜在的创造历史的要求也对象化到英雄人物身上。新中国成立后，一扫欺凌阴霾的中国人民空前振奋，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心理上、情绪上完全为“站起来”的喜悦所溢满，诗句“满眶热泪陡涨，周身血沸千度”尽管手法上夸张了点，却道出了民族解放的欣慰与自豪之情。宽泛地说，“十七年文学”都与“翻身”主题有关——强调表现工农兵生活，强调歌颂光明，强调文艺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典型。与提倡“翻身”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描写日常生活、表现个人欲望、情感题材的蔑视和批判。1951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流露出轻浮和不诚实的低级趣味”……在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夸张判词背后，隐藏着对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进行创作的文学类型的拒绝，对表现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的忌讳。

在形形色色电影构成的文化版图中，青年电影（YouthCinema）是特别值得重视和期待的组成。各类电影节电影展、文化基金会以及电影产业部门的新人培育计划层出不穷，效果显著。1及至电影文化链条上的批评、研究环节，关于青年电影的兴趣也丰富而持久。反思青年电影的概念，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流动性与矛盾性。青年电影在外部条件的创作方面对导演的年龄要求有自然设限，在内部条件的作品性质方面则有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要求。因此，出自青年导演之手的电影未必属于青年电影，有些导演越过青年电影环节，直接进入商业化电影的成熟运行，比如昆汀的《落水狗》，诺兰的《追随》。当然，就重要程度而言，青年电影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商业价值。相较于青年电影在导演群体上的流动性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恒定的一面。青年电影未必完全否定或反对电影的共性，如商业属性、民族文化属性，但它天然排斥低端商业电影的媚俗、世故，也不等同于主流电影的集体话语。正因为此，具有类似青年电影精神诉求的电影也可能有另外的性质归属。唯有那些出自青年导演初期创作，又集中体现了独特的青年文化精神的电影作品，才可以在类型划分之外另行获得青年电影的加冕，比如特吕弗的《四百击》、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理解青年电影的入思点在于把握青年电影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青年电影概念的流动性特征。有些导演在青年时期曾经完成非常优秀的青年电影，但是时移世易，万物生长，成长与成熟伴随着改变一起发生，走向各种类型片制作也和时序变化一样自然合理。比如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群体曾以集束化的青年电影亮相国际，效果惊人地改写了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面前的展现方式。如今，他们纷纷进入商业类型片的制作或者选择制作主流影片，《让子弹飞》、《上海传奇》、《白鹿原》。一批已完、未完的转型之作昭示了中国电影版图里出现新青年电影的必然，那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们新近完成的青年电影作品被概括为“新青年电影”，占据了新的关注度。与中国第六代导演群体不同，这些8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在中国社会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称谓“80’后”。尽管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80’后”这个词语再一次嬗变为针对作者研究的集体命名，2但在电影研究领域，“80’后、90’后”更多指的是电影观众群体的年龄分布，“80’后与90’后占中国城市电影市场观众的90%……80’后们支撑着中国电影的市场，他们的观影趣味和审美倾向决定着中国电影的票房”。3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电影研究在广为流传的“第六代”代际命名之后，并没有次第出现简单的加法顺延。由此留下探讨空间，能以“新青年电影”为题，讨论出生在80年代的导演群创作现象，比如内地导演刘伽茵、郝杰、卢正雨、郭菲菲、袁菲、杨紫婷，还有香港导演麦曦茵，台湾导演陈正道、刘梓洁，以及新加坡导演巫俊峰，等等。虽然他们的出生年代接近，但在第一波创作中却呈现出不同于第六代同质化价值取向的多元特征。新世纪十年来的中国新青年电影从非虚构的个人自叙传记纪实风格逐步扩大为结合了个人经验与普遍记忆的青春类型片尝试。其中既有非虚构路线的自传式影片，始终保持导演的自我在场，比如《牛皮》，《父后七日》；也有虚构/半虚构式的，将个人的成长记忆加以萃取提升，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进行迂曲的表达，比如《光棍儿》、《烈日当空》；还有主观上按照类型化制作标准完成，实质上却不流失青年电影精神旨归的虚构类影片，如《一只狗的大学时光》、《鲸鱼座》。

非虚构：坚持自我在场的作者个人电影

出自台湾导演刘梓洁的《父后七日》和内地导演刘伽茵的《牛皮》、《牛皮2》在新青年电影中代表着坚持作者风格的一极，是始终保持电影创作者自我情感在场的个人电影。二者在题材上都选择了导演亲身亲历的家庭故事。《父后七日》叙述了女导演在父亲别世后所经历的台湾现时丧葬礼仪，表现真实世俗中的荒诞与深情。《牛皮》讲述了女导演和父母在北京南郊两间狭小昏暗小屋里的日常生活。两部取材家庭生活的电影不期然共有了一段东方伦理风情。就个人风格的强化程度而言，刘伽茵的《牛皮》代表性尤为突出。

