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范文10篇

新闻自由是传播新闻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是新闻传播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曾提出了“出版（新闻）自由”的口号。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不但给新闻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发展，而新闻自由内涵本身也随着民主自由的高涨而日益丰富。然而，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到现在，也同时不断遭受实践与理论的考验，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到社会责任理论，再到内部新闻自由，展示出一幅兴奋与失望、迷惘与思考相交错的困惑画卷。

本文拟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的视角出发，对西方新闻自由在内部新闻自由阶段的发生、发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选择内部新闻自由作为考察点，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一是内部新闻自由更为集中地表现出西方新闻自由在现代的矛盾与特点,“争取媒介内部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事业的一个新动向”[1]；二是国内有关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研究较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缺乏从西方新闻自由发展视角的整体性考察，这与对西方新闻自由发展前两个阶段（即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阶段与社会责任理论阶段）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一、西方内部新闻自由的提出及发展

最早提出内部新闻自由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并分别在二战结束后形成席卷全国的运动风潮，继而迅速波及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内部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国台湾省也出现了相关的争取内部新闻自由权利的活动。内部新闻自由的提法在各国不尽相同，从发展的过程来看，以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

德国是明确以“内部新闻自由”形式提出新闻专业自主权问题的国家，早在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中就规定,不论任何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均不得妨碍公民行使新闻自由权利[2]。但随着纳粹上台，有关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活动也随之中断。德国正式提出“内部新闻自由”问题是在二战后的50年代[3]。其内容除了要求编辑自主权外，还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权。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报社兼并之风大起。有的老板在出卖报刊所有权时，不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并且出于销路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对编辑业务横加干涉。这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极度不满。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新闻界和法学界提出了“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进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国的“编辑室章程运动”。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报》等为代表的媒介的内部，劳资双方通过谈判方式就发行人的权利和新闻工作者的地位问题进行协商，并最终以“编辑室章程”形式确立了新闻从业人员以“共同决定权”为代表的专业自主权利。至1962年，联邦德国已有213家报社的编辑部取得了编辑自主权[4]。从1968年起，以德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为一方，德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为另一方，针对编辑部和发行人的团体关系开始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争议太多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直到1990年5月，在经过38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后，双方签订了有关保障共同决定权、工资、工时等团体协议[5]。

日本内部新闻自由是以“编辑（自主）权”的名义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闻社职工就提出编辑独立的问题。但明确提出编辑权却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各种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闻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发生的“第一次读卖新闻争议”中，读卖新闻社提出了控制新闻制作主导权的要求。朝日新闻社随后也发表了著名的《与国民站在一起》的宣言，声称要以全体从业人员的总意为基础运营。[7]《每日新闻》东京总社工作人员大会则做出决议：“迅速建立代表全体工作人员意志的机关”[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报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闻媒介的职工先后获得了编辑权。1947年，日本报纸发行人和编辑协会做出决议，指出报社职工有权利和义务不报道老板要他们报道但与公众利益相抵触的事。[9]

