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范文10篇

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社会制度及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并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将语言研究从语言学层面深入至文化和社会研究领域；对话理论又将话语研究深入至对其语言环境的探查，要求主体介入并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他人言语与“我”之言语之间的文本间联系，认为个体声音只有加入到业已存在的其他声音组成的复杂和声中才能为人所知，勾画出了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模式：文化是由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多重话语构成L2jl他；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娃将文本看作超语言工具，并针对文本交叉出现其他文本的现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认为文本是借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进行信息传递，强调言辞的先行存在于并存_3；索列尔斯则将其进一步深化，将任一文本都视为对前文本的“复读、强调、浓缩、转移、深化”。无独有偶，语言学界的另一理论一模因论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了语篇的相互联系与相互指涉，认为语言通过模仿被复制和传播，所成模因作为文化基本单位在语言的社会演化与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只有在文化视角下探查语言模因的表现，才能使我们深刻理解并恰当使用语言。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因此主张语言研究要“注重模因的传承，即注重文化、社会及历史的语言基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充实并推进着翻译理论的建设，而文学翻译语符化的过程，在兼具一般文学文本特质的同时，更具有跨文化一文学的独特性，而“诸言语行为彼此间无休止的嵌合”[2]3。成为文学翻译的难点。作为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指涉与联系，相互模仿与传承，强调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的动态传承，这为拆解文学语言中的这种“嵌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为翻译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拓宽了思路，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研究现况

其实，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将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结合用于翻译研究[6]5。，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其内部规律转向对其外部关系的整理。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路径，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觅姆等)／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1．5．30)发现：互文性理论研究共2317条，偏重文学作品分析评介的语内分析；与翻译研究结合共有29条，多是语源研究，较少涉及语际间互文解读；模因论研究检索到998条，多是对模因理论介绍及文学分析评介上，甚少用于翻译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显示为零。由此可见，徐盛桓先生的提议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实际上，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之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之中的视野与立场相对于文学翻译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其意义与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译作对原作文学性的表达I7]，是文学的二度创作，因此也需置于社会场域之中_8]】，是文学翻译的社会运作问题；另一方面，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看做在某个时间点创造的，说明文学及其翻译作品的时间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场域及其历时与共时，皆说明文学作品共存的互文性与模因性，两者结合并非只是回归历史现场，而是意在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翻译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可论证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理论基础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共相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模因理论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研究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与传播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试图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文化传承的规律进行诠释，其共相为两者结合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两者都是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互文性理论强调要通过创造过程来理解语言，以具体的社会区分标记来理解语言，反对将语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统一的内在界限，主张具体的社会语言学视野心』2，关注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产性、无限性，认为文本在互文视野中呈现意义开放性；作为互文链上的一个结点，其意义真值就隐含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在联系中保持隐喻流动、延续和渐进l_9J5。模因论则将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单位，以模仿进行横向与纵向传播，在宿主间传递过程中，虽始终保持其意义真值，形态却是不断变化，体现了思维的动态性，在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_5“，并与互文性理论一起，为文学翻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