《牛皮》在形式美学上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青年作品极为类似。110分钟片长的纪实风格剧情片仅由23个镜头组成，每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片段，其中最长的一个镜头达到15分钟。“沉闷而冗长”是电影给予观众的最初观感——“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固定机位中景镜头，摆出了拒绝交流的姿态和自我沉溺的意念，因为蔑视观众而缺乏与观众的对话意识，最终使它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文本”。4的确，《牛皮》固定机位的中景长镜头叙事，刻意保留的自然光线，片内人物行为和对话的随意表征无不印证着导演风格的极简主义，也说明它决非一部顾及接受视野的电影。正如刘伽茵本人的阐述，“我拍电影是为了自己”，“电影是我对生活的体验、思考和反省”。5刘伽茵的导演阐述具有十足的艺术电影特质，这种特质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教学赋予的最高价值观。然而对于新青年电影，有电影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以什么方式获得投资并拍出一部电影，而在于“能否使影片最终跟作者见面”。6可是《牛皮》的导演阐述却在反复强调，“我也根本不考虑观众……这样的片子有没有观众和我有什么关系……别把拍的人和看的人扯到一起。”十几年以前，贾樟柯、王小帅、刘杰、王全安等第六代导演都表述过相仿的观念，成就了新生代电影的自我表达价值。及至当下的新青年电影，仍然有《牛皮》这样的个人电影坚持从自我经验的基本立场出发，以细节贯穿全片而避免艺术化的戏剧矛盾，以电影为表达自我经验的纯粹艺术载体，而非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对于熟悉第六代导演作品的中国观众而言，《牛皮》的镜头风格无疑就是独立制片灰暗现实主义的延续。这一现象说明在考量中国新青年电影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参照就是刚刚卸下青年电影桂冠的第六代电影作品。那么，观念上的重复究竟源自对作者电影艺术性的忠贞信仰还是电影节电影模式的无意识延伸？在坚持自我在场的非虚构作者电影维度上，新青年电影与第六代导演青年时期的电影作品相比，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差异？

仍以《牛皮》为例，2004年《牛皮》参展柏林国际电影节，后获得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数字电影制作基金”，2009年《牛皮2》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双周影展并获首尔数字电影节的一些奖项。在55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牛皮》备受肯定，被视为“中国影片中最不显眼、却是最自信的电影”。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究竟是国际电影节的期待视野造就了某些新青年电影的独特形态，还是中国自第六代电影以来的青年电影风格铸造了国际电影节对中国新青年电影的判断标准。对照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选片和策划人葛文对中国独立剧情片的简短定义，“一部非常慢，用固定镜头拍摄（的影片），呈现了即将死去的人的悲惨生活，配上很差的声音和难以理解的字幕。”7只要去掉“即将死去的人”几个字，《牛皮》与葛文的定义完全吻合。如果说在日益开放的新时代里，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美学塑造能力日渐衰落，8那么如《牛皮》一类新青年电影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以作者风格再次获奖又隐喻着什么？《牛皮》和《牛皮2》墙外开花，在国内并未进入院线。导演本人坚持认为“在国内上不了院线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态度对于关注青年电影的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言犹在耳，同样的作者立场正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在完成青年电影时期的共同宣言。时至今日，第六代的作者宣言或解体或松动，或被践踏，或被放弃后又重新找回并宣布再次坚持。刘伽茵的国际电影节成就与她的作者电影立场未来走向是否具有互为动力的关系？新青年电影中的非虚构类作者电影是否可能在“电影节电影”的形式之外另辟蹊径？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一、引言

成本管理是以成本为对象，借助管理会计的方法，以提供成本信息为主的一个会计分支。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加入WTOR的压力，使传统成本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企业的成本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地变化。成本管理必须改变以成本核算为主的现状。为了适应新经济环境的变化，满足现代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成本管理模式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

二、成本管理的新趋势

1.成本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的扩大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经济中的一个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传统成本会计主要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界定的产品成本当作一般的成本概念，即将C+V当作成本的全部，却忽略了成本的内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事实上，产品成本属于成本，但成本并不等于产品成本。

[摘要]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加入WTOR的压力，使传统成本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企业的成本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地变化。本文通过对当代经济环境下各种成本管理模式的分析，希望摸索出一条新的成本管理模式和方法，为企业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成本管理利润最大化管理模式

