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范文10篇

摘要：新闻传播伦理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的内涵基础，也是构建健康有序的舆论环境的关键环节。本文从新闻传播伦理教育的角度，对2020年肺炎疫情报道进行反思，以期更好地促进新闻传播伦理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疫情报道；新闻传播；伦理教育

新闻传播伦理是指“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其主体和客体在所有环节中，所需要遵守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同时还包括主客体在承担其角色职责时，应该要具备的道德，包括道德观念、道德修养”［1］。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人才培养偏重实用性、实践性，新闻传播伦理教育应有的基础性教育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迫切需要加强新闻传播伦理教育，从顶层设计上不断完善新闻传媒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一、“流量为先”对新闻传播伦理的倾轧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新闻传媒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媒体形态的多样化和平台的泛化带来新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各类媒体平台“博出位”、制造“轰动性”新闻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在肺炎疫情的危机传播中表现尤为突出，“标题党”“带节奏”、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不良内容和虚假信息等新闻传播伦理失范问题时有发生，损害了正常的新闻舆论生态，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一）缺乏调研，编审不严谨

关键词：新闻伦理可能性

摘要：亚里士多德之后，伦理学被定义为“对人而言的善”。根据伦理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最初意义，准确地说涉及到人的品性，即以义务为中心的道德的强制性概念。按照英国新闻伦理学者卡伦•桑德斯的归类，伦理学的方法分为强调责任观念的义务伦理学，以康德为代表；强调行为结果的结果主义伦理学，以边沁和穆勒为代表；和强调善行的美德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具体到对新闻伦理的理解，根据大众传播的实践，往往涉及到三个层面的分析。第一个层面是现象性的，即对具体时代具体社会背景下的道德规则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分析。第二个层面是讨论规范，从道德哲学出发，思考是什么因素决定好与坏，公正和不公正，强调义务和权利，这往往不能离开社会的发育程度和制度建设的背景。第三个层面是一种哲学性质的伦理学思考，试图超越对道德话语的形式批评，讨论新闻实践和话语规范的合法性。

一、在人类的实践性活动中，伦理问题始终是一个意志自由和主体责任的问题。在沟通主体关系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伦理的尺度从来是定义职业规范的核心内容。

我们知道，新闻不是一门类似于数学那样的纯科学，它揭示了一种实用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关系或力量关系的评估指引着新闻的内容。如果要着眼于媒体自身，那就是媒体如何影响社会的问题，如果放眼于大的社会环境，就要说明社会如何影响了媒体。显然，“如果我们将新闻媒体从其运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分离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夸大媒体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配置，本身携带着制度的规则及其内在的活力。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层层把关人都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倾向、审美口味或刻板成见来处理消息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影响把关人的“消息决策”。这些因素的影响包括：事件发生的物理状况；故事的内容和事件的背景；从现场采访到版面编辑的新闻价值标准；偶然因素如事件发生时记者是否在场；照片、声音、画面的清晰程度和素材的容量。不可能都知道，也不可能只是一个人在说。一是谁在讲的问题，是来自权威通讯社的快讯，还是编辑部本身的决策；是来自记者的独家报道，还是综合各种信息源的素材。不同的信息源承担不同的职业风险，并成为信息的合法性参数。二是如何讲的问题，新闻采访中的专业技巧是否诚实可靠，新闻编辑中的版面位置如何？在信息编排等级的序列中，究竟是惊鸿一瞥还是滚动报道？有没有被报道的可能，公开化的程度如何，报道的底线在哪里？这里的关键是舆论厚度和社会心态的距离究竟是否在接近和缩短。

事实上，记者的陈述行为是一个集体性的、多义性的复杂过程。要得到一条消息或者选择处理、披露一条消息都需要有关方面的批准核实，或者是与有关部门和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媒介化的话语是一种传播关系的构造物，和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缠在一起。没有一个陈述者是自治的和单独的，其陈述行为都与具体的战术、策略条件相关。“真理”即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个内容，真理的表述总是要有贴切性。康德式的记者职业伦理是不现实的，因为他认为个体作出的选择能够成为普遍的法则，被陈述的东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传播的对象。人的任何社会性实践都不可能不具备自己的观点立场，无论记者编辑怎样大公无私，都不能保证做到客观中立，特别是在涉及到自身观点和职业利益的时候，比如说话筒和摄像机的强行介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是可以接受的，这不仅仅涉及到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保护，有时候是来源于媒体的自我期许和受众压力。

