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高克明

我国新宪法颁布以来,法学界对于它所规定的立法体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一级立法体制,有的认为是两级立法体制,还有的认为是多级立法体制或者是多层次立法体制。《人民日报》曾于1983年8月19日第五版报道过这些看法,并认为一级立法体制和两级立法体制看法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地方性法规。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国新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立法体制的体现。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个“总和”,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应该包括宪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直接制定和拟定这些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II务院,省、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如果因此得出结论,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体制,或者是中央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省级地方权力机关、民族自治机关多级或多层次立法体制,那么,这些看法是着眼于有权做具体立法工作、拟定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认为什么机关能够拟定出法的规范性文件,什么机关就有立法权。我认为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甚至是主要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立法权的标志。所谓立法权,大家公认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和确定其他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我认为立法权的标志主要的不是表现为拟定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是哪些机关,而是表现为能够最终确立或废止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新宪法才在第五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可以“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并不独揽国家的一切立法工作,不包办一切法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而是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直接行使立法权与授权性行使立法权相结合的办法。从直接行使立法权来看,全p劝人大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签本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干涉,直接表现出最高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一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不需要呈报其他机关审批或备案就直接产生效力。从授权性行使立法权来看,虽然宪法条文没有“授权”或“授权性”的字眼,更没有说由谁来授权,但是,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宪法规定的各种职权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授予的。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具体的立法工作统统集中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不能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会统得过死,照顾不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特点,不能及时制定有关的法规和条例,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立法权需要统一、集中,避免法出多门、各自为法。所以,立法大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掌握,具体的立法工作则大量地划分出来,授权给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省、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去做,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总把关,实行监督,’拥有撤销权。具体表现是:

一、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权撤销其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二、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有撤销权。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撤销权;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从以上分析中,我认为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最终确立或废止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只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权的主要标志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立法体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立法体制。它突破了人们一般习惯上理解的那种一级、两级或多级、多层次立法体制的模式。它是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目的,总结了过去的经验,研究了各种立法体制,以通常所说的一级立法体制为基础,兼有两级或多层次立法体制的某些特点,不妨称之为中国式的立法体制。如果要说它属于什么级,那就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一级立法体制。中国式立法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的立法体制比较,有本质的区别,在表现形式上也独具一格,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本文作者：高克明

从直接行使立法权来看,全p劝人大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签本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干涉,直接表现出最高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一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不需要呈报其他机关审批或备案就直接产生效力。从授权性行使立法权来看,虽然宪法条文没有“授权”或“授权性”的字眼,更没有说由谁来授权,但是,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宪法规定的各种职权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授予的。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如果具体的立法工作统统集中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不能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会统得过死,照顾不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特点,不能及时制定有关的法规和条例,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立法权需要统一、集中,避免法出多门、各自为法。所以,立法大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统一掌握,具体的立法工作则大量地划分出来,授权给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省、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去做,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总把关,实行监督,’拥有撤销权。具体表现是:一、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权撤销其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二、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有撤销权。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撤销权;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从以上分析中,我认为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最终确立或废止法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只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权的主要标志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立法体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立法体制。它突破了人们一般习惯上理解的那种一级、两级或多级、多层次立法体制的模式。它是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目的,总结了过去的经验,研究了各种立法体制,以通常所说的一级立法体制为基础,兼有两级或多层次立法体制的某些特点,不妨称之为中国式的立法体制。如果要说它属于什么级,那就可以说是中国式的一级立法体制。中国式立法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的立法体制比较,有本质的区别,在表现形式上也独具一格,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式立法体制,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制也有显著特色。苏联1936年宪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苏联立法权,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之。”又在第五十九条中规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该加盟共和国唯一立法机关。”从这种规定来看,可以说是两级立法体制。所谓“专由”、“唯一”是指联邦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由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不能有第二个立法机关。显然中国式立法体制与苏联的立法体制迥然不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大都也是一级立法体制。例如罗马尼亚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大国民议会,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唯一立法机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议院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唯一的立宪和立法机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只有最高人民会议才能行使立法权。”中国式立法体制则不同,它是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有两个层次即两个立法机关。南斯拉未有自己的特点,实行两级、两院立法体制。由联邦中央与自治共和国、自治省两级立法,而联邦议会中的两院,共和国和省院都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平行式的立法权。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不是两院,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也不是平行分工,而是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这与南斯拉夫的两院立法也是显然不同的。

