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范文10篇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摘要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如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正从沿海向中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推进。与此相应，这些地区的新闻传播也正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素质要求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表现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则是对相关的新闻传播教学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为此，本文对广西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试作探讨。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情绪的传播现象也伴随着人们的交往而不断发生。但是在新闻业崛起的过程中情绪传播被业界和学界有选择地忽视，直到媒介技术和生态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情绪的传播环境，打破了单方面的专业化新闻生产的局面，自媒体内容传播的多样化、表现手段的丰富和精确化才使情绪传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被逐渐释放和认知。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探讨情绪传播与现代新闻业的相互关系，以及新时期情绪传播对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进而厘清情绪传播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有的重要地位。

一、情绪传播的概念与原理

本文将情绪传播界定为个体或群体的情绪及与其伴随信息的表达、感染和分享的行为。具体来说，情绪传播的起点是传者在刺激之下所产生的心理活动，以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反应为内容，对传受双方均产生相应生理唤起、主观体验和传播行为的传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类传播的内容不仅仅是情绪信息，还包含情绪因素或由情绪因素引发的事实性信息。情绪作为传播内容的特性以及情绪传播机制的生成主要由情绪的功能所决定。情绪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心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1]首先，情绪具有适应功能和唤起功能，这就决定了情绪传播区别于一般传播活动，而具有生理调动的特点。情绪的适应功能主要从进化论角度指出，在低等生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情绪机制不断发展帮助人类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组织关系中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和体验，从而趋利避害。情绪的唤起功能则起着心理和行为的动机作用，是生理内驱力的放大器；而在高级目的行为当中，实现目的的情绪越强烈，它所激发的内驱力就越大。因此，在情绪传播中，情绪会使人很快进入情绪性信息所营造的环境，并在生理上调整到相应的情绪水平，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情绪在舆情事件中的持续累积。更为重要的是情绪传播还具有行为指导的特性，在构建对新闻事件的认识过程中，情绪相近的信息直接影响受众的接受程度，并进一步促成相互的传播活动。情绪具有认知功能，人们特别容易对与自身当前情绪相一致的内容敏感。也就是说相近情绪的对象更容易被注意并产生深入联系。情绪还具有交流功能，在人类进化和个体成长过程中，情绪的传递早于言语信息的传递，婴儿同社会建立最早的联系便是通过情绪的传播。情绪可以促进人际思想和情感沟通，使传受双方相互受到感染。通过视觉，人们可以快速进行情绪交流，激活接受一方强烈的情绪反应。[2]作为情绪传播的重要理论来源——心理学，当前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作为情绪传播研究的理论支撑。一是情绪性语言表达，或称“口碑传播”（WordofMouth）。心理学对其界定是指个体把自身的情绪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表达描述给他人，具体可以表现为“情绪词汇的朗读、情绪性语句的产生和情绪性感受的书写”。[3]现有的研究表明情绪化的语言为情绪感知提供语境，即使有时这种情绪化的语言由于语义的不明晰而并不能被明显地察觉，但仍然会自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情绪感知的生成。[4]更进一步，情绪性语言表达可以传递认知概念进而对于个体的情绪形成刺激，[5]从而影响到个体的主观体验。二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情绪社会分享学说（SocialSharingofEmotion）。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交流的方式突破了时空限制，该理论的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结论：“当情绪事件发生后，人们倾向自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这种现象表现出普遍性、时间性、传播性和限制性等特征。”[6]身处于情绪分享环境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情绪的诱导，情绪的分享会激发次级的分享行为，这就构成了情绪这种信息的传播过程，情绪的强度越高，分享的意愿越强烈。[7]从而实现了个体情绪向更广大范围的群体情绪的转变。也有学者概括成情绪广播理论（EmotionalBroadcasterTheory），该理论同样着眼于社会分享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但是侧重于补充情绪社会分享行为的发生条件和扩散级数。其代表观点认为情绪传播就像新闻故事一样——都是从一个出发点通过各个关联节点形成的网络来进行逐级扩散，而这个网络往往依托于传者个人的社交网络体系。有学者通过使实验志愿者参观医院太平间，并观察跟踪他们向亲属朋友、而后再由朋友的朋友逐级传达他们的观感的过程和路径，进而在情绪社会分享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其分享扩散的级数可以进一步扩大；并且传者在受到情绪刺激进而唤起生理情绪反应就是情绪社会分享的驱动力。[8]三是情绪感染理论（EmotionalContagion），该理论也时常被用来理解和分析情绪的传播。情绪感染主要指人们从体验他者的情绪中体验到自己的情绪过程。[9]在这个定义中情绪作为信息，在传收者之间进行交换。“情绪感染的诱发者是他人，由此引发的情绪最终状态会与诱发者趋近于大体相同。”[10]在对情绪感染的机制进行的研究中，模仿—反馈机制是当前心理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人们天生具有对他人的表情、肢体语言、口头语言进行模仿的倾向；同时，在这一模仿的过程当中，模仿者会自发地产生与被模仿者相似的情绪体验，并且模仿者还会受到其通过模仿得来的情绪的影响”。[11]近年来，由于群体性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的频频发生，情绪感染在群体中的影响因素以及机制也受到重视。“情绪循环效应”被提出，这是一种情绪在传输者和接收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情绪循环不断进行的过程中，群体内个体的情绪和行为作为诱因，某个或者某些成员的情绪会感染到其他成员，而各传播过程循环发生，直至达成情绪和认知的趋同。而无论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都符合情绪循环的模式。[12]