1灾难的报道方式

2011年9月17日日合肥市的花季少女被少年陶汝坤用汽油严重烧伤，周岩经过医院鉴定为重伤。在2012年2月24日，当微博出现《花季少女拒绝求爱遭官二代烧伤毁容，请广大网友救救我的孩子》。2012年2月25日天涯论坛出现“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标题的帖子。随后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无一例外的都采用了多图片，并配少量文字进行介绍。图片中呈现出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被烧伤毁容的少女赤裸裸的呈现在画面中。同时一些网站还把施暴者的家庭情况，家庭住址等这些极为隐私的东西。然而这些报道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受众，影响了受众对事实的真实判断，忽视了新闻的客观性和新闻伦理。

1.1报道手法过于煽情

一些记者利用特写放大等技术手段进行拍摄报道，达到了最大的感官刺激。毫无疑问，在新闻报道中图片的应用可以增加新闻的传神度和真实感，是受众全面直观的来了解新闻的事实。照片这种对新闻内容的展现有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文字远不可比拟的。但是当我们沉浸于新闻图片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时，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图片在灾难报道中的伦理问题，像周岩事件中媒体一次次的把少女被火烧毁之后的容颜，治疗时的痛苦呻吟一次次的展现出来。像这样的把受害者置于镜头前面的“媒体暴力”不在少数。正如陈力丹所言“近来我们的传媒隔三差五的以同情呼吁社会救援的名义，刊登各种畸形病态人员的照片我们不知道编辑使用这些照片及视频的目的是什么。是想通过尸体的画面来刺激告诉受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假如他们真相达到这点，完全可以通过更好的途径去揭示[1]。”同样也是2012年2月24日合肥热线也出现了“”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泼汽油纵火少女惨遭毁容合肥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合肥热线》的新闻报道。2012年2月25日新浪以“90后少年求爱未遂烧伤毁容17岁少女”为标题做了相关报道。类似这样煽情的描写还有很多，这样做违背了受众考虑因素理论，“受众考虑因素包含2个层次：一是吸引和保持读者的考虑因素（attractiveconsideration）;二是保护读者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因素（protectiveconsideration）[2]。”在少女毁容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所使用的煽情手法只是考虑到激情观众的情绪调动观众感情这一层面的考虑，但是却忽视了应该减轻观众的心理压力的保护考虑。而这种对观众的保护要求媒体在报道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要自觉地克制使用内容带有极度对感官刺激的图片或言语。少描写痛苦的带有血腥的场景。并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告诉受众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他们自己内心所构建的那样。的确，真实性是新闻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血淋淋之下的真实也未必能达到真实带带来的目的。毫无疑问的，发现新闻并且还原新闻本来的面目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但是为了发现新闻而去伤害当事人的做法未必是新闻的初衷。

1.2报道的主题不够客观

以百度检索为范围，设定的检索词为“合肥少女毁容”共检索到约2810000个结果。其中有很多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并对此进行了分类统计。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媒体最为关注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对当事人双方都进行了负面的报道。对媒体而言，此事件可以有多个角度提供报道，如事件的真实情况，整个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事件的原因等等。但是媒体均不约而同的把主题放在了事件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上。如“安徽“官二代”子女横行霸道，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17岁“最狠官二代”将取保候审”“安徽“官二代”恋爱不成将少女毁容”等题目作出报道。在官方尚未对事件有任何定性，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就对事件进行了主观上的先入为主。把责任偏激的推给其中某一方当事人。这显然违背了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摘要】算法技术介入智能新闻信息分发的过程中，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也引发了算法偏见这一伦理问题。从个人主体权利的角度看，算法偏见使用户的信息选择权和知情权遭遇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算法偏见产生的技术逻辑，并从保障用户信息选择权和知情权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基于信息权利的算法伦理原则，包括自主性原则、公正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和透明性原则。