中国式立法体制的特色,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模式。回顾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缺乏经验,对于立法体制,未作’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是全国政协(临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大行政区都有立法权。1954年宪法,在总结建国初期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仿效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采用了佳一的立法机关”的模式,把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法令;国务院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决议命令,地方人大可以通过和决议;民族自治机关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新宪法以54年宪法为基础,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法制建设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制改革的经验,规定了新的立法体制,打破了“唯一立法机关”的框框,既不同于苏联式的两级立法,又相异于南斯拉夫的两院立法,也区别于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朝鲜等国的一级立法,而是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拥有立法权的先例。并且,对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无论在权限上、称谓上、彼此之间的关系上都规定得十分鲜明、确切和恰当,既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又适应今后发展的需要,内容的科学性和条文的规范性都是很好的。

本文作者：黄湘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1982年宪法之所以“新”,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力发展科学事业,业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庄严地载入了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大法”-一第二十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一、余i宪法—繁荣科学的保障

通观全篇,科学在新宪法中的地位十分显赫。整部宪法4章138条,有关科学的条文就达到18条之多,占了条文总数的13%强;《序言》部分,不但把科学的发展着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而且将科学实践的主力军—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三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它还特别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列入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中。我们看到,为了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新宪法一一第一,规定了指导思想方面的保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当然包括科学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作为四顶基本原则之一,写在《序言》里面的。第二,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保薄。例如:第77条规定,全国人大设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专门审议和拟订有关科学的法案,第B,条、第107条、第ng条规定,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主要职权之一,是领导和管理科学事业,第3章第7节的各项规定,是审理有关科学的案件的基本准则。第三,规定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降。《序言》第10自然段和第23条、第47条等项规定,彻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样一根红线;第20条等条款,则规定了发展科学事业的种种物质保证措施,诸如“奖励”、“鼓励”等等。第四,规定了方向上的保障。第24条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在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蚀思想”,第2章以及其他章节的许多条款,实际上也同时包含了周样的要求,其中当然囊括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之重要内容的科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第玉,规定了邀路上的保障。第14条,将科学与经挤、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总之,新宪法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开辟了道路,而且正在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利实现创造着可能。

二、宪法原则—科学立法的依据

新宪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制定和执行宪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厉史经验,在《序言》部分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科学立法的各项宪法原则—一、战略贡点原则。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的发展,则不仅是科学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总之,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新宪法的许多条文及《序言》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战略重点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立法应当以下述事实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n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下简称为:彭真报告)二、共产主义原则。这条原则集中休现在《序言》,第24条等条文里面。共产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前进的目标上,保持精神的力量。三、法制原则。科学法制,是国家法制整体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及其要求,同样适用于科学立法。因、反“反科学”原则。“反科学”,是对于科学的目的、原则等方面的反动,包括思想、言论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它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滥用科学成果,利用科学活动,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等。反“反科学”原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更是新宪法许多禁止性条款的基本精神刁这条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注意配合刑法、行政法、民法和其它各个部门法,规定对于“反科学”行为的种种法律制裁。五、服务、协调原则。198。年12月,国家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新方针。第14条等条款中,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心思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保证上述中心思想的胜利实现,正是服务、协调原则对于科学立法所迫切要求的。六、双百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明文写进新宪法,尽管如此,但它“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彭真报告)双百方针要求,科学立法必须保障以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学术自由、学派平等、•••,•一切形左实右的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一切压制学术民主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三依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科学、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不能单靠国家的力量,都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需要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这些原则和要求,都已写进了有关条文。”(彭真报告)J、、专家原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从总体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科学为业,他们在科学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科学的主力军。对此,第23条等许多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专家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等,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规定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保护。九、民族文化原则。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是科学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五十多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的共同体。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第4条、第19条等许多条款,为科学立法制定了民族文化原则,对这条原则的要求也作了明确地充分地规定。十、物质保障原则。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针锋相对,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真实的。这不仅在于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也在于它从物质方面保障着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对千公民的科学活动自由权、教育权等等,新宪法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切实的、广泛的物质保障,包括人力、物力、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上十点,就是我国科学立法必须遵循的主要的宪法原则。怎样才能贯彻执行好我国科学立法的十大宪法原则?—请注意:

本文作者：杨合理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现代法治国家和社会中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规定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责任来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精神实质是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维护公民的尊严和保障人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宪法的真正贯彻和落实,而宪法监督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宪法监督对于切实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宪法和法律的贯彻落实,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宪法监督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和制度,可操作性较差,其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出来。因而研究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宪法监督的概念及意义

