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范文10篇

乡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土地、乡村、农民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有别于城市文化的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来乡村生活、工作、娱乐以及思维等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农民的精神食粮。乡土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性文化、规范性文化、表现性文化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性文化包括乡村自然风光、建筑风格、农作方式等，规范性文化包括行为方式、制度或社群、习俗、舆论和文化观念等，表现文化包括乡村语言、图像、色彩、音调和姿势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曾在《乡土建筑的价值和保护》一文中这样评价乡土文化：所谓中国文化，分为四大板块，分别是儒学、佛学、道学和帝王学，但究其根本其实也不过是典籍文化；有这样一种文化，它凝聚着广大农民的生活智慧，滋润着我国辽阔的村野大地，诉说着我国历史长河中星星点点的故事，这就是乡土文化。本文立足于目前在保护乡土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就，并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发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乡土文化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体分析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些关键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实际解决方案。本文试图呼吁人们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探讨乡土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找到保护乡土文化的新的突破口。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土文化的保护措施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在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我们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乡土文化相关法律不完善。时至今日，可以说，乡土文化的保护问题依然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2015年5月19日举行的全国文化法治工作会议上，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梳理了我国文化类的法律法规。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已初步创建起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涵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管理、服务公共文化等领域。其中，关于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有《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关于文化方面的行政法规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10多部，文化部目前有32个有效的部门规章。由此可见，对于有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的中国法律体系来说，文化类法律的比重小之又小，更别说是对乡土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了。我国是农业大国，乡土文化是我们的灵魂。缺失乡土文化保护的上位法，也就迷失了乡土文化的保护方向，会使得地方政府保护乡土文化的随意性增大，甚至会为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分得一杯羹牺牲乡土文化。（二）乡土教育缺失。《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隔一小时，就会有4所学校消失；每隔一天，农村就减少3所初级中学、63所小学，外加30多个教学点。十年来，初级中学少了1.06万所，教学点少了11.1万个，学校减少的数量更是惊人，约减少了22.94万所。初中、教学点、小学减少幅度分别为25%、60%和52%；除此之外，在2010年，农村初中生比十年前少了1644万人，降低了三成；而初中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减少了二成，小学就读的学生减少了一成。此外，农村学校作为特定区域内的文化传播机构，无论是师资还是教育经费的水平普遍偏低，导致大多数农村居民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不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到城里上学，有些家长由于担心孩子安全，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因此放弃农村的工作，到城里打工。农村学校的教育受到城镇化带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影响，只重视应试教育，而严重忽视了乡土文化的教育，常给孩子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农村，去往更大的城市，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现实的写照。于是，农村教育的内容与城市教育如出一辙，都是为小考、中考甚至高考而学习的应试知识。这也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家长们认为乡土文化无用、青少年不愿意传承传统工艺的尴尬局面。（三）乡土劳动力流失严重。近年来，城市不断扩大，以放射型的形势吞并着周边的农村；高架桥、高速公路、工厂等不断修建，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大量肥沃的农用土地被占用。虽然说企业和国家都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助，农民们拿着这些补助可以去谋求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农民们脱离了曾经世代相依的土地，这也意味着与耕地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乡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在慢慢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模糊，直至消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二是中国的城镇化。”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促进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确，城镇化是一种促进我国发展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对我国而言也是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其所形成的城市文化强烈冲击着我国的乡土文化。城镇化进程中快速、紧张的生活节奏，正在冲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知足的生活模式，不断打破农村居民对乡土文化的坚守。成千上万的农民迫于生活的压力或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放弃耕地，成为费孝通先生所称作的“宣泄出外的人”，也就是农民工。而青年在外读书的，也会因为就业条件、发展空间、生活条件等因素，选择在外创业或者继续深造，这些人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或者为了生计选择不回家。也有许多人将打工挣来的钱寄回家里，纷纷盖起了洋房。慢慢地，少了土地、农村、农民三个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乡土文化必然是破碎的，终将抵不过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四）乡土文化被过度商业化。随着一部获得了高票房与高口碑的影片《大圣归来》对古典的致敬，“大圣故里”争夺战再次成为人们的谈资。中国文化学界一直争论《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户籍”归属问题，于是乎，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诞生的顽石，近年来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甘肃、山东、江苏连云港等地纷纷表示，齐天大圣的故乡是属于他们的。后来加入争夺战的还有山西娄烦县，该县的文物旅游局还声明，授权娄烦县花果山生态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名为“花果山”的风景区。借着经典之名对虚幻的景观进行人为搭建、大肆宣传，过度商业化，这难道不是对经典的亵渎吗？除此之外，为了方便乡村、名镇的统一管理，当地管理部门多采取统一规划的方式，破坏其原来的格局，强行进行改造。喜欢去古镇旅游的朋友不难发现，乌镇、凤凰古城、靖港古镇、镇远古镇等知名旅游景点，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商品店面、特色小吃、纪念物品、节目表演等都千篇一律，没有独特之处。据笔者调查，四川省江安县大井镇九角村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地政府为了打造历史名城形象，要求路边的每家每户必须贴上红砖青瓦，挂上大红灯笼，看似整齐划一，实则是伪造古董和乡村。更有甚者，将乡土文化当成文化旅游的吸金石，雇佣农民使其成为专业的歌舞演员或是销售员，使得传统工艺、传统技能成了制造旅游纪念品、迎合游客的手段，也使得乡土文化仅剩下经济效益。（五）乡土文化的多样性危机。我国文化发展一直表现为城市、乡土文化二元发展的格局，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已然成为“主流文化”，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等传播方式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仍不断释放着巨大的生机。反观乡土文化，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被逼到边缘线，不断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挤，乡土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正如陈波、耿达在《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一文所提出的，乡土文化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乡村文化活动越来越趋同，由政府所主导的文化下乡活动内容基本上趋于一致，都是送戏、送书、送体育器材、送电影等大同小异的文化活动，并没有考虑到乡土文化的差异性；二是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文化正在强有力的吞并着乡土文化，使得乡土文化逐渐失去群众基础，向“看电视”“打麻将”等娱乐活动集中。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越来越多关于建设农村文化的政策和措施，这说明国家对农村文化越来越重视，经济、文化、人力等资源向农村投入的比例持续加大，持续稳健推进农村文化的建设。在国家资金和政策的双重支持下，各地方政府自然也十分重视对乡土文化的建设。于是，各乡各镇逐渐兴建文化站、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各村配备专职于文化建设的工作人员，并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下乡活动。乡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正在顺利进行，但是“十里一风，百里一俗”的乡土文化特点，真的能以这么简单的方式保护传承下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国家如此重视乡土文化建设，即使各职能部门毫无偏差地将政策执行下来，即使各公务人员将工作做得面面俱到，也只会出现千篇一律的乡土文化繁荣假象。（六）对乡土文化存在偏见。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在思想价值观念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从而发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再加上我国的贫富差距增大，使得乡土文化在人们眼里越来越“没价值”，许多人认为乡土文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很多地方的乡土文化开始面临断层和失传的危险。今天的城市，甚至出现了邻居之间十年都未见过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相互不熟悉的人组成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因此再小的事情都必须完全讲清楚，甚者需要立下字据，这样才发生法律关系。但是在过去，乡土社会中发生法律关系是罕有的，从初次打招呼到熟悉再到信任，大家的信用并不是用契约等纸质条例来体现的，而是依靠于自古以来的生活习惯和道德约束。此外，有人认为乡土文化就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有一段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山炮进城，腰扎麻绳，反穿皮袄，外露毛绒……”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讽刺，讽刺其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其实质更是对乡土文化的鄙视，似乎乡土文化只会让人变“土”、变“俗”甚至变“野蛮”。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保护的对策建议

