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术范文10篇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国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系或专业的大学数以百计，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数以千计，博士生、硕士生难以计数，但打入国际一流刊物的论文很少，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也很少听说。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吗？传播学重在传播效果的研究，意识形态的成分少得多，为什么也同样如此呢？

摘要：近年，新闻传播学成为考研的热门学科。本文通过对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的内涵与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探析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