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范文10篇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请问这土地谁爱得最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里的名句，它说出了诗人心头萦绕不破的一个乡土遗梦。是对泥土的情结，是对生命之根所依附的大地母亲的无限眷恋与挚爱。

生命总是这样，躯干在风雨中挺立，绿叶和枝子向天空打开，向太阳打开，灿烂所有的日子。而它苦挣未来，奋战过去的所有力量却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根，来自那无限的深入。亲近泥土，深入泥土，发掘泥土在人心中不可替代的蕴含和无与伦比的沉痛重量，因而也就显示出深远无极的意义。对土地和劳动，不是躲避而是参与，不是疏离而是贴近，躬耕垅亩，使自己从日常猥琐细碎的人生中走出来，走向田园，走向泥土，走向久违的劳动和锄头，更是萦系人心的梦想。

终有一日，我又回到了田园，回到了曾经熟稔而又陌生的劳作之中。在一片大大的田洞里，在一片宽阔的田园上，我和农夫田妇一道，挥锄舞铲，抽沟排行，侍弄大地上荒凉疲惫的田土。汗水掺和着兴奋，劳累夹杂着喜悦，一锄一锄翻耕着恩深情厚的土地，翻耕着心底里沉寂已久的对泥土的眷恋。什么时候，我们久违了自己赖以存身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根？什么时候，我们成了无根的人，我们把双脚高高提起，把沾在脚踝上的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以为自此离开了农门，以为生命有了新的超越和意义？什么时候，我们脚底下的根须渐渐萎缩，双手像棕榈树的叶脉摊开，向着天空，只问索取，不再给予？灵魂在田园阴郁的血里生锈，土地压不住呜咽，在蟋蟀的呻吟里困惑不已，我们给大地不断增加新的创伤。

此刻，我挥动着手里的锄柄，左一锄，右一锄，在泥土的沉默里不停翻耕，内心里也不断地问着自己：躬耕，躬耕，使劳动产生新意，使它不同于往昔的操作，不同于那种令人厌倦的反反复复的简单操作，辛苦与困顿。劳动还有着更深的意义。在这荒凉的乡村，荒凉的大地上，我为这一日的躬耕而倍感欣慰。风来了，我不歇手；雨骤了，我也不离去。我不避讳自然中的风雨，我愿意与它们遭遇在田园之中，遭遇在泥土之中，就象遭遇大自然本身一样。我翻耕一丘田亩，我种下一片葱茏，汗水从我的额角流下，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打在我的身上，血水从手掌磨破的水泡中绽放，我却不感到艰辛与痛苦。就是因劳累而饥渴痉挛的胃，也不使我哀怨脚下的泥土。我甘愿做地里面一条默默勤垦的蚯蚓，满身泥泞，精耕细作，虔诚抚慰大地心灵的创痛。

这一日躬耕，让我涤去满身的慵倦，抚平心头一道豁开的裂痛——它与泥土日渐分离，不知觉间拉大距离，且越来越远；让我抓住随风飘荡的精神的风筝，握紧又中的线绳，使它不离我而去。我曾经那么放飞了自己，放飞了我全部的想望。我把梦想的轨道铺在苍茫的天空，铺在飘渺的云彩之上，我在一片虚空之中划下生命的轨迹，只想望逃离泥土，追寻高远。但是，我一无所获，我空无所依。我既未实现所谓的梦想，也未能在大地之上站稳脚跟，获得实实在在的立足之地。我忘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如同落叶回报泥土的深情，飞得再高的鹰鹫也要栖息到地上，我生命的根须依然在泥土之中，我精神的家园依然是这永恒不变的土地。我只有回归，我只能回归，在泥土里来找回我灵魂的憩园。

请问这土地谁爱得最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里的名句，它说出了诗人心头萦绕不破的一个乡土遗梦。是对泥土的情结，是对生命之根所依附的大地母亲的无限眷恋与挚爱。

生命总是这样，躯干在风雨中挺立，绿叶和枝子向天空打开，向太阳打开，灿烂所有的日子。而它苦挣未来，奋战过去的所有力量却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根，来自那无限的深入。亲近泥土，深入泥土，发掘泥土在人心中不可替代的蕴含和无与伦比的沉痛重量，因而也就显示出深远无极的意义。对土地和劳动，不是躲避而是参与，不是疏离而是贴近，躬耕垅亩，使自己从日常猥琐细碎的人生中走出来，走向田园，走向泥土，走向久违的劳动和锄头，更是萦系人心的梦想。

