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范文10篇

摘要：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要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新资本协议所倡导的内部评级法，构建风险管理的整体机制。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营造风险管理的执行文化氛围；实施以内部评级为主的风险计量方法，注重风险缓释技术的应用；创建风险计量模型，构筑信息数据平台；提高风险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增强风险预警能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风险管理市场机制；发挥监管当局作用，强化外部监督。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最新翻译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Ⅱ第三稿），新协议将在2006年底取代现行的1988年协议。但就中国目前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基础和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因此，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目前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大银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未来几年银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三大支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新要求

新资本协议总体框架共分三部分，即所谓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最低资本要求，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第三支柱为市场约束。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吸收了近几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技术，在风险定义、风险计量、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质量

新资本协议吸纳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概念的同时，将操作风险列入风险管理的范畴，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计量更为谨慎、周密，方法更趋科学，促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覆盖信贷决策和审批、贷款定价、信贷授权、风险敞口限额（包括地区、行业和客户）、资本和资源配置等领域，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实现有质量、有内涵的发展。

西蒙对有限理性的开创性阐述，确认了人类理性的稀缺性，从而使理性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有限理性是决策或管理劳动分工的理论依据。决策分工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形式，即外部分工和内部分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决策者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辖区，这种决策劳动分工是外部分工；而在一个决策者的辖区内，决策者的决策劳动还可以继续分解，这种分解就是决策劳动的内部分工。很明显，内部分工是一种层级制决策分工，它是形成企业层级制组织的必要前提。正是由于这种内部分工才能够把稀缺程度不同的决策劳动能力，即理性资源有效地分配于不同的用途。

而且，从本质上说，目前正方兴未艾的人力资本理论所关注的人力资源，某种意义上指的也正是这种稀缺性的理性资源，它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知识。而知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专业化相对应的可以物化为劳动工具的知识；另一类是与协作相对应的可以物化为组织的知识。前者具有个体性，后者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共享的知识不仅协调着个人的行为、个性和动机，成为知识增长的源泉，而且还通过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来降低交易费用。在这里，作为共享性知识的组织同样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人力资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马歇尔早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把组织视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第四种生产要素的深刻寓意。

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适应新的技术和市场发展需要的企业组织创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一轮企业组织创新浪潮与前几次相比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培植企业基于知识的获取和应用的核心能力（corecompetence），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各种新的组织创新样式，传统的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分析框架，难以给出一致、合理的说明。而上述基于西蒙的分析，实际上给人们提示了一个研究组织创新的不同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全新视角，即将企业组织视为一种资源而不单纯是可与市场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试图从这个视角出发，汲取人力资本理论、企业理论、组织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有益成份，构建一个以组织资本概念为核心的关于组织创新的研究框架。

1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

1.1人力资本

根据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1〕。具体地说，契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契约是关于企业的物质资本的；另一类契约则与企业的人力资本有关。因而，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构成的一个特殊契约”〔2〕。市场里的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是因为在企业契约里包含了人力资本，正如科斯所指出的，“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则以后再决定”〔3〕。这样，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使得直接利用它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说清楚”的一般市场契约的模式，因而必须借助激励性的企业制度安排和组织设置来实现对人力资本的使用和调度。这也是企业契约区别于市场契约的关键所在。

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但不排除其本质上的腐朽，而且在更宽阔的背景上加深着这种腐朽。虽然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甚至取得快速发展，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变化；本质；腐朽；垂死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就耳熟能详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时的概念里，资本主义就像是一个恶魔，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没有多少年的活头了。

其实，不仅是革命导师对资本主义有过临近生命的终点的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八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相反它却顽强地活在世间。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一个春风得意的时代。

为什么早在一百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而今资本主义依然健在，甚至出现了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的政治表现呢?这种世界历史现象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革命导师的著名论断难道已经“过时”了?那么，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究竟出现了那些新变化呢?今天该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何谓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角：跨国公司，参与者，与作为旁观者、伙伴和人质的国家。这里主要讲跨国公司、参与者这两个角色，国家这一主角就自然明了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跨国公司

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的几个要点：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它到世界各地寻求市场份额取得市场地位；它收购兼并企业。但是收购和兼并的目的不在于获利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是为了增加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

（2）跨国公司不是自然而然产品的社会化。80年代跨国公司主要是扩大生产领域，铺开经营阵线。现在则是想搞专业化生产，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扬长避短。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增大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就面临一对矛盾的两个诱惑：获利的专业化和减少风险的多样化。

一、前言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2001年初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在经过一系列修订之后即将在2005年实施。因为这份重要的风险管理文件对于全球金融体系会带来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对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形成显著的冲击，因此引起全球金融业的广泛关注。在这份新协议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TheInternalRatings—BasedApproach,以下简称IRB方法)的推出。从理论角度把握IRB方法的演变及其形成，对于我们分析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巴塞尔委员会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的演变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并且计算经济/风险资本〈economic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因此,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valueat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newcapitaladequacyframework”)文件中,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modeparadigm(简称DM)与Mark-to-marketparadigm(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二是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三是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四是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五是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六是从区域分布上看，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七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资本流入减少而放慢增长。这个变化趋势还刚刚开始。

总体上，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增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但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际资本流动正在进入一定程度的调整，投资商放出资本进行投资更为谨慎。在世界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的总量增长可能会进入一个波动幅度不大的调整。但是，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因此从总体上看，今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经济更为有利。

美国市场的魅力正在下降

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它先前有过的魅力。去年前10个月的全球合并、收购交易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54%，12月份以来，全球并购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公司并购为2480亿美元，下降45%，为199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2000年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创历史纪录，达2170亿美元，这满足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需要。后来，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去年前三季度，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到100亿美元，目前并购资本流入下降现象更为明显。安然垮台，安达信危机，使不少想并购的公司的头脑开始保持冷静，在美国的并购行为趋于谨慎，最近的并购活动明显减少。

不仅实体投资是这样，而且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也是这样。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美国股市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出现了7周中最大的资产净流出，而欧洲大陆出现了一年中的最大的净流入。到3月8日的两周中，流入到亚洲股市的美资总额达到5.38亿美元。从今年2月6日以来，日股升幅达28%。尽管我们对日股升幅期望并不是很高，但是，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的份额下降，流向非美经济体的份额提高，出现新的“景气交叉”现象。

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定位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内容摘要：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本文分析了这一思想从提出到嬗变复杂的历史命运，阐述了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认为该思想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本结构理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资本结构理论。按其形成的时间先后，可把这些理论分为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的新资本结构理论。早期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有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传统（折衷）理论三种，现代资本机构理论有MM理论和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资本结构理论，本文主要对新资本结构理论加以综述。

1新资本结构理论

1.1成本理论

1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将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中。由于企业中关系的存在，必然产生股东与企业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成本为成本，包括股权的成本和债权的成本。随着债务比例的增加，股东的成本将减少，债务的成本将增加，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使总成本最小。

1.2信号揭示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其显著特征是认识到了“不对称信息”在资本结构决定中的主导作用，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经济学中最新的分析方法，一反以往资本结构理论只注重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和“激励”等概念，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把资本结构的权衡难题转化为制度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