【关键词】智能新闻；算法偏见；信息权利；伦理原则

基于算法的“今日头条”的信息平台和信息推荐模式，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兴趣和需求，在精准定位受众、聚合受众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其背后基于算法的精准推送，也让人们开始质疑算法的正义性。算法的信息过滤行为是不是客观中立的？是否变相地剥夺了用户的信息选择权？这种算法是不是用户真正所需要的？随着算法技术在智能新闻中的不断应用，算法偏见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将算法偏见进行分类，认为算法偏见主要包括互动偏见、潜意识偏见、选择偏见和数据导向的偏见（许向东，2018）。有的学者从算法风险的角度，探讨了算法应用新闻生产中带来的偏见风险，认为算法运行系统中的偏见因素会导致偏见的结果输出（张超，2018）。有的学者从算法伦理出发，研究算法价值偏向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包括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算法歧视、算法对传播权利重新洗牌、算法传播不易察觉价值偏向的信息等问题（董天策，2019）。还有的学者研究了分类推荐导致的“算法歧视”问题，认为算法歧视使个体独立选择与思考的空间不断缩小，个体在算法推荐的渗透下逐渐失去自我的决断权；这种信息偏向使受众的视野渐渐窄化，逐渐演变成信息时代的“井底之蛙”（陈昌凤，2017）。本文从信息权利的视角出发，聚焦智能新闻信息分发中的算法偏见问题，深入考察算法偏见产生的技术原理，探讨算法偏见给用户信息选择权和知情权带来的挑战，并针对算法设计者这一责任主体，提出规制算法偏见的伦理原则。

