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范文10篇

一．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周君的大文批评"向后看""向回转"的"念旧"情绪，强调"古代"与"现代"、"进步、变革，还是退守、守成"的二元对立。王君的提问也十分吓人："阻遏着、拖拽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究竟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我们作一个基本的判定和选择。他的意见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不要推广减肥。昌切的文章也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问题，而不要把西方人从现代向后现代转进的问题缠夹过来，企望毕其功于一役。我很能理解这一苦心，同样认为民主与法制秩序的建构及启蒙价值－－民主、自由、正义、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等在中国的生根是第一位的。但世界处在两种不同方向重叠的运动中，每个国家都要在不平衡发展加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发展的平衡与重心。东西方都有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话语空间的确显得格外复杂。我们在这一背景下，不能不清醒地认识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其实，人权离不开责任与义务，法律不能代替礼乐教化的功能，个性自由与群体价值观需要互补互动。总之，在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上都不应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因为我们毕竟有西方与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参照。这就包括吸取本民族的政治、道德等文化资源，需要平等地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与对话，吸纳他们的深刻睿智，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问题。照我的想法，有的文化人"非今"，只是在人生哲学层面上批评当下的功利、浮躁，决不是要阻碍今天社会各方面的繁荣进步，"从古"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而是在意境追求上体味某种理想的真善美合一之境。人们有不同的现实关怀，当下关怀，也有不同的长远关怀、终极关怀，文化有不同的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艺术、哲学等等，为什么只能在一个层面一个维度上选择其一呢？即使在一维之中，为什么害怕保持某种张力呢？科学与民主尚不足以作为尺度（特别是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西方古已有之的道德、艺术、哲学、宗教。因为层面不同，深浅有别。我看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肯定古今之别不等于中西之异，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在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批评现代化的思想和人物总是和现代化并行不悖的，如此才能保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借取一点古代的宝藏，天塌不下来。"孝""忠"在韩国、日本的现代化中成为助，道、佛及民间宗教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中起过作用，尽管其间的过程和变化十分复杂，但至少启发我们不要把现代文化设计得那么单一，它是多层多样多维多态的，且决不会脱离民族性！

二．何来"新保守主义"倾向？继80年代文化大讨论之后，90年代人们进一步正确对待过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儒释道精英文化，深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关系，高扬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并对西方理性和启蒙价值的单面性提出批评，对国内日趋严峻的物化的人生观的泛滥和道德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作出疏导，取得了多样的积极成果。海内外或两岸三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与方法的互动，亦属正常现象。至于有个别人把话说过了头，我看也不必大惊小怪，以为真会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或文化选择。我看没有那么严重。究竟有没有"国学热"和"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倾向：新保守主义"，我想有一个起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认字和断句。今天，象我们这些忝系列高校文史哲教席的"教授""博导"们尚不得不借助工具书才能勉强读懂《尚书》、《诗经》，大学生们尚分不清《四书》与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奇书"，还有所谓著名青年诗人不知《老子》、《庄子》为何物，到德国去大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说我们"保守"了祖国文化的什么？怎么敢侈谈"国学"还嫌"热"了？！不要说什么经史子集，高校文科教师能顺顺当当地把最简易的"四书"读下来且解释清楚的能有几人？我看现在倒真是要"保""守"一下民族文化的瑰宝，需要适当对知识界和国民"启"自家文化遗产之"蒙"，"补"仁爱忠恕孝悌信义之"课"，"扫"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想之"盲"。

三．驳所谓"文化恋母情结"。邓君说从五四到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他批评回归传统的文人，视之为"传统本身的惰性"，并"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与周君用极不雅训的"精神阳萎"相似，邓君亦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象是些孩子"，有"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的，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现代化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的。我只知道西方人无比尊重、珍惜自己的文化母体，决无任何的轻蔑、贱视、毁辱、鄙夷。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觉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足见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此母体之乳汁滋养着现代心灵，不可断，不能断！文化的发展当然包括对轴心文明（如礼乐文明、六经诸子及其资源）的高层次回归、复兴，即重新发现其尚未开掘的意义与价值，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化和阐扬！我相信邓君所说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前提，是对传统的深度价值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据浮面理解，联想当下