宪法监督是指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宪法得以真正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法律制度和活动的总称。宪法监督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由宪法明文规定的或由国家认可的特定机关实行的宪法监督,在监督对象上偏重于立法机关的活动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它具有最高性、专有性、强制性等特点。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除了专职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本文取狭义的宪法监督之义,这也和新宪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任何法律,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如果不能贯彻执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法律实施至关重要。其中,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宪法的实施离不开宪法监督,宪法监督的目的是制止违宪活动,保证宪法的贯彻执行。它的内容包括:第一,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第二,审查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第三,审查与国家机关行为合宪性相联系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对上述行为权限争议和法规的审查,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宪法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法制的核心[1]。从民主的角度而言,宪法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其产生和发展与民主密不可分。宪法以民主制度为前提,它既确认民主制度,又保障民主制度。从法制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国家建立法律体系和制定各部门法的基本依据。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能否得到贯彻,以及贯彻的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和法制的标尺。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成就及不足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成就

宪法变迁是宪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宪法源于历史，宪法变迁离不开历史视域。宪法变迁是宪法成长和宪法演进的运动，体现为有形变迁与无形变迁的结合。埃及作为中东北非地区最早开始立宪探索的重要国家，一直担当着宪法变迁“先行者”的角色。纵观埃及宪法变迁史，其宪法变迁的方式集中表现为“宪法革新”“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三种形式。由于系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并不存在。埃及宪法变迁在军人主导以及公投公决修宪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一、宪法革新

政治必要性是宪法革新的原动力，宪法的全面革新是宪法变迁的极端方式。宪法革新就是以一部新宪法替代一部旧宪法。导致宪法全面革新的因素很多，如原来宪法的立法质量不高，社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国家进行重大的宪政改革等。宪法革新不仅是宪法环境的改变，而且是宪法的根本改变。宪法的全面革新常常出现在宪政不太成熟、稳定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按照秦前红教授的观点，宪法革新通常有两种替代方式，即宪法废弃和宪法废止。[1]宪法废弃往往是政治革命后新政权从根本上排除旧宪法的效力，从整体上消灭旧宪法，并根据新的制宪权制定一部适应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的新宪法，也就是说，在废止现行宪法的同时也废除宪法赖以产生的制宪权。如1952年七月革命后，随着帝制的推翻和共和制的建立，1952年12月10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公布了废除1923年宪法的决议。决议指出：“在1923年宪法指导下的埃及立宪生活是令人痛恨的，议会政治是很不健全的。行政当局本应向议会负责，但却反而要议会听命于它，然而他自己却俯首帖耳地屈从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国王。国王把宪法当成随心所欲的驯服工具。他利用宪法里的许多漏洞，和那些掌管国家政权的人串通起来大钻其空子。”决议最后说：“正因为这样，革命爆发了。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要摆脱国王的统治，而且要建立一种崇高的正派的生活，其准绳是尊重权利、公正和秩序。我们必须改变国家濒于毁灭的局势。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不得不用新的宪法来取代旧的，以实现我们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使人民成为权力的源泉……”。[2]由此正式废弃了1923年宪法，取而代之的是新政权利用手中的制宪权出台的1953年2月10日的临时宪章以及1956年制定的正式宪法《埃及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的序言庄严宣告：“我们今天公布这部宪法，宪法的条文是我们斗争的结晶，是我们经验的总结。”“我们埃及人民，在真主的相助、保佑和引导之下，制定和通过这部宪法，并予以公布，以表示我们的意愿和决心，我们保证宪法的效力、庄严和神圣。”[3]埃及还有一个特例，就是随着埃及和叙利亚联邦的破裂，1958年埃叙联合宪法已经名存实亡，因此，1964年宪法最后一条（第169条）宣告1958年宪法“终止生效”。宪法废止，即同一性质的政权基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制定一部新宪法整体替代旧宪法，新旧宪法虽在内容上有不同，但在根本制度上具有延续性。掌握制宪权的新政权往往先行中止宪法的实施，待新宪法制定后，又在宪法的“过渡条款”中专条规定对旧宪法的废止。如1930年，福阿德国王宣布废止1923年宪法，代之以1930年宪法，这是典型的新宪法取代旧宪法。又如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暂时中止1971年宪法并解散议会。军方于3月19日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宪法宣言》。由于2012年穆尔西宪法的争议引发埃及社会的撕裂和街头政治，埃及军方发动“二次革命”，于2013年7月30日再次宣布中止2012年宪法的实施，并于2014年1月公布了新宪法，即2014年埃及现行宪法。根据2012年宪法第236条的规定，2011年2月11日前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和埃及共和国总统的所有宪法声明以及生效的宪法均被废除。同样，2014年宪法生效后，依据该宪法第246条之规定，于2013年7月5日和2013年7月8日的宪法宣言，以及于2012年的任何宪法文本和宪法条文，均宣告废除。