一、算法推荐中的信息权困境

智能新闻是以算法技术为核心，自动生成新闻和推送新闻的一种新型新闻形态。算法技术在智能新闻信息分发中的应用，一方面使智能新闻具有快捷、便利、个性化等优势，实现了“千人千面”的传播效果，在新闻聚合下的传媒生产中颇有市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信息分发的偏向，出现了算法偏见这一令人担忧的后果。目前，学界并未对“算法偏见”形成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定义。FranciscoSocal认为算法偏见是在看似客观中立的算法程序设计中，隐藏着设计者或开发人员的偏见，或者算法模型所采用的数据带有偏见（Socal，2018）。杨保军认为算法偏见是在新闻选题和报道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的不客观、不公正（杨保军，2019）。因此，算法偏见是算法技术应用于信息生产与分发过程中，由于算法设计、输入数据、技术局限等因素造成的算法决策不客观、不公正的现象。在当前的智能新闻实践中，算法偏见不仅带来新闻的专业性、客观性弱化，还对用户的信息权利构成威胁，导致作为社会环境“瞭望者”的媒体日益偏离公众的期望。（一）算法推荐中的用户信息选择权。自从算法推荐技术在新闻分发中应用以来，不少学者认为算法让公众摆脱了专业媒体对信息的“操控”，拥有了自主、高效地选择个性化信息的权利。这一观点源于算法推荐技术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由于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分发过程不存在价值判断，而是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推送信息，因而有的学者认为算法推荐技术把信息的选择权归还给了公众。2017年12月，“今日头条”因传播色情低俗信息受到了查处，这与企业盲目迷信算法推荐和智能分发机制有关。然而，企业却仍然声称算法技术不具有价值取向、新闻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标准完全取决于用户，将责任转移给了用户个人。用户的信息选择权究竟是用户还是算法在主导？这一问题备受争议。实际上，尽管基于用户偏好推送信息是由算法自动完成的，但算法模型和个性化推荐系统是人为主观创造的结果，算法运行的代码和程序都是经过技术人员的设计，在算法设计的各个环节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的主观影响。因此，算法推荐表面上似乎客观中立地推送信息，满足了用户自主选择信息的需求，事实上算法过滤信息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价值偏见，用户对信息的自主选择权仍然在被算法所左右。信息选择权是用户自主选择信息而不受干涉的权利。用户的信息选择权以信息获取权为基础，意味着用户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拥有选择自主性（纪向新，2014）。2011年9月，美国民众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运动，但在Twitter的“趋势发现”中却无法看到该事件的热搜。Facebook长期标榜其新闻推送是由智能算法自动完成的，然而其平台上关于新闻主播MegynKelly力挺希拉里而被福克斯开除的虚假新闻却被推至话题榜首位，这间接证实了Facebook的党派倾向（袁帆、严三九，2018）。在政治权力、商业资本以及算法设计者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影响下，算法推荐并不是完全客观、中立地呈现信息，而是受到“主观过滤器”的隐形干预，这种干预导致的后果是用户无法自由而全面地接收信息，因此用户信息选择的自主性无疑遭到干涉。算法程序根据用户的个人数据与阅读行为建立“数字档案”，将某类信息只提供给某类用户而非其他用户，也阻碍了用户对信息的自主选择。例如，《华盛顿邮报》调查117名美国用户发现，Facebook会根据用户的性别、设备使用习惯、居住地、年龄等各种差别进行信息推送，将某些信息只推送给居住在农村农场而非城市里的用户，或推送给大部分女性用户而非男性用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MarshallBlonsky认为，依据数字档案进行智能推送，是人为地给每个个体划定了边界（仇筠茜、陈昌凤，2018）。尽管算法推荐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算法程序根据用户的数字痕迹形成带有主观偏向的用户画像，圈定用户的所属群体，并决定分配何种类型的信息，这与用户的信息选择权的要义严重相悖。（二）“信息茧房”对公众知情权的困扰。目前，多数的算法和信息过滤，都是根据用户的搜索行为、点击内容、文字输入来判断用户兴趣和好恶的。对此，一些用户抱怨，往往因误点了一两条新闻，或者仅仅出于好奇点了一下相关新闻，就导致之后不断大量地被推送与之相关的其他新闻。只看想看的信息，听起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长此以往，用户很容易被隔离在信息的孤岛上，对外界信息缺乏了解。过去，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用“信息茧房”来描述这种现象，认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选择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凯斯•桑斯坦，2008）。然而，今天的算法推荐是否会导致“信息茧房”或者信息窄化，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算法越来越多元，综合运用多种算法可以避免单一算法的刻板印象，算法的不断优化和其自身纠错能力都利于打破“茧房”效应（孙少晶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信息茧房”的形成取决于算法推荐机制、社交关系和个人心理等一系列条件。在个人层面，多样的阅读动机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认同的信息领域；在社会层面，丰富的社交关系不会让人们陷入狭窄的视野中；技术层面，不同类型、不同原理的算法甚至可能促进信息的多样性（方可成，2019）。由于目前的大量研究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信息茧房”的存在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信息茧房”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警惕个人视野局限、避免观点极化等层面。“信息茧房”是两种传播思维相互碰撞的结果，传统意义上大而全的传播模式注重“面”上的拓展，而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则注重“点”上的深挖。因此，算法推荐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用户信息的接触面（喻国明，2018）。目前，运用较多的是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这种算法通过内容和用户特征的精准匹配来推送信息。由于用户具有选择性接触心理，倾向于对与自己偏好相符的信息进行点赞、转发、收藏或关注，因而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正是利用用户的这种心理，根据用户偏好持续推送相关信息，让用户在算法的诱导下不断地相信推荐、顺从内心的意愿选择信息。从这个角度而言，用户大量获取千篇一律的信息，容易身陷“信息茧房”。而一旦“信息茧房”产生，其带来的最大后果是窄化公众的信息接触面，将公众的视野禁锢在有限的信息领域，让公众失去了解外界的机会，这对公众知情权带来了困扰。公众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知政权、社会信息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知政权是指公众了解、知晓国家活动和国家事务的基本权利；社会信息知情权是指公众对其所感兴趣的社会情况进行了解的权利；个人信息知情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从他人、政府机关和其它组织等方面了解有关本人的信息记录的权利（周毅，2009）。“信息茧房”会造成隐性的言论自由剥夺，即互联网没有主动给浏览者提供他们应当获得的内容，但人们意识不到需求这些内容（胡婉婷，2016）。公众有权利了解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但束缚在“信息茧房”中容易使公众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某一类信息，而对其他领域的社会情况缺乏了解，阻隔了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情。这种对社会信息的不知情，不仅让公众难以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做出有效的行为决策，还将导致公众在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过程中缺席，难以实现有效的对话与沟通，造成公共性的丧失甚至无序化。对于那些媒介素养低下的公众，他们更加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几乎难以意识到其知情权受到侵害的问题。

二、算法偏见的生成逻辑

摘要：伴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各行各业均开始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复盘，本文从总结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出发，对媒体融合发展如何做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和应对做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媒体融合发展；主流媒体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而经过两年的全党全民抗疫，如今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下半场，各行各业开始重新布局。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方向。到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综合审视本次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的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进行一定的反思十分必要。

一、内容创优，形式创新，主流媒体用实践诠释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

2020年11月，2020年中国新媒体大会“内容创新创优”分论坛上，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发布了“2020中国新媒体战‘疫’十大精品案例”，人民网的《武汉日记——人民网前方报道团队武汉采访实录》、新华社的纪录片《英雄之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系列时政微视频《总书记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现代快报》的《6小时跟拍，实录武汉重症病房的“我和你”》等作品进入榜单。综合分析这些新媒体报道成果，不难发现主流媒体在官方数据库优先获取独家新闻素材和媒体权威性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这为主流媒体进行新媒体端的内容创优创新奠定了基础。主流媒体在报道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等新闻事件时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得到充分显现，这让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端的报道导向更为明确，基调更为稳重。[1]

