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范文10篇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保障人民群众出行便捷通畅，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确保全面完成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任务，现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升农村公路等级，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为总要求，从人民群众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农村公路改造入手，全力加快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步伐，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建设水平。

根据全市农村公路现状，从2009年起用2至3年时间完成新一轮600公里农村公路改造任务，其中2009年度要确保完成200公里以上农村公路改造任务。

二、工作原则

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先急后缓、质量第一，属地负责、以奖代补”的工作原则，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全市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工作。

一、加强领导，进一步明确职责

我镇党委高度重视，组织召开镇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走基层会议精神，制定我镇新一轮走基层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调整充实“走基层”活动领导小组，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把制度的落实与“走基层”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切实做好访民情、解民忧、集民智、促发展的各项工作，在基层一线磨砺党性、务实作风、树立形象、创造业绩。

二、精心谋划，进一步强化措施

我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进一步加强党性、党风建设，在“走基层”过程中，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谋求个人的形象；要厉行节约，进一步完善“三本台帐”，严格执行销号制度；各联村干部要主动加强与联系领导、村组干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工作动态。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深入一线，准确把握实情，加强督促指导，积极引导和帮助联系村学习先进经验，强化工作措施，推动工作落实。

三、落到实处，进一步践行活动

1月26—30日，我镇组织党员干部对村、等20个村进行新一轮“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对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给他们分别送上慰问品，并预祝村民春节快乐、身体健康，早日致富奔小康。同时向各村两委了解村情、民情，并请困难群众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具体述求，为制定下一步帮扶计划奠定坚实基础。

一、合理确定整村推进贫困村规模

自新阶段扶贫开发实施以来，我县按照省、市的统一要求，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实施了93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从整体上改变了贫困村面貌，加快了扶贫开发工作进程，其作用和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但是，由于贫困村数量较多，整村推进战线过长，致使部分村整村推进资金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村推进效果，群众急需解决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一轮整村推进，我们务必认真总结前阶段整村推进的经验和教训，按照国家、省扶贫办的要求，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十二五”期间，县政府重新确定了45个贫困村，比原来的93个减少了48个，每年安排集中连片的6个乡镇9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在资金投入上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资源整合，提高推进实效，每个贫困村按照捆绑投入不低于300万元，其中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科学谋划，选准项目，认真做好新一轮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确保规划符合实际，合乎民意，具有可操作性。

二、突出整村推进工作重点

首先，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开发。产业开发是贫困地区群众的迫切需要。应根据区位特点和市场需求，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着力推进贫困村特色产业发展。按照全县产业规划布局，坚持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每年集中连片扶持9个贫困村，以促成产业带的规模优势和一村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努力提高特色产业的规模效应。围绕柑橘、茶叶、核桃、烤烟、生猪等主导产业，每个村选择1个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切忌每样发展一点，样样都不能变成钱。加大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推广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生态、绿色农业，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名优农产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和发展力度，提高主导产业的发展层次和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技致富能力。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产业项目一旦确定，必须持之以恒，一抓到底。要加大产业开发投入力度，整村推进项目资金不能撒胡椒面，财政扶贫专项资金70%要直接用于产业发展。

其次，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产业开发，对贫困村内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电力、能源、通信等各类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建设。加强道路交通建设。交通建设牵动整个发展大局，只有交通条件的大改善，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大突破。要充分发挥整村推进整合资金、合力攻坚的优势，集中各方面的扶持资金，用于贫困村交通建设。以实施农村通达通畅工程为契机，全面硬化农村主干线公路，打通至中心自然村或院落的公路，对产业连片的区域修建田间生产路，有效提升公路等级和公路入户率，切实改善贫困村发展环境，解决农用物资、农副产品运输难题。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加快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产业优势比较突出、条件具备的贫困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着力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进程。

第三，着力抓好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继续对贫困村内生存环境恶劣、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地区的贫困群众实施扶贫搬迁，对贫困群众居住的危房进行改造，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必须结合村庄建设进行。整村推进贫困村面貌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产业开发和村庄建设上，当前正是农户建房高峰期，必须高度重视村庄建设。紧紧围绕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愿、统一规划、综合配套”的原则，在条件具备的贫困村，以相对集中的方式新建一批扶贫搬迁居民点，逐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农村建设村庄化的目标。居民点建设要有规模、有特色，对全县村庄建设和农户建房真正起到典型示范作用。今后，对集中新建扶贫搬迁居民点的贫困村，县扶贫部门将在扶贫搬迁指标上给予倾斜，同时视具体情况对基础设施配套给予支持。

