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转变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近年来，从职能制向事业部制转变已经成为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变革的趋势。在变革中，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和经营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绩效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必须进行相应转变。

1商业银行绩效管理的含义

商业银行绩效管理是对商业银行绩效实现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管理，是服务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讲，是指商业银行的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达到本行战略目标而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及绩效目标提升持续循环的过程。

2大多数国内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管理者认识不足、理解片面第一，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管理者往往简单地将绩效管理等同于绩效考评，认为设计考评表，量化考评指标，确立考评标准，兑现考评奖金，就是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部，这样理解是不全面的，这仅仅是绩效管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银行管理者对绩效考评结果的应用往往体现在与工资、奖金的挂钩上，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导致管理者与员工形成绩效管理就是涨工资或减工资，将绩效管理等同于薪酬管理。第三，目前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绩效管理过程当中，普遍忽视员工参与，造成员工对绩效管理体系知之甚少，考核也仅是员工被动接受。这种简单的、片面的、单向的绩效管理，必然使得员工内心产生疑虑和抵触情绪，认为绩效管理是管理者单方面对自己实施的管理与约束，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消极应付甚至排斥。第四，在绩效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缺乏对员工的辅导和信息反馈渠道不畅，员工只知道奖惩却不知晓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只得到眼前的奖惩却难以在工作中取得进步，久而久之将挫伤员工的积极性。

2.2在职能制组织架构下，商业银行绩效管理体系存在与战略目标相脱节的现象当前，商业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绩效目标不是依从于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结合各自的任务制定的。各职能部门在绩效考核中更多地考虑本部门利益而忽视银行整体利益，由于各部门工作性质和内容的不同，不能有效地落实和反映银行整体经营战略与中长期经营发展目标，绩效考评与银行战略目标相脱节，银行整体的组织绩效降低，不利于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文作者：唐龙工作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是增长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早期经典理论经济学中，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或者生产可能性曲线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创新，以及把创新扩散到整个经济社会（新帕尔格雷夫经学大词典，1996）。[9]理论界通过经济增长核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研究的兴趣高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通过总量生产函数将其纳入经济系统，阐述了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使经济增长模型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变得更加有解释力。但是，这些经济模型在以下几方面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一是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是被塞进总量生产函数作为一项来分析的，包含一切导致生产函数移动的要素。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准确描述技术进步的原因，易忽略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丝毫不依赖资本积累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使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技术进步无需成本，与现实经济中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入、高额技术转化成本的事实不符。四是为使稳定增长成为可能，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机制使得技术进步正好是哈罗德中性的。基于上述列举的诸多原因，以一个不变比率进行的非物化技术进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提出更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界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由外生因素到内生因素转变。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主要试图解释发明和创新的速率与偏向内在地由经济系统决定，基本沿三条路径展开研究。一条路径是进一步拓展生产要素的内涵，将技术进步物化到生产要素中，通过“有效生产要素”的概念改变先前生产函数关于生产要素性质的某些假定，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如时期性经济增长模型（Solow，R.M.1960）。[10]该模型认为，新的投资是新思想的传导机制，提高新投资的比率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率；其逻辑传导路径是资本形成→工业设备的现代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种新投资的比率影响技术进步速率的内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为测度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提供了新依据。人力资本模型是将技术进步物化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另一尝试，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改进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条路径是将知识和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变量纳入生产函数，通过建立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的外溢效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有效地统一起来，仍然在完全竞争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这种内生化技术变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泽弘文尝试（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罗默、卢卡斯和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家继承和发展。第三条路径是提出一些新的生产函数来代替总量生产函数对技术进步的刻画。如技术进步函数（Kaldor，N.1955，1962）与创新可能性边界（Kennedy，C.1962，1964，1966）两种经济模型一改先前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分开描述的不足，阐述了要素积累率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积累率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但是，技术进步的原因与速度在这些模型中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理论界沿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内生化的机制将研究继续深化。罗默从知识积累产生于资本积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卢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效应角度进一步深化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机制。以罗默的第二代模型为起点，新增长理论家开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识积累和创新的来源及传导机制，指出只要创新的收益大于研发成本、创新的溢出效应足够大，经济增长就能自我维持。另一方面，理论界进一步拓展了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打破了完全竞争均衡的传统分析框架，将产品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纳入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尝试在垄断竞争的新经济环境下，注意非均衡动态路径，引入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行业领先者等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根源和传导机制，得到了许多对中国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撑的绩效评价

