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范文10篇

一、文学有没有标准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我觉得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长，又是在与传统文学相背离的状态下产生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传统文学都有很大的差别，其标准自然有其独立性，也只能在发展中逐渐确立。但是，这一标准的确立过程并不顺利。新中国成立前，新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乱中成长的，不可能有从容和全面进行规范建设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术化和历史化的建设，新文学开始被有意识地历史化，其规范性和经典性初步确立。但由于政治的过多干预，“”前的文学史建设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所建立的价值标准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文学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也就是对之前的文学标准进行重新甄别和再度规范。不过，复杂的历史使这次“反正”依然充满坎坷和沉重。很快，时序进入到1990年代和21世纪，文学标准建设又受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解构思潮盛行于世，解构文学标准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解构并非不具备建构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是建构中的一部分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解构还没有顺利转化为建构；表现之二是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相继来临，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基本内涵都受到很大影响。商业文化使文学严重边缘化，游戏文学和消费文学成为创作主流。网络文学的兴起，则使文学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传统的文学边界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评价标准面临直接的冲击；表现之三是不良学术体制促生的简单化学术风气盛行，个人意气和意识形态姿态盛行于文学评价中。文学批评中个人化、主观化色彩浓重。“杰作”、“巨著”、“大师”等各种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词四处泛滥，完全情绪化的、极端化的“酷评”也屡见报端。而在对“十七年文学”等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文学历史的认识中，文学标准被严重搁置，政治倾向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今天的新文学规范和标准不止是没有进一步确立，相反是更趋混乱，反覆、对立、简单化充斥其中。什么是好的文学，甚至什么是文学，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共识。其二是这一标准的建立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新文学距离现在是越来越远，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一种正在进入历史、正在形成自己发展传统的文学，经典化是它不可缺少的阶段，这就自然需要明确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只有标准稳定了，才可望形成规范，确立经典，构造传统①；另一方面，从现实文学来看，评价标准的复杂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创作者来说，它促进作家们越来越远离新文学传统，也越来越远离本土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是自己应该尊崇的珍品和值得仿效的经典，或者说感觉不到新文学的经典性，甚至是不明确什么是新文学的经典，于是很自然的，作家们纷纷以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经典性是没有受到怀疑的，而且其传统也非常明确———为楷模，纷纷进入西方文学的范式之中②，其结果自然是与现实社会、与大众生活越来越疏离。从读者来说，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赝品和真品难以辨析，珍珠和鱼目混为一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反感和厌弃当前的文学。最典型的是诗歌。随着诗歌观念在1990年代初的急剧分化，诗歌评价标准也走向极为混乱的局面，新诗传统和现有规范遭到广泛质疑，诗歌创作更普遍而彻底地西方化，包括诗歌理念、诗歌技巧，甚至最基本的诗歌意象，都成为西方文学的舶来品，诗歌创作和评论鱼目混珠，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更是渐行渐远，几乎已经完全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也许有人会觉得文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创造物，不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甚至说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文学标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文学标准确实是复杂的，它存在着包括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在内的多重差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评价是绝对的虚无化和相对化，完全无标准可寻。再个人化、再相对化，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区分优劣好坏的基本标准。我们只要承认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样式，就应该承认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标准。所以，我们既承认文学标准有相对性和个人性的特点，不主张将文学标准过于机械化、简单化，也坚持文学标准的存在，由此明确建立文学评价标准的充分必要性。俗话说，木以绳则正。只有拥有相对明晰的文学价值标准，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判别和鉴赏其中的经典，把握文学创作的规范和方向。没有价值标准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是瞎子摸象，既不得正确的方向，也难有真正的前途。

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

文学评价的具体标准，一般而言，都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③。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区分方式太机械陈旧，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就我看来，这种方式还是有其合理性，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我们对思想和艺术内涵的限定不能过于简单机械，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首先来看文学的思想内涵。文学的思想标准内涵复杂，争议也最大。很多人贬低文学，将文学思想的内涵限定在单纯审美层面，也有人将文学思想完全等同于哲学，忽略了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文学思想的内涵是丰富和开放性的，它与哲学思想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包括的层面大体有：

1.对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将人性揭示作为文学的首要标准，但我以为对人的关注才是更重要的基本。因为人是文学最基本的表现对象，也是其最终的目的。不成为政治、金钱、个人或其他利益的工具，而是立足于对人的关注，拥有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基本价值所在。只有具有了这一基础，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意识，拥有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权的批判力，才能呈现出真正的悲悯和深远的关怀。在拥有关注人的前提上，才能涉及人性揭示这一标准。因为深入的人的关注，必然会深入到人性深处，揭示、剖析和思考人性的深刻和复杂面。这种揭示和思考既能够促进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魅力，也是文学能够超越时代、民族，进入到更广阔时空的主要原因。

2.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人类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已经具有很普遍的共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命运都相互关联，因此，文学的深远关怀应该触及到整个人类，其主题能够在超越民族区域的范围内产生共鸣。深入来说，这一标准也不只是适应于当今文学，即使在人类文明不够发达、各民族文明缺乏交流之际，也有优秀的文学能够超越自身生存，在更深远的范围内进行思考。作家们也许主观上没有跨民族的人类意识，但客观上却体现了人类整体意识，具有了人类关怀精神。人类整体关怀意识，是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高度的重要因素和标准之一。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结合体，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话题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它们之间颉颃对立、互动共生的结构形式不仅呈现了新文学的纷杂面貌，也规约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