在8月3日结束的省委2010年度理论研讨会上，刚刚从广东、广西考察归来的我省各级党政领导畅所欲言，在热烈的讨论中形成了高度的共识，那就是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全面实施之际、在海南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关键时刻，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两广”改革、开放、发展的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发展的胆识和能力，破除一切思想禁锢，抓住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机遇，顺势推进海南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可以预见，一轮新的思想解放热潮，即将在琼州大地蓬勃兴起。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始终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改革发展先行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广西这几年迅速崛起，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增长极。他们促发展求发展的最主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解放是“两广”经验的精髓。在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广东能够抓住每一次历史机遇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连续26年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一，靠的就是各级干部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勇于实践；广西能够在落后中奋起直追，以较快速度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是各级干部没有框框，敢想敢干，不甘人后。无论是“增城模式”、“桂林精神”，还是“钦州速度”，都体现了“两广”人不拘一格追求发展的创新思维。“绿灯跑、黄灯闯、红灯绕”的大白话，正是“两广”人思想解放、巧妙做事的鲜活写照；而“先干不争论，时间作结论”、“多做事、少争论”等理念，则是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追求发展的具体总结。总之，解放思想始终是“两广”扫除发展障碍进而引领发展的最大“法宝”。

当前海南发展面临的状况，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两广”取得思想解放的真经。近几年来，海南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综合实力、经济结构、发展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国际旅游岛战略提出和实施后，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经济总量还很小，产业的支撑能力较弱，发展的基础还很不牢，抗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跳出海南看海南，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海南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虽然海南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但是别的地方发展更快，我们与他们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虽然海南的投资有了强劲增长，但经济发展的动力依然不足；虽然海南的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与大部分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虽然海南培育起了一些工业支柱产业的雏形，但是产业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综合竞争力不强，等等。如果不正视这些差距，认清发展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建设发展速度，那我们就会被发展的浪潮甩得越来越远。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令人担忧。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精神不振，作风不实，做事流于形式；一些干部循规蹈矩、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想干事不爱干事；一些干部能力不高，视野不阔，办法不多，不会做事做不成事，等等。这些干部与“两广”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敢做敢当的干部队伍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这些工作作风不转变，我们的工作就会难以落实，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也会被拖延。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全省人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的全面实践，海南正步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在这个关键时刻，各级干部的作用尤其重要。说一千道一万，是非成败完全在人。能不能抓住这一次难得机遇，真正实现海南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关键在于全省的干部队伍，决定于各级干部能不能做到思想真解放、理念真创新、作风真务实，真干事、用心干事、干成事。正如广东同志所总结的：“不怕起步晚，就怕起点低；不怕干不好，就怕没想好；不怕经济落后，就怕观念落后。”要让全省各级干部在观念上完成更新，在理念上有所创新，提振精神状态，转变工作作风，显然不是一场会议、一次培训、一次学习、一次教育或一次问责所能完成的，需要来一场解放思想运动才能加以解决。

“两广”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思想解放是破除旧框框、扫除发展障碍的不二“法宝”。海南要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破除旧的体制、机制，要构建具有特色的经济结构，要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好好向两广的干部群众学习，学习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学习他们敢为人先、敢担风险、敢闯敢试的胆魄和勇气，学习他们始终紧扣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发展为大的强烈发展意识，学习他们宽广的发展视野和推进发展的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学习他们不争论、多做事、用心做事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办法。

如何推动下关教育在新一轮科学发展上实现新跨越，为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区作出新贡献？下关区教育局潘局长这样回答：“我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创新实践，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精细化的管理目标；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建设常态下的高效的课堂，才能尽快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才能使下关教育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新一轮的教育发展中走在前列！”

十年布局：整合资源做强名优学校

天妃宫小学是南京市首批”老八所”省级实验学校，也是下关区小学教育的龙头,是南京办学实力较强的百年老校之一。近年来，配合城市建设，天妃宫小学易地重建，政府总投资一亿元，2007年投入使用，同时区教育局扩大了天妃宫小学的办学规模，将原永宁街、商埠街小学并入，使得天妃宫小学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解决了小学教育高位发展瓶颈的问题，也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区的学校较为密集，其中既有办学质量优异的品牌学校，也有一批教育水平较为薄弱的‘麻雀学校’。”潘局长如是说，“企业学校的加入，使得下关区学校资源总量得到了扩大，但数量上升的同时也对继续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新形势，区政府和教育局以“放大名优学校、改造薄弱学校”为宗旨，以既有的一批办学实力较强的学校为基础，开始有计划地推进辖区内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从98年全区第一轮教育布局调整，直到2007年的学校再整合，十年的周期，三轮的布局调整，全区减少了17所“麻雀小学”，新建城市建设配套小学3所，小学高优质资源占小学总数的75%,全区就读省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占全区小学学生数的76.1%。有效地解决了老百姓子女上学和上好学的问题。体现了较高的群众认可度、满意度。区域教育资源的有效的整合，使得小学布局、规模设置更加合理、科学，整体办学实力明显增强，为下关区小学教育进一步在高位上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细管理：创造常态优质教学环境