一、引言

成本管理是以成本为对象，借助管理会计的方法，以提供成本信息为主的一个会计分支。成本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加入WTOR的压力，使传统成本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企业的成本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地变化。成本管理必须改变以成本核算为主的现状。为了适应新经济环境的变化，满足现代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成本管理模式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

二、成本管理的新趋势

1.成本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的扩大

农业生物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增强农作物以及畜禽鱼的抗性、品质改良、提高产量和生产具有特殊用途的物质等。其中以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运用最为重要，发展最快。根据统计资料，到2000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达4420万公顷，比1996年增长了25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1996年的6个增加到2000年的13个。这其中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广，达到了3030万公顷，占68％；其次为阿根廷，1000万公顷，占23％；加拿大300万公顷，占7％；我国为50万公顷，占1％。

根据有关专家的看法，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表现为：

研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加速。目前，农业生物技术作为一项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并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有关专家预测，本世纪生物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将达到10％以上，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又将占相当的比重。世界银行下属机构预测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产业的交易额为2000年20亿美元，2005年60亿美元，2010年200亿美元；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的预测则分别为30亿美元、80亿美元和280亿美元。

研究方式集约化、规模化明显。在政府以及公共机构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进行投资研究的同时，众多私有企业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领域将是继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之后的又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私人公司已逐步成为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主体。以美国为例，民营机构1992年对这一领域的投资为5．95亿美元，而1999年则达到15亿美元。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物技术企业领域的兼并和收购狂潮，并购金额从1997年的12．37亿美元陡然升至1999年的138亿美元。一些资产过百亿美元的巨型跨国公司由此形成，过去分散的研究基地也随之向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据业内人士分析，促成公司并购的原因，一方面是为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人员组合，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产业，小公司在资金、技术、以及抗风险能力上均难以独立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进行研发和推广。只有强强联手的大型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企业才能有效占领市场，与其它企业抗衡。

基因资源争夺呈白热化。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发达国家各主要生物技术公司对生物资源及其知识产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其核心就是对基因的争夺。谁掌握了基因，谁就掌握了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有专家称，转基因植物技术知识产权很可能就是未来国际贸易中市场准入、贸易壁垒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所谓网络贸易组织,是指利用各种电子化信息储存和传递手段,依存于电子计算机以及数据库和各种网络、特别是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具有几乎无限包容性与不停创新性的、能与供应商、客户和政府机构持续互动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组织。

网络贸易组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载体,最极端、最为抽象的通常也就是一间屋子、几台电脑、一部电话机、几把椅子等等简单的有型设备。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各国网络贸易组织都已经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虚拟专卖店、虚拟网上专卖市场、虚拟网上超市等,其中包括的虚拟葡萄园、1989年成立的美国的Peapod公司等等着名企业。

一、中国网络贸易组织的现状

中国网络贸易组织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态势非常喜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网络贸易组织发展迅速

从1999年下半年到现在,由于电子商务,尤其是B2C业务的增长,我国网络贸易组织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在2006年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我国主要网络贸易组织总销售额达740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50%;同时网上购物的用户数量达到了2200万户,比上2004年同期增加了600万户。而且网络贸易组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一、煤炭行业总体环境概述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子决速发展,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工业、制造业等产业迅速崛起,作为生产加工的重要能源煤炭行业的发展也较为迅猛,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全国每年所需的煤炭资源量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因此,煤炭企业的总体市场行情较好。纵观我国煤炭资源,其作为重要的能源在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稳步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其属于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所以,我国煤炭行业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个人对此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如下:

(一)煤炭资源的严峻性

煤炭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从资源的角度而言,煤炭资源十分宝贵,但近年来,伴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加大,我国各类煤炭企业数量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煤炭企业数量的增多,在一定程度对煤炭资源的开采量和需求量也增多,我国煤炭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分布不均,如果没有规划的开采,很多地区的煤炭资源最终将会枯竭,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煤炭资源的总体拥有量虽然较多,位居世界前列,但相对拥有量却十分紧张,所以煤炭资源的严峻性不言而喻。

(二)煤炭开采的污染度严重

煤炭资源要正式运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经过从勘探、开采到冶炼提纯等诸多作业流程,才能真正的运用到工业生产之中,但在这些诸多环节之中,煤炭资源开采所附带产出的各种污染也较多,目前,我国很多煤炭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型煤炭开采企业,由于技术水平、作业设备等诸多因素制约,因此,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各种污染的程度也较重,如对生态环境、水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