本文作者：秦永峰李风林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一、人权概念:对其涵义的必要界定

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一般地说,人权著作中对人权下详尽的定义是罕见的,对人权概念提出简单释义或定义则相当多。一般认为所谓人权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享有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具有尊严性的人的权利”等多层含义。[1](p96)人权中的人,可以解释为“自然人”、“人民”、“市民”、“国民”、“公民”、“民族”、“集体”甚至法人,它回答的是主体问题;人权中之权,可以解释为“自然的权利”、“市民的权利”、“国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公民权”、“基本权”、“宪法权”、“普遍权”等,它回答的是人权在所有权利种类中的地位问题。近年来,我国先后加入了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两个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必须履行两个公约所促进的国家义务。“两个人权公约”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激烈的对抗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价值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试图通过不同意识形态的交融实现一体化的国际人权的新秩序。然而,“两个人权公约”主要是建构在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基础之上的,以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为出发点,它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规定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所谓普遍的人权,但它决不能弥合不同民族、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观念的冲突,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2](p6)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人权是一种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一切人的权利的观点是错误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文明传统及个人的社会属性的差异性,东西方不同国家的人权呈现出多样性,不能将西方人的权利视为全人类的权利。[3](p241)既然世界各国人权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是否存在普遍性和一致性呢?国内学者有人认为:人权的原意并不是法律权利,而是指某种价值观念或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4](p17)恩格斯也曾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人们是平等的”。[5](p142)可见,人权既存在着差异性,同时又存在着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体现人权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权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相容,否则国际人权法及人权国际化就不可能生成。[6]人权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它要通过人权的特殊性表现出来。人权的特殊性是指人权的实现不仅与国际社会的现状相联系,而且与各国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人权的普遍性应根据各国文化传统或特定社会经济条件来解释、实施并确定具体标准。人权的实现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人权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各个国家由于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同一个国家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同,在人权价值的排列以及人权实现的方式上势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个性。为了揭示人权的内容,有必要研究人权的存在形态。关于人权的存在形态,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人权存在三种形态:⑴应有权利;⑵法定权利;⑶实有权利。[7]另有学者认为人权存在四种形态:⑴应有权利;⑵法定权利;⑶习惯权利;⑷现实权利。[8]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习惯权利能否成为人权的存在形态之一。笔者认为,简单地把习惯权利当作人权,而不区分合理的习惯权利与不合理的习惯权利,显然是不妥的。事实上,合理的习惯权利已被法律所认可,因而可以归结为法定权利。所谓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相对应,指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一般认为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现为应有权利,它是人权的最高境界。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其往往表现为公民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实有权利是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其既与应有权利相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9](p207-211)一国的人权实际状况,其实就是上述三种形态间的比值关系。应有的人权如果全部上升为法定人权,而法定人权又全部变为实有人权,这三者相比最后比值为“1”的状况就是理想的人权现实;相反,如果三者间的比差悬殊,则说明该国人权状况不甚理想。判断一国人权的实际,不能以三种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为标准,如果把法定的人权当作实有人权,则人权保障就会仅停留在立法上,而这种认识和标准是无益于人权实践的。历史上,以LOCKE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和以Rawls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既看到了人权的应然形态,也看到了人权的实然形态。但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应然权利,是人作为人生而俱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绝对的,自明的和无条件的,无须其他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它也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剥夺的,非经法律程序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其侵犯。而人权的实然形态就是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因而实然形态的法律权利是以人权应然形态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以Ben-tham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看来,只有实然形态的法定人权才是真实的权利。而这种法律权利的基础,不是自然权利,也不是决定自然权利的理性的内在法则即自然法,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法定人权的基础。显然,自然法学由于强调人权的应然形态的自然权利及其无须其他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从而为人的尊严作了最好的辩护。而功利主义法学只承认人权的实然形态的法律权利,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法律权利的基础,从而为人的现实幸福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笔者认为,道义论的自然法学及目的论的功利主义法学,在回答人权的内涵问题上,各自有自己的贡献,不应全盘否定。无论是应然形态的人权还是实然形态的人权,它们的依据和基础都不能就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应从物质生活关系即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法律权利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权利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也决定着权利的产生和发展。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与定位,不仅应与国际上反映人权普遍性规律的内容接轨,同时又不能忽略人权内涵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在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前提下,既应以追求人权的应然状态为目标,同时应顾及人权在我国的实然状态。人权的存在形态揭示了人权的内容,对于人权的本质特征,人权具有天赋性、普遍性、个体性等特征。[10](p211-223)在本文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①人权究竟是一种个体的权利,还是一种集体的、甚至是国家的权利,即人权的主体问题。有学者认为,人权的主体只能是个人,若人权主体包括集体,则有将人权主体泛化的倾向。[11]另有学者认为,人权主体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外,还有人权主体的集体形态等情形。[12]笔者认为,人权作为个体权利,本身就是与集体权力(而非权利)相对应的,集体权力属国家权力的范畴,其实质是一种主权,人权与主权是一组相对应的范畴,主权虽来自于人权,但却不同于人权,它具有其特定的权力主体,这就是国家。集体人权的概念将人权内容的社会性等同于人权主体的集体性,殊不足取。所以,人权主要是指个人权利,尤其是在国内法,人权具有无可辩驳的个体性,人权主体不应泛化。