社会人生之负面去作挖苦或揶揄，则不能视为自我批判。邓君在他才气横溢的大著《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中说，孔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伪善者以我之欲强加于人，"以仁慈、宽厚、体贴的面目，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的****性和任意性。父母和父母官对儿女和子民们滥施淫威，均可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为你们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到死都相信这是为了自己能''''立''''和''''达''''。"（第150页）我看邓君对儒家这一命题及其它命题的批判就具有"****性和任意性"。邓君还说庄子的超越只停留在"物"的层次，亦不知所云。这在理解上不相应，"隔"了一大层，是邓君的毛病。他又说《废都》中的乱交和顾城的杀妻与自杀，并不是中国人现在变坏了，"而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伦理价值体系已显示出了自身致命的缺陷"（第122页）；还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西方碰得粉碎，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用手比划一个生殖器的动作，此即根源于中国文化不过只是"传种接代"的文化（他连"传宗"都不用，而用"传种"）。"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它就没有能力用真正人性的东西去溶化人心中非人性的、善性的东西，而只是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东西。"（同上）这种批判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中国文化真没有这种能力而只能维护、掩盖、包容兽性吗？作者理解传统精神遗产中大量的深邃的真正人性的东西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么？邓君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只有亲情，而无感情"，只有"通过生物种族繁衍的谱系表查阅到的那种家族感情，除此而外就只剩下''''感于物而动''''的（同样是动物性的）喜怒哀乐之情"（第101页）。"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第120页）"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第121页）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只具有动物性。如果所谓"新批判主义"是指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类，那我看就没有什么新意。执斧伐柯，其则不远。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那它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反过来说，如果在西方和泛西方化的大潮裹挟之下，没有对自家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甚至连起码的同情的理解都没有，那么这种"新批判"与"旧批判"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四．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有人批判传统，却不肯细读传统的原典，也不下功夫理解传统社会与文化种种面相及其所以然，只依恁一二种现行教材或海外三流作家的书。有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可是连此名相的确定内涵也弄不清楚，将它混同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有人批判现当代新儒家，可是连一本批判对象的原著也没有读过，而且也不顾"新儒家"（指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家"的区别。批判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先读书，再批评。四先生当然不在此例。不过王君在大文中把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师弟（林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的弟子）与钱穆、杜维明等都列为"守传统主义者"；又把与当代新儒家颇有分歧的余英时、金耀基列入其中，且把他们的老师钱穆放在尾巴殿后，足见王君对他所列一大串域外学人的师友渊源、思想分野、变化及定位，都不甚了了，真是"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借王氏语）。

我看谁也没有蠢到昌君所说的"自作多情""回到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去"的地步。因为借取传统资源是为了拓新，而且传统本身是流动的。《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先生所说和鄙人的陋见都可以并存。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需要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陶养。重新拥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多维的视域诠释和转化文化传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病症及现代人安身立命或终极托付的危机，是全球和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古今、先后的名词，我看不妨让一些人做"释古助今""守先待后"的工作。"守"也很重要，有所"守"才能有所"为"，有所"创"，没有"守"就没有"为"，没有"创"。没有根源性，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对四先生的"新批判"，鄙人斗胆来一点"新保守"，又何妨？

一．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周君的大文批评"向后看""向回转"的"念旧"情绪，强调"古代"与"现代"、"进步、变革，还是退守、守成"的二元对立。王君的提问也十分吓人："阻遏着、拖拽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究竟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我们作一个基本的判定和选择。他的意见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不要推广减肥。昌切的文章也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问题，而不要把西方人从现代向后现代转进的问题缠夹过来，企望毕其功于一役。我很能理解这一苦心，同样认为民主与法制秩序的建构及启蒙价值－－民主、自由、正义、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等在中国的生根是第一位的。但世界处在两种不同方向重叠的运动中，每个国家都要在不平衡发展加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发展的平衡与重心。东西方都有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话语空间的确显得格外复杂。我们在这一背景下，不能不清醒地认识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其实，人权离不开责任与义务，法律不能代替礼乐教化的功能，个性自由与群体价值观需要互补互动。总之，在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上都不应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因为我们毕竟有西方与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参照。这就包括吸取本民族的政治、道德等文化资源，需要平等地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与对话，吸纳他们的深刻睿智，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问题。照我的想法，有的文化人"非今"，只是在人生哲学层面上批评当下的功利、浮躁，决不是要阻碍今天社会各方面的繁荣进步，"从古"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而是在意境追求上体味某种理想的真善美合一之境。人们有不同的现实关怀，当下关怀，也有不同的长远关怀、终极关怀，文化有不同的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艺术、哲学等等，为什么只能在一个层面一个维度上选择其一呢？即使在一维之中，为什么害怕保持某种张力呢？科学与民主尚不足以作为尺度（特别是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西方古已有之的道德、艺术、哲学、宗教。因为层面不同，深浅有别。我看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肯定古今之别不等于中西之异，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在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批评现代化的思想和人物总是和现代化并行不悖的，如此才能保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借取一点古代的宝藏，天塌不下来。"孝""忠"在韩国、日本的现代化中成为助，道、佛及民间宗教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中起过作用，尽管其间的过程和变化十分复杂，但至少启发我们不要把现代文化设计得那么单一，它是多层多样多维多态的，且决不会脱离民族性！