一、启蒙与专制的尖锐对立

启蒙主题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从“吃人”和“被人吃”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启蒙先驱那里，民主、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照亮我们走出黑暗的明灯，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再通过其他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相反，无论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要通过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J】。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2胡适倡导“易b生主义”，告诫人们“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鲁迅喊出“人之子醒了”的呼声【。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则是人的发现和觉醒。毫无疑问，“五四”启蒙的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g-迅：《伤逝》)。这种完全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是胡适、周作人所提出的“个体本位主义”。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使个人有自由意志。”周作人则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里，人的个体价值不再消融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近代知识分子为“强国”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国民思维。“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沉沦》)。如此这般地追求爱情，肯定自我，足以说明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观念在当时青年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于此，我们说，“五四”启蒙在人的发现和觉醒方面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运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在新时期得到了接续和发展。尽管这中间有着太多的波折和延宕。新时期之初，人学标准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之于新时期启蒙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写人的命运也好，伤痛也好，其实都是在倡导人的觉醒。其次，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文学从个人迷信和造神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过，此一时期启蒙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它把人从专制暗影和造神运动中唤醒的时候，尚未意识到新形势下人的生存危机与价值悖论，尤其是物质需求与精神诗意、当下关怀与终极眷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问题。换言之，伤痕、反思文学只是将人从权威迷信中解放出来，未能向人们提供化解危机的备选方案，面对光怪陆离的欧风美雨，觉醒了的人们表现出异常的迷茫，这也为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私人化叙事盛行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O年代后期，随着国内影视文化、大众传媒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理想、崇高、正义等词汇在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变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叙事圈套、欲望表达、语词迷恋，以及对幻觉、暴力、、逃亡等反常状态的热衷。启蒙话语的终极性、超越性被无情消解，私人化叙事充斥文坛。这个时代可以宣称“不谈爱情”(池莉)；可以直白“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人的宣言是“你不来与我同居”(伊蕾)。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过度迷恋。不仅表明人文理想的悬置，而且暗示着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讲述生活、还原历史的精神主体，他们毋宁说是寻求语言快感的叙述人、话语圈套的制造者。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Sapereaude”就是“要敢于认识”。在提出“敢于认识”口号之后，康德又强调偏见对人的愚昧和戕害，他说：“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7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将启蒙与偏见、认识与批判相提并论，指出了启蒙的反思一路。启蒙的反思一路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承继，福柯说：“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须说，批判的任务仍然包含对启蒙的信念；我继续认为，这个任务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这是一种耐心的工作，它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今天，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知识分子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启蒙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从对启蒙要义的归位来看，未来的启蒙仍将循着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个体、平等的同时，也将理性的批判、选择的多元等因素考虑进去。英国思想家阿伦•布洛克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9】。于此，我们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话语，启蒙的行进与反思是同步的，也是持久的。与启蒙相对应的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要求人们恪守“三纲五常”，不容也不允许“离经叛道”，文人们在“内圣外王”的旗帜下，不敢触动皇权专制的根基，有的还充当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晚清以降，这种情形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日益加重。为了疗治封建沉疴，挽大清于即倒，梁启超提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主张。应该说。梁氏开明专制思想确有其合理成分，如重视开民之智，包括启蒙理性之智、参政议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无论怎样开明，专制终归仍是专制。既然是专制，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开明与否，全仗权力自身，没有任何一种外在机制的保证。换句话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权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权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而他们恰恰又是革命的对象，怎么能作为“开明专制”的动力出现呢?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以及封建军阀的别有用心，注定梁氏的“开明专制”结局只能是与虎谋皮，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蜂拥而至，尼采、叔本华思想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独秀、、胡适、鲁迅……几乎人人都谈尼采，谈“重估一切价值”。陈独秀用生物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来佐证“人力胜天命”，得出结论：“抵抗力者，万物各执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谓也。”n”不仅认为生物进化史是生命为了达到“全生之志”而不断与环境作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牛顿力学的宇宙“阖辟”两种力量、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斯宾塞学说的“抵抗”具有“言不必相谋，理实有相通，森罗万象，各具意志”的力量¨。在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时代，任何呼唤抵抗、张扬意志的声音都会起到动摇、颠覆专制主义的作用。一旦这种呼唤与时人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等要求相遇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也许源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抑或是启蒙话语的漫长，虽经“五四”大潮的洗礼，但专制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时有反复。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摇摆不定，批判运动接连不断。工农兵作为新社会的主人翁、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者，承担着关于革命的全部想象，文学人物系列中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进分子、革命英雄，而他们的对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要么是有着“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正面／反面、工农兵／知识分子、结合／被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为意识形态提供话语支持的同时，也将文艺界的权威主义引向了极致，引发新时期的又一轮启蒙话语。

二、救亡与翻身的协同一致

救亡主题由来已久，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争取独立而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不绝于耳，紧迫的民族危机催生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反过来强化救亡主题。即使在“五四”，启蒙大潮风起云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响亮的音符。2O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都自觉地把救亡置于中心地位，思想启蒙还未来得及深入展开，便让位给全民参与的社会革命。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提出，从“左联”解散到“文协”成立，救亡成为各时期文学的主声调。抗战初期，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战地的前后方，战时文化环境在促使他们从思索转向行动的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从知识分子转变为文艺战士。战争改变了“五四”以来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与民族主题并存的生态场，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国势，救亡主题尤为紧迫。文学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职业，作家必须正视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翻身主题的核心是劳苦大众的身份改变——从被剥削者成长为主人翁。“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们就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劳工大众鸣不平。《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写道：“这十几万人何以到了这样苦恼的境遇?懒惰，没有能力，并不是他们造成苦恼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爷太太，能力不比他们高，而且比有些贫苦的人还要懒惰十倍。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l指出官吏腐败。要求社会公正的阶级意识，在刘半农的诗歌《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中也都有鲜明体现。如果说“五四”文学中翻身主题尚停留在同情、呼号阶段，指向仍是思想的公平、正义，那么解放区文学不仅把它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而且把工农身份的改变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解放区工农大众。这些作品围绕、移风易俗、政权建设、对敌斗争等中心事件，全方位表现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其中，尤以婚姻恋爱与革命斗争题材为盛。婚恋题材因为展现的是一幅安宁祥和、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契合了千百年来工农大众对“耕者有其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由生活的向往，深为解放区人民所喜爱。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到王雁的《刘巧儿》再到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不仅取材相近，而且故事结构、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的那段表露心迹的唱词基本上就是小芹那段《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翻版。这类作品因为在“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结构安排上迎合了解放区工农大众的接受习惯，极大地满足了青年男女倾心相爱的心理诉求。革命斗争题材在抒写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将翻身主题孕育其间。两者互为比照，互为动力。一方面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打破了僵化的阶级秩序，实现了农民分田、分物的愿望，运动前农民郁积多年的仇恨感来了个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家国兴亡的责任感也激励着工农大众积极参战、援战，巩固成果，并跨越式地实现“农民一主人—英雄”的身份提升。《吕梁英雄传》中的武得民、雷石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荷花淀》的水生、水生嫂……有的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从贫弱农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有的经过革命熔炉煅烧，从苦大仇深的佃农成长为战斗英雄；有的甚至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结为终身伴侣。与婚恋题材相比，这类小说以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丝丝入扣的情节脉络、传奇般的人物经历见长，作家把创造生活的激情宣泄了出来，读者心中潜在的创造历史的要求也对象化到英雄人物身上。新中国成立后，一扫欺凌阴霾的中国人民空前振奋，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心理上、情绪上完全为“站起来”的喜悦所溢满，诗句“满眶热泪陡涨，周身血沸千度”尽管手法上夸张了点，却道出了民族解放的欣慰与自豪之情。宽泛地说，“十七年文学”都与“翻身”主题有关——强调表现工农兵生活，强调歌颂光明，强调文艺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更高、更美、更典型。与提倡“翻身”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描写日常生活、表现个人欲望、情感题材的蔑视和批判。1951年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流露出轻浮和不诚实的低级趣味”……在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夸张判词背后，隐藏着对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进行创作的文学类型的拒绝，对表现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的忌讳。

