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范文10篇

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新自由主义是是非非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逐步发展，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内容和观点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但是，综观现今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笔者发现对新自由的本质认识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澄清。尤其是在中国，在现代各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转轨时期，以古典自由主义的视角，重新辨析和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这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无奈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特征与定义，很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何秉孟，刘迎秋等，2003，2004；常云昆，2004等），同时对于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等之间利害关系的研究也颇为全面（伍装，2005；韩莉，2005；张昱，2005等）。本文在此方面不再进行赘述和讨论，而是先考察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举步维艰的现状，引申出其本质原因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误解与歪曲，其次主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行反思和辨别。

概括来说，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现，应该批判和排斥。“相当一批私有者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局面，从而获得最大个人利益，”“完全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等而进行批判”。（约翰•福斯特，1999；杨帆，2003；）。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则是以张五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播者，积极宣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益处。认为“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产生寻租和腐败，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同时，学术界还存在一部分态度暧昧的观点：就是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来个“但是”之类转折，或者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也来个“有一定借鉴意义”等态度的转折语气。笔者依据其主调将其归为上述两种态度即否定或赞同的一种。当然，上述在肯定之中包含否定（或者相反）的态度非主流的学术观点，但分析这种暧昧的是非态度对于辨析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更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之所以要来个“但是”或“借鉴意义”的附加，就是因为简单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完整阐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一定程度上说此处应用是非判断标准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同时，一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经济学事实上是一门处理两难冲突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年，1998年，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在作用方向不同的力量中寻找平衡，最优的决策在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也必然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同时我们将发现，现实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种“极端”状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不可能走向极端。同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这一至理名言不可能不对新自由主义传播者产生影响，我们则在此套用一句“绝对的自由导致绝对的毁灭”，自由从来不是无限制的自由。目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在理论上被总结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强调和否定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等”，这种自取灭亡的武断判断形式及与常理极不符合的推论，笔者以为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忽视。而中国翻译过来的新自由主义方面的著作及其评判，似乎都是无原则的自由主义。

在一个像当代中国这样没有建立起普遍自由的信仰和稳定的宪政制度的国家，追求个人自由与限制专断的权力，绝对紧要于表面的吁求市场化、全球化，反对集体主义等。同时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西方的各种文化潮流似乎天生就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敏感和警剔作用，倘若再以这种绝对化的极端形式来宣扬自由与私有理念，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与误解则是必然的和勿庸置疑的。

第一，唯速度理论。

今天中国人听到保8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唯速度理论习以为常了。中国人直观地接受了一个错误的经济学逻辑：国家富强=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福利=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如此拙劣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无论是国家富强，还是国民福利，都来源于财富的增长。财富是净资产概念。净资产的积累与经济发展速度并非正比例关系。国家和国民的财富，根本来源于科技、管理、文化的长足进步。但是，经济发展速度却是多元的。三大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转让财富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例如，贱卖资源、贱卖劳动力就可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所有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先自由的国家），都不会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他们更关注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增长。与GDP的速度逻辑相对立，ROA逻辑是的生产力逻辑。这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请注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0倍；而美国的ROA是中国的10倍。我们在唯速度理论的误导下，自动进入原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角色，野蛮地开发资源，残酷的压榨劳动力，和平实现国民福利跨国转移。我们光荣地保8之后，面对负数的西方GDP，已经无法计算我们的伟大了；但是，我们的ROA极有可能也出现负数，一个流尽了鲜血的“烈士”是否堪称“伟大”！

唯速度理论，是毁灭追求现代化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个用百米速度开始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值得喝彩吗！那些鼓励运动员用百米速度开始跑马拉松的主流经济学家，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没有区别，他们可以在西方获得崇高的声誉和地位。但是，他们亲手毁灭了他们的祖国。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义，我却不能不憎恨我国的新老自由主义者，我们还没有培养出饶恕卖国求荣者的雅量。

第二，唯美元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政府购买美国债券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综合国力与外汇储备挂钩的邪门逻辑。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成功灌输了一个崭新的财富概念：美元就是财富。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到不值得一驳的经济学判断。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层的潜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硬道理。当年，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他们生产一切，但他们只要黄金与白银，他们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后来，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他们仍然是只要黄金，也是不断地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现在，轮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他们却不让中国囤积黄金，他们限制中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FDI），他们拼命鼓励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这里面有两个极其阴险的动机：一是，财富放在了别人家里，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抵押物；二是，债券是极其脆弱的纸上富贵，这是丧失实际意义的数字国力。我们用短短的三十年，却不战而被屈人之兵！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苏东、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