二、法治国刑法: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引入

刑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社会治理方法,因而随着犯罪现象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悠久的历史。[13](p1)我国有学者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划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称之为国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的基本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以保护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称之为民权主义的刑法。[14](p4-5)另有学者提出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的命题,[15](p1)之中的政治刑法与市民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相对应。民权主义刑法与市民刑法,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国的刑法,由此区别人治国或者专制国的刑法。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与封建专制的刑法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在价值取向上,法治国的刑法文化是以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为基础的,并且以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为使命。在专制国的刑法文化中,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为是一再受到强化的,因而刑法及其刑法文化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个人权利则被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上,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在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注意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刑法在更大程度上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公法。在国家面前,作为个体公民具有独立人格,它与国家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刑法以保障人权为归宿。在法治建构中的国家,绝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利维坦;而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实体,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因此,人权是法治国的内在精神,法治永远都是人权现实的不可或缺的特点。[16](p202)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法治国的刑法文化,就是要以人为本,具有人文关怀。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不仅是国家政治民主化、国家权力特别是刑罚权受制约的表现和要求,还有其牢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决策的经济,为数众多的个人、企业以及各种机构、组织,既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又是独立的决策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各自独立,相互平等,再也没有了计划体制下的等级关系和身份关系,有的只是契约和利益关系或者权利与义务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迷失在国家迷雾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将重新获得自我发现,被泯灭的权利意识亦因利益的不断刺激而被唤醒并逐步发育成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人权观念立足的基础。主体意识要求主体被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对待;权利意识要求国家权力不能扩张至主体不可侵犯的权利领域。这正是人权概念一开始就作为国家主权的对立概念而出现,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根基所在。[17]然而,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如何?有学者认为,从本性上讲,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不是一种超验的、独立的和纯粹的精神,而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世俗政治权威的“伦理精神”或“政治精神”[18]中国历来倡导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而否定个人主义,由此而导致了权利精神的淡漠。而权利本位的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我国的法律体系固然是以权利为本位而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文化“不仅深刻影响着公民的法律意识、行为、习惯和生活,而且控制和制约着公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道德评判。”[19](p37)因而,我国法治建设的层面上仍存在着轻弱无力的问题。具体到刑事领域,主导我国刑事法制观念的刑法价值仍然是长期盛行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法律工具主义。长期以来,受这种绝对工具主义法律价值观的束缚,在国人甚至相当数量的刑法学家和刑法实务家的观念中,刑法就是“刀把子”或专政机器,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因而“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就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主要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20](p315)在这种“刀把子”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刑法理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谈刑法的任务,不谈刑法的功能,只谈刑法服务于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价值,不谈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任意行使、保障刑法适用对象的人权保障机能,否认刑法作为社会正义象征的独立意义。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刑法理论才首肯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才成了大范围讨论的命题。法治国刑法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引入将带来中国刑法学美好的春天。②

三、人权刑法保障:对其范围必须厘定

【内容提要】

比较电影研究的领域应该比跨国电影研究的范围更广。电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还应该超越追踪金钱流动的规则，同时强调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的语境、文本、互文性和潜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较的框架中，本文列举中国电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发展的课题，例如观众研究、盗版现象、文学改编、电影及其他艺术（戏剧、摄影和影像）之间的跨媒体性等等。本文还强调跨学科性对我们理解包含于电影语言和技术中的跨文化视觉性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研究跨国研究跨学科性跨媒体性跨文化视觉性

一、电影研究的两种视野：比较与跨国

1995年，威尔曼（Willemen）作出一个有趣的评论：“尽管比较文学有许多历史缺陷，但必须承认，电影方面的比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电影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偏见，急需的比较电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代目前强加于大学生中的电影研究。”①