二、正确价值导向，保证权威发布，莫让新媒体丢了新闻伦理

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就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美国学者赖特在其1959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将“三功能说”进一步扩展，提出了传播的另一重要的功能——提供娱乐。大众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等。新闻又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内容。当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娱乐就成为一件大事；当旧式的政治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时，娱乐就取代了政治。但是最能满足人们消遣性、游戏性内容的新闻，恐怕非娱乐新闻莫属。

需要指出的是，娱乐新闻和八卦新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娱乐新闻应该是新闻的一种类型，只是它的报道范围限定在文艺领域。但是今天所谓的娱乐新闻已经很难用新闻来定义。相当多的娱乐新闻没有提供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基本情况。如果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从市场的角度看，受众（消费者）需要的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商品），那么娱乐新闻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当关系到娱乐新闻的获取途径、处理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时，就容易出现新闻八卦化、新闻娱乐化的趋势。

娱乐新闻容易“八卦”出的问题自从有了网络，八卦新闻便获得了更丰沃的土壤。中国社科院曾经就做过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网民在阅读网络新闻的类型选择上，上网最多阅读的是娱乐新闻，其次才是国内时事、社会生活和国际时事等等，各大门户网站均设有独立的娱乐新闻板块。绝大多数的“八卦”都是以标题党的形式先吸引人们的兴趣。比如：《周润发称巩俐老婆》这一标题就出现在腾讯网上，打开链接一看，原来是《巩俐拍照周润发帮打灯被称作“老婆”分工宣传》。记者就把巩俐和周润发戏中的角色故意延伸至剧外，给受众错误的引导。另外，标题中也喜欢出现刺激性的词语，比如“：贴身热舞”、“走光”、“爆乳”、“荧屏第一次”等等。还有，很多“八卦”喜欢断章取义、无限放大。如网易上的一则标题为《吴宇森称内地电影缺乏个性》的新闻。其实，在采访中，吴宇森导演只是认为现在内地电影缺乏一些有个性的导演和作品，跟风现象太明显而已，并不是完全否认内地电影。娱乐新闻报道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符合新闻报道的一般形式。相当多的娱乐新闻对事件的时间、来源都没有明确的说明。取而代之的却是“近日”、“最近”、“日前”等表示时间的词语以及“某网友爆料”、“据有关知情人透漏”等来源不明的语句。但是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一种形式，时效性是必需的。至于消息来源的问题，如果涉及到明星、名人的合法权益，这个来源就显得极为重要，“某某人将会保留上诉的权利”

这种话经常可见于报上。轰动一时的“Sa基恋”的离婚事件暴露了艺人隐婚之举是常事。阿Sa就表示心中已有数是谁踢爆的。这就印证了之前网络上的“据知情人透露”这一说法。另外，无论是传统的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图片是让新闻绘声绘色的聪明之举。受众总爱相信“眼见为实”。但是却忽略了照片的选取角度和后期处理的功用。很多模糊不清的照片被刊登出来，还会在不清楚的图片上标出一张清晰的当事艺人的照片。

娱乐新闻的“八卦”是利还是弊。

当年哄哄闹闹的“艳照门”事件，更是“八卦”之顶峰。明星隐私的暴露究竟说明了明星的私生活问题还是受众奇怪的窥私欲？我们关心的焦点应该是明星的工作而不是他们的私生活。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得到应有的保护，但是范围却比常人要小得多。当公众人物受到伤害时，很多媒体总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关心的不是他人的名誉，而是自家报纸的发行量，节目的收视率、点击率。比如：早些年，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遭歹徒绑架，在当事人已报警的情况下，媒体依旧对这一新闻紧追不舍，最终激怒匪徒，将白晓燕撕票。为了一己之私，伤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这是不是媒体该反思的呢？

关键词：新闻伦理新闻自由新闻道德话语西方媒介

摘要：西方现代新闻伦理观念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同时也在西方普适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闻之善或新闻道德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新闻自由、报道真相（truthtelling）、社会正义、毋伤害（theprincipleofnonmaleficence）与媒介效益。