早期西方经典理论以经济增长为主题，按全要素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类型的标准，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基本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15]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专著，试图或简或繁地计量技术进步对形形色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余值法确立了早期经济增长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视为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得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结论（Solow，R.M.1957）。[16]这种测度结论的准确性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在两方面受到经济学家的质疑：一是将余值部分全部归为技术进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响，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二是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视为同质的假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忽视了要素投入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衡量。对此，学术界持续地改进了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精准度。如丹尼森将知识的进展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单列出来，并从总量层面上考虑了劳动投入的多样性，从而极大地缩小了经济增长中不能直接由实证测度因素所解释部分的大小，并细化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Denison，E.F，1962）。[17]乔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中资本投入因素的多样性，并落脚在各产业部门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层次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余值”的范围（Jorgenson，D.W.，1967）。[18]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的增长都依赖于构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学者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时，尝试对不同国家生产率与投资（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之间（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关系进行实证测度，以期对影响全要素增长率的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27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技术变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认为因为大量技术变化涉及资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发现活动配置，这些资源仅得到正常回报，当技术被发现且实施时，技术变化的价值转化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为零。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如全球创新指标（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区（TimothyF.Slaper，2010）、一个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个行业创新能力指标体系（DavidJ.Spielman，2011）对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增长的力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阔了研究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视野。总的来说，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近似度量还存在一些质疑甚至争议，但将之作为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仍是一个有较高认可度的指标；不过，理论界还需要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绩效评价。

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原因

引言“技术”在词源学上指的是系统地处理事物和对象，是那些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对物质世界产生改变的活动。在17世纪指的是人工构成物或对发明的系统讲述，19世纪几乎与“应用科学”同义。在本文中，这一术语的含义扩展到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种技术，就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包含着人的群体甚至社会成员之间常规性的、经常的合作。”［1］25以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界，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这就是工业革命前的前技术时代、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时代和信息革命后的后技术时代。在这三个不同的技术时代，艺术表现出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挣扎———反抗———分化———明确———找回自我———秩序———确定自我。艺术中世界秩序可以分为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人与自然的秩序以及自然内在秩序三种，其中前两种秩序可以归为伦理秩序。伦理秩序又可以分为神性秩序和世俗秩序，伴随着技术与艺术发展，人类经过六次觉醒，不断对世界秩序进行重组，神性秩序和世俗秩序出现两极性和周期性特征。

一、前技术时代艺术中的神性秩序

(一)艺术是认知之母

从史前人类开始一直到公元16世纪，艺术中反映的世界秩序一直是神性秩序。这种神性秩序，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为对不同的崇拜对象，表现的形式也不同。但无论崇拜的是何种神，都集中表现在对生命与生殖延续意义上的敬畏。从人类制造工具的那一时刻起，至少在意识上已经形成了对待制品形象上的先见或者概念上的明确———即概念区别力与形态感知力，已经具备了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的定义———“在用物质来实现以前存在于其结果中的概念组成”的意义上的艺术家［1］10。视觉形态感知力是意识和概念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当这两种能力以多极性和逐级式的渐进衍化开后，发展为思维、语言、文字、数字后，借助概念差别和抽象的逻辑推理，人类来准确地描绘对象的特性、差异、统一性和多样性。“正是借助于名称和数字，人类的理解能力终于可以制服世界了。”［2］58史前艺术的辉煌期在于公元前4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克罗马农人和马格德林人创造的洞穴艺术，它占据了人类开创艺术以来2/3的时间。这些艺术形式表明人类从“雕塑—减法思维”发展为“图画—加法思维”，是人类有意识地将观念以具体的形象“固化”下来、追求永恒的见证。洞穴岩画艺术已经体现出明确的分工与协作。秩序的雏形最早表现为城市与神庙———公元前9000年耶利哥和沙塔尔休于，诞生了宗教组织和文字，这是实现有序控制的重要手段，自从产生了文字，人类就踏入了文明社会。大约在公元前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就开始科学观测月亮的运行规律和周期，证据就是几千块雕刻过的驯鹿和猛犸骨片。从地中海诸岛到大西洋沿岸，散落着庞大的巨石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格兰西南部索尔兹伯里的旷野上的史前巨石阵。“如今，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巨石阵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中心和祭祀场所，而且是由居住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人建造的。它的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对天文学知识的运用，表明它的作用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一个宗教活动中心，用来祭祀太阳和月亮，构成一种地区性日历(regionalcalendar)。”［3］误差不超过一天。这个巨石阵，建造于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长达1600年。这显示了史前人类对弥漫在他们头顶上的外部世界的秘密的终极探索，追寻世界的真实和永恒———秩序。范德瓦敦(B．L．VanderWaerden)于1983年发表的一部题为《古代文明中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中提出三个新发现，最后一个发现是“能够证明，史前巨石建筑运用了毕达哥拉斯三角形”。古希腊几何学、天文学并不是空穴来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源头，当然还要归功于埃及、古巴比伦以及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的成就。数学、天文、宗教都统一在这个巨大的艺术体量中，可以说艺术是认知之母。所以，斯宾格勒谈道:“每一个伦理体系，不论在源头上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都与伟大的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有关。”［2］344