文化是城镇的灵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能只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还要重视精神富裕。乡土文化保护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对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造成不利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一）建立健全乡土文化相关法律体系。保护乡土文化，首先要建立健全农村法律体系。现有的法律文书主要是针对城市社会、商业社会编制的，但是乡土社会一直以来以熟人社会为主，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完全不同。因此，要想使法律在农村行之有效，必须充分考虑其实际情况，在立法时应处理好一般性法律法规和民间规范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健全农村司法救助体系，从而保证广大农村居民在遇到相关法律问题或是权益受到侵害时，能通过司法救助体系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援助。另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之间，要有充分的时间引导人们了解此法律，避免“法盲”现象，减少农民与执法人员之间的矛盾。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让农村居民了解《文物保护法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现有法律，以及《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使农村居民懂得用法，让更多的人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也为乡土文化的保护创造有利的条件。（二）改善乡土文化教育条件，创新教育内容。乡土教育对于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乡土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必要性，为乡土文化保护提供良好的基础。在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抱着“先富带动后富”的想法，认为只要发达城镇的教育搞上去了自然会带动乡村教育发展。乡土文化有其特殊性，首先，政府要加大对乡土教育的财政投资，号召社会的捐款资助，鼓励知识性人才下乡支教，全面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教育环境。其次，应成立全国性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专项基金，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的薪酬待遇，让乡村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高薪职业，吸引更多的青年教师加入乡村教学队伍。再者，教师职称评定与评奖评优应适当向乡村教师倾斜，还应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乡村教师评职、评优之类的奖项。因为从目前的评比情况来看，无论是评比内容、名额、过程与规则，都有利于城市老师，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村教师在评比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适当向农村教师队伍倾斜可以点燃乡村教师的教学热情。此外，教学内容也不能仅限于应试内容，在让学生学习基础课程的同时，也要根据当地的乡土文化的特点，增设相关选修课程，培养和保持学生对乡土文化的兴趣。让学生走出学校和课堂，去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民俗节庆的热闹氛围，参与手工艺品的制作，深入接触乡土建筑等遗址，以此来拉近学生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距离。学校也应举行与乡土文化相关的活动或比赛，如“三月三，跳竹竿”“讲讲我的家乡故事”等，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合作和竞争过程中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思考乡土文化传承的方式。也许在短时间内，教育资源还是会比较少，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教学内容的丰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乡土文化感兴趣，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乡土文化保护的队伍中来。（三）就近城镇化，解决乡村就业问题。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乡土文化保护的主体自然也是农民。陈少峰在《文化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目前城镇化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村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模式，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另一种是农业从业者分散向中小城市集聚而形成的族群网络状城市化模式，如法国、南斯拉夫等。而在中国，要解决乡村就业问题，“就近城镇化”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就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或附近县域，从事非农劳务及工作的新型城镇化方式，其实质就是将农村的人口或劳动力就近、就地迁移。因此，对于有条件进行就近城镇化的区域，政府在保护好古村、古镇、古街的同时，政策也应当进行相应倾斜，相应增多优惠，引导企业投资建厂，增加就业岗位，上级政府应给乡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此外，着重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农村居民自主创业，将当地特色小吃转换为地方知名品牌；集合大众，将民俗风情转换为吸引游客的方式；利用互联网优势，提高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如此，在带动地区经济的同时，避免了乡土文化保护落入无人保护的尴尬境地，使农民在工作之余，时刻享受并保护着乡土文化。（四）商业化过程中保留乡土文化的真实性。过度的商业化造成了乡土文化繁荣的假象，实则已经破坏了乡土文化的最本质的内涵。在城镇化进程中，之所以掀起复古怀旧风潮，流行起寻根之旅，流淌出“乡愁”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被乡土文化纯真的魅力所吸引，这是乡土文化区别于城市文化的根本所在，也是地区与地区乡土文化多样性差异的源头。乡土文化商业化是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及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利用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对乡土文化进行开发并取得相应经济利益的过程。