二、宪法修改

通过宪法修正案发生变迁，是当今宪政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宪法变迁方式。宪法修改指的是具有修宪权的主体依照修宪程序直接变动宪法条款或者序言。宪法修改往往会导致宪法条文的增加、删减或者改变。宪法修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宪法规范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这种宪法变迁方式的最大优点在于从形式上较好地体现了宪法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可以使社会成员在直观上感觉到宪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能够及时地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变化作出反应。由于宪法的优位性导致宪法修改不可能任意发生，故宪法修正案就日益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宪法修改方式。宪法修改必须依照特定的修正案程序，而不是按普通法的立法程序，这是美国宪法缔造者们的一个伟大创举，后为世界许多国家所仿效。在埃及宪法变迁史上，宪法修改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整体的宪法更替中部分条款出现重大修改变化，如表一“1923年宪法与1930年宪法部分变动条款对比”。另一种情况是宪法修正案的采用。学界往往只注意到埃及1971年永久宪法在1980年、2005年和2007年的三次修正案，其实在埃及宪法史上，首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是在1969年1月7日纳赛尔对1964年宪法第94条的修改。再加上2011年军方的《宪法宣言》可以算是对1971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因此，笔者主张，埃及宪法变迁史上的重大宪法修正案是5次，而不是3次。笔者将修正前后的部分重要条文进行比对，以示说明。（1）1969年第一次宪法修正案：对1964年宪法第94条的修正修正前：非经国民议会二十位以上议员的动议，不可以取消国民议会任何议员的资格。如果议员丧失威信，或者不能履行职责，或者丧失参选时具备的工人或农民身份，或者不好好参加议会或者议会各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提议取消他的资格。修正后：非经国民议会二十位以上议员的动议，不可以取消国民议会任何议员的资格。如果议员丧失威信，或者不能履行职责，或者丧失参选时具备的工人或农民身份，或者不好好参加议会或者议会各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提议取消他的资格。国民议会议员在丧失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劳动人员身份后，其国民议会议员资格将丧失。（2）1980年第二次宪法修正案：重点修改1971年宪法第2条、第5条、第30条、第56条和第77条等5个条款。例如：第56条修改前：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在法律的范围内，有组织协会和工会的权利。修改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和在法律的范围内，有组织协会和工会的权利。上述组织负有责任质疑其成员从事组织活动之行为有无遵照一定之道德规约，并负责任依法为其成员的权利和自由辩护。第77条修改前：总统任期为六个格里高里安历年，始于公民投票结果宣布之日起。可以重新选举共和国总统，任期同样为六年。修改后：总统任期为六个格里高里安历年，始于公民投票结果宣布之日起。共和国总统可连选连任。（3）2005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对1971年宪法第76条的修正。修改前：共和国总统人选由人民议会提名产生，交由公民投票决定。共和国总统人选的提名应由人民议会以至少三分之一代表提议。若获人民议会三分之二以上支持之候选人直接交付人民公民投票；若无候选人获得上述提名之多数，则应于第一次投票后二日内再举行投票。能得人民议会代表绝对多数支持之候选人再提交人民作公民投票。在公民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若该候选人不能获得前项之多数，人民议会将再提名另一候选人，并按相同程序办理。修改后：共和国总统通过直接公开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完成选举。共和国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至少250名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地区人民议会成员的支持。其中人民议会的支持者人数不得少于65名，协商会议的支持者人数不得少于25名，地区人民议会支持人数不得少于10名，并且其支持者所在地必须超过14个省份。总统候选人获得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地区人民议会的支持者的总人数应超过任一个机构的全部成员人数。在任何情况下，根据特殊程序法的规定，支持者不得同时支持超过一名竞选人。在宣布进行候选人推举之前，所有组建超过五年且在过去五年中获得人民议会或协商会议席位5%以上的政党，都可以申请推举一名成员为总统候选人，但该成员必须在该政党最高委员会工作一年以上。除上述条款外，依据政党基本章程规定，所有政党均可以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推举2005年5月10日前组建的最高委员会中一名成员。推举申请提交给总统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享有独立性，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开罗上诉法院院长、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高级代表、终审法院高级代表、国家内阁副总理、五名中立人（其中三名来自人民议会、两名来自协商会议，这五人分别由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举荐，任期为五年）组成总统选举委员会。在存在异议的情况下，将依据法律规定确定委员会主席或者委员会成员人选。委员会具体职能仅限于如下：(1)宣布总统推举，并对其程序进行监管，宣布候选人最终名单；(2)对投票与选举结果确定的程序进行监管；(3)宣布选举结果；(4)对所有相关的纠纷、异议等全部问题进行裁决；(5)制定工作管理与职权行使规章。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决议应至少得到七名委员会成员的同意，委员会的决议为最终决议，不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对其提出异议。同时也不得暂停决议的执行，总统选举法中规定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其他职权。同时该法律还规定从推举开始至投票结束之前，任何被选举人都不得被变更。在一天内完成投票工作，负责选举过程的总统选举委员会将由司法机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依据该委员会执行的规章程序进行监管。获得绝对多数有效选票的候选人将被选举为共和国总统。如果获得选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均没有获得绝大多数选票，那么在至少七天后重新对获得大多数选票的两名候选人进行总统选举。如果两名候选人的选票相同，那么则再次进行选举。在此情况下，将选举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为共和国总统。在候选人没有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在人民大会同意后，共和国总统应符合总统选举法规定的最高宪法法院确认程序，在确认后总统选举符合宪法规定的决议。在收到确认总统选举合法程序的指令后，法院将就此相关决议。如果法院认为选举并没有符合宪法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共和国总统选举事宜将交由人民大会相应决议。在任何情况下，法院的决议对埃及所有政府机关均被视为强制性决议，该决议在后的三日内刊登在官方报刊上。（4）2007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重点修改1971年宪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2条、第24条、第30条、第33条、第37条、第56条、第59条、第62条、第73条、第74条、第76条、第82条、第84条、第85条、第88条、第115条、第127条、第133条、第136条、第141条、第173条、第179条、第180条、第184条、第192条、第194条、第195条和第198条等34个条款。（5）2011年第五次宪法修正案：2011年2月19日的军方《宪法宣言》共计63条，其中对1971年宪法的第75条、第76条、第77条、第88条、第9条3、第139条、第148条、第189条进行重点修改。通过对《宪法宣言》的整体分析，笔者认为，此宣言也可以说是对1971年永久宪法的第四次修正，理由有二：其一，军方指明该颁布宪法宣言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审查2月13日的宪法公告和3月19日的宪法修正案的公民投票结果（3月20日官方宣布）后”作出的决定，其中提到了3月19日公民投票的对象正是“宪法修正案”。其二，《宪法宣言》对修正后的“永久宪法”的第75、76、77、88、93、139、148、189条进行重点修改，宪法宣言还废除了“永久宪法”第179条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条款，[4]这些都是对永久宪法相关条款的重要修改，显然这是典型的宪法条文上的变迁。但是，此次宪法修正与1980年、2005年和2007年的宪法修正案又有很大不同；其一，经过比对，《宪法宣言》中大部分条款实质上是对永久性相关规定的再次重申和确认，如有关国家的规定中涉及的国体、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主权、政党和社团、经济制度、所有制等内容，以及有关公民权力、自由以及法律主权等方面的规定涉及的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神圣不可侵犯、通讯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迁徙自由、强迫迁移、结社权、私人生活，以及罪刑法定、正当程序、辩护权、诉讼权、法律援助等内容，均与永久宪法的相关条款相同或相近，反映出革命后的情势需求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二，与前三次所不同的是，这次宪法修改是由军方主导完成的，因议会解散，议会的立法程序缺失。