二．何来"新保守主义"倾向？继80年代文化大讨论之后，90年代人们进一步正确对待过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儒释道精英文化，深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关系，高扬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并对西方理性和启蒙价值的单面性提出批评，对国内日趋严峻的物化的人生观的泛滥和道德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作出疏导，取得了多样的积极成果。海内外或两岸三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与方法的互动，亦属正常现象。至于有个别人把话说过了头，我看也不必大惊小怪，以为真会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或文化选择。我看没有那么严重。究竟有没有"国学热"和"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倾向：新保守主义"，我想有一个起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认字和断句。今天，象我们这些忝系列高校文史哲教席的"教授""博导"们尚不得不借助工具书才能勉强读懂《尚书》、《诗经》，大学生们尚分不清《四书》与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奇书"，还有所谓著名青年诗人不知《老子》、《庄子》为何物，到德国去大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说我们"保守"了祖国文化的什么？怎么敢侈谈"国学"还嫌"热"了？！不要说什么经史子集，高校文科教师能顺顺当当地把最简易的"四书"读下来且解释清楚的能有几人？我看现在倒真是要"保""守"一下民族文化的瑰宝，需要适当对知识界和国民"启"自家文化遗产之"蒙"，"补"仁爱忠恕孝悌信义之"课"，"扫"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想之"盲"。

三．驳所谓"文化恋母情结"。邓君说从五四到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他批评回归传统的文人，视之为"传统本身的惰性"，并"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与周君用极不雅训的"精神阳萎"相似，邓君亦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象是些孩子"，有"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的，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现代化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的。我只知道西方人无比尊重、珍惜自己的文化母体，决无任何的轻蔑、贱视、毁辱、鄙夷。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觉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足见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此母体之乳汁滋养着现代心灵，不可断，不能断！文化的发展当然包括对轴心文明（如礼乐文明、六经诸子及其资源）的高层次回归、复兴，即重新发现其尚未开掘的意义与价值，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化和阐扬！我相信邓君所说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前提，是对传统的深度价值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据浮面理解，联想当下

社会人生之负面去作挖苦或揶揄，则不能视为自我批判。邓君在他才气横溢的大著《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中说，孔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伪善者以我之欲强加于人，"以仁慈、宽厚、体贴的面目，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的****性和任意性。父母和父母官对儿女和子民们滥施淫威，均可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为你们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到死都相信这是为了自己能''''立''''和''''达''''。"（第150页）我看邓君对儒家这一命题及其它命题的批判就具有"****性和任意性"。邓君还说庄子的超越只停留在"物"的层次，亦不知所云。这在理解上不相应，"隔"了一大层，是邓君的毛病。他又说《废都》中的乱交和顾城的杀妻与自杀，并不是中国人现在变坏了，"而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伦理价值体系已显示出了自身致命的缺陷"（第122页）；还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西方碰得粉碎，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用手比划一个生殖器的动作，此即根源于中国文化不过只是"传种接代"的文化（他连"传宗"都不用，而用"传种"）。"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它就没有能力用真正人性的东西去溶化人心中非人性的、善性的东西，而只是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东西。"（同上）这种批判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中国文化真没有这种能力而只能维护、掩盖、包容兽性吗？作者理解传统精神遗产中大量的深邃的真正人性的东西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么？邓君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只有亲情，而无感情"，只有"通过生物种族繁衍的谱系表查阅到的那种家族感情，除此而外就只剩下''''感于物而动''''的（同样是动物性的）喜怒哀乐之情"（第101页）。"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第120页）"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第121页）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只具有动物性。如果所谓"新批判主义"是指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类，那我看就没有什么新意。执斧伐柯，其则不远。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那它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反过来说，如果在西方和泛西方化的大潮裹挟之下，没有对自家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甚至连起码的同情的理解都没有，那么这种"新批判"与"旧批判"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四．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有人批判传统，却不肯细读传统的原典，也不下功夫理解传统社会与文化种种面相及其所以然，只依恁一二种现行教材或海外三流作家的书。有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可是连此名相的确定内涵也弄不清楚，将它混同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有人批判现当代新儒家，可是连一本批判对象的原著也没有读过，而且也不顾"新儒家"（指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家"的区别。批判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先读书，再批评。四先生当然不在此例。不过王君在大文中把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师弟（林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的弟子）与钱穆、杜维明等都列为"守传统主义者"；又把与当代新儒家颇有分歧的余英时、金耀基列入其中，且把他们的老师钱穆放在尾巴殿后，足见王君对他所列一大串域外学人的师友渊源、思想分野、变化及定位，都不甚了了，真是"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借王氏语）。