二、情绪传播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认知历程

1.被掩盖的情绪传播。情绪的传播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交往从来就有的，人类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人们情绪表露得越多，心情就越好；而有时人们相互讲述能够进行情绪唤起的新闻或故事，并非为了传播那个事实，而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13]而新闻客观性原则明确被提出却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自然状态下情绪传播的主体包括传受双方，正如舒德森所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新闻工作者较少考虑认知的主观性，很少怀疑自己所处‘现实’的确定性。”[14]新闻客观性这个核心观念，它的建立伴随着记者职业化的进程，以及实证主义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催化，杂糅着权力的斗争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在主流学术话语中新闻客观性常常与有所偏倚相对立，要求事实与意见、情绪分开。如果记者或编辑带有情绪地去采写或者编辑新闻，则被认为是对新闻客观性最大的伤害。因此，在新闻文本中表现出某种情绪也是被抵制的。而事实上，情绪唤起对于新闻传播的重要作用一直存在着，并且被商业报刊不自觉地滥用着。以美国新闻业为例，煽情新闻特别是有关犯罪以及与性相关的内容一直受到青睐，高级报纸也频频采用有人情味的新闻。[15]而这种不自觉地对情绪的滥用，在商业报刊上盛极一时后走向极端化，进而招致新闻从业者和公众对于煽情的抵触，而把没有情绪传达的纯事实信息传播模式推上了话语权的高位。这种纯事实信息传播模式，对于事实性信息的处理更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从而顺应了职业化进程中专业形象树立的需求，也使得客观性成为新闻专业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客观性崛起的其中一条内在逻辑是：商业报刊通过反映更多人的公共利益、提供最低差别的文化背景信息来树立自身价值、赢得销量和广告——事实信息的提供可以说是找到了集合最多受众的最大公约数。然而伴随着“战争的宣传、公关的兴起，弗洛伊德主义所发现的人类无理性、对民主制度的怀疑等等，使人们蓦然醒悟，原来事实是可以摆布，甚至由人所建构的”。[16]新闻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此后，新闻的客观性成了明知有局限却要为之努力的理想。情绪传播的实践也成了新闻业内埋藏的一道暗线，各种尝试围绕表达技巧、吸引受众和人的情绪启动而悄然展开，如鼓动新闻、对话新闻、感性新闻等，特别是感性新闻强调观点和情绪的协同构建。[17]2.被释放的情绪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在情绪被遮掩或人为剔除的过程中技术背景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给专业媒体构筑自身权力以相对稳定的基础，而新媒体技术的变化无疑成为释放情绪传播的首要原因。从报刊到广播再到电视，媒介始终掌握在专业的从业者手中，信息在把关人手里被经过甄别处理传播到大众之中。新闻客观性内化为专业媒体的立身之本，也是职业伦理的至高追求。然而这一基础伴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而动摇。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即时性和交互性瓦解了专业媒体一元输出的霸权。大众传播面临全新的技术环境，这就给了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甚至有意挑战权威的人以“进场”的机会。其次，情绪可以脱离于唤起该情绪的事实而进行单独传播。“认识过程反映事物的特点，情绪和情感不同于认识过程，不反映事物的特点。”[18]情绪是一种独立的信息内容，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互联网及时随意地表达情绪，而这种完全不符合传统新闻要素的信息，可以逃过专业媒体新闻客观性的筛选。而社交网络圈层化的传播特点更是可以使情绪信息，直接到达更多的受众那里从而唤起更多人的情绪和情感，直接影响并建构着新的媒介生态。另外，情绪传播的凸显与社交媒体的语言风格，以及越来越精简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国外学者在针对推特这类社交媒体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复合了各种话语形式的社交媒体中，情绪化的语言充当了话语和话题指示标的作用。而情绪话语的呈现受具体媒介特点影响，有着特定的呈现方式，比如简短、抓人眼球和具有互动性的话题标签。[19]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文本不必是严格的新闻文本，可以是任意形式的情绪文本；而且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表情符号、特效音视频、动画等形式可以尽情使用，也使得情绪表达越来越发达，甚至实现了超人际传播的状态，即比线下当面交流更有思考的时间，而同时可以具有丰富、生动的表情符号传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情绪传播逐渐超过了历史上自发出现的事实传播的伴生状态，更超越了专业主义时期被职业新闻人有意识地遮蔽的状态，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凸显。由于传统媒体纷纷转入市场化运作体系，加上无数新生的自媒体参与竞争，情绪传播表现得更加活跃和频繁。根据情绪社会分享理论（SSE）的相关研究，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对生活中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也有80%～95%有分享或者诉说的需求。[20]这样，实际上情绪传播本身已构成了大众传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情绪传播理论应当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新的增长点