三、宪法解释

一、前言：最高法院的改革讨论

战后引入日本的违宪审查制度极不活跃，日本最高法院并未充分履行其“宪法守护人”的职责，这一点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同的。日本最高法院几乎没有在解决人权问题和承认新的人权方面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起到任何指导作用，对于宪法第九条长期采取的是可将其称之为司法拒决的消极主义的态度，基于这样的状况，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的呼声便自然高涨起来。

就最高法院的改革，人们已提出各种构想，主要有：对于法令违宪不能拘泥于是非黑白两者必取其一的判断手法，而可以考虑从技术方面的改进着手，如开发和活用适用违宪和合宪限定解释等更为有弹性的宪法判断方法；改变法官的选任程序，在由内阁任命之前通过专门设立的由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改变法官结构提高学者和女性的比率；或是进行人事方面的改革，采用年轻人才降低法官的平均年龄，甚至考虑进行有待修改宪法的根本性制度改革。

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是，能不能将在欧洲已成为主流的宪法法院引入日本。有关这个建议，原最高法院法官伊藤正已的倡导[①]和读卖宪法修正草案[②]很有名。但对这一点，怀疑将德国型的宪法法院移接到日本的司法制度中能否顺利地运作下去、主张必须要考虑到建构制度的社会背景和司法传统、法官素质的谨慎论[③]，以及认为在日本、法院的活动哪怕是积极起来，在保障人权方面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相反也许只会通过积极的合宪判断来完成其维护制度之作用的戒备观[④]仍根深蒂固。宪法法院的设立，还需要程序上的宪法修正，这也被看作是对改革产生踌躇的重要原因。