摘要：新闻自由主要指人们搜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然而，新闻界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本文首先是对西方国家标榜的绝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辩驳，然后以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媒体表现为例，分析随着我国体制环境变化，新闻自由观念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并针对部分媒体将新闻自由范围无限扩大而提出的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度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并且作为基本的人权理念写入联合国宪章。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我国逐步打破附加在新闻自由身上的种种“罪恶”标签，新闻自由的理念不仅重获新生，而且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进一步扩大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1]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新闻自由是狼，它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新闻自由并不适合于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持这类观点的在我国并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同过去极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好它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那一套，另建立一套属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理念”，这就完全割裂了新闻自由的连续性，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在长期的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过程中的价值目标，更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不排斥新闻自由，而且将新闻自由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早在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穷人卫报》的发刊词中写道，自由的新闻出版物是人类思想自由的体现，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若“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2]列宁在1906年指出，人民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是他们自由的基本保证之一。他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罢免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管理国家官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3]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所奉允的真理，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和奋斗的目标之一，利用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斗争，才能够不断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想的快速发展，我们对新闻自由理念的理解出现了各种错误认识，甚至打压维护新闻自由的人士，新闻出版事业遭到了巨大破坏。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所信仰的新闻自由理念遭到了抛弃，恰恰相反，它告诫我们“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一切公民的、政治的以至司法的保障都会变得虚幻不实”，“新闻自由是公民唯一的安全保障”。[4]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向自由前进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另外一种极端认识是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可言，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中国政府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府。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属于反华人士或者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中世纪时代”。这类人士拘囿于自由的原教旨主义理念，无限扩大自由的外延，一般来讲，他们将新闻自由的理解只局限在媒介对政府的抨击和公民自由的办报权利阶段，他们将此作为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而事实上，这一阶段也仅仅只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掌权的初期出现过，那时由于对封建主义斗争的路径惯性仍然存在，无束缚的谩骂与抨击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一度风起云涌，而后便烟消云散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束缚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真正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而且深深伤害了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后以理性主义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慢慢发展起来。在我国，立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监督政府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不负责任的抨击行为存在。

关键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西方新闻体制

说明：此文是根据上级指示，就奥运会期间德国发生的事情写的批判文章，证明西方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虽然是批判，也要讲道理，于是我就讲了以下的道理。

既然批判西方的新闻自由如何“虚伪”，当然就得找最大的西方传媒资本的代表，非默多克莫属。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代世界的传媒资本控制力度很大，他们握有较大的自由权，而新闻工作者的自由权自然就小了。

但是，因为我的主要批判的对象——默多克，现在被视为中国的好朋友，是合作对象，美国传媒在奥运期间也被认为“表现不错”，不宜批判，现在只要求通过批判德国人来证明西方的新闻自由“虚伪”，而西方新闻自由的主要掌控者却是默多克。这个逻辑我没有把握好，所以稿子不能用。看来，我们的上级，也被世界上最大的传媒资本掌控了。虚伪不虚伪，我们有灵活的标准，这个标准即是否对我们“友好”，也就是说，没有标准。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恰恰证明了世界传媒资本控制下的新闻自由是多么虚伪啊！

提要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主体是传媒的所有者，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个人。当传媒的工作者发出的观点或报道与传媒所有人发生分歧时，传媒工作者个人的言论自由不得不服从所有人的观点，否则面临解雇。这是西方国家新闻体制中难以解决的固有矛盾。

一个老故事

司法活动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体系的良好运作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总体来讲，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有时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也会发生冲突。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制度的大力推行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的日趋活跃，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冲突趋于明显和频繁。

一、新闻自由权及其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

公开、独立和公正审判，是当代各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司法审判原则。这一原则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报道与披露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我们通常称之为新闻监督。这种监督的依据是新闻自由权的行使。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46年联合国大会即宣布：“新闻自由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于联合国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之关键。”在各国，新闻自由权一般属于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从而决定了公民有权通过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监督国家权力运作、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并进而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在西方，有人将新闻媒体称之为“第四权”，意指新闻媒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并能够与之相互制约的另一种权力。在我国，新闻媒体也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人们在提倡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时，无一例外都把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审判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各种新闻媒体对法院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新闻监督的确立，对于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保证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事先披露，即在案件移送法院审判之前对案件的起因、过程、事件的真相等进行报道；(2)对庭审过程及生效判决进行报道；(3)对生效判决执行的监督；(4)对生效判决进行评判；(5)对法官在法庭以外的其他职务行为及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其他行为进行披露、评论。