(二)地中海主义

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三个帝国都以地中海为中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们的艺术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世界强烈的征服欲望、对神性秩序的天然依赖、对永恒意义的绝对追求以及对真实性的不懈探索。希腊古典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探索自然秩序的自然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学(的和谐)来确定宇宙运行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划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秩序;米利都学派力图从自然秩序中追究万物的共同本原，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我寻找过我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则确立了衡量人在自然秩序中的地位和标准。世界秩序体现在宗教的伦理秩序上———特别是奥林匹亚新神谱上。作为衍生，公共性也是他们的重要原则，但这种公共性是依附在神性秩序下的。这三大帝国的文明滋生出的优越感和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地中海主义。埃及人的心灵中只有未来，没有过去和现在，“现在”只是连接未来的一个临时边界。艺术对未来的关切表现在石雕像、木乃伊、金字塔、严密的行政制度上，他们的“卡”通过肖像雕塑变成永恒，被认为是可以通过一种超越性的酷似而与死者相关联。金字塔呈现出强烈的几何化象征主义，尖顶被认为是与神交流的点。古埃及的壁画艺术属于类概念艺术———图像语义，是一种“数—总和”的关系，呈现出清晰的视觉秩序。它只关注艺术意义的准确传达，正是这种神性秩序制约了古埃及3000年艺术形式自始至终不变，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印象性的永恒，是纯粹的印象主义者。古埃及对强大体量和神性的热衷被古希腊人继承下来，同样，对于古埃及雕刻技术的依赖一直到古典时期才彻底摆脱，强调真实再现。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的历史经验都会变成特定的瞬时的“现在”，没有时间性、运动性和神话式的背景。一切都豪无保留地沉浸在自然这一切片上，所以现实主义在于真实地再现，以取得与自然秩序一致的真实。而奥林匹亚诸神赋予他们理想主义色彩，英雄贵族的传说是联系他们与古代的唯一精神线索，实际上现实与古代实践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他们更多的是沉迷与自我幻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了诸神的理想化色彩，就是浪漫主义。这种英雄贵族主义情节，在古罗马那里得到发扬光大。维吉尔在《埃涅伊特》中谈到埃涅阿斯死去的父亲这样训诫这位英雄:“铸造青铜像，我们也许不如别人那般栩栩如生。雕塑大理石像，我们也许做不到别人那般逼真……但是，罗马人，你们要记住，你们拥有统治世间其他民族的力量———罗马的艺术应该是将和平强加于人的艺术，是实施法治的艺术，是给战败者以宽恕、使傲慢者屈服的艺术。”［4］罗马的艺术深刻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秩序是通过艺术来体现的。罗马的等级秩序森严，但是允许通过个人努力来活动不同的等级。事实上，罗马社会的宗教主要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一些宗教在人们意识中逐渐消失。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媒体技术、新闻理念的不断发展和受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中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样态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新闻播音风格也形成了多样化建构。近年来，“说新闻”的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时占据了电台、电视台各档新闻节目的重要位置。本文简述“说新闻”的产生及其特点，分析比较“播”和“说”两种新闻播报样态的异同，并就时下“说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加以初步的探讨。