于是，现在附随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大致框架没有改变，不过、作为能够使最高法院迅速而积极地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手段，法院正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引进一种制度，通过法院的裁量来限制上诉[⑤].这种提案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最高法院将违宪审查积极度不够归结于负担过重，希望能够通过此提案来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使最高法院集中精力解决宪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便能维持其司法法院的性质。与之相类似的还包括建议最高法院采取德国式具体规范制度的提案[⑥].同样从减轻负担和部门分化的角度出发、也有一种提案认为，可以在最高法院中设立专门解决宪法问题的部门，使这一特别部门单独进行宪法审判。[⑦]这种提案与宪法法院构思的区别在于，它并未使宪法审判机关从最高法院中完全地分离和独立出来，而仅仅只是进行内部组织的改革。这大概与在联邦法院内设立宪法审判专门机构的瑞士宪法审判制度较为接近。

笔者曾在一个以司法制度改革为主题的集会中提出过一个构想，建议能否在借鉴德国战后司法改革经验的同时，“即使是为了唤醒国民对司法民主化的关注也好，能否尝试创设一个可以承担宪法价值的新的司法机关”[⑧].笔者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回这一建议的打算，因为目前我们仍然应该从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宪法审判制度中学量的东西。不过，就读卖宪法修正草案中的宪法法院构思而言，尽管其表面上似乎是在模仿欧洲各国的宪法法院，但在精神和理念方面实则与之存在很大隔阂。或者说它只是德国宪法法院制度的照搬照抄，难以成为一个能够承担宪法价值的新的司法机关。读卖宪法修正草案因提出了德国式的宪法法院构思而遭到抵触，原因就在于日本并不十分了解宪法法院原本究竟是什么、它以那些历史事件为背景、它的设立是基于一些怎样的理念。现在提及宪法法院，居然还有一种图式化的理解正大行其道，以为它的本质只是抽象性违宪审查，它的功能只是与人权保障（私权保障）相对立意义上的宪法保障。本文试图在抽出并且更正宪法法院本质的同时，以读卖宪法修正草案中的宪法法院构思为批判材料，论述日本应从欧洲的宪法法院学习哪些东西。

本文作者：皮纯协任志宽

本文就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维护宪法的实施,谈几点看法。

一、完普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是指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宪法性的惯例)规定,拥有立法解释权或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法令、命令、行政措施以及国家机关或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以维护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一九八二年宪法(以下简称新宪法)认真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规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新宪法中,与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关的序言和条文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宪法序言中宣告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威,指出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同时宣告宪法是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扣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活动的根本准则。第二,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三,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为了有效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且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地-方各级人氏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及撤销下一级人大不适当的决议。第五,对于宪法行为的监督也有相应的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也要遵守宪法的总原则,即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权利,如不遵守这项原则,而滥用权利,就会受到谴责直到追究法律责任。宪法对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也没有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如果谁要违反,就是违宪,构成犯罪行为的,还要受到刑罚的制裁。新宪法这些规定比前三部宪法监督保障的内容大大地充实和具体化了。这些规定是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并且适当参照外国经验制定的,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国情,也体现了新时期的新特点。这些规定为宪法的切实实施提供了保障。现在全国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以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规定为法律依据,为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各地区为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了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命令、决议不同宪法相抵触,各地都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法规的活动并且初步取得了成须,为了保障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保障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权,各地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设立了信访接待部门,建立了接待日制度,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宪法中有关于监督保证宪法实施制度的规定固然是很好的,但宪法毕竞不是法律大全,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需要用具体的单行法规等形式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完善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完善这种同宪法监督保障制度配套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从理论上看。宪法是一个画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因此,保障宪法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其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否则,国家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这就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落实。如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那么,就应有一套具体制度,规定违宪案件由谁来追究,怎样追究,依照什么程序追究等等。其次,从工作实践上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同宪法、法律相悖的法规或违宪行为。例如,个别的现行法律条文同新宪法有关条文的内容不尽一致。再如,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司法的解释性的文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八二年刑事审判和检察工作方面的解释性文件就不下七十份。这种文件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某间题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法律依据,属于司法或检察解释。这从司法检察实践上看,效果很好,能使部门法中某些规定更加具体化,也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就某间题的联合解释或个人就某问题的解释等。笔者认为,如果属于重大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如果属于司法检察实践中的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或司法解释。这种联合解释或个人解释的形式的范围和效力,可以研究,即使是司法检察解释,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如,某省一地区人大常委会有一年攫自决定不召开人大会议。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另外,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展开,这是很深刻的变革,涉及面很广,为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办事有章可循,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在这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保证上述暂行规定的合宪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完普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可以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宪法的实施,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把宪法监督权归于立法机关,也有专门设立监督机构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第一,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大国民议会负责对宪法的实施情况执行一般监督,并单独决定法律的合宪性。第二,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执行监督以及通过法律进行准备工作,大国民议会在其五年任期内选举本届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大国民议会代表中选出委员大部分,并另选非代表的专家一部分.(不得超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就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报告或者意见。南斯拉夫则是设立专门性的宪法法院来负责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由邦议会选举的院长和十三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八年,不得连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从法官中产生,任期一年,实行轮换制,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兼职。联邦宪法法院职责是:第一,裁决共和国(自治省)的法律和其他文件,以及联邦各机关,各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条例等是否同联邦宪法、法律相一致。第二,解决联邦共和国(自治省)之间,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以及不同共和国领土上的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争议,解决共和国或自治省宪法法院之间,法院和联邦机关之间,联邦机关同共和国(自治省)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如果宪法法院确认某项法律同联邦宪法不一致,它就作出裁决,然后将裁决提交主管议会,主管议会有义务在控制裁决之日起六个月内消除这种违宪的事情,若在期限内未消除,该违宪法律即归无效,宪法法院对此将作出裁决予以确认。任何人都可以评定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问题,主动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也、一以自己起诉。从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各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其共同点。第一,各国宪法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机构保障。第二,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必须是高度权威的机构。第三,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虽然各有不同,监督范围、违宪审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究竞以哪一种形式较为合适,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上述外国的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一、前言：最高法院的改革讨论