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相互制衡、补偿，推动历史的平衡发展，而两者以不同的功能构成历史的结构性存在。当历史的发展形成对人文思潮的冲击时，对人文倾向的张扬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片面合理性所形成的对人文文化的冲击空前激剧。但也正因如此，却又必然激发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激进主义的对峙与抗衡。而且对人文文化的冲击越是强大，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的纠弊与补偿就越显得坚定而珍贵。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所孕育的文化启蒙运动所要面对的是“救亡图存”这一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这就决定了文化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将启蒙运动视为具有工具理性性质的历史功利主义行为。启蒙运动的核心目的是要通过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彻底革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挺立社会的历史主体，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奠定文化基础。这一变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将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置换成以科学、民主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传统民族人文文化的丧失必然造成历史的失衡，酝酿出历史的深层危机。中国社会要面临传统文化的失却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精神危机，更要同时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异化。因此，启蒙主义文化变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激起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其极端性的补偿与救赎。并且，这种人文主义倾向一直流脉不断，在文化与文学场域的边缘，艰难、寂寞地制衡着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思想层面人文主义思潮与启蒙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层面。在文学层面，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文学观念的变革与争论，而文学场域中文学观念激荡更迭的背后是丰饶恣意的文学创作的沃土。人文主义倾向的创作因为其更具人性关怀的内涵而尤为鲜活灵动，氤氲着蓬勃的诗与美，抵抗着残酷的历史，维护着生命的尊严。在20世纪历史现代转型的复杂历史语境之中，很多作家都以人文性的自觉来抵抗历史功利性发展对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状态导致的异化。因此，新文学之中呈现出了丰富、斑斓的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样态。本文试图将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分成以下五个范畴，并选取其中的典型作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文本细读，剖析不同的人文主义文学样态在面对不同的历史价值维度缺失时所彰显出的救赎向度。第一，聚焦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反思启蒙主义的历史空想性。启蒙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其实质是倡导法权意义上的主体人格独立，而法权意义上主体人格独立是整个社会进入现代法理性社会的个体性基础。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破除以伦理为基础的人格意识，高扬个性解放。但是社会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并没有给文化变革提供相应的社会空间，这就使得启蒙理想很快从历史的潮头置换成精神的乌托邦。面对这一历史现实，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因此，新文学中的很多作家将自己真实的历史心态忠实地呈现在作品之中。郁达夫所创作的“零余者”形象，就是这类人群的典型代表。《怀乡病者》中的留洋学生质夫在郁达夫那具有古意之美的文笔下充满了迷茫与失落。质夫“既不知道他自家是什么，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向什么地方去的……”［1］最终郁达夫那空寂、旷远、清幽的古意之美被都市的喧嚣洗刷成了疲惫的孤独感。庐隐的《海滨故人》和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都是以知识女性在社会中的人生困顿与迷失为主题。施蛰存的《桃园》写一个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到城市谋生，不堪现实的凌辱和精神的打击，重新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叶圣陶的《倪焕之》也写到知识分子教育改革理想的幻灭。对知识分子精神幻灭的真实展现是对启蒙思潮的历史反思，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变革的深度思考。第二，展现现代都市社会的生存与精神危机，质疑历史现代性的进步意义。都市是现代文明经济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培养基。这里是政治、经济变革的中心场域，更是不同文明对接、碰撞的文化空间。都市对底层人所造成的生存悲剧与精神伤害，不同文明的置换对人性造成的异化等，都是新文学中的很多作家所聚焦的主旨。老舍在《月牙》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这样一个从底层社会出身的女人，怎样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沦为暗娼的故事，展现了底层社会群体的悲惨命运。《我这一辈子》也是以这样平静的叙述，展现了一个城市底层社会的贫民，怎样被社会的经济变革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所逼迫，走向人生绝望的终点。张爱玲对城市中两种文明置换对人性造成的异化有深入的观照。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是一个接受过系统西方教育却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

他“出身寒微，如果不是他自己争取自由，怕就要去学生意，做店伙计，一辈子生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照现在，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实在很难得的一个自由人……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振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的，而且笔酣墨饱，窗明几净，只等他落笔”［2］。但是，两种文化塑造成的不同人格却造成了其人性深层的分裂与痛楚。这是精神失却根基归属的漂浮与惶恐，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境遇。小说《年青的时候》也是以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置换与纠葛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的阵痛与迷惘为主题。潘汝良的年轻时代，就是刚刚进入现代层面的年轻中国的隐喻。对“现代”意义的质疑，主要体现在对都市文化和人性被都市异化的观照。这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人文性视角，作家对城市的聚焦呈现了历史前进过程中真实的社会现实。第三，展现乡村秩序的破产与乡村社会中人性的变迁。张爱玲不仅逼真地呈现出现代都市人真实的精神境遇，对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底层人群的改变也有精湛的描写。例如阿小，是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妇人。她简单的灵魂既被这个城市改变，也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内心对大城市的交融、抵抗之中，阿小渐渐感到自己的无助与惶惑。城市带给她的“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是没有伦理规范、没有道德底线的放纵。而一个从传统乡村中走出来的妇人，在失去伦理规范的彻底物欲化的都市里，内心必然是充满了“惊吓”，“模糊地觉得不行”，因为人性不能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束缚和信仰的人性必然导致原始的野蛮和恐慌。施蛰存的小说也写到城市文明对乡村人人性的异化。小陆成功地跻身大城市的银行，但是数字化的生活却让他感到生命的匮乏。他有些想念远方有着海鸥翱翔的故乡，又不禁联想到了在故乡初恋过的女孩。但是，他偏偏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见到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而她已经沦落成了最低等的妓女。小说的最后，这个从乡村走来的小伙子感到了一丝“憎厌”。城市对乡村的诱惑与威胁隐隐袭入人的内心深处。沈从文笔下的则是“现代”对乡村社会的侵害与改变。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3］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精神的“堕落趋势”的两极分化，是沈从文小说的焦点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则表现了经济变革对农村经济造成的破产。小说开头写道:“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只船和那只船间的空隙。”