理论上讲，无论处于何种具体的社会环境（东方的，或西方的），在新闻社会控制诸形式中，道德或文化的控制都应该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控制方式。尽管新闻从业人员总体上是一个重实践而并不强调哲学反思与伦理关怀的社会群体，但借助新闻伦理的正当性（legitimacy）论证，新闻道德控制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认知与理性判断，最终将参与到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这是因为，不同于以事物的性质、规律等“实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伦理（ethics）研究的“应然”本就是关于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原则和依据，并通过分析“应当”与“不应当”而实现对至善（theGood）的追求。因此，当我们对新闻进行伦理思考时，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与探索新闻实践中的是非、正误、善恶等价值判断的原则与依据，其目标则是建立起某种关于新闻的最高目标或至善的、具有确定性与普遍性的知识或话语，以实践于新闻的道德或文化控制。

但事实上，人们思考新闻伦理的兴味所在似乎总是新闻的道德控制而不是新闻确定的、普遍的道德（morality）与新闻的至善，功利化的道德应用取代了正当性的内在反思与至善的伦理诉求。因为这种本末倒置，新闻道德论证与社会控制过程中四处游荡着相对论、诡辩论的幽灵，新闻伦理往往成了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的流沙之地。显然，新闻伦理还需要一种以新闻的伦理正当性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肃清新闻伦理研究与新闻道德实践中的种种相对主义幽灵，辨识与阐明新闻道德（journalisticmorality）与新闻之至善。唯其如此，新闻道德实践才可以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

研究新闻道德与新闻之善的新闻伦理，首要的问题必然是去思考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并不是指在具体的新闻伦理思考者那里，新闻伦理如何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去问具体的研究者、思考者如何判断“新闻伦理成为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具体思考、研究新闻伦理都可能有其真切而现实的动机，这个动机促使新闻伦理在他那里成为“问题”。1888年，当《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CharlesA.Dana）在威斯康星州主编协会的年会上首倡建立一套指导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规约时，促使其进行新闻伦理思考的动机是“医生们有他们自己的伦理系统……律师也有他自己的道德规约，以及指导他行为的法庭行为条件以及执业条例。但我从未见过一套规约能对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具有完美的普遍指导意义。”为此，达纳写下了“偶然想到”的八条原则（SeeFlint，pp.393-394）。对于达纳和他的同道来说，“新闻伦理成为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把新闻从职业（trade，craft）提升成为专业（profession）。新闻作为专业，意味着强调新闻从业所需知识的专门性，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新闻的公共责任与公共服务特征，强调新闻的利他主义与社会良知，而其核心则是新闻专业化的道德规范建设。继达纳的新闻伦理八原则之后，各报纸（如《费城大众纪事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报系（如赫斯特报系）及新闻职业组织如美国各州的主编协会、全美报纸主编协会（AmericanSocietyofNewspaperEditors，简称ASNE）、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ofProfessionalJournalists，简称SPJ）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伦理规范”，一些著名人物如教育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Williams）乃至总统沃伦•哈定（WarrenG.Harding）也卷入到这场编写新闻职业规范的热潮之中。

“我国的新闻人才培养一直都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在很多人看来，教育就是以社会需要来塑造个人，新闻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技能教育，社会需求更应该成为人才培养的唯一标准。于是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一直被我国的新闻教育所忽视。然而正是这种‘社会本位’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这种隐患反映在新闻伦理领域，一方面就是，新闻伦理教育目标定位于培养只会“遵纪守德，照章办事”的新闻人才，教材则偏重于学理的论述和道德原则规范的阐释，以致新闻伦理教学成了一种道德说教，成了一种对新闻宣传理念的灌输；另一方面就是，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道德“观念与行为的反悖”———与职业行为中大量的问题性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事实上并不缺乏明晰而正确的判断。

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反悖”表明，尽管新闻工作者自身在职业道德认知上具有明确的正确态度，但是，由于新闻伦理教育不重视个体的主体地位，不重视发展个体的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及解决伦理问题的道德判断力，以致于新闻工作者不能形成完整的道德人格。简而言之，在我国新闻人才培养目标日趋注重“人文化”、开始关注在“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大形势下，新闻伦理教育目标与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构。新闻伦理教育目标的重构：充分发展批判性思维和积极行动精神选择是新闻工作者永恒的课题。选择的内在机制就是选择者对一定选择对象的比较、分析和评价，选择意味着在一定价值标准下的取舍和排序。新闻传播行为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行为，新闻工作者的行为选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道德行为选择。可以说，新闻工作者依据什么道德标准选择新闻，这是新闻道德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新闻伦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道德善恶取舍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因为新闻工作者经常要面对一些新闻伦理问题———引起伦理争议或产生道德冲突而需要进行伦理抉择的问题，尤其是道德准则在特定情境下相冲突时产生的道德两难问题，比如救人与采访孰先孰后、披露细节与保护隐私孰轻孰重这类问题。新闻工作者经常独自面对这些问题并需要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却没有现成详细的行规索引。“新闻伦理是新闻工作者在其专业领域内对是非或适当与否下判断的良心尺度。”