近年，中央政府日益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集中反映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整体布局和战略思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切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状况。社会公正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大问题。

《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一书在关注社会公正理论的同时，对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予以了极大关注，试图从社会公正的视角观察并分析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社会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由基本权利的保证（保证规则）、机会平等（事前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事后规则）和社会调剂（调剂规则）共同构成。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包括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各有各的特有重要功能，一是“保底”，二是“不封顶”，两者缺一不可。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应当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以维护每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与合理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帮助遇到不公平对待的一方解决问题。而且，在解决某一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问题时，不能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涵义是，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无数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人为本的发展。正确把握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涵义，对于解除以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困惑，推动中国社会现代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健康的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理念和准则在中国开始初步形成，但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

过去十几年里，欧洲法律学术界围绕着欧洲民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支持派依旧在不厌其烦地历数着在欧盟成员国间一系列条约框架下数十年里所取得的法律进展，而反对派在质疑欧盟法缺乏外部全面性和内部连贯性的同时，亦毫无留情地着墨于欧盟各成员国内不同的法律和社会文化对欧盟法律一体化过程的反向牵拉效用。

连年的质疑之声和欧洲宪法与里斯本条约在欧盟内连续遭遇的困境并没有泯灭相当数量的法学家的欧洲民法典之梦，自2003年以来在欧洲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内，一些学术团体跳出目前欧盟法框架前瞻性地独创出一系列的法律标准参数（CFR），如2008年初《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基本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些学术成果已在欧洲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欧洲民法典之争。

本文从历史上几次有名的欧洲民法典之争谈起，着重对自2003年以来的欧洲私法学术界在法律标准参数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初步的价值衡量，以求为欧洲私法乃至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的未来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一、理智还是敌意？

欧盟以及前身欧洲共同体的超国家性无疑是欧洲民法典之争的根源所在，当大批欧洲法学家对一部可能的欧洲民法典欢呼雀跃并急不可待地开始对民法典的性质、结构乃至内容进行论证的时候，来自欧洲内部与外部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从未休止过，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法学家皮埃尔罗格郎。在皮埃尔于1997年发表在《现代法评论》的一篇文章里[1]，他指出欧洲各国法律并未真正走上相互融合之路，而所谓的欧洲民法典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于对法律移植说本身的全盘否定。这不仅使人联想起二三十年前恰恰就是以皮埃尔为主角的围绕着法律移植轰动一时的那场辩论，以法律史学家艾伦沃森为首的支持派认为历史上多如繁星般的实例已经证明了法律移植的无处不在，而皮埃尔则依托并发展了法国孟德斯鸠的相关学说并指出法律移植的不可能性，一部法律或一项法律制度在转移至另一法律文化后必然丧失本意。

尽管皮埃尔的理论被之后的法学家们认为有极端之嫌，他本身也被冠之为“不友好的”“反欧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无疑为对欧洲法律一体化盲目趋从的学者们上了一课。为了实现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既定目标，欧洲共同体和之后的欧盟机关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在欧洲合同法领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欧洲委员会针对诸多特定的合同形式颁布了许多指令，这些指令在“直接效力”原则下被贯彻执行到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框架内，大大加速了欧洲合同法领域的融合过程，但这样的努力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的。比如，大陆法系中常见的合同诚信原则在被欧盟采用后，常被欧盟内的英美法系国家斥为一种法律的殖民主义，如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巩特尔塔博纳就曾将该原则在英国的大行其道形容为一种刺激性的法律侵入，而此种法律侵入严重影响了成员国国内私法系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2]。如果说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是需要时间来衡量各方的妥协的话，那如何在架构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同时营建统一的欧洲法律文化则是需要耗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成就的事业。因此，与其将皮埃尔对欧洲民法典的质疑之词认定为是一种局外人的敌意，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旁观式的理智更为恰当。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向前发展，进一步规范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特制定我局2013年度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教育活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略）

二、工作目标

以警示教育为重点，把廉能风险教育贯穿于防范管理工作始终，融入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全过程，要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充分利用各种平台或载体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专题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等形式多样的廉能风险教育活动，同时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防控工作，形成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浓厚的社会氛围。