威尔曼对于比较文学的评论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北美比较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比较文学先前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承认，但比较文学却不得不在人文学科规模日益缩减的趋势中挣扎求存；相反，电影研究近来则在欣欣向荣的跨学科领域里得以繁荣发展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种族中心”为其理论基础的比较文学，在学界中渐渐退位于英语系，因为英语系经过数十年的重新调整，现在已自称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学科。这种反讽来源于比较文学也曾强调过自己具有的类似的跨民族立场，尽管其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欧美比较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学对“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贡献。“总体文学”需要跨民族国家界限的运作和多语言的技能，它所隐含的跨国族性体现在它揭示了一种文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诸多民族文学结合在一起，从文学主题、母题、类型、模式、风格和运动中分析出可以辨识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并通过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进一步建立文学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来，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逐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本来不过是个神话，而支持比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学理论已不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了③。

【内容提要】

比较电影研究的领域应该比跨国电影研究的范围更广。电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还应该超越追踪金钱流动的规则，同时强调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的语境、文本、互文性和潜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较的框架中，本文列举中国电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发展的课题，例如观众研究、盗版现象、文学改编、电影及其他艺术（戏剧、摄影和影像）之间的跨媒体性等等。本文还强调跨学科性对我们理解包含于电影语言和技术中的跨文化视觉性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研究跨国研究跨学科性跨媒体性跨文化视觉性

一、电影研究的两种视野：比较与跨国

1995年，威尔曼（Willemen）作出一个有趣的评论：“尽管比较文学有许多历史缺陷，但必须承认，电影方面的比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电影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偏见，急需的比较电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代目前强加于大学生中的电影研究。”①

威尔曼对于比较文学的评论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北美比较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比较文学先前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承认，但比较文学却不得不在人文学科规模日益缩减的趋势中挣扎求存；相反，电影研究近来则在欣欣向荣的跨学科领域里得以繁荣发展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种族中心”为其理论基础的比较文学，在学界中渐渐退位于英语系，因为英语系经过数十年的重新调整，现在已自称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学科。这种反讽来源于比较文学也曾强调过自己具有的类似的跨民族立场，尽管其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欧美比较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学对“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贡献。“总体文学”需要跨民族国家界限的运作和多语言的技能，它所隐含的跨国族性体现在它揭示了一种文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诸多民族文学结合在一起，从文学主题、母题、类型、模式、风格和运动中分析出可以辨识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并通过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进一步建立文学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来，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逐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本来不过是个神话，而支持比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学理论已不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了③。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真正创新的思想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以及热衷于缔造“数字神经系统”的比尔·盖茨等大胆地预测了关于公共行政改革和未来政府的构想。这些理性的思维和大胆的构想相结合，为公共行政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一、关于西方公共行政的理性思维

自科学管理之父弗里德里克·泰勒开创科学管理理论以来，西方公共行政一直注重吸取相关理论和社科成果的养分，相对重要的如公共选择问题、科斯定理、组织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公益物品使用方案等，很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