二、新闻自由与独立审判的矛盾

摘要：新闻自由主要指人们搜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然而，新闻界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本文首先是对西方国家标榜的绝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辩驳，然后以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媒体表现为例，分析随着我国体制环境变化，新闻自由观念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并针对部分媒体将新闻自由范围无限扩大而提出的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摘要]新闻自由主要指人们搜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然而，新闻界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本文首先是对西方国家标榜的绝对新闻自由进行了辩驳，然后以历史上的唐山大地震和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媒体表现为例，分析随着我国体制环境变化，新闻自由观念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并针对部分媒体将新闻自由范围无限扩大而提出的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新闻自由政治自由灾害报道社会责任新闻自律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实质以《纽约时报》为例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纽约时报》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纽约时报》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本文作者：刘沛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新闻报道(传媒监督)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可以说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概括来讲,传媒监督司法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公开审判的需要和司法公正的需要[2]。然而,时下有些媒体在报道个案时,常常以裁判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自居,它们对案件的定性、法律责任的划分进行了大量的带有倾向性乃至结论性的报道,很多时候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媒体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宣判,这就是最令司法界反感的媒体审判现象。例如:从上世纪9年代末张金柱案到本世纪初刘涌案,再到孙志刚案、许霆案、孙伟铭案、胡斌案、邓玉娇案,直到最近的重庆打黑案,,个别媒体对这些事实的报道无不充斥着媒体审判的不和谐色彩。舆论哗然,群情气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词句更是经常见诸报端,难怪当年张金柱临刑前曾哀叹道:是记者杀了我,,这种媒体审判代替法院审判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作为宪法设定的司法机关所应有的功能的发挥,有损司法的尊严和权威。众所周知,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注意司法的内在规律。首先,司法活动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的干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这与传媒往往热衷于炒作社会热点、立场较为主观不同。其次,司法活动每一个环节、步骤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应属无效。而传媒对案件的评判和报道是根据自身收集的素材进行的,手段和程序非常自由。最后,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权能够有效运作的基础和前提,它要靠严格、公正、高效、廉洁的司法形象赢得。与媒体相比,两者在关注重点、信息来源、评价方式以及追求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1]。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如何找到两者最佳的契合点,使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自由而又不过度,司法对传媒的排斥合理而又不过分,是目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域外相关制度与实践