三、活动内容

全局拟开展以下廉能风险教育活动：

一、研究文献与问题

在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医疗卫生改革总是涉及到从公司雇主、保险公司、纳税人、家庭个人到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以及其组织内工作的医师等大量行动者之间的资源再分配问题，而医改涉及的再分配是如此的复杂和庞大，以致于其产生的社会力量分化与震荡是难免的。从罗斯福颁布《社会保障法》之后，美国政府多次试图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其中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立法尝试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但是，美国国会结构及总统、国会领导处理应对政治结构中内在的约束和机会的策略本身就是注定了其1993～1994年国民健康改革的失败。那么，问题是时隔15年之后，同样的为何能够成功地推动这次医疗卫生改革法案的通过呢?这次医改和15年前的医改过程有什么不同?这次美国医改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这次经济危机缩小了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吗?(通常据说危机事件可以短暂地缩小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分歧，那么这次医改过程的政治分歧为什么没有缩小呢?)还是国民政策观念或意识形态更加支持的结果呢?政治学家们喜欢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这里对于理解美国的医改事件有用吗?关于政策制定过程，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模式已经产生并被广泛运用，如金登(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解释了在模糊性条件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金登的早期模型假设整个政策系统只存在三种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政治源流包括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行政立法或立法上的换届(金登，2004)。类似地，萨巴蒂尔(Sabatier)的倡导联盟模型吸收了多源流模型中的许多解释变量，并且还在两个方面做出了改进，一是倡导联盟模型更加清晰地将多源流框架下的问题流的问题界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流)以及利益集团的倡导竞争性政治游说活动(政治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以反映这些复杂源流因素是如何内在地互动，以推动政策的制定过程。萨巴蒂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发展和突出了政策子系统模型中政治企业家的信念系统和政策学习机制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引入显著地增强了该模型的理论解释力。但是，相对于多源流模型而言，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过于突出政策子系统利益集团的作用，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子目标或价值都是与利益集团的动机或倡导一一对应的，客观上一些重要的政策子目标或价值是由政策决策层的党派与政治家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直接界定的。与之相关的，倡导联盟框架对于政策决策系统的不同党派斗争、选举及其相关政策表决的投票机制关注不够。本研究将试图综合上述两个理论模型，以便解释2009～2010年期间美国新医疗卫生改革法案的政策制定过程，以识别政策过程中多源流因素的影响机制及其动态不稳定性特征。

二、医疗卫生政策改革的问题界定:争论与政治

医改政策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如何理解医改所面临的问题，这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不过，一般而言，政策问题的直观性质是对问题的严重性的描述和度量，这就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以作为证据，当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对同样的数据和资料存在不同的理解或分歧，这将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论。下面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美国社会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医疗卫生费用失控，费用负担无论对于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是负担不堪重负。据世界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人均健康医疗支出为6933美元，健康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6%，远远高出其他国家水平(法国排名第二，为11%);人均健康医疗支出上升不仅“挤出”了美国居民家庭个人非健康支出如消费的比例，而且这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具有不同的压力含义。也就是说，那些低收入的缺乏健康保险的家庭将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而受到更大的冲击(AaronandGinsburg，2009)。《美国医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Medicin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个人破产申请中有62.1%是由于医疗债务、住院费用和其他负担不起的卫生保健费用。对于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而言，多数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医疗保险费用的上升幅度，而仅仅2009年25%的企业报告其员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增加了20%。与此同时，许多保险公司CEO的薪酬却在大幅攀升，这些保险行业被批评为“在你健康的时候，保险公司向你收费，但当你生病了，却不愿为你支付费用”。对于政府而言，200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为16.2%，占同期财政支出比例高达49.54%。可见，医疗卫生支出已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王俊、仲震康等，2010)。

(2)医疗服务系统的交易行为及其效率问题。2006年，美国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78.1岁，在30个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仅高于墨西哥、波兰等几个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家)。考虑到健康的结果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虽然作为健康结果的预期寿命常常被认为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支出或效率缺乏直接的关系，但是，高昂的人均健康医疗费用支出与OECD国家中相对较低的预期寿命排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无疑会造成社会公众与政治家的不满与压力。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1997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排名第一，国民总体健康水平却排名第72位;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低下，其中，医疗卫生支出费用构成中30%是被浪费掉的，包括过度的检查和重复服务等(Orzag，2008)。关于医疗卫生费用控制，有两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是造成医疗卫生费用持续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医疗卫生服务的技术进步、居民收入增长，还是服务系统的低效率或者是人口老龄化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可信的?二是如何在控制降低医疗卫生总费用时增加或至少不降低社会总福利，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及公众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