（一）公共选择问题的探讨

公共选择，简而言之是通过非市场的方式解决与社会成员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公共选择问题的本质是对各种公益物品的供给做出决策，一般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探讨公共选择的方式以前，首先就要涉及公共选择的理论参照系：福利经济学。由庇古、马歇尔等人发展起来的福利经济学最早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而现今广为应用的福利标准是“帕累托最优标准”或“帕累托原则”，即设存在A、B两种经济状况，若从B转变为A，使至少一人获益，而其他人都至少没有受什么损失，则A好于B，作由B到A的改进，能够导致社会福利的增进。作为检验、判断备选方案优劣与否最能普遍适用和所含价值判断最少的标准，帕累托原则被普遍接受，但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帕累托原则本身仍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它暗含着社会偏好秩序必须建立在个人偏好基础之上的规则，因此只要有一人蒙受损失，我们便不能说一项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并且，它似乎只能告诉人们“馅饼”增大（效率提高）是好事，而无法告诉人们如何分配和再分配一张既定大小的“馅饼”。因此，帕累托原则本身又是一个限制性很强而在福利经济学中普遍应用的判断标准，这就势必给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参照系的公共选择问题带来了隐含的相关弱势。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公共选择的方式和面临的问题。现实中常见的公共选择方式有：1．独裁或集权方式。因为程序简单而成本最低，但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2．“直接民主”方式。即对每项关系到公众利益的政府行为都通过公民投票决定，这在制度预设上保证了公民表达个人偏好的权力，但却又无法避免“合乎理性的无知”：因一个人的选票无足轻重而且收集信息消耗个人成本导致个人“理性”地保持“无知”状态、“选民冷淡”和“倒霉的少数”等问题。3．代议制方式。减少了“直接民主”方式的投票成本，但又可能出现议员或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私利在竞选中采取“最多选票原则”和当选后追求私利的问题。然而，不论公共选择采取何种方式，其决策的结果几乎都要由公共部门来执行。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在理性的个人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核心论点基础上，对公共选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如何妥善地处理私欲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如何应对阿罗提出的在每个人的偏好排序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排序”与民主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合理的道德准则互不相容的“不可能定理”？似乎公共选择问题和公共选择理论在提供给我们理性的全新视野的同时，也留给了我们尚待开发的无限空间。

【内容提要】

比较电影研究的领域应该比跨国电影研究的范围更广。电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还应该超越追踪金钱流动的规则，同时强调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的语境、文本、互文性和潜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较的框架中，本文列举中国电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发展的课题，例如观众研究、盗版现象、文学改编、电影及其他艺术（戏剧、摄影和影像）之间的跨媒体性等等。本文还强调跨学科性对我们理解包含于电影语言和技术中的跨文化视觉性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研究跨国研究跨学科性跨媒体性跨文化视觉性

一、电影研究的两种视野：比较与跨国

1995年，威尔曼（Willemen）作出一个有趣的评论：“尽管比较文学有许多历史缺陷，但必须承认，电影方面的比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电影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偏见，急需的比较电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代目前强加于大学生中的电影研究。”①

威尔曼对于比较文学的评论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北美比较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比较文学先前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承认，但比较文学却不得不在人文学科规模日益缩减的趋势中挣扎求存；相反，电影研究近来则在欣欣向荣的跨学科领域里得以繁荣发展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种族中心”为其理论基础的比较文学，在学界中渐渐退位于英语系，因为英语系经过数十年的重新调整，现在已自称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学科。这种反讽来源于比较文学也曾强调过自己具有的类似的跨民族立场，尽管其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欧美比较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学对“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贡献。“总体文学”需要跨民族国家界限的运作和多语言的技能，它所隐含的跨国族性体现在它揭示了一种文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诸多民族文学结合在一起，从文学主题、母题、类型、模式、风格和运动中分析出可以辨识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并通过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进一步建立文学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来，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逐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本来不过是个神话，而支持比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学理论已不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了③。

【内容提要】

比较电影研究的领域应该比跨国电影研究的范围更广。电影研究除了重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还应该超越追踪金钱流动的规则，同时强调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接受的语境、文本、互文性和潜在文本等方面。在比较的框架中，本文列举中国电影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和尚未充分发展的课题，例如观众研究、盗版现象、文学改编、电影及其他艺术（戏剧、摄影和影像）之间的跨媒体性等等。本文还强调跨学科性对我们理解包含于电影语言和技术中的跨文化视觉性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研究跨国研究跨学科性跨媒体性跨文化视觉性

一、电影研究的两种视野：比较与跨国

1995年，威尔曼（Willemen）作出一个有趣的评论：“尽管比较文学有许多历史缺陷，但必须承认，电影方面的比较研究尚未存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电影理论中的种族主义偏见，急需的比较电影研究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代目前强加于大学生中的电影研究。”①