小说所描绘的空间上的压抑和紧张正是时代氛围和社会历史危机的逼真写照。茅盾的《春蚕》、《秋收》展现出现代经济变革造成的农村生存状态的艰难与困顿。都市与农村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空间维度。前者代表着现代文明，而后者则保留着传统秩序。但是，在历史现代性的双重推进中，城市与乡村都无一幸免地被历史的巨轮碾压得面目全非。第四，以历史循环论对抗线性历史进步观。人文主义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反抗“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以近乎宿命的循环历史观来对抗“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线性历史进化观。早在19世纪末，严复就将进化论介绍进中国，“物竞天择之理”就已经深入人心，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将这种观念加以深化。陈独秀宣扬:“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5］历史进化论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质变过程。在历史进化观中，“未来”代表进步的性质，而“过去”则代表将要被淘汰的落后性质。人文主义者则往往持守循环历史观，强调历史中永恒性价值体系的存在意义。新文学之中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对时间之“永恒”意义的抒写。施蛰存在《渔人何长庆》中这样写道:“正午之后，恰与都会的街上相反，大路上显得静极了。……一个陌生人会在这时候怅然有长日如年的感想。”［6］古镇的一日仿若千年，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好像是在恒定之中。长日如年的感觉消融了时间，而这样的感受在师陀和萧红的作品中更是普遍。师陀在《桃红》中写道:“时光是无声的———正像素姑般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长并且走的是多慢啊!……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你早应该想到，这人家其实用不着时钟———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时就停摆了。”［7］在《期待》中，作家通过乡人家里的陈设来表现“不变”:“我们于是走进堂屋。屋子里的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8］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的结尾发出了对线性历史进化观的叩问，她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9］由是观之，张爱玲对历史的态度非常明显，即强调制动历史发展的非理性因素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预期性。巴金的《憩园》也对所谓历史的进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一开头就是对革新之后社会面貌的一番描述:“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这在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10］而“憩园”也在这个历史变革的背景下迎来它新的主人姚国栋，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地按照历史的轨迹进展着，但是表面的兴替却隐含着实质的衰退。搬出憩园的旧主人杨梦痴虽然因为自己的放荡不羁落魄而死，但是他的儿子好学上进逆转了家风，而新贵的儿子则变成了另一个不肖的杨梦痴。“在这非人意所能左右的轮回循环中，新的强者出现的时候，新的弱者将与之伴生。”［11］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永恒性的人类价值体系的崩溃，物化的进步往往代表的是精神的萎靡。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历史的逻辑面前，以人文性的通悟通达到历史的玄秘之中，通达到不能被历史逻辑所整合的真正的历史之中，呈现给我们历史的破碎性、偶然性以及它令人敬畏的玄秘性。而这一切都是遗落在历史哲学与主流话语之外更加真实的文学想象的历史。第五，以对美好人性状态的文学想象救赎历史的失衡。诗意的挽歌是以忠实的内心保留历史的真实，而面对“现代”的蚕食，人文主义作家以飘逸的想象保留美好的人性状态，从而抗衡人性之美的流失。这些对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往往都是以乡村中的人物为原型。郁达夫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到一个进城务工寻找生路的女工与“我”的故事。作品凸显了没落潦倒的知识者与底层劳动者的情感共通。这个从乡村中走出来的女性在城市冷酷的压榨之下，依然担心“我”的道德是否被城市腐蚀。许地山的小说《春桃》也是以乡村中人人情、人性的美好来抵抗现实的残酷与冰冷。春桃是一个乡村妇女，来城市谋生。

她靠拣垃圾自食其力，和逃难出来的情人相互帮助，过着同居生活。但是，春桃早年失散的丈夫当兵致残之后又找到了她。面对曾经相濡以沫的情人和分开已久的丈夫，她坚强地支撑自己的生活，决定肩负起照顾两个男人的责任。而丈夫看到春桃的处境，不忍连累她，试图自杀，情人则选择出走来成全这对夫妻。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贪婪、自私和龌龊，充满了人性的担当和牺牲精神，与大都市中人性的冷漠与自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施蛰存的小说《渔人何长庆》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何长庆生长在浙江一个小镇，他爱上了父亲好友云大伯的女儿菊贞，但菊贞羡慕大城市的生活跟人私奔到了上海。可长庆却在家乡依然等待着她的消息，直到他知道菊贞在上海流落成了最低等的妓女。此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当他再度出现在小镇时，身后跟随的是浓妆艳抹的菊贞。乡下人坚贞的情感再次在城市的异化与堕落面前救赎着人性。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描写山野之中，“我”与好友兄妹之间纯洁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在秀丽山水之间晶莹而舒展的人性之美，犹如迟开的桂花在生命中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杨振声的《报复》讲述两个渔人的故事，真切感人。渔人高二、刘五同时爱上村里的姑娘小翠。高二作了小翠的新郎，小翠却被刘五占有了，自此两人结了仇怨。但是，在一次海难中，高二偏偏搭救了仇人刘五。自此，刘五暗自决定保护高二，在一次斗殴中解救了高二的性命。小说最后写到“‘报仇不忘恩，冤家变成亲’这是他们粗人的哲学”［12］。

这种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明快的恩仇凸显着简洁却浓厚的人性的真纯。以小城中人性的诗意存在状态与生命意识来表达对都市抗衡的是师陀和萧红。师陀以一种超拔的悲悯谈论着这小城中的人和事，淡淡舒缓的叙述中到处洋溢着人性的爱与美，以及对这种爱与美的消逝所抱有的无奈。《阿嚏》中水鬼阿嚏的可爱美好的传说，承载着对故土的情感，这情感是人性中最丰盈、最柔软也是最永恒的寄托与归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超越现实的安稳。在梦一样的氛围里，师陀讲述着关于生命的故事，而这些生命的故事在现代的社会中已永远捕捉不到。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以诗意生存氛围的呈现与丰满人性的描摹，追忆起她生命中的故乡。呼兰河城也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城，像果园城一样，它在大的宇宙循环中，自然地存在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内容提要】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书话体类之管见。书话之出现，书话体之特点，书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新文学类书话之史料价值，目前书话类书中搭车现象严重。第二部分，目前出版之新文学书话，史料错误之摘误举隅。文中按七类列举失误，并加以订正。用以说明失误之不可免，提请作者注意，并为广大读者参考。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正文】