部分学者过分强调使用商业化手段的重要性，忽视了乡土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于乡土文化的理解自然也是如此，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偏离乡土文化的本质，对商业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的真实性造成威胁。张振鹏在《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道》一文中提出，“无中生有”和“复制粘贴”出来的乡土文化商品或许看起来与乡土文化无异，但始终只是“赝品”，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文化的历史性拒绝历时性的模仿。因此，在乡土文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尊重乡土文化的本来面貌，防止为追求整齐划一、方便管理而采用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避免大规模复制乡土建筑、仿古建筑等。其次，政府应该在乡土文化商业化过程中起监管作用，对于那些外包企业为迎合消费者认同和占据消费市场而进行恶性竞争，背离乡土文化初衷的商业化行为进行严惩。最后，转换消费观念，让消费者从高档品、奢侈品的消费转移到乡土文化的消费上来；呼吁到乡村旅游的游客们充分尊重当地文化；为乡土文化的保护提供资金，创造良好的环境。（五）政策制定因地制宜，明确农民在乡土文化保护中的主体地位。2014年以来，由国家统一指挥、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五大工程”建设，旨在推进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对全国基层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全面覆盖。其内容大致为：推进农村地区文化活动室、有线电视（电视差转站）、图书馆（室）、有线广播、公共电子阅览室（公共网吧）、篮球场与排球场、文化大院等公共设施的项目建设，逐步形成全国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是，很多措施并没有受到农民的拥护，很多人认为这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不知道。因此，乡土文化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必须深入基层，充分了解当地乡土文化的特殊性，深入调查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诉求，借鉴其他地区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政策和经验，将其融合成适合当地的相关政策，提高政策的地区适应性，增加居民对政策的认同感，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并且，应该更加明确文化是在长时间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沉淀所形成的，因此文化建设工程是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目的的，使农村居民能在乡土文化保护中自觉选择传承与创新优秀乡土文化，而非创造出新的乡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坚定并明确农民在乡土文化保护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文化自觉性。费孝通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文化自觉性是人们对自身所处文化坏境有充分认识，了解文化发展的渊源，参与到文化发展的现在，并且能预测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一种人们对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反省、自觉行动等自发的行为。人们的文化自觉往往会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产生，通过交流了解自身所处文化的特殊性，并加深对其的喜爱，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无论是处于乡土还是远离乡土的人，乡愁往往在受到城市文化冲击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强烈。吃西餐喝红酒时不自觉地会想起家乡菜和自酿米酒，过圣诞节吃火鸡时会怀念大年三十晚的团圆饭。渐渐地，“文化自觉”让我们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反思乡土文化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同样，生活在农村的人会用实际行动遵循着乡土文化的传统，坚守着最原始的乡土记忆。（六）发挥媒体优势，提升人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度。在城镇化过程中，媒体对信息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态度与言论对乡土文化的传播与舆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媒体能够强化乡土文化传承意识，吸引乡土文化的潜在受众，拓展乡土文化的传播范围。乡土文化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媒体能将这样的故事性加工转换成一种视觉文化，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广大群众接受并传播。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媒体对乡土文化进行正面宣传，鼓励媒体对乡土文化传承方式进行创新。比如海南电视台举办的《呀喏哒嘀》琼剧比赛，将海南方言、海南传统戏曲融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琼剧与方言的魅力，激发了广大群众对传承乡土文化的热情。除此之外，偶尔浏览的新闻，偶然听到的资讯，以及所有有关乡土文化的正面报道，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看法，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乡土文化的“土”并不是贬义词，而是农民最朴实无华的品质；真正了解乡土文化不是落后、腐朽的文化，而是最富有魅力和内涵的文化。由此提升农民的乡土文化自豪感，以及他人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如此，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乡土文化保护的良好氛围。结语物质生活条件再好也取代不了精神家园，马路再宽也难以承载胡同所记载的乡愁。或许“乡土文化”本身只是被外人赋予的名词，农民一直把它当成生活常态，但是，忽视乡土文化、一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城镇化，一定不是健康的发展模式。文化是根，根断了就难以再续。在城镇化过程中，只有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才能迎来乡土文化繁荣的新机遇，才能真正实现有灵魂的城镇化发展。