我看谁也没有蠢到昌君所说的"自作多情""回到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去"的地步。因为借取传统资源是为了拓新，而且传统本身是流动的。《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先生所说和鄙人的陋见都可以并存。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需要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陶养。重新拥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多维的视域诠释和转化文化传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病症及现代人安身立命或终极托付的危机，是全球和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古今、先后的名词，我看不妨让一些人做"释古助今""守先待后"的工作。"守"也很重要，有所"守"才能有所"为"，有所"创"，没有"守"就没有"为"，没有"创"。没有根源性，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对四先生的"新批判"，鄙人斗胆来一点"新保守"，又何妨？

网络凭借传播过程的多媒体性、信息传输全球化、交互性、媒介资源多样性以及媒介功能融合等优势特点，真正突破了以往传统概念，生成了以信息为基准的跨文本、跨国界、跨语言以及跨文化的新空间，对社会当中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切实转变了以往传播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以往传播理论很难充分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所以以往传播学研究模式与手段应进行全面调整，唯有如此才可顺应新传播形势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所谓传播学的研究模式与方法主要是指思辨批判主义以及实证经验主义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经验主义是传播学领域主流研究手段，更是互联网传播的主要研究手段依据，并且互联网实务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新媒介研究领域的核心所在。在新媒介环境下，对于互联网媒介深层次的批判性研究，亦逐渐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方向。

一、新媒介下的传播环境新特点

（一）媒介环境具有明显时空一体化特征。多样性的移动终端设备于网络时代下体现出传统媒介缺少的明显优势，在传统网络环境中，社交网络受众所应用的媒介普遍局限在笔记本电脑或者台式电脑等工具上，而这些工具于移动性方面有着明显缺点，致使社交网络受众在选择应用的空间与时间层面受到较大限制，受众只能在固定的联网环境下的电脑前才可应用社交网络，受众被局限在固定的地理空间当中，在实施信息传播活动当中和外界实际环境缺少互动，此种传播环境于某种意义上而言缺乏开放性，唯有在与外部环境维持足够交互的条件下，才可称作开放性系统。而新媒介的诞生，彻底弥补了以往网络环境下受众社交网络应用的弊端，终端设备与移动互联网充分融合，把空间和时间有机整合，为受众创设时空一体化的新媒介环境，受众能够不受时空桎梏应用网络和亲朋好友交流互动，而同时在此环境下，受众对于时空观念的界定和感知亦产生明显改变，原有网络环境下，因互联网应用环境制约，受众于社交网络当中对于时间流动的感知相对明显，而对于空间维度的感知则相对不足，但是在新媒介环境下，空间与时间正在受众的认知里不再缺席，受众在虚拟空间中可感知到时间不断流逝，同时放眼现实世界亦可感知到现实空间和环境的存在。现阶段，时空趋于一体化的媒介环境，为社交网络受众带来全新的生存、互动环境感知，而该环境亦伴随受众和外部互动性加强的过程当中逐渐趋于开放化，信息内容也更为多元化。（二）媒介环境有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现如今，媒介环境有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换言之，媒介环境逐渐趋于重视受众体验的方向发展。在网络时代下，受众体验逐渐从机器为核心转变成以人为中心，伴随新媒介形态的普及运用，以及新媒介对于社会现实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真正证实了媒介人性化演变理论，该理论强调媒介最终会趋于人性化方向发展，媒介信息处理模式亦会如人一般自然，且优于传统各种媒介。当前，传播媒介已然为“人”而让道，受众作为交互的主体地位逐渐回归，人机一体的新媒介环境中，受众需求由传统媒介实现向受众自我实现方向转变，受众体验获得有效改善，而手机媒介切实代表了新媒介工具的人性化演变。