近20年来，书话这种短文，被出版界承认，标明书话类的书，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关新文学版本的书话，为数不少。

我是一个多年来沉湎于新文学版本的人，因此，对新文学类书话则分外留心。从中，获得了不少新文学的版本知识和掌故，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这种谈版本知识的短章，既然为学术界重视，那么其中存在的版本差错，也就该加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影响史料的真实性。我这篇文章，想分类谈谈有关问题，以期引起新文学之书话类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之注意。

一、书话体类之管见

论文摘要：鲁迅的新文学批评是建立在他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基础之上的，充满着一种严谨而深刻的理念，并由此而建构起一套富于自我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主要表现为讲求常识、视野广阔与关怀现实等多个方面。鲁迅的新文学批评文本也是开放的，包括了多层面解读的含混性与复杂性，对以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鲁迅；新文学；批评

如果与他的同时代人如茅盾、周扬、成仿吾甚至乃弟周作人等人相比，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一则是因为鲁迅本人在主观上从来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者，或把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一项专门的事业去做。再者，鲁迅也没有像后来的胡风、沈从文、李健吾等人那样出版过一部纯粹的批评作品集。相反，他对于新文学的批评经常是任意而零碎的。除了为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如萧红、萧军、柔石、白莽等人的作品所写的序言外，发挥稍多的大概就属那篇写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了。此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而只是一些演讲、谈话或者随兴所至的小品文章，这些后来都被笼而统之地收入到各种集子里面，冠之以“杂文”的总名目。但所有这些，并不影响鲁迅的新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一种严谨而深刻的批评理念，并建构起一套富于自我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正是通过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们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鲁迅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以及所取得成就的认识与评判。

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主要是以一个“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家兼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出场的，所以在考察其新文学批评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他的所有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一向反对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而主张“文学是战斗的”，是“觉醒、反叛、抗争、要出面参与世界的事业”，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早在1907年，他就于《摩罗诗力说》一文里，热情地赞扬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能够“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并说它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为此，他大声疾呼，在现代中国也迫切需要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努力砸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黑暗封闭的“铁屋子”，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于此可见，鲁迅的新文学批评立场与他一贯就持有的文学社会功用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大体说来，鲁迅的新文学批评表现为以下特点。

首先，鲁迅坚持文学批评家一定要具备最基本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批评家于批评之先要尊重一些基本的事实，而不是漫无边际的信口开河：

摘要：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民初旧派文学期刊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概览式的，代表性成果有郑逸梅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阿英的《晚清文学期刊述略》、杨光辉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以及祝均宙与黄培玮辑录的《中国近代文学报刊概览》。二是专题式的，代表性成果有汤哲声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通俗期刊编》、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郭浩帆的《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杨联芬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等。这些成果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清末民初文学期刊甚多，有的很重要的期刊就被遗漏，如《小说新报》。更重要的是，关于民初旧派文学期刊的改良与新文学运动之关系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这一领域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民初旧派作家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很大影响，他们所主持的不少文学期刊在新文学的冲击下不断进行改良，只不过这种改良不曾被关注。这不利于我们对旧派作家与旧派文学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利于我们对新文学家与新文学影响的准确评估。《小说新报》同人就是这样一群旧派作家，《小说新报》就是这样的旧派文学刊物。《小说新报》（1915—1923）是民初旧派作家的一个大本营，是持续时间较久（9年）、发行期数较多（共94期）、发行范围较广、社会影响较大的大型通俗文学刊物，在旧派文学期刊中堪与前期《小说月报》媲美，颇具代表性，其改良更具代表性。面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冲击，《小说新报》展开了四轮改良。这种改良从李定夷任编辑主任的1919年第1期设置“论坛”栏目开始，后每换一任编辑主任，开始新一轮改良（许指严接替李定夷除外，其改良主张附属于李定夷）。这些改良让我们大开眼界，重新认识到旧派作家求变的一面。当然，改良的期刊并非《小说新报》一家，其他许多期刊，如前期《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大观》等，都不同程度地改良，但都远远不及《小说新报》。

