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范文10篇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初,社会各界作出的反映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学界普遍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①。国际社会也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有部分学者担心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有些超前,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并不吻合,有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目标的落空。而今距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已有一段时间,如何认识和看待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对一项立法作出正确的评价,仅仅以法论法是不够的,必须把它置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全面认识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反过来,任何法律的有效运作也都离不开孕育、生成和供养它的政治经济背景。对于修改不久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建立完善发达的刑事诉讼制度,顺利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远非立法本身所能完成,还必须放眼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的外在环境,考察其生存空间,这是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前提。

一、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体是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取向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的,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目前,已经超越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从而进入改革的中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创新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经济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往往能够引发包括道德法律观念、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乃至震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地位、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进行商品交换,并独立承受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意思自治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意思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对商品拥有处分权亦即产权,商品交换其实就是权利交换。于是,对市场交易安全的关注势必引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出以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基本权利观念。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强调通过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必须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这种资源流向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换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那些成本最低、最能产生效益的生产者才有资格获得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通过个人努力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关系客观上要求交易者之间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表达真实意志,共同达成协议。市场经济体现出的平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即适用同一竞赛规则的平等,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新刑事诉讼法从酝酿到论证、修改,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变革不可能不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立法者也不可能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一方面,立法者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引入对抗制因素以及为控辩对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都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安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因此,在加强对公民个人人身保护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放弃其强化追究犯罪功能的初衷。赋予检察机关以拘留决定权、加强检察机关对不立案的监督、第三类自诉案件的出现等等,都足以表达立法者的惩罚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愿望。

二、政治背景: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

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完善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活动加以监视或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②监视居住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衔接前后的重要作用。监视居住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强制措施，其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国际范围看，较少有国家规定有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只有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类似于监视居住的限制居住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或者是保释制度的附加条件。对于反贪工作而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对某些犯罪嫌疑人，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可能会不利于案件的顺利查处，但若直接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又稍显过于严厉，同时还要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监视居住制度恰好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能够使检察机关不通过羁押的方式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防止其脱逃、毁灭罪证、伪造证据、串供或者干扰证人作证，促进案件的顺利办理。

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方式的增加关于证据的种类，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种类进行了补充和调整。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较之现行新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把物证和书证区分为两类不同的证据，并明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增补进证据种类。鉴于在反贪工作中很少产生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因此，在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增补中，对反贪工作影响较大的，是电子数据被正式列入证据种类，与视听资料一起构成独立的证据门类。电子数据一般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③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电子数据形式展现出来的证据越来越多，新刑事诉讼法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有利于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面临的新要求。从反贪工作实际看，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很多时候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佐证。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把电子数据规定为证据类型，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证实犯罪的能力，必将会对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新刑诉法实施后反贪工作将面临严峻挑战

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拓展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但是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不能委托律师作辩护人。而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而言，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辩护和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新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而律师辩护人依法拥有诸多的权利，能够及时了解案件情况,主动收集证据,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相对地，这也就对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难度。

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新刑事诉讼法衔接了《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增强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权利，其中对反贪工作影响最大的是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也就是说，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虽然，为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几种特殊情况下对辩护律师会见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在第37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然而，从总体上看，相较现行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极大增强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增强，使得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畅通无阻地得到律师的指点和帮助，伴随着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产生的彷徨无助、恐惧、焦虑等情绪将会得到缓解，心理防线会得到巩固，对抗侦查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相应地，这必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审讯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对反贪侦查人员的取证方式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首次确立了非法争证据排除规则。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最为关键的是，新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自身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也就是说，在证据合法性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要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检察机关不得拒绝。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序的建立，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侦查取证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要应人民法院的通知出庭说明情况，这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大考验。（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入法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从民主法治的角度看，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进一步规制了侦查行为，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种进步。而对反贪工作来说，则无疑会增加证明犯罪的难度。

一、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法条上的冲突

（一）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体现在第33条：“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就会见权而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的限制；但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二）律师阅卷权

在阅卷权方面，《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典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阅卷的范围上。《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通过对法条的比较可以看出，律师的阅卷权已经由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移送起诉阶段仅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阅卷权的范围明显狭窄。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

学界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做了研究，主要是对两者的价值关系的定位。不仅要认可两者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还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就是细化的对于刑事诉讼问题进行表达。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法检查日程安排，以及县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要求，现就我县司法行政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情况向检查组汇报。

一、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情况

自《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实际，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行政系统的正确贯彻实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执法检要性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是国家用以惩罚犯罪、保证刑法实施的基本程序法律，它在国家的法制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进一步健全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合理调整，完善了辩护制度，加强了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完善了强制措施。特别是庭审方式方面，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是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管理好刑罚执行机关规范执法，管理好律师队伍在提前介入诉讼及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办理好各种刑事案件，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贯彻工作