战后引入日本的违宪审查制度极不活跃，日本最高法院并未充分履行其“宪法守护人”的职责，这一点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同的。日本最高法院几乎没有在解决人权问题和承认新的人权方面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起到任何指导作用，对于宪法第九条长期采取的是可将其称之为司法拒决的消极主义的态度，基于这样的状况，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的呼声便自然高涨起来。

就最高法院的改革，人们已提出各种构想，主要有：对于法令违宪不能拘泥于是非黑白两者必取其一的判断手法，而可以考虑从技术方面的改进着手，如开发和活用适用违宪和合宪限定解释等更为有弹性的宪法判断方法；改变法官的选任程序，在由内阁任命之前通过专门设立的由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改变法官结构提高学者和女性的比率；或是进行人事方面的改革，采用年轻人才降低法官的平均年龄，甚至考虑进行有待修改宪法的根本性制度改革。

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是，能不能将在欧洲已成为主流的宪法法院引入日本。有关这个建议，原最高法院法官伊藤正已的倡导[①]和读卖宪法修正草案[②]很有名。但对这一点，怀疑将德国型的宪法法院移接到日本的司法制度中能否顺利地运作下去、主张必须要考虑到建构制度的社会背景和司法传统、法官素质的谨慎论[③]，以及认为在日本、法院的活动哪怕是积极起来，在保障人权方面也不能寄予太大希望，相反也许只会通过积极的合宪判断来完成其维护制度之作用的戒备观[④]仍根深蒂固。宪法法院的设立，还需要程序上的宪法修正，这也被看作是对改革产生踌躇的重要原因。

于是，现在附随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大致框架没有改变，不过、作为能够使最高法院迅速而积极地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手段，法院正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引进一种制度，通过法院的裁量来限制上诉[⑤].这种提案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最高法院将违宪审查积极度不够归结于负担过重，希望能够通过此提案来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使最高法院集中精力解决宪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便能维持其司法法院的性质。与之相类似的还包括建议最高法院采取德国式具体规范制度的提案[⑥].同样从减轻负担和部门分化的角度出发、也有一种提案认为，可以在最高法院中设立专门解决宪法问题的部门，使这一特别部门单独进行宪法审判。[⑦]这种提案与宪法法院构思的区别在于，它并未使宪法审判机关从最高法院中完全地分离和独立出来，而仅仅只是进行内部组织的改革。这大概与在联邦法院内设立宪法审判专门机构的瑞士宪法审判制度较为接近。