一、新文学运动背景下的旧派文学期刊之改良

就笔者所见，旧派文学期刊之大改良可能始于1919年第1期的《小说新报》，这种改良是在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下的合理调适。其改良的规模是其他任何一家旧派文学刊物不可比拟的。《小说新报》进行了四轮改良，第一轮改良始于1919年第1期“论坛”栏目的设置，前七期每一期刊载关于小说改良的论文一篇，所载论文依次为：李定夷的《改良小说刍议》（1919年第1期）、蒋箸超的《说能篇》（1919年第2期）、贡少芹的《敬告著小说与读小说者》（1919年第3期）、许指严的《说林扬觯》（1919年第4期）、（吴）绮缘的《吾之小说衰落观》（1919年第5期）、阅报一份子俞静岚女士的《小说新报评论》（1919年第6期）、（许）指严的《本报改良商榷之商榷》（1919年第7期）。自第8期起，“论坛”栏目改为“评林”栏目，前两期所在文章依次为郑逸梅的《新报画集之商榷》（1919年第8期）、绮缘的《最近十年来之小说观》（1919年第9期）。凡九篇。时任编辑主任的李定夷在《改良小说刍议》一文中提出了积极改良小说的办法：取中西善本详细批判，取近时行本眼里甑别，敦请大学家精著模范本，昌明各科学以扶植智识，演讲礼教以端读者趋向。旨在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增长读者之知识。这种改良措施，除第五项与新文学不相容外，其余四项与新文学并不冲突。然而，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却是拯救旧派小说之弊，而不是根本改革，所坚守的“礼教”与新文学更是水火不容。这是该杂志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所做出的调整，以期赶上急剧变化的时代，以免被淘汰。1919年第8期所载《本报刷新特别启事》声明《小说新报》以后办刊特色：一是改定门类，以小说为主，以启迪社会为宗旨，首列精心结撰的短篇与长篇小说，次笔谈，次杂俎，次剧本，次曲谱，次文艺（内分评林、词坛、诗钟、灯谜诸子目），材料丰赡，意义崭新，每期必在百页以上。二是注重内容，务使语不离宗，言皆有物，即以文学论，亦足为后学模范。三是多征名著，如琴南、天笑、铁樵、天虚我生、钝根、周瘦鹃诸文豪等。四是力求美观。五是长篇小说预决首尾完具。［1］1当时酷爱《小说新报》的读者认为，该杂志新设置的“论坛”栏目“意至善，法至良也，此为杂志界新发现之异彩，新报之价值，将因是而增高，此海内名流发表小说意见之机关，于小说界之前途，关系甚巨，责任尤重，即专评论新报，亦可与薄海同志，声气相通，其功用又甚大也”［2］。这轮改良的特点是集中阐述旧派的小说观念，总结小说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良办法。第二轮改良，始于1920年第1期。《小说新报》已创办5年，编辑主任李定夷因故匆匆他适，许指严一度匆匆继职，力图振作。他接任时间较短。1920年由包醒独担任编辑主任，上任伊始，就策划改良。从第1至8期，每期“论坛”栏目中关于小说改良的长篇论文一篇，其中除了第6期所载潘公展的《我对于小说之管见》与第8期所载（吴）绮缘的《述小说之种类与利弊》两篇外，其余六篇均为“记者”所撰。这里的“记者”为编辑主任包醒独。他的六篇论文依次为：《对于本报第六年之三大希望》（1920年第1期）、《撰本译本长短比较论》（1920年第3期）、《予之言情小说观》（1920年第3期）、《论小说在文学上之价值》（1920年第4期）、《小说二次革命议》（1920年第5期）、《论小说家宜注重游历》（1920年第7期）。这轮改良突出的特点是，鉴于民初小说陈陈相因以及黑幕书等的泛滥，决定发动第二次小说革命，以革新小说内容。第三轮改良始于1922年第1期，主编贡少芹改“论坛”栏目为“思潮”栏目。该栏目的最新动向是突破小说、突破文学的范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从他们的代表性文章，如醒石的《中国男女道德标准不同的研究》、贼菌的《谈心》、冰心女士的《上海妇女的解剖》等，就可以略见一斑。这种改良存在模仿新文学家以“思潮”引领时代潮流的明显痕迹。第四轮改良始于1923第1期。天台山农主持的这轮改良并未像上三轮改良那样开辟“论坛”或“思潮”栏目，而是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序文”、“征文简章”、“编辑上的商榷”等，发表编辑主任与读者的改良意见。“编辑上的商榷”栏目意在与读者交流意见，征求读者的“高见指教”。其突出特色是试图发掘新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作者与女性作者。从时间上看，这四轮改良与新文学运动大体同步。李定夷的改良始于1919年1月，包醒独的改良始于1920年1月，贡少芹的改良始于1922年1月，天台山农的改良始于1923年1月，均历时数月。这四轮改良虽然不是一人主持，却仍有一定的连贯性、递进性乃至系统性，表明了旧派追求文学进步的积极尝试。

二、“文白兼容”主张

“文白兼容”的问题早在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时就已经提出，梁启超等人在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不得不兼顾文言与俗语。其意是兼顾文言与俗语之作，但各自一体，不能混用。这种语言体例为不少小说杂志所仿效，如《小说林》《新新小说》《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等。实际上，各自一体很难做到，梁启超自己也不能幸免。他自言翻译《十五小豪杰》时，文俗并用。文言向白话演进，是文学进化的规律。这种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并逐渐获得认同。狄楚卿等人赞同这种观点，指出：“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问题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文言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3］晚清新小说家和民初旧派作家均主张文言与白话兼顾，从各自一体演变为相互混用，任其所能，而总体倾向是偏重文言。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废除文言、提倡白话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主张文言、忽视白话的旧派感到强大的压力，他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在文言与白话的问题上，以《小说新报》为代表的旧派认为，欧美言文一致，中国则言文分离，欧美白话的流行比中国白话容易。蒋箸超在《说能篇》一文中指出：“吾国新文派之风潮，在上者讳言之，而在下者则已视为怪现象之一种，非新潮之荒谬也，欧美文言一致……中国文自文，言自言也。”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可与《鲁滨逊漂流记》等量齐观。我国所记载者，本无朝野之分，《水浒传》《三国志》则取法于《左转》《国语》，“一言一文，昭乎其不可同也”；《西厢记》《琵琶记》则取法于《诗经》《离骚》，“前之文者自文，后之文者又杂入言，又显然其不可混也。故以通俗之义释之，又只宜乎小说之一种。”旧派难以忍受五四新文学欧化风格的怪腔怪调，难以接受青年学子弃中趋外的普遍现象，“世家多秦汉物，不肖之子孙，乃偏爱外国家伙，于是悉举以易之至于极。外国之家伙，美观而不耐用者也。中国之小说不可不改良，不改良则能力日弱。然不得其道而言改良，毋宁山歌类之小说，易于普及而有能力者也，此又吾所兢兢者矣。”［4］蒋氏的小说改良立场是民族文化本位观，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不以西方小说完全取代。贡少芹也认为，文言与白话存在一定的分别，各有所短。“就表面观之，文言则难，而白话较易，其实作文言固不易，而作白话则尤难……限于方言不能尽人皆知，一也；狃于俗语，令人殊多费解，二也；过深则不合体裁，过浅则流为粗鄙，三也。至若作文言小说，亦有数忌在焉。堆砌辞藻，腐烂词头，一忌也；帮贴艰深字面，二忌也；篇中惯用四六排偶，三忌也。在执笔者以为不如实，不足显其文字古茂富丽也。其实所谓古茂富丽者，不再运用词典癖字，而在文气与文笔。抑更有说者，作文言小说，最忌其中夹杂白话，作白话小说，最忌其中间有文言，此不可不知也。”［5］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天台山农主张文言与白话并重，擅长文言者就用文言，擅长白话者就用白话。许指严认为：“吾国之单纯文字，已病其难普及，而复以简且古，积嬗递变之文学束缚之，其多所逃而不能人人普及也固宜。且科举既废，一切学术应归于科学实用，文字乃益为筌蹄，使非亟取简易普及者承其乏，必有他人起而代之者。”［6］2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际，许指严深受其影响，“与友人论西文读本，其中所载文字，强半为小说家言，足供普通谈助”。他恍然大悟，认识到西方学业普及之效，“实借重于小说也。因信小说之可以立功于社会。顾环视社会中识字者且不多，何论文言。虽呕心血，其如人之不解何？彼《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久已衣被社会，则以白话之效力。比较上不止倍蓗也。乃亦试为章回白话体，而每一稿出，辄为前辈所诃，又不敢自伸其说，说亦恐无效。”［6］2由此可见，旧派并非排斥白话，他们的态度很宽容，积极容纳白话，最理想的状态是文言与白话兼容。总体来说，文言与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各有不同的文化语境，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中若混用他语，会破坏语境或文气，文言小说中的白话、白话小说中的文言，都显得比较别扭。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如语言驾驭能力很强的文学大师，如曹雪芹、鲁迅等人，能够很好地协调。

