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种范文10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第三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称品种权）。

第四条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五条生产、销售和推广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以下称授权品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种子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审定。

摘要：轮选149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赵县实验基地合作,以烟农19为母本、7939为父本配制杂交组合，后代经系谱法选择育成的高产广适小麦新品种。2017-2018年度、2018-2019年度国家北部冬麦区水地组区域试验，平均产量分别为7154kg/hm2和8546kg/hm2，比对照品种中麦175分别增产4.0%和3.8%；2019-2020年度生产试验，平均产量为8232kg/hm2，比中麦175增产7.6%。2021年通过国审。本文作者介绍了该品种的育种背景、选育过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及栽培技术。

关键词：小麦新品种；轮选149；选育；栽培技术

北部冬麦区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北部冬麦区小麦品种经历了5次大的品种更新换代，第1次品种更新换代的代表性品种是20世纪50年代育成的农大183和农大36；第2次品种更新换代的代表性品种是20世纪60年代育成的北京10号、农大139和东方红3号；第3次品种更新换代的代表性品种是20世纪80年代育成的丰抗2号和丰抗8号；第4次品种更新换代的代表性品种是20世纪90年代育成的京411和京冬8号；第5次品种更新换代的代表性品种是本世纪育成的轮选987和中麦175，其中，中麦175仍然是目前北部冬麦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1-2]。随着品种更新换代，品种产量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前小麦品种产量年遗传进展为64.63kg/hm2或1.20%[1]。品种主要性状演变趋势为抽穗期提前，株高明显降低，生物学产量保持基本稳定，单位面积穗数减少，穗粒数有所增加，千粒重、收获指数大幅度提高[1]。近年来，随着北部冬麦区冬季气温有所升高，黄淮冬麦区北片小麦品种种植区域有向北部冬麦区扩展的趋势[3]，例如，黄淮冬麦区北片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品种济麦22和烟农19分别通过了天津市和北京市的品种审定。来自黄淮麦区的品种在北部冬麦区普遍表现矮秆大穗，产量高，抗倒伏性强，深受广大农户青睐。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来自黄淮冬麦区的品种在出现冬季严寒时，遭受严重冻害的潜在风险很大。因此，在北部冬麦区小麦育种中利用黄淮冬麦区品种资源时一定要注意提高品种的抗寒性。轮选149的育种思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形成的。

1亲本来源与选育过程

1.1母本烟农19

母本烟农19是烟台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小麦品种，先后通过山东省、江苏省、山西省和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和河南省引种备案，是一个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高产稳产广适品种[4]，而且含有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1，17+18，5+10，属于中强筋品种，缺点是抗倒伏性差、成熟较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第三条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称品种权）。

第四条完成关系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并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新品种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第五条生产、销售和推广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以下称授权品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种子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审定。

渭北旱原春玉米区，普遍种植高杆稀植大穗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过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下，发挥了重要的增产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土壤肥力、生产投入、田间管理及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耐密品种经过试种显示出较大的增产潜力。为了筛选出适宜我县种植的优质高产高抗的杂交玉米新品种，改善玉米品种结构，我们在过去试验的基础上，于2011年对引进的7个耐密玉米新品种和六个稀植大穗玉米品种进行了本次试验，以当地主栽玉米品种中金368作对照。在同一管理条件下，用每个品种最佳密度进行比较试验。

1材料与方法

1．1参试品种

新引进共13个杂交玉米新品种参加试验，其中高密度品种（4000株／667m2）5个：榆单9号，豫丰3358，农华101，先玉335，大丰256。中密度品种（3500株／667m2）2个：永99－5，强盛101。低密度品种（3000株／667m2）6个：东裕33，盛单216，万瑞8号，忻黄单156，东单60，蠡玉11。以中金368（属于低密度即3000株／667m2）作对照。

1．2试验方法

1．2．1试验设计

3月17日，证监会网站《关于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铅期货合约的批复》。继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铅期货交易、并批准上市铅期货合约之后，上期所已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定于2011年3月24日挂牌交易铅期货合约，挂盘合约月份为2011年9月份至2012年3月份。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铅期货的推出，投资者多了一个新的金属期货投资品种。

铅期货标准合约的设计

在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铅期货后，3月17日，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了铅期货标准合约及相关配套文件，明确铅期货将于3月24日正式挂牌交易。作为2011年商品期货市场首个将上市的新品种，铅期货有什么特点，投资者要注意哪些事项?