1974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理性—个人主义—均衡”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摘要：弗里德曼新自由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这一思想体现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中，就是倡导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化，企业私有化。以此思想制定的经济政策，给拉美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从拉美国家的改革中吸取教训，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关键词：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拉美经济危机

2006年11月26日，94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一时间，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见诸报端。一代自由市场经济宗师的辞世，引起学者们对其学问、思想的梳理和对其人格的怀念，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怀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歌颂和吹捧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有些人借缅怀弗里德曼的名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其作用夸张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发展中国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作为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和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东山再起。参加这场新自由主义大合唱的，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认为国家的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滞胀”的发生就是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是最主要的代表。对新自由主义作过系统研究的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评价弗里德曼时指出，弗里德曼不仅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该书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十分完整。主要阐明了两个思想：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第二，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该书是对第一本书中的基本原理的发展和补充，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与社会政治安定的联系。该书重点揭示了凯恩斯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种种弊端，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措施，强调自由竞争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在国际上多种多样。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基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体系，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简单地来讲就是：私有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贸易经济自由化。美国学者罗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①。法国学者科恩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新自由主义经历了上百多年的发展,其各个分支学派的主要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本质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自由的名义来抵抗国家干预市场和宏观调控，目的则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新自由主义较好地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崛起并日渐兴盛，在一定条件下说明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作用,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较强地自我调节能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大力主张“贸易经济自由化、消除通货膨胀、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来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自由主义逐渐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表面看是实现社会繁荣发展的灵丹妙药，实质上却是损害着世界各国的长期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本质

从经济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高度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万能的，大力主张进行“三化”。主张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高效率的出发点是自由。主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具有较好地内在稳定性，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个人的自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认为市场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②。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反对国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主张进一步开放全球市场，实行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将各国的经济纳入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大力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扩张、获取利益的工具。英国和美国，是两个被看作是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达到经济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过去在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积极”的。而且，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过去都曾通过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反对国家宏观调控来干预市场，但对于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矛盾、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利益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则不断加强。从政治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经济没有私有制经济所具有的优势。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③。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是金融垄断和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它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来“规范”世界，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妄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哈耶克，不仅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强调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一同移植到这些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个新的经济流派，更重要的把它作为一种满足其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用来控制其他国家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詹姆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生活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使之服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后果

第一，推行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恶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据统计，1975年全世界用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外汇交易额为外汇交易总额的80%，投机性外汇只是少数。20年后，这一格局发生了巨变。全球97.5%的外汇交易都是有投机目的的④。世界各国的自由化改革，为金融资本跨国流动扫清了障碍；信息通讯工具的发展，使金融交易须臾间完成于无形。金融因此被称作“虚拟经济部门”，也正是因此而十分难以有效监管。金融资本其规模之大、能力之强，足以颠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和经济，使之陷入危机。金融寡头们逐步实现了控制实体经济，成为全球化世界的真正主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原用于避险的金融工具被操纵滥用，成了金融投机的武器。投机行为层层叠叠，金融泡沫随之大量产生。信用链条中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泡沫便会随之爆裂，巨大的金融资产也会瞬间化为乌有。价格暴跌、投资萎靡、消费低迷，实体经济也会因此衰退。美国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中心，新自由主义在其经济上的失败十分“壮观”。据估计，美国房地产部门有总量3万亿美元的金融泡沫，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美国社会问题恶化更为严重。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国民储存率只有16%左右，还不及90年代的而1/3，甚至不及上世纪60~70年代的1/6⑤。

在美国新闻传播领域，近期来围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提出的有关传媒所有权的新规定之争，成为学术界内外高度关注的大事。本文试图将之置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经济政策背景之中进行分析。