三、“新旧融合”主张

对于立志做“文摊”作家的赵树理，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他与民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然而赵树理之所以成为赵树理，除了民间文化对他的浸染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具有现代精神的“五四”文化对他的影响。赵树理曾说：“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1]考察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对我们全面理解和认识赵树理来说意义深远。

通过赵树理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他是在长治四师读书时补上到“五四”这一课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新鲜的概念，读到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书，甚至还有易卜生、屠格涅夫的作品，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的著作，翻阅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乃至狂飙社的刊物、作品。因为读书痴迷，还得了一个外号“赵子曰”。受到了“五四”风雨的激荡，他将自己的传统意味浓厚的名字“树礼”改为“树理”，加入了国民党转而又参加入共产党，其中还参加了1926年四师学生效法北京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而发动的逐出校长姚用中的运动，赵是此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张扬着近代伦理主义文学精神，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强调个体存在的合理和正当；同时又有着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等注重社会本位的历史主义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当时还是比较微弱的，比较局部的。”[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本主义是五四时期的文学主潮。从20年代中期，随中国殖民化程度的严重深化，“中国现代史则进入‘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以求得‘人’的社会解放的，人民本位的历史主义时代。”[3]启蒙被淡化，个性遭冷落，而社会解放、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民族救亡成了当时文学的中心话语。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由启蒙向救亡的倾斜在赵树理身上表现得虽然迟缓但却更为自觉。在长治读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影响，赵树理回到家乡，首先向略通文字的父亲、舅舅进行思想启蒙，结果愚昧打败了科学。启蒙的失败不仅如此，更重要是赵树理自己的经历同样显示着启蒙的软弱无力，满腔救国热情换来的是锒铛入狱、“萍草一样漂泊”。正是这样辗转飘泊的经历使得赵树理更容易接受改变农民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更容易接受旨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完成由启蒙向救亡的转移。当我们跨越时空的障碍，审视同为“问题小说”的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便会发现其中有着明显的不同。五四时代是一个闪烁着理性光芒的时代，是充满怀疑和问题的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在—段时间内，全社会都来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这是人的精神觉醒的标志。

当封建的伦理道德人生观念被推翻在地，人们热情的寻找新的人生目标，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那个时代的问题小说所关心的大都“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显示的是由人的精神觉醒而引发的诸多问题：妇女问题、劳动者命运问题、青年人恋爱婚姻问题、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战争问题等。其中作家们着墨最多的是婚姻、爱情和家庭问题。因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是作为个体人的首要的、最基本的要求。而赵树理的问题不是启蒙者沉思默想的抽象问题，也不是自身缠绕难解的个人情结，而是“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所提出的问题大多是实际革命工作中的问题，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均是由革命政权的建设、革命路线的执行所引发：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干部的腐化变质问题、革命政权构成问题、农民的精神改造问题，即使婚姻恋爱、妇女问题也有着鲜明革命、政治色彩，如《小二黑结婚》、《登记》、《孟祥英翻身》等。在文学的功利性方面，五四的“问题小说”体现的是五四的“思想启蒙”精神，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赵树理自言其“问题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注重就是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和干预作用，为革命政权建设服务的实用性。赵树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五四作家那里还是问号的问题在赵树理那里却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赵树理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五四“问题小说”只重提出问题，而不重视解决问题。在问题意识与启蒙热情方面，可以说赵树理继承了五四传统。如同五四“问题小说”应合了时代的思考，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敏锐的发现了正在进行中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中所存在的迫切、及时的问题并以文学的形式作出积极反应。在把握时代的脉搏上，赵树理和五四的“问题小说”家一样善于捕捉时代尖锐问题。这也是五四“问题小说”和赵树理小说分别在当时引起轰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进行通俗化文学创作，是出于改变新文学与农民隔阂的现状有意为之，其中更包含着对自己出身的农民阶级的深厚情意——想通过迎合农民文化水平及欣赏习惯的文学来教化群众，根本目的还在于改变农民的切实的生活状况，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所以说他的创作在问题意识与启蒙热情方面都继承了五四的文学传统，在注重文学的社会功效方面，赵树理更是继承五四“问题小说”的功利性的一面并有所发展。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新文学版本研究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当凭借版权页来立论，并需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夫。

【摘要题】文学与出版

【正文】

对于新文学作品的版权页，每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本书上都有一张的。我们编作家著译书目，编作家年谱，或者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总要提到作品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负责的研究者就是依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起码是依照可靠的工具书摘抄的。而那些工具书的编者，就是根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可见版权页与研究的关系之密切！

对研究者来说，一本书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尤为重要。但据我的考察，版权页所呈现的内容还相当复杂，变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还不是从版权页上抄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考据的功夫是需要的。

为了说明问题，这篇短文用释例的方法，说明版权页的复杂性，以为同道参考！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发展，同借鉴日本文学有着至深关系。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三个大型留学生群体(苏俄、欧美、日本)，其中以日本留学生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众，以至于郭沫若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此说虽不免过誉，但也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新文学初期对外来文学的接受状况。从19世纪末，中国便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在交通便捷、文化同源、国情相近的日本。这批留日学生后来有相当部分从事文学，有的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与日本文学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许多新质，主要得益于西方文学新潮的吸收，因此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文学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的中国新文学深受过“日本的洗礼”，应是有充分依据的。在声势壮阔的日本留学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浙江留日作家群体。无论是留日学生人数之多，还是从日本走出的作家日后对中国新文学贡献之大，浙江都是首屈一指的。在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中，浙江学人跨出国门人数之众居于全国上乘，且率先抵达、最为集结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在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浙江求是书院等学堂就已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20世纪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增。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国赴日留学生总数1058人，浙江达142人，仅次于面积、人口比浙江大一倍的江苏省(175人)占第二位。〔2〕此后几年，浙江自费留日学生激增，留学生数量更呈持续上涨趋势。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1908)，也是浙江留日潮形成时期。这样，就从浙江走出了一茬又一茬留日学生队伍，同时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与声势的日本留学生作家群体，其中特别知名的作家就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许寿裳、蒋百里、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夏丏尊、刘大白等。这个留学生群体日后便成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重要构成，也成为建构“五四”新文学的中坚力量。审视浙江留日作家群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生成，主要取决于三层因素。一是缘于“小传统”地域固有的文化精神。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赋予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此地文人学士大抵不失“好动”的习性:所谓“子弟胜衣能文词，父兄相与言，命束装负书，以行四方”，〔3〕是对此的生动注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留学生队伍集结，实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特别是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这里尤会得风气之先，使外向拓展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二是地理区位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与日本有地缘和文化上的接近优势，空间距离近，文化也有相似性。维新变法期间张之洞就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其中的理由就是“路近省费”，语言又相近，能够获得“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效果。