据了解，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铅期货标准合约，铅期货合约最小交易单位为每手25吨，大大高于此前已在上期所挂牌交易的有色金属期货铜、铝、锌三品种每手5吨的最小交易单位，成为新上市商品中首个尝试“大合约”的交易品种。

上期所在上市事项通知中也表示，铅期货合约上市交易保证金收取比例暂定为合约价值的11％，涨跌停板幅度暂定为6％，其中挂牌当日涨跌停板幅度为暂定涨跌停板幅度的2倍，显示出保证金水平也普遍高于上期所其余品种。目前，上期所铜、铝、燃料油等品种的基础保证金比例均为10％，最高的天然橡胶期货则为13％。另外，铅期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暂定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一，交割手续费为2元／吨。

市场人士认为，从金属铅期货合约的设计情况来看，跟前期的三个有色金属品种存在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合约数量增大，每手为25吨。这可以看出国内控制期货市场过度炒作的信心，完全贯彻了国内稳健发展期货市场政策。但事物都存在双面性，合约数量的增加，肯定要影响市场的流动性，特别是在品种上市初期。从当前金属铅的价格计算，每吨在17000元左右，25吨为一手，保证金比例为11％，每手持仓保证金应该超过6万元，这可能要限制一些中小投资者的进入，市场流动性相应要受到一些影响。

县位于市西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16个乡镇，131个行政村，现有人口20万人，区域总面积2206.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7亩，以粮食生产为主，常年粮食播种面积约11.3万亩。2011年水稻平均亩产量396公斤，农民人均年纯入3515元，实现农业总产值8.7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28.6%。为积极探索和筛选出适应我县生态、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的主导品种，充分发挥水稻主导品种的增产增效作用，引导广大农民正确选购应用优良品种，按照省2011年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了现代农业水稻新品种展示工作，现将项目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展示地点为中稻水稻种植面积大和增产潜力大的镇村，展示点距县城25公里，海拨高度193米，交通便利，地势平坦，土肥肥沃，排灌方便，旱涝保收，科学种田水平较高。展示总面积105亩，其中省种子管理局指定品种7个，市种子管理局指定品种7个，县级自定品种6个及对照品种1个。参加展示品种20个，展示方法为小区对比(0.1亩/品种)和大区展示(3亩左右/品种)。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促进新品种展示工作顺利实施。县、局成立了现代农业新品种展示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李贱贵为组长，农粮局局长为副组长，农粮局种子站、农技站、植保站、土肥站、镇等单位为成员，负责各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查。技术小组由农粮局分管领导为组长，县种子站、农技站、植保站、土肥站、镇农技站等主要技术骨干为成员，负责制定展示计划和实施方案，指导水稻新品种展示工作。

2、制定实施方案，强化技术指导。县农粮局和财政局联合制订了《2012年县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水稻新品种展示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项目实施工作责任人和责任专家，建立了1个大区核心展示区和4个小区对比试验点，举办了二期新品种展示技术培训班，印发新品种栽培技术资料1000多份发到农户手中。在水稻新品种各生长不同生育时期，技术指导小组成员分别到展示点进行田间技术指导，开展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等技术指导工作。在新品种展示区做到了统一播种时间、统一施肥标准、统一病虫害防治，达到综合反映各品种的真实示范水平。

1林业新品种植物保护制度发展变革趋势

1.1新林业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变革国际领域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制度公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主体由发达国家组织倡导创建了保护联盟UPOV，较大层面反映相关国家的综合诉求及利益标准，我国在90年代初期加入该组织。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UPOV组织模式为适应国际化需求，逐步对公约实施了3次修订，令其文本内容实现了优化更新升级，同时对新植物品种的综合保护水平实现了稳步提升，令保护范围持续扩大。伴随相关贸易知识产权TRIPS协议的签署，令保护新品种植物相关制度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普及，较多工业国家均对UPOV相关模式给予了充分支持，并令其成为发达国家全面推举的一类非专利性立法模式，进一步加速了其更新变革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TRIPS协议具有一定的制裁性，较多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履行UPOV模式，在推进其普及应用的同时，也体现出与发达国家间的争议与矛盾性，令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权利、保护遗产资源、分享利益等被不良忽视。因此为探索更为有利的模式标准，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制度将继续实现变革发展。伴随生物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同样会对国际层面新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形成较大冲击，该技术的广泛应用，令育种手段与程序实现了科学改变，令基因在更大范畴种属内实现转移成为可能，伴随基因品种植物的持续增多，令育种人员更加需要对新品种的相关知识产权进行全面保护。

1.2国际保护新植物品种的未来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相关解决结果将对未来保护新品种植物制度的发展变革趋势方向产生直接影响，令保护制度逐步由专项性向专利法方向转变，专门法的单一局限性保护将日益凸显，在商业层面体现品种全价值的基础上，将逐步重视林业农民权利的相关问题、并令国内保护植物品种的相关法律制度增大了逐步向着国际保护法律体制发展延伸的可能性。另外，对传统知识的科学保护以及遗产资源问题将逐步得到国际政府、组织以及各国的较大关注。

2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实践状况与相关运行机制

2.1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立法状况目前，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的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令育种者相关权利得到了一定保障。同时我国保护林业植物属种的相关名录进一步扩大，自实施保护条例以来，先后了4批94个保护属种名录，包含木本花卉与林木品种等，且范畴上升到170余个，体现我国在保护扩充新植物品种层面的努力与贡献。在品种权的报批申请层面，其总体数量与日俱增，对调动育种者的选育新品种、保护积极性层面创造一定贡献。另外，我国基本建立相关行政管理体系，由林业局与农业部依据各自职权范畴进行保护品种名录的申请审查与受理。其中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对蔬菜、棉、粮食、果树、油与除观赏植物外的新品种相关申请受理工作，而林业局则主要负责果树、林木与木本花卉等新品种植物的申请工作。