新闻伦理教育教学，必须学习如何正确处理在新闻活动中发生的伦理问题，必须学习在合乎道德的正当新闻行为与不合乎道德的不正当新闻行为之间作出理性的抉择，或在若干可能一定程度上都合乎道德的新闻行为中挑选出更加合乎道德的一个或几个，必须重视学生个体的主体地位并设法让学生学会自主进行道德判断。进而言之，新闻伦理教育教学内在地具有批判性思维，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批判性思维是反思性的，即批判性思维不同于有充分理由的思考，需要考虑思考者的想法；批判性思维需要根据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维，必须作出满足理性标准的判断；批判性思维在本质上是考虑真实的问题；批判性思维需要有理智，即批判性思维需要仔细思考方针和准则，运用它们时需要对现实有敏感性。

新闻伦理学本身是一门批判性、反思性、行动性的学科，新闻伦理教育教学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的批判性思维，而是需要充分发展的批判性思维。充分发展的批判性思维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批判性思维必须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批判性思维需要努力用推理来回答问题，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给出答案，或凭印象回答问题，或根据我们的教养方式简单地回答问题；第三，批判性思维需要相信我们推理的结果，即：当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在某一情境中该做什么决定时，跟随推理的不仅仅是信念，而是行动。

新闻伦理教育教学进行这种批判性思维训练，有利于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培育一种能产生负责性结论和积极行动精神的道德推理能力，进而发展个体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理性、道德情感。概而言之，新闻伦理教育既是批判思维的养成教育,也是积极行动的促成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民主的教育。新闻伦理教育应建构起的目标价值是：通过让学生学会运用道德分析和道德推理解决新闻实践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充分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积极行动精神，致力于培养对传媒和传媒内容具有批判力、选择力和影响力的积极行动者。新闻伦理教学内容的重构：以新闻伦理问题和典型案例为主体美国新闻学家赫尔顿曾经指出，“在新闻领域里面，没有哪个问题比新闻伦理问题更重要，更难以捉摸，更带有普遍性了。”

摘要：伴随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新闻媒体在传播上更加注重快，在生产流程上更加简化。为了抢到“第一”“独家”，博取受众眼球，导致虚假新闻不时产生，进而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注重新闻道德伦理建设，不能为了抢发新闻、追求眼球效应，而忽略了媒体自身的职业底线。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媒体时代，加强媒体新闻道德伦理建设，应成为媒体界的共识和自觉遵守的原则。

关键词：新闻道德伦理；新闻观；职业底线；新闻秩序；全媒体时代

互联网时代，每天的海量信息，令人眼花缭乱。为了博取受众眼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在挖空心思，制作精彩的融媒体新闻产品。然而，在这个处处追速度、个个争爆款的全媒体时代，有的媒体一味追求所谓新和快，以商业利益驱动新闻传播活动，甚至违背基本职业道德要求，导致乌龙事件、舆情风波不断，也让媒体的公信力受到质疑。2021年5月份，我国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骤然离世，这是一件牵动人心的新闻事件。可是有个别媒体，为了抢发独家新闻，不以亲人发布、官方认可为依据，竟然在新媒体上抢先发出袁老逝世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其他媒体跟进，查明袁老依然在抢救的事实，这家媒体又赶紧致歉，狼狈之至。这种新闻的发布，不仅给当事人家庭带来不应该的感情伤害，也让受众对媒体自身的公信力提出质疑，真是得不偿失。有统计显示，我国网民人数已经突破10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1.6%，人们形象地称网络是“第二生存空间”。所以，技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网上意识形态的管控工作必须跟进，一旦滞后各种问题就会随之而来。那么，在这个网络时代，媒体在利用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生产更多更好的新闻产品，让受众接收更深层次的新闻内容的同时，如何避免虚假信息的产生？如何避免把关不严造成的新闻事故？如何承担起“澄清谬误”的职业职责？如何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中权衡取舍？这些更应该作为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要加强采编人员的新闻道德伦理建设，提高公众媒介的职业素养，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错误言论、错误认知，才能在复杂的舆论场高高举起旗帜，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弘扬正能量。