二、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研究方法

（一）经验主义研究的转变。以经验主义为基准的传播学研究是新媒介环境下的主要手段之一，其是以自然科学为依托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解释，而经验主义研究中相对明显的特点便是将媒介视作工具，将其视作没有任何意识倾向和价值的客观存在事物。原有的大众转播体现出：专业化媒介机构采取前沿的产业化手段与传播技术，将社会大众视作研究对象而实施的大规模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活动。此种大众传播所具备的特征在于，信息内容普遍通过单向化与线性化方式进行传输。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媒体往往会按照延时的、有限的和不精准的受众反馈内容，传输者对于大众需求的预估，以及信息传输政策的具体要求进行信息传播，此种信息传播模式易被认定是符合大部分受众现实需求的。为形象而抽象地掌握信息传输过程与实质，传播学研究领域衍生出诸多传播形式，包括韦弗模式、5W线性模式、循环模式、互动过程模式以及系统模式等。诚然，这些模式均有效归纳与总结了以往媒介传播活动，然而这些模式不足之处在于其普遍将信息传播者与受众群体分离开来而展开分析，并且普遍以线性模式为主要研究思路，与新媒介的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互联网传播的诞生及发展，有效延伸了信息传输的深度及广度，真正突破了传统社会大众多样性信息传输的局限。互联网所传输的信息具有海量性特征，且传播过程有着较强的交互性，同时互联网传播的信息也显著体现出了多元化、小众化以及个性化态势，从而能够落实针对性的信息传播。现阶段部分传播学专业学者亦对于互联网传播过程展开深入探索。以加拿大传播学领域专业学者们的研究观点而言，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电子媒介的诞生，均会对当前社会结构、人类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形成深刻影响。以这一维度而言，互联网这一个性化与交互性的媒介出现，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课题。若以往传播理论与方法无法顺应新形势，则失去其应有意义。所以传统线性传播模式应进行一定调整，从传统以同步与异步传播为基准的分类研究，逐步转变成以交互性研究形式为依托的新方法。（二）批判主义研究的转变。尊重与保护人的自由和尊严，深入探索恢复人的根本价值的途径及方法，是法兰克福学派传播学，批判主义学者的主要研究特征。实际上，此种研究特征亦是传播学领域批判主义研究的既定传统与习惯。现如今，互联网媒介为恢复人类主体价值、尊严以及自由供给了全新的机遇，亦为新媒介环境下传播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全新切入点。一般而言，任何媒介均具体化存在于实际社会制度环境当中，通常存在诸多性格爱好、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以及价值倾向差异的个体应用。所以，媒介作为一种人的延伸，时常存在超出机器性质的东西，即存在一定倾向性，无法始终保持客观公正与中立。基于批判视角而言，媒介并非独立且客观于个体存在而存在的实物，而是实质上囊括文化价值、意识以及意识形态的世界，个体于该世界当中生存，甚至由该世界铸造个体的生活。换言之，媒介属于充满意识倾向与价值判断，且与人类密切相连的世界。而对于如何认知该世界，批判学者表示不应过度追求于无望的中立、客观，应积极加入个体价值判断，这亦是传媒批判主义的基本内涵。如此一来，对于媒介属性及个体价值判断的差异性认知，便成为批判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差别。当前，对于媒介的批判性研究，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传媒学研究热点内容。网络媒介作为全新工具，是经验主义领域研究带来的深刻启示。社会大众在应用这一具备较强个性化与交互性特点的新媒介过程中，所生成的诸多非意识形态与权力层面的反向影响，例如审美道德降低、信息冗余以及不良信息泛滥等问题，由此可见，因媒介与技术所有关系的差异，网络传播淡化了主导意识形态及阶级权利批判的迫切性，然而且又着重加强对于这一个人主义意识与行为、无中心化以及虚拟化批判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因此，批判性并非有所降低，而是产生了全新的批判任务及对象，此种变化推动传媒学领域研究者不断探索与确定更为准确、科学的新媒介传媒学研究模式及手段。综上所述，网络这一新媒介有着较大魅力与威力，其飞速发展的趋势导致原有大众传媒逐渐失去优势，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亦面临巨大挑战。在此环境下，我们仍应深刻认知到不管网络技术手段如何变革发展，其始终是被人掌握的信息技术，始终隶属传播工具范畴。所以，传播学研究过程只要以自身为着眼点，改造与变革以往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便可用于引导当下网络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俄罗斯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动荡、政党更迭、经济萧条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而俄罗斯文学这一反映人们生活和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在转型期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结构特点。转型期俄罗斯文学在保持和继承传统思维方式的同时，冲破陈旧教条的束缚，呈现出现实主义文学、批判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反思文学多元化的发展特点。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彰显着各自独特的文学特点，另一方面互相渗透、彼此砥砺，著就了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多元化的历史。