浙江与日本仅一海之隔，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赴邻邦日本是来去自由、无需签证，这无疑成为浙江学人留学的首选之地。三是作为东方文化圈中率先接受世界文化新潮的日本，对中国学生特别具有吸引力。近邻的异域新风吹拂，使他们强烈感受到勇迎世界潮流实为当务之急，出洋留学遂成不二选择;而留学日本，同样可以感知世界新潮，日本的可见可及的榜样，使他们受惠甚多，更强固了他们从异域新风中汲取教益的意愿。当年赴日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并开出了“兴国”、“救浙”的方略:“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5〕这显然是亲历了近邻“新风”以后获得的感受。浙江留日作家群便是在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中凸现的。一种自觉的外向拓展意识，和尽力追赶世界文化新潮的强烈意愿，是催动浙江学人历尽艰辛走出国门的最主要驱动力。浙江“留日潮”的形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留日学生“寒门”子弟居多，他们大都无显赫家世，也非出身富豪，经济负担相对较轻的日本倒成为他们理想的栖息地，因而也就有了奋发攻读的动力。王国维曾渴慕新学，但“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他终得朋友资助赴日了却其“游学”心愿;周氏兄弟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其“走异路，逃异地”也只能通过官费或自费形式走到日本。这倒是说明了一种精神的力量:浙江留日作家外出求学，并非只是追慕时尚，他们历尽艰辛，远涉重洋，向“洋鬼子”学习，完全是出诸外向拓展意识的自觉，为的满足其吸纳新知之所需。准此，才有他们在留学期间广纳博取世界文化新潮，对学问作穷本溯源的探察与思考，也才有他们以充足的学识储备，在日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的广泛建功。浙江留日作家群对中国新文学的建树，突出地反映在新文学的“发生期”。正是浙江留日作家的先导性文学思想引领了新文学潮流，其文学思想和创作占据着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新文学才有实质意义上的“发生”。因此，研究浙江留日作家群的贡献，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便是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不可割断它与其“前夜”时期(晚清)文学已经逐渐显现的“现代性”的紧密联系。就如人们发问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事实确是如此，正是由于在中国新文学“前夜”的预演中，已涌动着一股力求融合世界文化新潮、强烈要求变革的文化潮流，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改革者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实施向“现代”方向的冲击，这才有其后声势更壮的新文学运动的到来。这当中，留日“浙江潮”的强势凸现，便形成一种夺目的景观，从中映现着浙江留日群体对新文学不可或缺的催生意义。20世纪初在新旧文化转型之际，一个名之为《浙江潮》的刊物在日本东京创办，应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该刊第1期“发刊词”有云:“(1902年)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这是留日“浙江潮”群体“发大声于海上”的一次集中展示，标示着在“二十世纪之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浙江留日学生便夹带着深重的忧患意识，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激越而悲壮出演的强烈愿望。《浙江潮》发表文章明确宣示要弘扬“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要承续“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的历史担当精神，提出融合世界文化新潮的全新理念:“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7〕不难看出新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从《浙江潮》曾走出鲁迅、周作人、蒋百里、许寿裳等浙籍新文化先驱，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开创者。由此显示的意义是，“浙江潮”作为一种象征，其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留日群体挟20世纪文化大潮而进的趋向，他们必当在未来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浙江留日作家在新文学发生“前夜”，就已显露出向“现代”方向发起冲击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浙江留日作家群的三位先驱者:王国维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诚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之际，对中国新文学的“新质”有所探究的，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已有过一段探索历程的王国维和周氏兄弟: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奠定了现代纯文学批评的基础”;周氏兄弟则“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学理论，形成和提出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较全面的新文学观，开‘五四’文学思潮先声”。

的确，作为新旧世纪之交率先感受世界文明新风的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从日本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在历史急切呼唤独具眼力的思想文化改革者时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强有力的呼唤者。王国维在旧学的环境中长大，有很深的旧学根底。但旧学积累之深，也使他生出许多怀疑精神，因而从年轻时代开始即倾慕西学，企望汲取新学以对旧学有所改造。1901年和1911年，王国维两度留学日本，广泛吸收西学后使他大开眼界，于是就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建构全新文学观念的执着探究。其对革新中国文学的先导性，突出表现在:他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之所以能达到如是高度，就在于他具有广纳新学的开阔胸襟和视野。他以新的价值理念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旧文化/文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深入到本质层面，遂有他刷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揭示文艺的审美本质，形成和提出自己的“纯文学观”，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文以载道”和封建教化文学观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带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具有显著的先锋性和超前性，其提出的带有体系性的文学思想，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它对于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催生无疑起着极大的导引作用。周氏兄弟留日期间对新文学的探索，比之于王国维似有更深入、拓展的认识。他们的突出贡献是，能够对已萌生的新的文学思想整合为一种较为系统的新文学观，从而对“新文学”的诞生作出更为急切、热烈的呼唤。与王国维作文学理论研究不同，周氏兄弟赴日留学，开初并非专治文学，他们是从中国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文学改革和建设的直接介入，周树人的弃医从文便始于其时，周作人始学法政但其所重也在文化/文学思潮方面。他们留日期间的文学理论建树，已见出他们于“新文学”建设早有着预设性思考，许多观点实际上已“开‘五四’文学先声”。从周树人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中已可看出，他们当时形成的文学观对其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专论文学，提出了当时较为全面、系统的现代文学观，阐释文学“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揭橥文学的意义是在“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等，都给人耳目一新。

无怪乎有此评价:“就引进西方理论以建设中国现代文学观而言，周作人这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9〕更难能可贵的是:基于改革文学的强烈愿望，他们还看出了“前夜”时期文学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痛感“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因此主张以更开阔的视野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并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文化偏至论》)，这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有此理论自觉，再跨前一步，对新文学作出更深层次的探究，必促成中国文学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新文学的发生便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