摘要:目前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设置，已大大落后于数字化传播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可将其提升为学科门类，下设三个一级学科，包含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应用新闻与传播学，以及现在被归为管理学，但属于大传播范畴的信息与情报、图书馆与文献档案。二级学科中，新闻与传播也不宜完全分离，在数字化、移动传播时代更要进一步交叉融合，还当增加传播的比重，将传播伦理与法规、数字化新媒介传播等纳入二级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内容、方法都有差异，然而两者又有很大程度的交叉与互动。关于新闻媒介、公共关系、新闻传播的受众和效果，关于新闻事业、传媒产业的经营管理和社会控制等等，都需要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综合研究。北美的学科群名称中传播在前，新闻在后，但在学科群、学科和专业名称中都有新闻学。在中国，新闻传播特别重要，但其他传播的理论、实践和社会影响已大大扩展，在学科设置中也需有所体现。日本学界把研究范围和重心发展到社会信息，也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新闻;传播;信息;学科;马克思主义

传播数字化、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已使新闻与传播学科体系明显落伍，学科设置中存在的不合理设置也给教学和研究带来了迷茫。需重新设置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形成新体系，适应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的新需要。

一、问题的提出

现已进入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时代，新闻学在中国又有特殊的重要性，近年来数字化传播又继续突飞猛进、影响大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与传播学科。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是2009年6月的，同年8月，新浪网推出微博服务，标志着社交媒介在我国也开始规模化兴起，新闻与传播业界和学界的格局由此大大改变，许多大学的有关院系把教学和研究重心也转向了数字化新媒介。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传播的发展，已把新闻传播与其它传播，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媒介都融合在了一起。图书馆、情报与文献领域也属于大传播范畴，现在也广泛采用数字化、新媒体传播。而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新闻学、传播学与信息情报、图书文献学等在一级学科就完全分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在二级学科也是完全分开的。且传播学只是二级学科，传播理论、传播伦理与法规、传媒经济与管理、数字化新媒介传播等只能归为三级学科，公共关系学还被挤到社会学去作为二级学科了［1］。此外，我们是按学科门类授予学位的，在我国现行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新闻与传播学没有独立的门类，只能被归在文学类，被授予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然而新闻的最基本特质和要求是真实，文学则基本是虚构的，要求富于联想和想象;新闻作品要浅显朴实，文学则要妙笔生花;新闻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文学则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的文化生命(研究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环境属于自然科学)，探讨人的文化生命存在和活动，如语言、诗歌、艺术等，形成语言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前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较多地采用形象思维，也较多地受感性的影响，而后者总结和指导的实践则较多地采用抽象思维，较多地受理性的控制。新闻传播(包括接收)是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的一部分，新闻学应富有人文情怀，因而新闻学当有很强的人文科学色彩，然而新闻传播不是主观思维的表达，而是客观信息的流通，虽然也要通过人，但要尽可能避免人为地偏离客观性。新闻学重点探索新闻传播的要求和方法、新闻活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新闻传播事业和传媒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关乎人的社会环境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较多地依赖于抽象思维。总之，需提升新闻与传播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学科级别，充实和调整学科内容与结构，同时解决其学科门类归属问题。2017年8月，笔者在同仁微信群中发起讨论本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引起众多反响，本文加上新的研究与思考，再次抛砖引玉。