终有一日，我又回到了田园，回到了曾经熟稔而又陌生的劳作之中。在一片大大的田洞里，在一片宽阔的田园上，我和农夫田妇一道，挥锄舞铲，抽沟排行，侍弄大地上荒凉疲惫的田土。汗水掺和着兴奋，劳累夹杂着喜悦，一锄一锄翻耕着恩深情厚的土地，翻耕着心底里沉寂已久的对泥土的眷恋。什么时候，我们久违了自己赖以存身的衣食父母、生命之根？什么时候，我们成了无根的人，我们把双脚高高提起，把沾在脚踝上的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以为自此离开了农门，以为生命有了新的超越和意义？什么时候，我们脚底下的根须渐渐萎缩，双手像棕榈树的叶脉摊开，向着天空，只问索取，不再给予？灵魂在田园阴郁的血里生锈，土地压不住呜咽，在蟋蟀的呻吟里困惑不已，我们给大地不断增加新的创伤。

此刻，我挥动着手里的锄柄，左一锄，右一锄，在泥土的沉默里不停翻耕，内心里也不断地问着自己：躬耕，躬耕，使劳动产生新意，使它不同于往昔的操作，不同于那种令人厌倦的反反复复的简单操作，辛苦与困顿。劳动还有着更深的意义。在这荒凉的乡村，荒凉的大地上，我为这一日的躬耕而倍感欣慰。风来了，我不歇手；雨骤了，我也不离去。我不避讳自然中的风雨，我愿意与它们遭遇在田园之中，遭遇在泥土之中，就象遭遇大自然本身一样。我翻耕一丘田亩，我种下一片葱茏，汗水从我的额角流下，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打在我的身上，血水从手掌磨破的水泡中绽放，我却不感到艰辛与痛苦。就是因劳累而饥渴痉挛的胃，也不使我哀怨脚下的泥土。我甘愿做地里面一条默默勤垦的蚯蚓，满身泥泞，精耕细作，虔诚抚慰大地心灵的创痛。

这一日躬耕，让我涤去满身的慵倦，抚平心头一道豁开的裂痛——它与泥土日渐分离，不知觉间拉大距离，且越来越远；让我抓住随风飘荡的精神的风筝，握紧又中的线绳，使它不离我而去。我曾经那么放飞了自己，放飞了我全部的想望。我把梦想的轨道铺在苍茫的天空，铺在飘渺的云彩之上，我在一片虚空之中划下生命的轨迹，只想望逃离泥土，追寻高远。但是，我一无所获，我空无所依。我既未实现所谓的梦想，也未能在大地之上站稳脚跟，获得实实在在的立足之地。我忘却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如同落叶回报泥土的深情，飞得再高的鹰鹫也要栖息到地上，我生命的根须依然在泥土之中，我精神的家园依然是这永恒不变的土地。我只有回归，我只能回归，在泥土里来找回我灵魂的憩园。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摘要:国家发展时要做好司法变革活动，加快法制化建设，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司法改革时要借鉴历史经验，反思历史，保证变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了司法变革活动，为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更好的了解历史，借鉴历史。

关键词:新中国;司法变革;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司法变革工作中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第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第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第三，开展司法改革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加快了国家司法变革工作的开展，为国家司法变革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司法变革中需要充分的了解历史，做好反思工作，避免司法变革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错误，这就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

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

六法全书是旧法统的代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家采用的法律体系，旧法统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旧法统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必须进行破而后立，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1949年的4月份颁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彻底废除旧法律，建立人民法律”。10月份颁布《共同纲领》，标志着旧法统的退出。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司法改革的开展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

在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一是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二是革命任务的重点转向政权建设。对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作出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各派、人民团体等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来开始政权建设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会上提出，全中国统一后，要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在这里，他考虑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全国性文化建设，并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建设”。为此，他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重点一方面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另一方面是尽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在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高潮论。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这种宣告表态实则有希望广大人民要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充满乐观预期的深意，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实现。因此，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具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提出要实现“四大建设”的任务，要求把全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和力量来建设新中国。这就是说，要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不仅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1940年前后，等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对此，他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2］1942年5月，他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如果说1940年前后他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尚有“门外汉”之感，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成为指导边区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确实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3］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还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都以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如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4］1941年5月，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5］1944年3月，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6］，并指出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同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引者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1］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汇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同时，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抗战胜利后，又经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始终成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指导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局部地区和地方政权的一种文化建设模式，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但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建设的实践，为正式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也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论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涵。

（三）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

1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

(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最佳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此，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在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中，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为切实贯彻《纲要》的目标，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目标，激励企业走出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2)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从科技政策文本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主张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发挥企业、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进而形成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这些具体的科技政策体现了建国之初党对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追求。在“”的高潮中，党对科技发展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即“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取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3］，力图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时期，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扬开门搞科研，坚持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实行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4］。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直接为振兴国民经济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深化了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及至新的世纪，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对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进行的系统阐述。

我们在星光灿烂下倾听时代的钟声,我们在漫漫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曙光,多少次,我们心潮难平,多少次,我们辗转难眠,多少次,我们都是为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天——祖国母亲五十年华诞!