1.加强新闻道德伦理建设，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筑牢思想底线

每一种职业，肯定都有业内的道德操守和做事底线，新闻职业也不能除外。我国新闻界普遍认为，新闻道德伦理是新闻传播业整体、新闻媒介和媒体队伍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道德操守与日常行为规范等的总和。[1]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传播形式的出现，包括微信、客户端、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的移动直播，生产的音视频、H5产品等，集看电视、听广播、浏览信息于一体，改变了媒体行业的原有状态，也让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新特点。[2]可以说，新媒体的兴盛，大幅度提升了新闻传播的活跃度，但也给媒体行业的有序发展带来了新的变数。在新技术的助推下，新闻传播更加注重快，生产流程更加简化，个别时候为了抢“独家”，导致行业的恶性竞争和新闻传播的无序性，进而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作为要对社会舆论负责任的媒体行业，一方面要靠行业铁规，加强惩罚力度，从外部做好管理。任何一个主流媒体，特别是在人员刚入职时，就必须先上好“党课”。针对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都要进行系统的党的新闻理论业务培训，牢固树立采编播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为采编播全流程各环节的导向把控，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作为党的舆论主阵地的主流媒体，更应该自觉引导广大从业者，把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要把宣传党的主张作为首要任务，同时，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把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基层最鲜活的事迹、最典型的经验反映上来，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4]

2.加强新闻道德伦理建设，要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

近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与新闻从业队伍的迅速扩张，新闻伦理逐渐成为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关注的重中之重。正像新闻采访、新闻编辑存在伦理问题一样，新闻评论也存在伦理问题。但一直以来，学界对新闻伦理的研究主要偏重于采编环节，比如采访手段的合法性以及图片编辑的伦理问题，而忽略了与之相关的新闻评论伦理研究。中国有句古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充分说明了新闻评论对社会正义与公众福祉的关键作用。现代报人说：副刊是报纸的脸面，评论才是报纸的灵魂。作为媒体灵魂的新闻评论，其肩上所承担的伦理责任绝对不容忽视。笔者认为，在具体操作中，新闻评论可能产生三类伦理问题：其一是在事实的引述方面，其二是在论证的逻辑方面，其三是在评论的态度方面。

一、事实引述方面的失范

无论文学评论，还是新闻评论，都遵从“摆事实、讲道理”的写作原则。新闻评论是媒体针对新闻事实所做出的迅速的、深入的、代表媒体立场的独立声音。换言之，新闻事实是新闻评论的根基。不管何种类型的新闻评论，只要在新闻事实的引用和转述方面有偏差有失误，甚至从根本上违反了新闻事实，就可能产生相应的伦理争议。

（一）捕风捉影，断章取义

2010年底，一则题为《文化部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的新闻引起人们的热议，很多新闻评论员将批评的矛头对准文化部，并从各个角度论述网上“偷菜”只是一种娱乐，虚拟“偷菜”与现实偷菜并无必然联系，主管部门不应干涉。这则新闻是这样“出笼”的：甘肃天水一妇女喜欢上网“偷菜”，而且因上演现实版偷菜闹剧被拘留罚款。当地某报记者致电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执法监督处，就网上“偷菜”游戏是否纳入监管进行采访，随后发表大标题为《“偷菜”游戏可能要改良》的报道，文中的一个小标题为《文化部称“偷菜”游戏或被取消》。其实，提供该消息的只是文化部一名姓李的值班人员，他的话是不能代表文化部的。但各大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时，则本着“标题党”和“新闻炒作”的原则，直接将这个博人眼球的小标题作为大标题。而一些时评人阅读新闻时不甚仔细、望文生义，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场“新闻炒作”。结果是让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变成一个沸沸扬扬的口水新闻，也让文化部无辜成为批评的靶子。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是新闻评论写作之大忌。这方面的“通病”，在上述新闻的评议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愿我们都能引以为戒。《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曾经指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媒体采编人员的浮躁心态也渐渐波及部分新闻评论工作者，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股“炒作”浪潮中，并渐渐与采编人员一起形成一种合力，共同缔造了“娱乐至死”的媒介新景观。

（二）不考事实，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