笔者曾在一个以司法制度改革为主题的集会中提出过一个构想，建议能否在借鉴德国战后司法改革经验的同时，“即使是为了唤醒国民对司法民主化的关注也好，能否尝试创设一个可以承担宪法价值的新的司法机关”[⑧].笔者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回这一建议的打算，因为目前我们仍然应该从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宪法审判制度中学量的东西。不过，就读卖宪法修正草案中的宪法法院构思而言，尽管其表面上似乎是在模仿欧洲各国的宪法法院，但在精神和理念方面实则与之存在很大隔阂。或者说它只是德国宪法法院制度的照搬照抄，难以成为一个能够承担宪法价值的新的司法机关。读卖宪法修正草案因提出了德国式的宪法法院构思而遭到抵触，原因就在于日本并不十分了解宪法法院原本究竟是什么、它以那些历史事件为背景、它的设立是基于一些怎样的理念。现在提及宪法法院，居然还有一种图式化的理解正大行其道，以为它的本质只是抽象性违宪审查，它的功能只是与人权保障（私权保障）相对立意义上的宪法保障。本文试图在抽出并且更正宪法法院本质的同时，以读卖宪法修正草案中的宪法法院构思为批判材料，论述日本应从欧洲的宪法法院学习哪些东西。

一、问题的提出

在21世纪的今天，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宪政的重要一环已被世界所公认。但它是怎样一步一步从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呢?却少有学者去探究。直到20世纪初，作为宪政重要一环的司法审查制度还仅仅是一种美国现象。在美国，最高法院通常决定州的法律与联邦法律或联邦宪法是否一致。与英国或其他英国殖民地相比，美国的司法体系有其独特性，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为一个合法的机构，其行为的合宪性是被国会所承认的。美国当代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指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在于发展了以法律制约权力的思想。本文将追溯历史，将世界范围内司法审查制度被接受的过程作一探讨。

直到1920年，只有少数的几个其他国家——几乎全部在拉丁美洲(如墨西哥1917年宪法)和北欧(虽然1814年挪威宪法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但在1885年至1930年间，挪威最高法院判决多项法律违宪，类似的还有丹麦和瑞典)采纳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国家都在美国l9世纪中期的宪政理念影响之下，把司法审查制度纳入了自己的宪政体系之中。

第一股接受司法审查制度的浪潮，出现在一战后的欧洲。那些战败国在颁布了新的宪法的同时，也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战后第一个引入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尽管这个根据1920年宪法所设立的宪法法院从未对违宪申诉做出过任何有效的判决，并且在1938年就解散。在奥地利的著名法学家HansKelsen教授的指引下于1920年建立的奥地利宪法法院，相比之下就是一个更为显著的标志。这也是宪法法院这一为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而设立的专门机构首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1920年奥地利宪法清楚地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关于宪法法院被赋予至高的、可以宣布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这一原则。

这样，在二战开始之前，司法审查制度主要存在于西半球，并且只在美国起着鲜明而积极的作用。司法审查制度就是为了实现法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而产生的，所以，有学者说：“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是司法审查制。”然而，从1945年开始，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另一个浪潮来临了。

第二股接受司法审查制度的浪潮是从二战后的轴心国集团开始的。日本政府的新宪法草案根据明治宪法第73条规定的修宪程序，经过枢密院、众议院的议决，由裕仁天皇于1946年11月3日正式颁布，次年5月3日施行。《日本国宪法》在国民主权原则的指导下，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为保证宪法的实施，在第81条明确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这份宪法明确地授予了最高法院决定任何法律、命令、规则或官方文件的合宪性的权力。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联邦德国接受了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J。从此以后，德意志联邦宪法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一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且令人感兴趣的裁决，它们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积极的宪法法院。意大利是轴心国集团的第三个成员。1948年意大利宪法明确承认了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其1848年宪法第73条中规定：“对国民全体有解释宪法权者惟立法权。”1956年宪法法院的建立更是将司法审查制度落到了实处。

一绪论

自60年代以来，大韩民国因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举世瞩目。但进入80年代以后，相对于其经济成就，观察家们却更加关注韩国蓬勃展开的政治变革。1993年，韩国诞生了自1961年军人政变以来第一个文人政府。更有甚者，在1997年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党领袖最终获胜。对于珍视自由、公正和人格尊严的国际社会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尤其值得注意。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将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探讨韩国文化传统对其宪政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其次，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宪法角度对战后韩国的民主发展作一个历史概括。通过这两重研究，我希望不仅对韩国宪法制度及其历史发展作一介绍，而且为更好地理解那些阻碍和促进韩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因素作一铺垫。之所以会有文章的后一目的，是因为文化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障碍。

「立宪主义」在此意即民主的法律表现，及为法治（ruleoflaw）和民主理想机制化创造条件的动态政治过程。换言之，立宪主义就是实现宪法理念和精神的过程。

二法律发展和文化

从1948年成立第一个宪法政府至80年代末，韩国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韩国宪政的这一令人失望的记录常常被归咎于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韩国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独裁和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清楚。为了便于理解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韩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