作者:韩雨彤 单位:深圳大学

［摘要］本文以“新型城镇化”政策为指引，针对信阳市在城镇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城乡规划学科角度出发，提出信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的策略，旨在促进信阳市城镇未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绿色优美、城乡建设蓬勃朝气。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信阳市；城镇规划建设

信阳市位于河南省南部，区内具有良好的交通优势、生态资源优势、水资源优势，以及良好的发展基础、发展优势以及发展机遇。然而，在我国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信阳市城镇化发展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因此，本文首先提出信阳市在城镇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继而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为引导，从城乡规划学科角度出发，提出信阳市城镇规划建设的策略。

1“新型城镇化”政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崭新的城镇化过程。推行新型城镇化是为了积极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弥补长期以来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和损失，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促进未来中国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信阳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本文根据笔者参与龙港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经验，从工作背景、建设路径和取得成效三方面介绍了龙港镇创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的工作实践，并就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提出了几点工作思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标准化

1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为此，党的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持续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龙港镇隶属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辖区面积183.9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7.87万，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镇第17位。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地域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常住人口的持续激增，龙港镇面临“县级体量、镇级体制”的行政管理瓶颈，长期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为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强化城镇治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龙港镇在浙江省和温州市标准化主管部门的推动下，于2016年申报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开展为期两年的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上海市质量协会作为试点项目的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单位，全程参与龙港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