一、“说新闻”的出现

我国境内第一个用平实的语言来说新闻的，首先是陈鲁豫和她的《凤凰早班车》。在《凤凰早班车》中，陈鲁豫通过前期认真的准备，形成烂熟于胸的腹稿，结合早间新闻节目服务性、实用性的特点，以自信干练、轻松时尚的状态，采用播说结合的方式，胸有成竹地即兴表达，评说时事。在《凤凰早班车》中，新闻的播报不再是以往照本宣科地“播”，而是清新洒脱地“说”，从而实现了两个突出的转变：把新闻“播音员”变为新闻“主持人”；把新闻播报样态从“播”变为“说”。陈鲁豫及其《凤凰早班车》的“说新闻”样态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和效益：一是口语化的播报，主持人使用街头巷尾普通老百姓日常习惯所用的口头语点评新闻事件，在语言的表述上更具讲述感，也更有“人情味”，是真诚地在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这很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共鸣；二是语言表达到位，主持人有较强的思维反应能力和即兴评述能力，表达即时、到位，并且一气呵成，还能给观众们随意、自然的感觉，语气的感情色彩恰到好处，分量也拿捏得很准确，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而且语势连贯富于变化，语言流畅；三是评论张弛有度，主持人能够就某一个新闻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做恰当的评论，在陈述各家意见的同时也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既能感性地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能带给观众理性的思考。陈鲁豫及其《凤凰早班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受其影响，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广播电视新闻的播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新闻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鲜活，从国家大事到市井百态，从明星事件到茶米油盐，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百姓生活，说百姓关心的事成为新闻宣传的重要任务。新闻面向人民、面向社会，新闻传播平民化也就成了现今新闻传播的一大特点。“说新闻”以平实的语调，贴近生活的表达，使沉寂了多年的新闻播出方式有了新的声音。“说新闻”作为自然的语言传播样式逐渐渗透到大众传播的领域。纵观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说新闻”这种样态之下衍生的新的分支——“方言说新闻”。不少地方电视台纷纷开办以本地方言“说新闻”的栏目，一时间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如浙江一地，杭州有《阿六头说新闻》，绍兴有《绍兴师爷说新闻》等。此类方言新闻节目，由于具有独特的受众定位（当地的中老年观众尤其是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民众），满足当地受众的心理需求，极富平民化色彩，以亲切、诙谐、犀利的风格与观众作对等的交流，力图使观众通过收看节目，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归属和满足。《阿六头说新闻》、《绍兴师爷说新闻》等开播至今已有多个年头，经久不衰。

二、两种不同的新闻播报样态

新闻播报样态指的是：新闻节目播音员、主持人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稿件，采用不同的播讲方式所表现出来不同的新闻播报语言样态。播新闻和说新闻本质上都属于新闻播音，但却是新闻播音的两个不同的播报样态。“播”新闻是我国新闻类节目长期以来所沿用的一种播报方式，最具有代表性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各省市台的《新闻联播》等。这种宣读式的新闻播报样态，一直沿用了几十年，是一种较为受众认可的新闻语言传播方式。“播”这种新闻播报样态的主要特点是：创作所依据的是新闻稿件，一切建立在书面稿件的基础上，表现为语音规范、语言书卷化、语体结构严谨，既不依赖语境，也不强化“播音”的个性。这种语言传播样式有着语言规范、准确清晰、庄重大气、稳健有力等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播音员播报新闻是在读别人的稿子，见字出声，缺乏情感，尽管眼睛看着观众，但大部分的注意力还是处在提示器的内容提示上，这就使得这种播报形式缺少了吸引力和亲近感，使播音员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较远，交流感不强。当代社会瞬息万变，对广播电视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播出次数增多，播出容量加大，播出形式多样，从整点新闻到滚动新闻，从录播新闻到现场直播等。广播电视新闻的语言传播方式在不断地演变、革新，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讲述式、谈话式的“说”新闻应运而生。“说”与“播”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有稿一个无稿，一个是照着稿子念，一个是用自己的理解说。“说”新闻可以没有稿件依据，但有提纲，表现为语言口语化、语体结构松散、样态不受限制，对语境的依赖性非常强。具有在人际交流中的传播优势：克服了单纯的“播”在语言样式上的呆板性，有利于发挥新闻主播的亲和力、风格个性来吸引受众，使新闻节目具有了较强的平民性、感染性和开放性。总之，新闻节目的内容形式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新闻播音也应该随之调整。无论是“播”还是“说”都只是一种形式，其目的都在于传播信息、传递稿件的实质内容。“播”和“说”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完全可以互补。针对不同类型的消息、稿件，可以采用不同的播讲方式，在不同的时段、不同受众群体中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例如，时政类、综合类的消息可以采用播报的形式，以确保其权威性、严肃性；社会新闻则可以采用“说新闻”的方式，以拉近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新闻联播》这样庄重严肃的新闻内容可以采用播报的方式，而《晚间新闻》、《早间新闻》以及各类新闻专题则更适于采用说、播结合的“讲述”语态，以求亲切、自然、稳健、洒脱。“播”和“说”两种样态都要不断总结经验，取长补短，适时改进，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受众需求。