刑事诉讼法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法检查日程安排，以及县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要求，现就我县司法行政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情况向检查组汇报。

一、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工作情况

自《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和实际，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为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行政系统的正确贯彻实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加强对《刑事诉讼法》执法检要性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是国家用以惩罚犯罪、保证刑法实施的基本程序法律，它在国家的法制中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年×月×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新的刑事诉讼模式。进一步健全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了合理调整，完善了辩护制度，加强了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完善了强制措施。特别是庭审方式方面，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审三方分工负责的刑事诉讼格局。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程序法，是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管理好刑罚执行机关规范执法，管理好律师队伍在提前介入诉讼及参与诉讼中正确行使辩护权，办理好各种刑事案件，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作者：韩蕊单位：中国刑警学院警犬技术系

1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同种类的犯罪也呈现出了智能化和科技化的特点。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就对司法工作在打击犯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刑事诉讼的程序完善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作为法律教学工作者，特别是公安院校的法学工作者必须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改革教学方法，解决刑事诉讼法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单一，缺乏新颖性。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大多采用单一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公安院校亦如此。单一的讲授的教学方式只能单纯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但是却很难培养学生的主动应用知识的能力。尤其对于公安院校的学生来说，主动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将法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要求更高。如果刑事诉讼法的教师在教学中采用单一的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这样会使教学与实践脱节，难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难以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目的不明确，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单纯地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而不注重对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方式，违背了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目的。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一门既具理论性又具应用性的重要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也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然而，在现实的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大多重视单一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够重视对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式方法的研究，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就是学生在工作过程中，不会“用法”，不会“执法”。

摘要：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框架，但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作了较大修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原条文进行了143处的修改。将新旧条文进行仔细对比，发现不仅条文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条文的内容说明也更加严谨，其他方面的质量也有了较大的飞跃。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宪法司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在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再次修改应以人为本，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己经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己发生深刻变化。以人为本，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要把公民、当事人视为刑事司法诉讼的主体，尊重和维护其做人的尊严，保障和维护其基本权利，决不能再把公民和当事人看作刑事诉讼的客体而肆意处置。以人为本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把它视为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合适的。

“以人为本”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不能狭隘理解为“以个人为本”。刑事诉讼法修改还要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兼顾各种诉讼价值，在保护人权与惩罚犯罪、公正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保持适度平衡。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要体现现代性和具有前瞻性，但是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条件，必须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内容提要】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其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这一趋势兴起的基石；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载体；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相继修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这一趋势的两个重要表征。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有多方面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刑事诉讼法制中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涉及经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以及针对经济犯罪所适用的刑事程序是否公平正当。除此之外，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在国内法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与该国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宪法具有最近的渊源关系。刑事诉讼法制与政治体制的这种“近亲性”，使其对全球化趋势中的反应略显迟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刑事诉讼法制的全球化趋势，而是应当注意刑事诉讼的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表征和固有逻辑，勾勒出其特有的发展脉络。

一、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的表征与实现机制

概括地讲，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频频变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刑事诉讼全球化的两个重要表征。

1.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兴起的基石。现代刑事诉讼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高举人权保障的大旗，对旧有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围绕着人权保障这一主旨重构了现代刑事诉讼。在上世纪中叶战争结束后，在重建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对战争中刑事诉讼对人权践踏的反思，再一次将追求人权保障作为新一轮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基础。一部刑事诉讼法的近现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权保障不断完善的历史。崇尚人权保障是两大诉讼模式的共有理念，两大法系在人权保障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权保障的实现机制不同。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强调公权力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对被追诉方权利的实现承担了大量的照顾义务，通过积极的行使职权，发现真实以惩罚犯罪、澄清无辜。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人权保障的任务主要由被追诉方个人承担，通过赋予被追诉方大量的诉讼权利并辅之以顺畅的救济机制得以实现。

二战后的人权保障超越了原则与口号意义上的价值而逐步走向具体化，显示出对刑事诉讼体制的巨大调控作用。一方面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已经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具有完整的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对各国刑事诉讼法制的完善具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从各个具体国家来看，人权保障也是各国完善诉讼法制的中心。美国通过上世纪60年代的“正当程序革命”基本确立了在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欧洲大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主要是通过《欧洲人权公约》加以规定的，特别是通过欧洲人权委员会与欧洲人权法院保证了“人权法”的实施。许多欧洲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谴责性判决后被迫修改以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意大利于1988年的修法和法国于2001年的修法以及英国于1998年通过《1998年人权法案》都是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人权法”的概念本身就标志着一种飞跃，“人权法”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法律类别，而仅仅是要规定一些国家在使用刑事的或非刑事的处罚、治安措施或者社会防卫措施时所不能逾越的界限。[1]刑事诉讼中的人权法就是强调公权力追究犯罪的界限问题，强调没有不计代价的发现真实，强调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顺应人权保障的历史趋势，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提高了人权保障的水平，具体体现在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免于起诉，废除了收容审查，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将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为防止“先定后审”改革卷宗移送方式，由全卷移送改为仅移送主要证据及其复印件，完善了庭审方式，部分的吸收了对抗式庭审的积极因素等等。