2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路径

龙港镇立足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改革实际，聚焦“社会管理高效化、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治理规范化、绩效考核指标化”的目标要求，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建设。2.1夯实工作基础。龙港镇从组织、技术和经费三方面夯实标准化建设的工作基础。在组织建设方面，龙港镇委镇政府成立了由镇委书记任组长的标准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大部门、社区服务管理、智慧龙港和市容市貌5个专项工作组，并在各部门、社区、重点企业明确一批标准化专兼职人员，形成周密的标准化组织架构和工作网络；在技术保障方面，龙港镇借助上海市质量协会、温州市标准化院及苍南县市监局标准化专家力量，组成3个技术指导小组；在经费保障方面，龙港镇在争取国家和浙江省标准化补助资金的同时，将标准化试点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设立专项工作资金。2.2建立标准体系。在构建标准体系方面，龙港镇确立了“融合和提升”的工作思路，“融合”即是将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融合到标准体系中，“提升”即是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着力提升已有流程、制度、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适用性。沿此“融合和提升”的工作思路，龙港镇构建了包含“基础通用”“大部门行政体制”“市管社区服务与管理”“智慧龙港城市治理”和“设市模式绩效考核”多领域的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如图1所示，纳入各类标准404项，其中国家标准91项、行业标准46项、地方标准30项、龙港标准237项。图1龙港新型设市模式标准体系2.3标准宣贯实施。龙港镇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标准宣贯活动。对于基础通用类型以及涉及面广、影响程度大的重点标准采取集中培训方式，邀请标准化专家为各部门、社区的负责人及标准化兼职人员解读标准，传授标准化理念与方法；对于重点实施标准则采用分散培训方式，由各标准的起草人为相关人员宣贯标准和答疑解惑，有力推动标准的实施落地。同时，为深入营造全民学习标准、实施标准的良好氛围，龙港镇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专栏，及时报道龙港标准化试点工作动态，宣传标准化经验与方法。2.4工作模式提炼。为便于试点建设经验的复制推广，龙港镇总结提炼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工作模式，即“以扁平化、平台化、标准化推进龙港新型城镇化”。扁平化是指实现大部门制改革和市管社区扁平化管理，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平台化是指制定平台建设和运行的标准化模块，支撑综合治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4个平台规范运行，实现了各部门资源整合、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建；标准化是指在重塑各部门职责的基础上，构建具备龙港特色的标准体系，制定工作流程、管理规范、运行维护、评价考核等标准，依托标准化巩固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

1文献述评

所谓协同发展，智库百科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如优胜劣汰理论一样，是自然法则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协同发展论又与优胜劣汰论存在本质不同，后者认为，某个物种的灭绝不是另一物种胜利的附带产物，某一物种的胜利是与另一些物种共同进化形成的，也就是共荣共存；而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协同的概念来自于系统科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它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相关论述。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科技创新催生的工业部门会全部接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当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城镇化是各种表现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技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指出工业化及科技进步是城镇化的基础，对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张生瑞［2］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作了探讨，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思路。黄群慧［3］指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协同因素，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张新光［4］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认为应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农业比重，以科技创新来促进农业、工业与城市发展。胡振亚［5］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提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机制，构建发展模型，以有效促进彼此间协同。还有一些机构或学者从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的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如湖北荆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哲敏、刘卫柏等。以上学者大都将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从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角度来研究，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实际的。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其直接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城务工提高收入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需求，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匮乏。

因此，城镇化开始表现出不同特征，呈现出一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战，这种状态的持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表述首次写入党的文件及报告，表明城镇化的新阶段已开始。其核心概念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城镇化前期阶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实现公共权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不再仅仅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过相关论题。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同时他还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质量［6］。启迪控股围绕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城镇化齐头并进，通过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甄晓非［7］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考察，他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8］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构筑湖北科学发展新动力。他认为，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发达经济体将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径，中国也进入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此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并从战略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层工作、人才培养5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上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相互作用以及协同发展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两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创新产品得到充分应用，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产品的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科技创新给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使工业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但是工业化却并没有同步推动城镇化。因此，鉴于目前中国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应该思考如何使其同步发展。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转型，科技创新不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现状