二、基本构架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摘要】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文学科为考察对象，既发现了技术性、商业性引发的人文学科危机，即工业社会文化与农业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发现了人文学科的中国化问题，即人文学科危机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两重性。前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现代化，后者关注的是人文学科的中国化。中国学者提出的人文学科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断，为新闻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提出了两个维度：一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现代化；二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

【关键词】新文科；新闻传播学；维度

2018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文《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举办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新闻传播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科交叉发展传统，也有着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新文科基因，其研究领域又作为“社会的皮肤”充盈在社会外层，贯注于人们生活的空间，理应在新文科建设中站在前沿，有所探索。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如果能够以中国悠久的传统、伟大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应用为手段，沿着新文科指引的方向，一定能够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一、新文科文献溯源

新文科是世界各国应对人文学科危机采取的对策［1-2］。文献考察发现，自1917年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三次以人文学科危机为主旨的学术讨论。1．第一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初至中叶，主要议题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1917年，马克斯·韦伯开展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提出了“对学者这一职业更为专业化、商业化的理解”［3］，观察到商业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是掀起第一次人文学科危机话题讨论的起始。1930年，哲学家埃里克·沃尔克对过去十年来韦伯的讲座所引发的争论进行了反思，并将韦伯描述为“现代人文学科危机的典型”［3］。20世纪30年代，科学史家萨顿曾提出“新人文主义”，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主义。萨顿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是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4］。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中，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隔离且难以跨越的鸿沟，两种文化的对峙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奇观［5］。斯诺对两种文化对立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剖析了两种文化对立的弊病。这一时期，研究者发现，在技术主导的工业社会中，商业化潮流冲击着人们的社会观念，人文学科受到了漠视。研究者还发现，在工业社会，成长于农业社会的人文学科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难以对当下问题进行把捉”，这在实质上是工业社会文明与农业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学者提出的应对人文学科危机的对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既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也是工业社会文化对农业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第二次讨论发生在1960—1990年，主要议题是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以及人文学科过度专业化，脱离大众土壤的现象。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融合1964年布鲁姆（J.H.Plumb）在其著作《人文学科的危机》中阐述了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1）过渡的专业化，使得人文学科研究领域趋于狭窄；（2）人文学科中晦涩难懂的词语，使人文学科脱离了大众的土壤，阻碍了其与社会的沟通；（3）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较为松散，不系统；（4）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过分空泛，指向不明确；（5）人文学科技术主导的时候不受重视［6］。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的危机探讨更为充分。1985年，英国的E.H.贡布里希发表了《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一文，分析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危机现状［7］。挪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也发表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提出“克服这种危机的前提是意识到人文学科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意识到人文学科有必要和研究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学科携起手来，一起克服表现为意义丧失、凝聚力削弱和认同危机的文化危机”［8］。3．第三次讨论发生在21世纪初叶，始自美国教育界“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后演变为世界性的“文理之争”。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人文学科建设要防止科学主义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连续了三份针对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在全美教育界引起“人文学科危机”的大讨论。哈佛大学的调研报告《描绘未来：哈佛学院的艺术与人文教育》指出，一些已经选择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在不断逃离。“人文学科失宠”“人文学科危机”已成了西方媒体报道最热门的话题之一［9］。同年，哈佛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新共和》撰文《科学不是敌人》，提出陷入危机的人文学科需要科学来拯救［10］。2015年，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高等教育记事》上发表《大学的缓慢死亡》一文，指责大学已经丧失其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地位，认为大学教育呈现商业化和人文学科逐利现象［11］。2014年，斯坦福大学维克多·汉森发表的论文《人文学科之死》指出，“没有人在乎人文教授会说什么”，反映了在当时人文学科面对社会评价及社会地位危机的情况［12］。

二、人文学科的现代化与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