【摘要】刑事诉讼法教学面对刑事司法的深度融合、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社会化培训机构的发展和跨学科内容的碰撞，应将培养目标从传统的知识传授与视野开拓，转向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养成的侧重，方能凸显高等法学教育的比较优势。它离不开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来提供教学方法支持，即要求教师围绕规范性程序分析、多角度论证说理、全方位识别争点这三种基本能力，设计形成呈阶层、有递进的案例研习体系。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能力训练；法律实践教学

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专业、重实践被列为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举措。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面对其他专业和学科交叉内容的强势入侵、实务技能及应试技能社会培训的蓬勃发展，作为法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的大学课程，其设置怎样的专业培养目标，选择怎样的实践教学侧重，才能筑牢学院教育之本、强化本科教育之要，无疑值得深思。一直是法学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的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要把该门课程建设成为金课，满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需要依托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法，即借助经科学规划的刑事诉讼案例体系，使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教学形式呈现互动性，真正实现对学生解决复杂法律问题之综合素养和高级思维的培养。

一、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发展痛点

1.刑事一体化的深度展开。自域外的李斯特教授19世纪提出“整体刑法学”、耶塞克教授1979年提倡“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到储槐植教授1989年在我国首创别出新意的“刑事一体化”概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现实运作、个案处理及学术研究中具有紧密联系的观念已经取得共识、深入人心。但在教学层面，受多种因素限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仍较为严重。前者多埋头于关于犯罪、刑罚的讲授，后者一般只关注对事实认定、程序规则的解析，这就使学生在理解刑事法问题时会出现实体与程序的裂解，学而难以致用。而作为一般开设在刑法课程之后的刑事诉讼法课程，其课堂教学无疑就要肩负起跨越鸿沟、贯通融合的重任。2.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作为一门程序法课程，刑事诉讼法的教学需要阐明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换言之，教师应当经由授课让学生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运转具有保障诸如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重要价值的独立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或维护诉讼程序在形成所谓正当、合理的实体结果方面的有效性和有用性。但我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学生在接触刑事诉讼法这门课程之前，学习的内容也多是实体法知识，这就使他们一般较难理解“程序正义属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内在优秀品质”，更多是秉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把保障人权、维护正当程序的意义归结于“为了获得普遍的、而非个案的实体真实”。经验还表明，面对实践案例，学生习惯于从结果是否正确、合法以及适度裁量等角度去分析实体正义的实现问题，但对于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分析路径、思考逻辑较为陌生，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对学生因循守旧的思维体系予以重塑。3.社会分工下的教学调整。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导向，国内教育界曾存在多种判断。传统上多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主要采取以传授知识为主的素质养成型教育模式。随着对域外教学经验的借鉴以及实践教育改革的积累，职业教育的权重日益增强，即强调指向学生实践技能、操作技巧的职业训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建立和统一国家司法考试的设立就是标志。初期，弥补课堂理论与司法实务之间缝隙的工作主要由高校承担；近年来，各种新型的社会性培训机构逐渐发展壮大，理论知识距离实践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开始由这些更加专业、且有求必应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或律师实务培训课程“接手”。其专责指导学生、学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试技巧及实操技能，包括关于繁琐刑事程序条文的记忆方法或如何会见、阅卷、辩护的操作指引。我们不禁要思考，当纯粹的刑事诉讼实务技能培训慢慢淡化、甚至退出学院教育的领域时，立志于培育博雅之才的高校法学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又应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上作出什么有针对性的调整？4.跨学科内容的交叉碰撞。刑事诉讼法课程的一大特征即综合性很强，不仅本身涉及程序法、证据法、法庭科学等不同知识的交叉运用，且随着诸如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和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刑事诉讼法的碰撞融合，其学科体系不断得以丰富。以刑事证据部分的课程内容为例，除了基本范畴、基本原则、证据的理论分类、法定形式和有关证据规则，一般还包括侦查取证、证据调查以及司法鉴定等专业性知识。作为通识性的法学课程，刑事诉讼法虽不会以侦查技术或证据技术为中心，只是对跨部门、跨专业的相关内容做介绍性的讲授，并引导感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再去深入挖掘。但面对这些专门领域的冲击，我们仍需反思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局限和边界，以进一步在课程上集中并凸显法学专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二、刑事诉讼法的培养目标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