摘要: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和河南省发展现状，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四个系统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研究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来测度2007～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7～2017年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是在稳步推进的，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发展质量不高，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扩大、人口和生态环境等问题．针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意在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道路．而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四化”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协调发展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8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71%，相比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上升1．61%，但距离全国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58%还有一定差距．其中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与城市承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与产业支撑力不足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河南省积极响应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颁布并实施《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豫政〔2016〕62号)，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规划与建议．同时在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时，河南省抓住发展机会，在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下，做好新型城镇化规划，以人口城镇化为关键，优化河南产业结构，提升河南省综合发展水平质量，推动河南省经济发展．国内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文章特别多，大多学者从定义与内涵、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和遇到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彭红碧、杨峰研究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主要从人口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资源配置效率化三方面进行分析［1］．杜志国测度了山西省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山西省各市发展阶段不一致，两级分化现象严重［2］．李京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河南省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3］．詹明安、田云飞认为，新型城镇化会减小传统的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差距、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4］．刘畅、侯修泽认为，新型城镇化能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此外新型城镇化更注重环境问题［5］．

1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1．1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新型城镇化”在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后内涵不断被丰富，大多学者从其内涵确定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从而研究综合发展水平．刘静玉等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研究了2001年、2005年和2010年三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6］．王新越等通过建立了人口、经济和空间三个子系统主要研究了山东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空间位置关系［7］．张琳和杨庆媛基于PILE四维视角下，根据新型城镇化内涵结合重庆市现状，运用人口发展－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PILE)四维分析框架和相关计量模型对2001～2014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8］．吴红霞，蔡文柳在河北省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环境污染治理四个大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研究［9］．本文在指标的选取上，以新型城镇化内涵和河南省实际发展情况为基础，研读大量文献，参照比较有权威作者的指标构建体系，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四个大方面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研究指标体系．人口城镇化主要从城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和人口失业率四个方面体现;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从人均GDP、消费、投资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体现;社会发展水平主要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四个方面体现;生态环境主要从污水情况、生活垃圾、绿化和道路清扫四个方面体现．具体说明见表1．2．2研究方法王鹏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中原经济区30个地级市“三化”综合发展指数［10］．张宏乔主要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研究了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11］．许辉云，李莜蓓研究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时空研究时，运用传统的权重—TOPSIS法测度中部六省各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12］．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研究的方法有很多，主要的有主成分分析方法、变异系数法、熵值法、传统的权重—TOPSIS法等方法，本论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研究．2．2．1指标标准化．由于选择的指标单位不一致，为了使数据间有可比性，不影响计算效果，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本文用的是极差标准化对正向原始数据和逆向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如下:正向指标:x'ki=xki－min(x1i，…，xli)max(x1i，…，xli)－min(x1i，…，xli)．逆向指标:x'ki=mas(x1i，…，xli)－xkimax(x1i，…，xli)－min(x1i，…，xli)．其中，xki表示第k个样本第i项指标的原始数据，x'ki为进行标准化过后的数据变量，i=1，2，…，n，k=1，2，…，l;max(x1i，…，xli)和min(x1i，…，xli)分别表示同一城市不同年份相关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2．2．2指标权重的确定．mi=hi∑ni=1hi，hi=σix(i=1，2，3，…，n)．其中m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hi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x为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数据代入和公式进行计算，各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2．2．3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NU=∑ni=1mix'ki其中m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变量．本文以省为单位选取了2007～2017年共11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和《河南统计年鉴》，进行数据代入和处理，计算结果具体如表3所示．

2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质量却并不高。“重形式，轻内涵”是我国很多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真实现状。与之前所进行的城镇化方式相比，新型城镇化在质量这一方面的追求得到显著的提升，从思想上对量的追求向对质的追求这一根本内涵进行转变。本文以2002-201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时间轴这一水平线上测度其质量综合值并加以对比，以安徽省各地级市2017年的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作为样本在空间上进行比较。明确影响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为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质量；层次分析法

1研究背景

安徽省在2016年城镇化率就已经达到51.99%，年平均增长率为1.26%，此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城镇化增长率。但安徽全省新型城镇化却存在区域差异明显、经济与环境发展不一致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各界对城镇化的根本认识不够全面，只在乎城镇化数量的多与少，却忽视了城镇化质量的高和低。城镇化质量目前已经成为了国内外专家研究的热点，伴随着国家环境和条件的变更，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无法继续占据领头羊位置，城镇化转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已成为重中之重，由速度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成为重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要稳中有进不能盲目，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同时要正视并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从政府主导、重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城镇化向科学、统筹发展的内涵式城镇化转变进行提速，使各区域与城乡发展能够协调和可持续。