三、“说新闻”应注意的问题

明天我们将迎来第十四届“世界水日”和第“中国水周”。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水与文化”。我国纪念“世界水日”和开展“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转变用水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水资源工作成效显著，但水资源形势依然严峻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水利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水资源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水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有效应对了洪涝干旱等灾害，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了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也为生态和环境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水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并呈现出四个明显特征：一是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正常年份全国每年缺水量近400亿立方米，北方地区尤甚。同时，我国许多地方用水结构不合理，浪费严重，用水效率低，效益较差。二是防洪能力总体提高与洪水风险不断加大并存。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大江大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主要江河具备了防御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但是，人水争地矛盾突出，洪水高风险区域与人口高密度区域、经济财富集中区域相互重合，洪涝灾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三是水生态和环境状况局部好转，但整体形势严峻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全国污水排放总量仍在逐年上升，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的问题仍然突出。四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有3.2亿农村人口没能喝上洁净水，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

造成这种严峻形势，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相匹配，是我国的基本水情。同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水资源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加大了这些问题的解决难度。这表明水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协调，一方面水利不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适应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树立科学的治水理念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事基础教育的小学教师更倍受关注和重视,其中教师的角色转变问题更是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作为一名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师,在这场改革中要逐步实现自身的角色转变,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小学教师;角色转变。

传统定义的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社会高速发展,对老师的要求越来越高“

,传道、授业、解惑”只是作为教师的最基本要求了。特别在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在这场教育的重组活动中,作为最活跃的因素,这场变革中的核心人物———教师的角色转变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和重视。而作为从事基础教育的小学教师的角色转变问题更是被推到了这场改革的前沿,这几年通过每位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师的不断实践和探索,新课程改革对教师角色转变要求的理念和宗旨已经在具体的教师的教育教学中得到了体现和应用。

小学教师角色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主要有如下转变:

一、小学教师逐步成为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组织者对小学教师来说,是否能够为学生营造宽松愉悦的成长环境,比自身的学识是否渊博更为重要。小学教师不再像维持纪律、不断施加压力的监工,给学生以压力和刻板的说教,而是逐步营造一个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课堂氛围,创设出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当然,宽松并非不要课堂秩序,不要学校管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在目前新课改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教师仍然要发挥好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随时把握驾驭课堂各个活动的环节,保证课堂的良好秩序,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作为组织者,要在营造宽松愉悦环境的同时,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

摘要: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逐步解决了中共八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满足了人民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进而开始对民主、安全、环境等精神层面的追求有了更高层次的期待，所以党的十九大认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符合人民需求、中国实际、符合现实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要矛盾;转变;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

1社会主要矛盾的概述

中共八大，党和国家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符合当时国家发展实际和现状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清晰规范的表述，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党的十二大直至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认为我国当前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将处在这个矛盾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伴随的新问题就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更加突出和急需，但是我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较低的阶段，不能满足人民新的需要，新的期待，由此便产生了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这表明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一主要矛盾，积极发展生产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力求社会生产力与人民需求相匹配，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因探究

2.1政治原因

一、为什么要致力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改变原有的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自然成为这场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学习方式较之于学习方法是更为上位的东西，二者类似战略与战术的关系：学习方式相对稳定，学习方法相对灵活，学习方式不仅包括相对的学习方法及其关系，而且涉及学习习惯、学习意识、学习态度、学习品质等心理因素和心灵力量。所以，学习方式的转变对促进学生发展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在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单一、被动和陈旧的学习方式，已经成为影响素质教育在课堂教学中推进的一大障碍。试想，如果一个在学校中度过9年或12年学习生活的孩子，整天处于被动地应付、机械训练、死记硬背、简单重复之中，对于所学的内容总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像和指望他会成为一个高素质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如何能够具有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能够成为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转变学习方式究竞意味着什么?

传统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人的客体性、受动性、依赖性的一面上，从而导致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的不断销蚀。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这种他主性、被动性的学习状态，把学习变成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这是学习观的根本变革，学习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动。基于此，本次课程改革提倡以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为宗旨的自主学习。

本文作者：秦殿军万娟工作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对我们党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从2003年到2004年明显加快,2003年达到9.1%,2004年达到9.5%,经济发展整体形势良好。但是国民经济仍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

早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央就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计划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虽然我国的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只是低层次的总量增长,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根据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来划分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的增长,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如果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理论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概括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均表明,在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中可能获得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新古典增长理论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这种相同的要素投入所产生的不同的生产率状况。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可以说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评价指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要素质量的提高、管理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便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

2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际经验和理论年分析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在于增长率提高的推动作用,现在这个时期的增长率中,一般40%左右的增长率不是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来支持,而是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取得的。从我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看,近两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过快增长支撑起来的,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2003年这四个行业的投资增长80%到一倍以上,2004年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是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可持续的增长带来了能源原材料供给和运力的紧张等一系列问题。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时面临的现实问题,进一步增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