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范文10篇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摘要]本文着重于介绍新增长理论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优点，新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和评述。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摘要]本文着重于介绍新增长理论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优点，新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和评述。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重商主义，就是主要探讨对外贸易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尽管以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赫克歇尔、俄林等大师的努力，国际贸易理论仍然被认为没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以罗默、卢卡斯为首的一些新增长理论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即新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一、经济增长模型

有许多因素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因素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其中处于第一层次上的是科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它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第二层次上的因素是投资者、管理者、政府、经济体制、企业制度和社会；第三层次上的因素是政治局势、金融动态、文化背景、自然条件、国际形势等。在同一层次上，各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在不同层次上，上一层次的各因素受下一个层次的各因素的决定、影响，同时又有反作用。

在图1中，“×”代表经济体制，“＋”代表企业制度，Q代表经济体系的产出，C代表生产资料转移到Q中的不变资本的价值，S代表科技创造的价值，H代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这部分资本C（称为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随着生产资料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改变而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并不发生任何量上的变化，不发生增殖。

附图{图}

这样Q=C+S+H(1)

[摘要]近年来，旅游市场迅速升温，但旅游险市场未能随之升温，需求、供给状况没有大的改善。而且，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反而有所增加。在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中，游客的保险意识淡薄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落后是关键性因素。可是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所以在短期内我国旅游险市场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态势。但是从长远着眼，我们仍应大力推进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并辅以其它措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近年来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项目。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旅游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890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178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7.8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3522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995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与其相关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这客观上要求旅游险能够快速发展，为有关各方提供风险保障，为旅游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再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钱购买旅游险成为可能。因此，有关人士普遍预测旅游热将为我国旅游险市场营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每年的保费收入至少应该有70亿元的进项，是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旅游热已经持续好几年，而旅游险市场仍然比较冷清。

一、旅游保险还未引起足够的注视

从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开始实施，改强制旅行社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险为强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这一规定的改变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较大发展，财产险公司在旅游险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如按每个旅行社年交保费2万元计，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占整个旅游险市场的15％以上；与之相反，游客自愿购买保险者寥寥，寿险公司旅游险业务增长缓慢，部分地区和公司甚至出现业务滑坡现象。旅游险市场总的需求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从供给的角度看，旅游险市场上保险卡的种类有所增加，销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险种少。当前，只有几家较大的寿险公司经营旅游保险，且可供游客购买的险种只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交通人身意外保险、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5种。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不经营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甚至有的也只经营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一种。产险公司除了经营旅行社责任保险外，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的行李、证件丢失和盗抢风险至今尚无“货”上市，使这一风险处于无保障状态。整个市场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价格为自己获得较为全面的保障，就必须和几家保险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摘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关键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1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信贷规模由按计划发放演变成事实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1998年以来各年度新增贷款情况的分析；基本结论：信贷规模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信贷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但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的办法、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理论上，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运行中，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1998年央行取消信贷指令性计划以来，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本文分析了我国央行的信贷调控目标与实际信贷增长之间的差异，通过实证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了信贷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它们已经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央行不应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信贷已经不再是企业融资的唯一形式。因此，信贷规模控制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是2.5万亿元。到一季度结束时，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央行人民币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的一半，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4。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呈加速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投放倍受瞩目甚至非议。有很多人士认为，信贷过快增长是造成固定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业过热的重要原因。尽管一季度后央行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意图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继续上涨，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预期目标的87.2%，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亿元，增幅达5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投资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议论，似乎信贷增长成了当前一切经济过热问题的罪魁祸首。

不可否认，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控制目标是2.5万亿元，实际新增2.4万亿元。到2006年央行仍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定为2.5万亿元，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GDP现值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过去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亦几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也应该有相应增长，而不是维持不变。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增加额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

一、“十一五”湖北增长极现状分析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或不平衡增长的大论战，经济发展极理论应运而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等著作中首先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增长极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其合理成分为我国的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所借鉴并有所创新，提出了梯度转移理论、点轴系统理论等。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但开阔了人们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视野，同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支持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转变传统的均衡发展思路，让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率先成为区域增长极，通过他们的发展辐射带动全国发展，作为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一种必然选择。在国家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投资、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下，东部的极化效应得到发挥，吸引了包括海外资源和中西部资源的大量涌入，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围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城市圈形成了产业聚集和规模经济，形成了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经济增长极。

进入世纪之交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理论，特别是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大大地加快了中西部地区新增长极的形成。从中部地区看，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作为湖北的主要增长极，比较令人瞩目。2004年以来，湖北省保持两位数增长势头。全省生产总值在2005年652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达到15806亿元，五年增长1.42倍，实现了年增长由1000亿到2000亿的跨越，人均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财政总收入从728亿元增加到1919亿元，年均增长21.4%，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突破1000亿元，年均增长21.9%。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2.18万亿元和1.46万亿元，增长超过1.5倍。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突破1万亿元，达到10803亿元，相当于“十五”期间5年的投资总和；“十一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9.6%。“十一五”以来，不但武汉及武汉城市圈率先发展，同时宜昌、襄阳两市的发展也随之提速。2008年，宜襄两市GDP双双突破1000亿元，是继武汉之后全省GDP率先超千亿元的大中城市。2009年两市经济总量达2544.34亿元，占全省比重19%。2010年两市经济总量达3085亿元，占全省比重19.51%，“省域副中心”作用开始显现，表明全省“一主两副”三箭齐发的格局开始形成。

但“一主两副”的格局尚处雏形阶段，增长极作用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具体表现在：第一，“一主两副”对全省的带动力仍显不足。从总量看，湖北地区生产总值不仅一直低于河南，与湖南相当，而且也低于2010年江西和山西。从经济增速看，“十一五”时期，湖北省GDP增长1.43倍，低于湖南（1.44）；人均财政收入明显低于山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江西和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山西和湖南。第二，“一主两副”三极中，“主”强“副”弱的格局并未改变。2010年武汉GDP为5515亿元，占全省比重34.89%。第二位的宜昌为1547亿元，占全省比重9.78%。第三位的襄阳1538亿元，占全省比重9.73%。与河南省比较，郑州GDP为4000亿元，占河南省比重17.43%。洛阳2380亿元，占河南省比重10.37%。南阳2065亿元，占河南省比重9%。与湖南省比较，长沙市4547亿元，占湖南比重28.59%，岳阳1539亿元，占全省比重9.68%，常德1491亿元，占全省比重9.38%。第三，除“一主两副”三极外，湖北其他增长极太弱。昔日全国有名的老工业基地黄石市居然由湖北第二跌落至湖北第九。截至2010年末，湖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只有3个，而河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有12个，湖南GDP过千亿元的城市也有6个。这也就是近两年湖北GDP被湖南超过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考虑强化新增长极的发展。就武汉城市圈这个老增长极而言，结构也亟待优化，改变武汉与周边八个城市发展差距太大的局面。根据2010年的数据，黄冈市GDP为850亿元，孝感市为800亿元，几乎只相当于武汉市的零头，且“1”对“8”的引领作用也不够。各市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湖北以外，而不是武汉。在缺乏社会性专业化和协作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建立起来的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自组织过程，被严格的行政体制所隔断，而且由政府推进建立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极大的疏离，使得企业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从而使现有增长极成为孤岛或飞地。

二、湖北老新增长极并举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