一、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由于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此时部分俄罗斯文学作家如拉斯普京、邦达列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开始关注普通家庭的命运，于是“小人物”逐步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舞台，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俄罗斯文学中被称为“传统”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转型期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大都以反映道德生活为主，关注普通家庭的生活，文学作家从多角度、多题材对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百姓生活、人物进行描写、刻画，并抒发不同的观点，充分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忧虑色彩。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宣传大多来自普通、平凡的大众家庭，通过描写社会底层人们的艰难生活，来表现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具有非常强的震慑力。转型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型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如拉斯普京、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罗波娃、托卡列娃、托尔斯泰娅等。这些优秀的作家通过大量的观察、思考，以普通百姓的生活环境为题材，围绕家庭、爱情、婚姻、生计等角度刻画和描写人物，抒发作家情感，这些取材于现实的文章深得广大读者的喜欢。典型代表作品有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下葬》，作者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视角对小说主人公巴舒达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进行了深刻描摹，体现了作者对社会残酷现实的不满，对国家前途和人们生活的忧虑。此外，还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幸福的晚年》、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罗波娃的《廖尼亚的梦》、加尼切夫的《包裹》、托尔斯泰娅的《爱与不爱》和托卡列娃的《幸福的结局》等，这些作品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文学有很深远的影响。小说中或是通过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抒发对爱情、幸福生活的渴望与向往，或是通过描写主人公家庭矛盾展现人们内心价值观的转变，或是通过主人公婚姻爱情的困难抉择揭示命运的凄惨和生活哲理……此类作品都是从大众琐事中抒发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向往和情感需求，从这些生活片段和只言片语中可以揭露出时代变迁对底层百姓生活的巨大影响。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以其贴近生活和贴近百姓以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在转型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批判主义文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俄罗斯文学曾一度呈现“回归”潮，社会主义文学在社会变革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禁锢的批判主义文学又重返文学舞台，典型作品有布宁的《罪恶的日子》、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布尔加科夫的《狗心》、纳博科夫的《暗箱》、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从此以后，批判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又占据了重要位置。转型期俄罗斯文学中的批判主义文学主要是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通过极具讽刺和夸张手法展现人性的扭曲与荒谬，作品大都以自然主义倾向揭示人们痛苦的生活现状。该类文学认为苏维埃政府的制度、变革、历史等都是不合时宜的、不被人们所认可的，认为这一切是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痛苦的根源。在转型期俄罗斯文学的批评主义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作品有佩列文的《奥蒙•拉》（1991），马尔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利普金的《一个房客的札记》（1992），叶夫图申科的《不要在死期前死去》（1993），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害的》（1994），以及艾特马托夫的《会见察达依》（1994）和《卡珊德拉印记》（1995）。如上世纪80年代在苏联文学家中号称才华出众的新生代作家———维•佩列文，20世纪90年代曾因其发表的《奥蒙•拉》、《昆虫的生活》、《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等作品名声大振。《奥蒙•拉》描写了主人公奥蒙•拉为梦想一直努力、奋斗，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骗局的悲剧。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描写，从侧面抨击了苏联残酷的社会体制对人性梦想和追求的践踏与扼杀。维•佩列文的另一部代表作《昆虫的生活》，采用了更为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在那一时期以昆虫状态生活的人们，批判了苏联解体后人们残酷现实生活的时代背景。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

科学哲学历经了差不多一百年之久的兴衰演替，人们仍然未能达成一个关于它的一致性规范定义。甚至连曾担任过《科学哲学》期刊主编近十年之久的C．W．丘奇曼先生都认为科学哲学的定义模糊不清，连他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该期刊除了力图反思科学的意义以及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外，还研究了些什么。［1］在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通过分析科学哲学的语义和类型，尝试为它提出一个工作定义，探讨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