(一)英国由于英国司法程序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因此,其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更容易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英国普通法容许新闻媒体对尚待审理的案件有言论表达空间,而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则比较有限。根据普通法藐视法庭的原则,新闻媒体对于那些尚待审理的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如可能危及案件的公正审理或影响司法公正,法院可治以藐视法庭罪。藐视法庭罪的标准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严格责任的标准和普通责任的标准。严格责任的标准主要依据为51981年藐视法庭法6,适用于正在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案件审理的报道,禁止藐视法庭法规定,对相关诉讼带来严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的声明的公开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无论相关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其行为都构成犯罪。这被称为严格责任规则。而普通责任的标准则适用于普通法领域。(二)美国虽然美国也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是美国普通法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新闻媒体就尚待审理、正在审理或已经审理的案件的报道和评论的空间,远较英国宽泛;虽然美国普通法中也有藐视法庭的原则,但是其适用的范围远较英国小。法庭会不会适用藐视法庭的罪名来对新闻媒体介入刑事案件的审判进行控制或者制裁呢?从公开审判的法庭中获得的案件信息予以客观、真实及准确的报道当然不会存在藐视法庭的问题,而且从一些非政府渠道合法取得的公开信息也不受司法限制言论令的约束,不过新闻媒体并没有权利拒绝向法院或大陪审团披露这些信息的来源[2]。实践中,不论是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还是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通过对新闻媒体处以藐视法庭罪来限制新闻媒体对刑事案件相关信息的报道与评论也是较为少见的。可能是由于第一修正案的重大影响力,美国法院在处理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时,比英国法院更加重视新闻自由,在需要对新闻自由与其他权益或价值作出取舍时,美国法院更倾向把新闻自由放到优先的位置。所以也有人指出,对于媒介向公众通告审判事宜的能力而言,事后刑事惩罚或许和事前约束即-司法限制言论令.一样危险[7]。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还可以颁发司法限制言论令的方式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在命令发出前必须要证实事先禁止命令的有效性,等等),否则可能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权利。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事先颁发禁止报道命令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总的来看,美国法院在处理与新闻媒体的采访与报道的相关问题时,尽量采用替代性的措施来保证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明显和当前的危险这个要求极高的测试标准,用来限制蔑视法庭原则的适用。它并不是采取拒绝或禁止的方法来限制新闻媒体接近司法系统,以保证审判活动的公开审理,实现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三)加拿大由于加拿大从历史上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它也继受了英国的普通法。它在继承英国普通法的同时,也继承了关于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一般处理方法,例如蔑视法庭原则。在加拿大1987年的RvKopyto案件中,一位律师在代表其当事人向警方进行民事诉讼失败后,对记者说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对正义的嘲弄,又说加拿大法院都是偏袒警方的,因此法院和警方好像是用胶粘在一起的[3]。该律师因此被控藐视法庭,并在原审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但是从1982年加拿大在其宪法上增加了5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6以来,加拿大比以前更加重视新闻自由,所以,可以说加拿大在协调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方面的取向,应是在英国法和美国法之间。加拿大的5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6第二条明确规定,保障新闻和其他媒体的自由,而且第一条法则规定,如果对宪章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作出限制,该限制必须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合理的和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中可明显证成的。关于怎么应用权利宪章第一条的标准,其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创设了一套原则。根据这套原则,法院在应用第一条时,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研究有关的法律对有关权利作出限制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这目标是否涉及迫切和重大的问题。第二是考虑有关法律所采用的用以实现上述的手段和方法是否与上述目标相称,因此得以证成。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限制权利的有关方法与上述的目标是有合理的联系,还是任意的、不公平的或基于非理性的考虑。第二是相对于其他可用以实现同一目标的方法,有关法律中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否以把有关权利的减损限于最低的程度。第三是限制权利的有关措施的后果是否与上述目标相称。总而言之,法院需要在有关权利和对此权利作出限制背后的目标、作出限制时使用的手段之间,权衡轻重,从而判断限制有关权利的有关立法是否违宪。

三、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和谐共处

摘要：司法活动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体系的良好运作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总体来讲，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能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有时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也会发生冲突。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制度的大力推行以及新闻舆论监督的日趋活跃，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冲突趋于明显和频繁。

一、新闻自由权及其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

公开、独立和公正审判，是当代各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司法审判原则。这一原则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报道与披露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我们通常称之为新闻监督。这种监督的依据是新闻自由权的行使。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46年联合国大会即宣布：“新闻自由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于联合国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之关键。”在各国，新闻自由权一般属于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从而决定了公民有权通过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监督国家权力运作、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并进而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在西方，有人将新闻媒体称之为“第四权”，意指新闻媒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并能够与之相互制约的另一种权力。在我国，新闻媒体也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人们在提倡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时，无一例外都把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审判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各种新闻媒体对法院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新闻监督的确立，对于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保证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事先披露，即在案件移送法院审判之前对案件的起因、过程、事件的真相等进行报道；(2)对庭审过程及生效判决进行报道；(3)对生效判决执行的监督；(4)对生效判决进行评判；(5)对法官在法庭以外的其他职务行为及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其他行为进行披露、评论。

二、新闻自由与独立审判的矛盾

关键词：新闻自由规制路径突破

[摘要]：

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我国新闻自由30年来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两种新闻自由观即阶级斗争观和极端自由主义观给予了批判。作者认为我国的新闻自由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有5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体制障碍、商业主义等现实的困境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度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并且作为基本的人权理念写入联合国宪章。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我国逐步打破附加在新闻自由身上的种种“罪恶”标签，新闻自由的理念不仅重获新生，而且基于我国现实国情，进一步扩大了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1]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