仰望长空,历史的星光依然闪烁!我们的中国古老而伟大,我们的中国壮丽而永生!蔡伦纸上书写着她的智慧,指南针上旋转着她的方向,刀光剑影下她一次次回归和平,精神劫难中又一次次积薪自焚,重获新生。为了祖国的成长,无数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为了祖国的富强又有多少人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即使在那封建主义的绞杀下,即使在那帝国主义的炮火中,中国人依然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华古老的长城。五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们的祖国振翅一飞,再度冲上云霄,向全世界发出了最为雄健豪壮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巨人的呐喊,震荡环宇,让群山响应,大海回波!

从那以后,一代新的天之骄子站立起来,他们用自己的灵魂之火温暖了祖国一度冰冷的身躯,用青春的热血点燃了祖国曾经暗淡的灵魂,用激越的歌声纺织了祖国的一身彩霞。

置身历史,我们溶于其中,分享着那过去的兴奋与悲痛;放眼未来,我们会发现,面前的道路更遥远更艰难。新的学习生活已经开始,实验中学又迎来它的又一批骄子,让我们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把科学、理性、民主,进步作为自己的伟大目标,让我们用高尚的品德,优异的成绩献给祖国。迎接澳门,将中华儿女的豪气与龙的传人的胆魄融于自己青春,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爱,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庄严宣誓:我们将努力奋斗,为了美丽的祖国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了祖国美丽的永生!闪光的足迹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摘要:腐败问题已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这一公害，西方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措施，有效遏制了腐败，对我国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我国在腐败治理过程中，由于观念和体制等原因，阻碍重重。我们只有审视这些困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反腐之路，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反腐倡廉;制度;理念

腐败是指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1］建国以来，我国曾几度被腐败问题困扰。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大案、要案频发。腐败问题已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种种迹象表明，腐败问题已经使我国目前的公共治理面临着种种挑战，反腐倡廉也成了全国各界的共识。有识之士曾疾呼:“必须积极有效地联合国家政权体系以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进行腐败的防治。”［2］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腐败之风有所遏制，各级政府进一步规范行政作风，廉政已成为公职人员履职的一条重要准则。然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以及对权力的监督缺位和制约不力等，反腐倡廉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问题依然突出，尚不符合群众的反腐期望值。审视建国以来反腐倡廉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重重困境，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有积极的作用，也对我们反思和展望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作用。

一、新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曲折的探索历程之考证

腐败与反腐败，一直是新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腐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反腐败也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建国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实践中全面展开、曲折发展、逐步制度化，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反腐倡廉的研究中，笔者从反腐背景、目标、途径、效果等角度来综合考察，认为建国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经历过6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建国到党的八大(1956年)，新中国全面开展了一场探索式的反腐败运动。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以及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了反对各级官员权利的滥用，打击腐败，开展了著名的“三反”运动。“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是建国以后反腐败成效最为显著、政治最为廉洁的一个时期。”［3］从八大的召开到(1966年)的爆发，为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我党于1957年采取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为主的整风方式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党外监督，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特殊化现象。接着，又开展了四清运动。全国上下先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接着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场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四清运动整顿了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错误的趋向占了上风，后来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从爆发到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党和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如:《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来推进廉政建设。1973年，中央就社会集团购买力提出明确的规定，并多次发文勒令一切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精简节约，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和贪污倒把的斗争。［4］由于党纪国法受到破坏，一些干部在涉及参军、招工、上大学、插队青年回城等工作中“拉关系”、“走后门”，但是由于受到“左”倾的错误影响，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人人自危，腐败现象在斗私批修、打倒“走私派”的活动中得以遏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这一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以以制度体制重建与巩固为重点。党和政府期间颁布了大量的防腐反腐法规，严厉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管是谁，因受贿、索贿而触犯刑律，一律开除党籍”，坚决查处，决不姑息迁就。［5］在后来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又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改进领导作风，同一切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将制度反腐提到一定的高度，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受到了限制，腐败程度较弱，官场相对清明。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中共十八大(2012年)，1994年，我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注重制度建设，提出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标志着这一时期已从权力反腐转为以制度推进为主线的反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构建防腐体系、不断拓展反腐败领域。“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6］2004年，曾指出，要努力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强大合力，推动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国正在构筑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反腐败体系，更加注重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研究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中共十八大到今，由于前期的政治腐败与社会腐败结为一体，成为社会公害，变本加厉的同时延伸到了新的领域。每年的多起群体性事件都含有对腐败的抗争成份。2012年，当选总书记后，便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明反腐决心。在随后的工作中，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时至今日，反腐倡廉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并得到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综观中国60多年的反腐倡廉实践，中共中央和政府在反腐败中的权力制约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从制度建设层面来看，我国建立健全了一套反腐败制度，并且努力开创一套“体系反腐”的模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与建设与实际执行仍然存在脱节现象。如何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深入，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

二、西方各国与我国的反腐败实践:比较层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