一、“科学哲学”的语义分析

一般来说，在英语中，有两个名词与“科学哲学”对应，一个是scientificphilosophy，指包括孔德（AugusteComte）、马赫（ErnstMach）、石里克（MorizSchlick）、卡尔纳普（RudolfCarnap）和赖欣巴哈（HansReinchinbach）等人在内的实证主义者心目中的“科学性哲学”；另一个是philosophyofscience，指当今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者“科学哲学”）。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两者都指涉哲学，但其中的含义具有天壤之别。前者界定的是哲学的性质，是一种狭义的哲学思潮，其目的是要用经验实证科学的范式来改造哲学，使哲学成为经验自然科学的一个附庸。至于后者，顾名思义，它所界定的乃是哲学的领域，是指对科学所进行的哲学反思，因而它是广义的哲学活动，又是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众所周知，出于“拒斥形而上学”的动机，实证主义者偏爱前者，为哲学贴上“科学的”标签，对科学哲学作出了狭义的解释。这种思潮的出现，根源于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与19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对立。人们认识到，即使是对思辨形而上学作了大幅改造的康德先验哲学，也无法为新兴的自然科学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康德哲学中的核心原理———先天综合原理以及范畴———被现代科学证明为荒谬的，几何学、时间、空间、因果性等都可以被还原为经验的。因此，他们将超出经验自然科学范围之外的一切问题斥之为伪问题（pseudoques－tion）。基于这种哲学观和科学观，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成果及其问题所作的说明，是对科学的一种“逻辑重建”。在这种重建中所形成的科学哲学思想，被人们称为“标准科学哲学”。而“关于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也常被译为“科学哲学”），既是一种“哲学活动”，也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它以科学为反思的对象，试图对科学的可能性前提、科学的界线、科学中的概念和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以及科学的不同学科所提出的问题等等，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诸层面提供合适的解答。在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看来，科学哲学“本身也成为一门多边的和严密的独立学科”，它“把逻辑批判和改造的分析工具连同哲学概括的综合努力一道应用于科学史和当代的科学思想”，分析和阐释“科学思想的概念和模式以及它们的本质内容”，“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2］瓦托夫斯基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当今大多数科学哲学家的支持。美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Nagel）认为，科学哲学就是研究科学的逻辑，其中有三个领域需要研究：“科学解释的本质、科学概念的逻辑结构以及对各门科学中知识主张的评价”。［3］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先行者、英国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E．Toulmin）直截了当地说，当代科学哲学与伦理学、逻辑学、知识论等哲学分支一样，是一门探索和分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诸要素的独立性学科。

约翰•洛西则独辟蹊径，对科学哲学作了一种颇具类型学意味的总结。在他看来，关于科学哲学，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观点：

（1）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哲学是关于主要科学理论之世界观的表述；

（2）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活动的预设和前提；

摘要：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的教育学科，也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没有理论基础的传播学是不成立的。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人们对于教育的多方面越来越重视。传播学的教学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单纯地进行教育，而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渐渐融入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传播学是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学科，若是没有一定的基础，是很难进行教育的，传播学的教育意义也会被削弱。目前，传播学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正在逐渐向学生灌输这种批判性思维。

关键词：传播学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意义

批判性思维是在20世纪被明确定义，并渐渐开始流行于各个国家的教育中。自从引进之后，我国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具有批判性的教育进行了很多的探索。现在，批判性教学已经成了很多课题的重要形式。

一、传播学教学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现状

第一，现在的传播教学比较重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但是对于批判性的研究并不是很重视模式。在现在的传播教学中，主要的教育模式还是传统的教育模式，重于形式主义。虽然批判主义渐渐地被引入传播教学，但是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加之现在的传播教育比较重于形式，但是相应的研究少之又少，所以学生并没有充分地掌握实际的传播技巧，不能很好地将传播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第二，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重视。由于长期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学生对于学习方面的技巧掌握比较呆板，思维不够创新与灵活。教师长时期地根据教材进行教授，进行教材式的知识传输，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并不是很重视。不光是在传播教育中，在很多的教育中，教师都只是对教材的知识进行机械传输，根本不会想到创新，学生在接受知识方面也比较缺乏批判或是怀疑的态度，很多的批判性思维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被掩盖。第三，传播教学中对批判性的教学不够重视。我们所学的传播性的学科实际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科学、法律等。从学科上区分，也有传播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涉及各个领域，并且还在向更多领域拓展中。现在的传播学已经不仅仅是大众心理的新闻传播了。传播学对于批判性的教育并不是很重视，但是，传播学的学习本身就是有批判性的，正因传播学涉及了很多领域，社会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才非常重要。现在的社会强烈呼吁学生们进行批判性的学习，呼吁创新教育的形式。进行批判性的教育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发展的能源。现在的传播学教学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有一定的严谨性、深刻性以及批判性。