威尔曼对于比较文学的评论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北美比较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比较文学先前在文学理论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承认，但比较文学却不得不在人文学科规模日益缩减的趋势中挣扎求存；相反，电影研究近来则在欣欣向荣的跨学科领域里得以繁荣发展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种族中心”为其理论基础的比较文学，在学界中渐渐退位于英语系，因为英语系经过数十年的重新调整，现在已自称是跨民族或至少是后殖民的学科。这种反讽来源于比较文学也曾强调过自己具有的类似的跨民族立场，尽管其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欧美比较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它研究各民族文学对“总体文学”（generalliterature）所作的“特殊”贡献。“总体文学”需要跨民族国家界限的运作和多语言的技能，它所隐含的跨国族性体现在它揭示了一种文学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诸多民族文学结合在一起，从文学主题、母题、类型、模式、风格和运动中分析出可以辨识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共性（如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并通过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进一步建立文学可比性的方法。回想起来，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逐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本来不过是个神话，而支持比较和跨民族研究的文学理论已不再仅仅属于比较文学领域了③。

语文课程是什么？怎样看语文课程？

首先，语文课程是一种文化

它负载文化，呈现文化，传递文化，反映人类文化的基本成果。因此，对语文课程的理解，有赖于对文化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教材质量的高低，实质上是教材编者文化底蕴厚薄的反映；教学水平的差别，实质上也是教师文化素质高低的表现。文化底蕴越深厚，对语文学科本质特点的认识也越准确、越深刻。准确地把握就是科学性，审美地把握就是艺术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新境界。

为此，要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连接，关注中华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可以说，真正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的，才是真正现代的；真正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前，一是找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活化传统文化，使之为现代服务；二是注意吸纳世界多元文化，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导引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沟通。

每个人都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都是特定文化遗产影响下的人，师生亦然。不能脱离“文化背景”孤立地看语文教学中师生的言语行为，也不能离开“文化”去孤立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每一次教学活动都是一次文化活动，一种文化现象。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下受到感化、美化、净化。应着力建构新型的语文课程文化、语文教学文化乃至于语文课堂文化，使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体现一定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要尊重人、相信人，张扬人的个性，发掘人的潜能。要使语文课程成为“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成为“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的课程。

还要关注尊重儿童文化，小学语文，首先姓“语”，因此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科学课或别的什么课。小学语文又姓“小”，是儿童的语文教育，因此必须了解儿童、研究儿童，懂得儿童文化的特点。儿童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儿童常常在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之间自由地转换，甚至模糊了幻想和现实的界线。决不要武断地指责孩子们的“无知”，正是这些想人非非的幻想、标新立异的见解，造就了崭新的儿童文化，显露了儿童的天性，是智慧的花蕾，是创新的萌芽。

“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体。“三个代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关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学说，辩证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哲学视角透析其内涵，其中不乏深邃的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思想。

一、“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科学体系。同志指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三个代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处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光辉。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的统一。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的，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规律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规律，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自觉创造活动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统一的唯物史观基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物质文明属于社会存在范畴，精神文明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因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也是统一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基础。唯物史观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先进文化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着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的人民观。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是一个紧密相连，辩证统一的整体。而贯穿其中的是“总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人民观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民是历史主体。所谓人民是历史主体是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不仅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具体体现在：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否承认人民是历史主体是检验一个政党进步与否的试验石。其次，人民是价值主体。所谓人民是价值主体是指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可以说，是否承认人民是价值主体是检验一个政党的宗旨真假人民性的试金石。

【内容摘要】网络传播的兴起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广播电视”概念和“广播电视史”研究范畴因网络媒体的加盟而“扩容”；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关键词】广播电视史；扩容；受众主体；大历史观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不仅兼有广播电视的诸多功能，例如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声画同步等，还具有交互性强、自由度大、海量存储及全球传播等独特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网络在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广播)电视传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其既有的传播理念与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在竞争中既相互融合又渗透发展，已成为电子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网络的崛起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把以广播电视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史学置于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一系列新的视野亟待开启。

一、网络媒体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领域“扩容”

在网络传播出现前，“广播电视”的概念被界定为“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传播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出声音和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编制的声音或音像节目转换成电子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等方式公开传播，人们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等接收装置收听、收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