FCC新规定的出台

2002年9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它将复审一系列有关传媒所有权的法规。有些被复审的规定可以追溯到20年代40年代；还有许多被复审的规定是在因特网成为普及的传播媒介之前制定的，或是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进入美国大多数家庭之前制定的。这一宣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响，还出现了紧张的院外游说活动，围绕该不该进一步放松有关的限制规定，持不同意见者唇枪舌剑，争辩激烈。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03年第二期上的有关文章介绍，从2002年9月23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宣布复审这些传媒所有权规定并邀请美国公众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起至提交意见截止日2003年2月3日，由美国各种协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团体、智囊分子、学术界等提交的意见书纷至沓来涌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者既有群体，又有个人，数量达13,000左右，其中包括美国传媒业界组织如美国报协、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公司协会、美国报纸同行公会、美国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美国全国拉丁美洲裔新闻工作者协会等，也包括公民群体组织如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等，还包括学术性团体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宗教机构如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商业机构如跨国公司索尼。①尽管对美国传媒所有权规定是否需要放松的看法不一，但提交问题者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此次复审传媒所有权规定并再行作出决议的重要性却有共识，即：这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史以来对传媒所有权规定的最大规模的复审，其结果将对美国人如何获得新闻和信息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②

在议论纷纷、争辩纷纷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于2003年6月2日投票表决，（以3比2）通过了对于传媒所有制的有关限制规定的大幅度放松。该委员会此次通过的议案，涉及到对在1941年－1975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有关规定的改动。根据根据美国媒体，包括美联社、《编辑和发行者》杂志等的有关文章，FCC的媒体所有权新规定同以往相比的变动主要可概括如下：

以往，依据1941年通过的《美国全国电视所有权规定》（NationalTVOwnershipRule）的修订版，美国任何一家传媒公司的电视受众覆盖率不得超过全国电视受众总数的35%。2003年6月2日通过的新规定将上限提高到45%。

新规定将1970年通过的《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限制令》（Radio/TVCross-OwnershipRestriction）和1975年通过的《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所有权禁令》（Newspaper/BroadcastCross-OwnershipProhibition）这两条原有的限制跨媒体所有权的规定合二为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原先设立的限制。这两条原有的规定不允许一家媒体公司在同一城市中同时拥有广电媒体和报刊，并对同时拥有广播电视媒体的范围做了限制。新通过的规定条文取消了对一家媒体公司在（有9家或9家以上电视台的）中、大型市场的所有权限制，允许其同时拥有电子媒体和报刊。跨媒体所有权在电视台数较少的市场则仍面临某些限制，而在电视台数为3家或3家以下的小型市场中，跨媒体所有权仍将受禁止。

[摘要]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其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宣称自由市场经济是自发产生的，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干预的产物；表面提倡经济的自由竞争，实质又严重依赖国家干预；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又实行国家保护；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结果却是造成严重的灾难。因此，我国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时，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一、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在新自由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若干经济流派。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学术界有的学者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学派。弗莱堡学派又称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这是在西德成长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该学派主张“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万变不离其宗，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的政策主张也大体相同或近似，如对政府的活动进行限制，资产私有化，解除对金融和企业的管制，减少公共支出和投资，削减社会福利，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排斥工会，声称要反对“妨碍经济自由的垄断力量”的工会，限制工会的作用；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大量裁员，增加失业；实行国际自由贸易；实行金融自由化，实现国际货币自由流动等。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把他们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个基本要点上：商品和服务化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投资的自由化。由这些理论出发，在政策实践方面，美国发达国家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控制和影响，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别国发生经济困难时，强迫那些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改革，作为给予国际救援的先决条件，已经使相当多的国家吃尽了苦头。

二、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在拉美，接连爆发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在实行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局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2000年写了一本书《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专门谈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新经济自由主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说，“公正地说，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许多正直的经济学家也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和两面性：对自己国家，自由主义有利时，就实行自由主义，保护有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对别国，一律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它要别人开放市场，却设置各种条款限制别国商品的大规模进入。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真实目的是使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投资更安全，使钱能更快地转移，而将投资风险转嫁到穷国人民身上。

三、正确地区分把握新自由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但是应当注意到，有些论者在批驳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往往具有对经济自由主张全盘否定的倾向，应该说这是不够妥当的。实事求是地讲，从本原上看，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当前作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经济自由学说与国家干预学说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两大学派势力此消彼涨，分别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占据主流地位，到现在还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之争。经济自由学说，并非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专有。经济放任和国家干预都是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至于某一国家在何时强调二者之中的哪一方面，主要是由它当时所处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有所侧重。正如邓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行讲话中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事实正是如此，自人类社会告别小农式的自然经济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前提本身就不完全适用了，这正是现代国家干预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实际上，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就是计划方法和市场方法的结合，而西方国家在不同届政府的任内，也会有时掀起私有化浪潮，有时掀起国有化浪潮。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还是关于通过适度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某些论者应当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做法，只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