二、改善传播教学批判性教育的策略

摘要：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缺少了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以及实施，为了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状态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新目标初中英语教材阅读部分的分析为基础，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来阐述怎样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英语阅读教学；批判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方式起源于美国，它希望能够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事物作出精准的判断。而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学生分析语篇和解决语篇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因此，批判性思维与英语阅读是既有联系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本文将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在教材中的具体应用，可实施性及意义四方面探讨批判性思维能力。

1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批判性思维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判断。恩尼斯说：批判性思维是指聚焦于相信什么并且做出决策的合理性反思性思维。后期他又将技能之外的态度，情感等情意面在内的性向也纳入概念之内。后来，人们将批判性思维总结为五个要素：证据、观点、联系或因果、推测和相关性，人们说通过这五个步骤来建立批判性思维模式的。

2批判性思维的具体应用

摘要：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缺少了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以及实施，为了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状态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新目标初中英语教材阅读部分的分析为基础，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方法来阐述怎样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英语阅读教学；批判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方式起源于美国，它希望能够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事物作出精准的判断。而在英语阅读教学中，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学生分析语篇和解决语篇问题的能力和技巧，因此，批判性思维与英语阅读是既有联系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本文将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在教材中的具体应用，可实施性及意义四方面探讨批判性思维能力。

1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批判性思维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判断。恩尼斯说：批判性思维是指聚焦于相信什么并且做出决策的合理性反思性思维。后期他又将技能之外的态度，情感等情意面在内的性向也纳入概念之内。后来，人们将批判性思维总结为五个要素：证据、观点、联系或因果、推测和相关性，人们说通过这五个步骤来建立批判性思维模式的。

2批判性思维的具体应用

一、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摘要：本文旨在以经验学派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所著的《人民的选择》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为例，分析传播学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以此对两大学派进行一次管中窥豹式的观照。

关键词：经验研究；批判研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以下简称《人》）第二版序言中毫不隐讳地谈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指导社会运转有效性的前提下的动机，同时，也言简意赅地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发现人们为什么及怎样决定投票？”如何科学地掌握并通过人的主观活动施以最大化的影响，是《人》的研究目的。

一、传播学领域的“问题与主义”——研究的目的差异

从《人》诞生的历史背景中，不难寻找到这种实用主义研究目的的蛛丝马迹。由《人》所诞生出的“有限传播论”恰恰是对“魔弹论”的有力反驳。1940、1944两次总统选举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选战开始到结束的5～10月间，强化（潜在）53%，激活14%，再次倒戈3%，部分倒戈6%，倒戈8%，无作用16%。这恰恰证明了“无论如何，倒戈是在选战中出现频率最低的影响效果。”故选战宣传对于民众的选择影响是有限度的。这不仅推翻了“魔弹论”，也标志着人们开始掌握自身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应对措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以下简称《单》）导言中对批判学派研究目的的阐述：“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马尔库塞在书中大篇幅的表达了对当代文化工业的批判意义。由此考察《单》的诞生背景，在二战过去以后20多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不断进步，迅速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人们却在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中，逐渐感受到自身沦为“工具”。而在沉沦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潮不断吸引着年轻一代。爆发于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巴黎的五月风暴等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旧的制度与道统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历史背景恰恰需要西方的哲人们站在某种超越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也需要动用资本主义在启蒙时代对抗旧封建主义的武器：“批判精神”，引导人们寻找到通向新世界的某种理论可能性。综上所述，从研究目的开始，传播学领域的两大流派——经验研究和批判研究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前者诞生的年代，人类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一个未知的，感性可知却无理论可依的领域。面对这个领域，人们或是害怕，或是充满着膜拜。经验主义的研究目的，恰恰是要为人们提供一种“祛魅”的途径。而后者诞生的年代，人类已经感受到了自身的信仰缺失和制度问题，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否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批判主义的研究目的，则是要为这种新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到某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存在价值。

二、“实证主义”与“本质直观”——研究方法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