2分析

2.1测度指标建立。2.1.1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本文的指标体系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两个子系统。其中，新型城镇化发展规模包括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三个一级指标，指的是建成区面积占比、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人口城镇化率。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指的是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质量、城乡发展关系共六个一级指标。2.1.2测度指标权重确定。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建立一个初始矩阵，该矩阵为成对比较，通过二级指标互相比较可以得出这两个二级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以此来针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比较结果应用标度值表示，通过矩阵表现出来。一般用1-9来表示两两比较的重要程度。1表示相同重要，3表示前者比后者重要，5表示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7表示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9表示前者比后者极其重要，2、4、6、8表示上述相邻判断中间值。比较时需要用因子Xi、Xj，并以aij表示两因子对目标层的影响比值的大小，设因素i与因素j两者重要性比值为aij，那么因素j与因素i两者重要性的比值则为倒数，即aij=1/aij。计算单排序向量并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通过标准化后处理的矩阵特征向量就为权向量，若检验不通过，则需重新构建一个矩阵。当CR<0.1时，就认为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测通过。一致性检验指标计算以及比例表示为：CI=λmax-n/n-1；CR=CI/RI通过计算二级指标相对应的一级指标的权向量，可以得到体系的指标权重。2.2测度结果分析。2.2.1纵向分析。标准化处理数据并利用对上述的指标体系进行加权后计算可以得出安徽省2002-2017年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综合值，可以发现安徽省在2002-2017年城镇化质量上升，安徽省城镇化质量逐年升高。并且安徽省城镇化质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02年，此时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增长水平呈较为平缓的态势，平缓的主要原因是虽然城镇化的发展规模较快，但忽略了发展的质量，所以综合值增长较慢。第二阶段表现为2005年-2016年，此时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该阶段处于发展的重要阶段，安徽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过程中安徽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质量、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都有所提升，这是此阶段安徽省的城镇化质量提升较快的最主要因素。第三阶段从2017年以后开始计算，此时城镇化质量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说明了城镇化发展进入到调整的时期，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质量增长明显不再符合安徽省长远发展需求，而应更重视城乡一体的共同发展，并且需要合理的控制城市发展规模，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给人们创造出较好的居住环境，来达到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省份的目的。同时，2002-2017年，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发展规模和效率比值的变化说明了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增长趋势逐渐从发展规模向发展质量进行转变。此数据也充分验证了之前安徽省城镇化质量发展三个阶段的变化，2006年以前，发展城镇化的规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主要方法，城镇化质量发展效率较低;2006-2016年，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效率开始提速，成为推动城镇化质量提高的主要动力：2016年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逐渐从量向质方面转变，此时安徽省城镇化进入一个发展调整时段，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向以质量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2.2.2横向分析。这里采集了2017年安徽省各地级市的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同一指标体系对安徽省的16个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并得出其综合值：合肥城镇化质量0.831；铜陵城镇化质量0.81；芜湖城镇化质量0.748；马鞍山城镇化质量0.747；黄山城镇化质量0.658；蚌埠城镇化质量0.646；淮北城镇化质量0.644；滁州城镇化质量0.618；淮南城镇化质量0.615；池州城镇化质量0.613；宣城城镇化质量0.61；安庆城镇化质量0.593；亳州城镇化质量0.569；宿州城镇化质量0.551；阜阳城镇化质量0.545；六安城镇化质量0.544。合肥、铜陵、芜湖和马鞍山处于第一梯队。这4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较其他12市明显更高。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也处于安徽省政治经济核心位，每个方面综合实力都要高于省内大多数地级市，芜湖和马鞍山利用了自己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直追合肥与铜陵。是黄山、蚌埠、淮北、滁州、淮南、池州、宜城和安庆处于第二梯队。这8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差异并不大，处于中等水平。亳州、宿州、阜阳和六安处于第三梯队。这4座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较低水平。安徽南部地区城镇化质量水平总体高于安徽中部和安徽北部，是因为皖江城市地理位置具有极大优势，东部的发达地区的产业大量向该区域迁移。

