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范文10篇

【摘要】我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地方新闻史作为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鲜少有人提起。本文通过对数据库的检索与整理，试图还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总结其经验和不足，为现今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路径。

【关键词】新闻事业；地方新闻史；民国时期

一、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概况

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上海报纸小史》开始，我国新闻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上海报纸小史》更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第一部著作。地方新闻史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却鲜少有人提起。事实上，自1917年姚公鹤发表中国第一部地方新闻史研究《上海报纸小史》起，民国时期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针对地方新闻史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项士元于1930年发表的《浙江新闻史》、严承荫于1935年发表的《河南新闻事业》、胡道静于1935年发表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蔡寄鸥于1943年发表的《武汉新闻史》等等。除了这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地方新闻史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如李报一于1933年发表在《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上的《长沙报纸史略》、韦风今于1936年发表在《中外月刊》上的《成都新闻事业之今昔观》、陈天佑于1940年发表在《新闻学季刊》上的《湘西新闻事业之发展及其现况》等等。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且不仅有对某个具体省市的新闻史研究，还有对某一地区如湘西、西南的新闻史研究，并且涉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可见研究的覆盖范围之广。本文通过对民国文献大全、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搜索，整理了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因能力有限，不求穷尽但力图还原民国时期学者们对于地方新闻史研究的状况，总结当时研究的不足及可取之处，为现今我国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路径。

二、民国时期地方新闻史研究之详述

通过搜索数据库，可以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单独成书的地方新闻史研究著作、在新闻学著作中某一章节提及地方新闻史、发表在杂志报刊以及期刊上的地方新闻史研究文章。

范式[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传播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感来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抢救史料，以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三是要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通过思考分析其意义，以指引我们今天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最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美国新闻史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一、美国新闻史研究视角

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的方式，述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并选取夏德森的《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为案例，研究这部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美国新闻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常见的早期有2类：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这是两类使用资料做新闻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批评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则转向以传播学史的方式做新闻史，这里暂且称为传播学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国新闻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马斯（IsaialThomas）的《美国印刷业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专事新闻学的则要从著名便士报《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均按托马斯和哈德森所开创的“描述式”方式进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国新闻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报刊、广播或电影媒体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落，收集考证新闻史料、描述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以史料翔实、描述丰富取胜。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马斯开创的这种研究方式，围绕报纸（即产品）去叙写美国新闻史，他在书中突出了纽约的新闻业尤其是便士报的资料，后人认为他过分夸张了纽约报纸的重要性和影响。从此以后，纽约新闻事业就被当成了美国新闻事业的代表。之后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体的资料，却模糊了研究的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一、作为新闻史研究视角的媒介生态学

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它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对于媒介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多从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着眼，如王炎龙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在特定传媒时代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节机制”；许永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并进而认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子系统：“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而把媒介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称为媒介外生态”。据此，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经又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环境。因此，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基本结构如图1)

从上述结构图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层——媒介、媒介与媒介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闻史的烛照中心，媒介根据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

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中，能满足媒介生存的资源是恒定的，在资源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个体间所发生的资源争夺现象，即是竞争。在一个特定的媒介生态系统内，竞争是媒介生存交往关系的核心，媒介通过竞争所组成的媒介集合体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资源是由媒介生存环境提供的，“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个事物有关的周围的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所以我们理解环境，它一定是先确定中心。”媒介生态以媒介生态为烛照中心，将环绕媒介的周围事物都视之为媒介的生存环境，它包括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层面的资源环境、受众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国际环境和非常态下战争环境。简言之，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体。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过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与媒介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媒介系统，它是一个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二、媒介生态学的资源观与新闻史研究

［内容摘要］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及媒介专史是不同层面的历史研究，后两者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大众传播的总体历史研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都需要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这项研究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

［内容摘要］大众传播史与新闻史及媒介专史是不同层面的历史研究，后两者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大众传播的总体历史研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都需要中国自己的大众传播史研究，这项研究也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大众传播；历史研究；新闻史

要论说“传播史”，就不能不首先回顾新闻史的研究。

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一文，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滥觞；1917年，姚公鹤所撰《上海报纸小史》出版，是第一部新闻史研究专著。此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开路先锋。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1)百余年来，新闻史从无到有，至今已蔚为大观，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潮流中，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为一级学会，足见新闻史作为一门显学的学科地位。仅以学会成立后的6年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累计达88种”。(2)

1996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发展的传播学成为与新闻学并列的专业，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一过程中，新闻史研究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传播学已经同新闻学并驾齐驱，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大众传播历史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相适应的，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既有新闻史，又有大众传播史的合理格局。

大众传播史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