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范文10篇

一引言

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政府执政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独立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现象和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当代新兴市场国家群体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革命后的150年期间，先是法、德、美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又赶了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大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了大约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曾引起世人的称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钦羡。

当今我们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与过去历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这些国家数目众多，不像过去那样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而是成为一个群体。它们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载文说，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称，目前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文章说，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估计，已不是像当年克林顿那样，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人们都特别重视其中的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把它们一并冠以BRICs(被译成“金砖四国”)的称号。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挑战，其中保险监管制度的调整和与国际接轨问题首当其冲。

应当客观地看待新兴市场国家保险制度的弱点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和制度方面的失灵造成的。这些国家，在进行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后，常常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的情况。就保险业而言，问题首先是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松懈引起的。由于内部控制不力，出现道德风险，公司所有者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谨慎行事，并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这种情况通常会引发制度上的失灵。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可能会在一种与合理的财务惯例不一致的目标指导下行事，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可以避免外部纪律的约束。法律框架不健全，使得管理松懈和公司控制不力等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观点，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宏观政策，以便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如果整个经济不稳定，银行、信贷和税制等金融与法律基础不健全，保险业就不可能稳健发展。同时，还必须在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和维持健全的保险市场所必需的措施。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只有当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保险业只有已颇具备竞争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时，保险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整体稳定。

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急需进行改革，但必须看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制度的调整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此外，保险监管框架也必须经常进行调整，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观念和市场需求。

应当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现象和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性障碍，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性障碍，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宣告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它的爆发使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在危机中伤痕累累，而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十年中，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重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全球经济和金融联动性增强使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日益趋同。因此，经济冲击的传播，尤其是通过金融途径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金融全球化拓展了经济危机传播的渠道，加剧了风险的相互融合。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全球化使得外部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环境，并增大了央行预测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以及制定货币政策的复杂程度。

一、流动性新规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净稳定融资率（netStablefunding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经大幅减速，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10%降至2016年的3.5%。尽管最近出现复苏的迹象，但过去三年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其危机前的两位数水平，也低于其长期平均值。而且，投资疲软的范围非常广泛。在2016年，有六成以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其长期平均值，是过去25年（不包括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中经历如此不景气的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图1）。尽管私人和公共投资中存在大量的未满足的投资需求，但投资疲软仍然在持续。投资减速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大宗商品出口国表现最明显。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金砖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从大约13%降至4%左右，而金砖国家以外的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则从7%左右降至0.1%。中国占了此期间这些经济体总投资增长率减速中的1/3，巴西和俄罗斯占了另外的1/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的持续减速与发达经济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部分复苏形成对照。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2010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为2.1%，到2014年已经恢复到其长期平均水平，并且距离其危机前水平也不远。投资增长率低于长期平均值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百分比）

一、投资增长为什么减速

投资减速反映了抵消非常良好金融条件的一系列因素，其中良好金融条件包括创历史新低的借款成本、充足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以及很多国家非金融私营部门国内私人信贷的快速增长。但是，很多不利因素抵消了截至2016年后期的历史上最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出口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活动、疲弱的增长前景和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严重下跌（即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陷入困境的主要经济体减速并且波动的资本流动、私人债务的快速累积和多次出现的政策不确定性。我们估算了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影响投资增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一）中期不利因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产出增长的放缓只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放缓中的很小一部分。贸易条件冲击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更加重要；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即外国人为所有者的投资）流入的减速是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私人债务负担和政治风险造成了主要影响。实际上，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由于2014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贸易条件冲击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左右,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速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以上。私营部门债务对GDP的比率过度地影响了投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深化）对投资的益处不断地被过度负债的有害影响所超过。但几个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后债务的减少已经消除了这些投资增长障碍中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在几个非能源大宗商品出口国中，过高的私人债务已经阻碍了投资。另外，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可能占了自2011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减速的1/10。（二）不确定性的提高。全球性和国家特有的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是拖累投资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其中，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投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比如欧盟,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投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可以用波动率指数(VIXIndex,追踪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来衡量，是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路径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在该指数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例如，波动率指数上升10%可能会极大地降低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年内降低0.6个百分点）。欧盟的数次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在2010—2012年欧元区危机期间）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合作伙伴产生了溢出效应。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在2011年的6月到9月期间（欧元区危机的最高峰）显著提高。这种不确定性的快速提高可能降低了投资，特别是欧洲和中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除了这些跨境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以外，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也加重了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疲软。（三）主要经济体的负面溢出效应。在过去7年中，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疲软，多次低于预期，令人失望。鉴于这些经济体巨大规模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其增长减速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美国和欧元区疲弱的产出增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造成如下影响：在一年内，美国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0.8个百分点，欧元区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将会造成这些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率对此的反应是其产出增长率反应的两倍左右（达到2.1个百分点）。另外，中国的政策驱动型增长减速和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措施也影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由于中国目前是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产出和投资增长减速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在一年内，中国的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会伴随着其他大宗商品进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以及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由于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因此中国降低投资的再平衡措施对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更大。

二、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投资增长率从金融危机前的历史高点下降，这会对长期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速度，长期疲弱的投资增长可能会妨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数年的潜在产出增长。在200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投资增长率差异为15个百分点左右，而到2015年，该差异几乎为0，是21世纪初以来最低的（图2）。而且，因为增长是最有力的减贫方式，所以对增长的任何阻碍都会危及全球的减贫目标。除了使资本积累减速以外，疲弱的投资还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中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反映了技术和效率的变化）增长减速相关，因为一般来说投资对于采用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非常关键。生产率减速最明显的是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投资增长率最低的经济体。而且，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反映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时产出）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是长期实际（扣除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三、如何加快投资增长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15日破产，宣告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它的爆发使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在危机中伤痕累累，而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

原有世界经济格局有待重构。

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好日子结束”的精神惶恐，不过也伴有全球经济体排名更迭带来的新鲜感——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欧盟各国艰难复苏，日本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大方购买IMF债券，这一切信号都在宣告世界经济格局已悄悄发生改变。展望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天平已逐渐向新兴市场倾斜。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