1引言

目前，我国已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个，其中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宁波、深圳、上海、南京、昆山等城市已经开始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在这一时期提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基本上是在一个时期提出，它们在概念上有所区别，在建设内容和建设方法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即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为核心，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人们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2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2.1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放弃了土地财政，以产业升级、优化和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手段，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协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利用物联网、传感器网和互联网，构建新型城镇的信息基础设施，在这一信息基础设施上，基于云计算平台，通过对感知数据的智能挖掘和分析，为城市发展提供科学和智能的决策依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实际上也就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技术和内容。因此，以建设智慧城市的方式完成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2.2新型城镇化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在需求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服务业逐渐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文章对1990－2014年兵团及十四个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发展状况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兵团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但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这与兵团以农业为主，产业在逐渐转型有关。

【关键词】兵团;新型城镇化;服务业

2016年两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服务业开始逐渐成为第一大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加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服务业消费开始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兵团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90年至2015年提高不到10．0%，涨幅较小，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及直辖市中并不处于领先方阵，要加快发展兵团服务业，必须了解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发展状况，提高服务业在在兵团经济中的比重，促进兵团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因此研究兵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就显得愈发重要。

一、服务业含义

在我国国民经济实际工作中，服务业定义为除农业、工业之外的其它所有产业部门。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与兵团实际相结合将服务业分为两类，即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第三产业的其他行业则全部划分为现代服务业的范畴之中。

二、兵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服务业时间发展状况分析

1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投资的关系分析

1.1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作用

1.1.1对城镇新区进行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新区建设需要房地产的直接相关投资，房地产资金会直接注入，从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另外，城镇旧区的搬迁改造也会带动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同时，搬迁户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增加，供求效应促使房地产投资增加。

1.1.2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的增加相应推动了对住房需求的增加

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每年以约1%的速度推进，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5%，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镇涌入，他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也会相应地增加。

随着我国户籍准则变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县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机与应战并存，与以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比拟，借鉴外地经验，具有本身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途径选择应是：

（一）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形式的选择方面，既要改正过去城镇化滞后的缺陷，又要避免局部发展中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域呈现的“过度城市化”的偏向，力图完成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适度同步发展。要改动将城镇化同等于城镇建立、添加城镇人口，扩展城镇规划的看法，避免纯真以基本建立的方法推进城镇化，避免过多的行政干涉手段强迫推进城镇化。要以人本，充分思索城镇发展的诸多实际矛盾，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二）切实提高农民集聚财富的才能。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处理“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是具体建立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当前，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最首要的缘由是农民集聚财富的才能弱。因而，要经过职业技能培训渠道，疾速提高。

（三）指导乡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活动。乡村富有劳动力向非农财产和城镇转移，是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定趋向。我们要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向现代化，就要指导乡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活动。依照“政策指导、有序活动、增强治理、改善服务”的方针，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各方面工作。鼓舞乡村居民到乡镇地点地和交通相对便捷的公路沿线建房。指导鼓舞在外务工人员回籍购房，指导当前生活前提恶劣的遥远山村农民逐渐向城镇移民搬家。

（四）处置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盘占用和地盘流转问题。地盘问题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主要。从当时的状况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高度注重地盘征占和地盘流转这两个问题。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盘占用是不免的，但要避免自觉滥占。要做好地盘应用规划修编。需要占用的地盘要赐与农民或被拆迁户合理的赔偿，避免开拓商侵犯农民的好处。地盘流转是触及农民亲身好处的大事，地盘规划化要与国家有关政策对接，要与县情和城镇化历程相顺应。

（五）施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大中产阶级的比重。世界银行以为，国家GDP到达1万亿美元时，是一个标记性台阶，意味着财富蕴蓄将步入新的航道。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到达1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到达了1万亿美元；我国的GDP总量在年到达了1万亿美元。美国那时的城市化率超越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6%，而我县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全国、全省、全市的均匀程度，年只要19.4%，年全县城镇化率是3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000元，农大家均纯收入1665元。研讨我国城乡问题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曾指出，日本经济起飞的进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起飞进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年至1995年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即便包括暂时活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越10%，年至年时期，我县每年均匀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只要5000人左右。这将大大限制我县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我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新一轮财富增进必需面临宽和决的大问题。而要完成新型城镇化战略，需尽快加大中产阶级的比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