2.2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对林业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呈现出整体行业保护知识产权综合意识不全面、运用转化机制有失灵活性、总体质量数量水平有限，保障支撑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执法管理层面，体现出对林业新植物品种维权管理途径的不畅通与困难性，对于品种的保护及审定缺乏科学的协作统一性，测试应用栽培价值有所欠缺。基于林木资源具有一定的田间公示性显著特征，因而令逐步呈现的搭便车现状问题增加了掌控新品种的实际难度。而在研究林业新植物品种的成效、成果方面也具有一定难度，对于新品种权的有效激励则呈现出一定的不足性，欠缺科学合理的对新植物品种的估价系统，令其资源流动体现一定的不畅通性。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业领域知识产权创造与应用”。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对于农作物等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且是不可或缺的。《民法总则》第123条将植物新品种权列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种子法》对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作出较为明确规定，这些都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法治保障。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双轨制”①模式，此模式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特色［1］，当然也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行政执法作用毋庸置疑的同时，以罚代赔、以查假冒伪劣种子代替品种权执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虽然仍存在诸多的不足，但是其存在还是相当必要的。本文拟在论证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存在的不足并就改进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必要性

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是指县级以上农林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运用行政执法手段对植物新品种实施有效地保护。［2］强化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既是农林部门履行《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的法定职责，也是由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在特点和权利人的合理诉求所决定的，其必要性具体表现在:(一)强化行政执法是弥补司法资源不足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自改革开放初期开始逐步建立的，当时根本不具备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条件。时至今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力量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薄弱，包括植物新品种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强，司法人员并不具备植物新品种基础知识和研发经验，加之，当前我国法院系统还尚未全面引入欧美和日韩等国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倘若植物新品种纠纷直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既给司法机关裁决的权威和公信力带来严峻的挑战，又无法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当然也将无法很好地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植物新品种纠纷由具备专业知识的行政执法机关处理更为适宜，行政执法部门的决定不服时才可以向法院起诉，诉讼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合法取得的证据、技术鉴定等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3］。这一思想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7章“罚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第39条第2、3款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对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②”这些规定都为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进行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二)强化行政执法是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在特点决定的。第一，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不仅仅涉及到法律问题，还涉及到遗传育种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通过技术鉴定等手段才能作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造成的损失大小，进而作出适当数额的赔偿决定。［4］从事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者一般都具有必要的农林学知识背景，能够及时破除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的技术障碍、明确植物新品种权的边界和侵权行为的认定，真正实现案件的公正处理。第二，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能够及时处理案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尽管有些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可以通过司法审判来进行处理，案件处理中的技术性问题可以聘请专家做必要的技术鉴定等途径解决。但是，案件的处理消耗大量的时间，有些事实证据的调取仍需要通过行政执法机关的介入方可获得。因此，植物新品种权案件较普通民事案件更为复杂，审理时间还更长，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在时间效率上显然无法得到应有保障。第三，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更有利于维护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当前植物新品种权民事案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种子公司与种业管理部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一旦出现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植物新品种权人与侵权人之间除非不得已的情况，很少对簿公堂，双方更愿意通过行政机关的调解解决纠纷，保持由来已久的合作关系。(三)强化行政执法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更具优势。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司法审判力量已达到较为完善的水平，但是行政保护仍具有司法保护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执法具有主动性。众所周知，司法保护具有被动性，在程序上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因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启动。然而，很多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在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权利人因无法收集证据而无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而行政机关却可以根据权利人申请或依其职权主动进行保护。第二，行政保护具有全面性。司法保护以事后保护为核心，在权利人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才可以根据权利申请或依其职权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然而，行政保护则不同，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实现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保护，这对于当前知识产权意识普遍不高的社会现实就更显得尤为必要。第三，行政执法具有便捷性。通过司法手段来加强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程序较为严格，诉讼期间较长，司法成本较高，且司法效率相对较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现象较为普遍，司法机关无法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些侵权纠纷。但是，行政执法程序相对简便，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权利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四)强化行政执法符合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国际趋势。第一，符合国际条约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TRIPS协议》指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各缔约国应采用行政与司法(含民事、行政、民事)双重手段给予其救济。我国是此协议的缔约国，理应将行政执法作为与司法并重的一种救济方式来实现对植物新品种权人利益的保护。第二，与他国立法保持一致。近年来，世界各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都在不断发展，且均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例如，美国早在2008年国会通过的《优化知识产权资源与组织法》就明确规定，从国家层面设置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其负责人由美国总统委任的执法代表。201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贸易促进与贸易执法法》要求设立全国知识产权协调中心，增强美国边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对植物新品种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行政调处。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规定国家设立特许厅执法局，日本《海关法》规定日本企业遇到植物新品种侵权，可以向海关提出禁止进口的诉求。同时，日本《关税定率法》《种苗法》也对植物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一九年第四期101新品种行政执法作出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强化行政执法已成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手段，为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困境

有如上述，我们对行政执法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意义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行政执法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方面势必呈现不断加强之趋势亦是理所当然。唯有如此，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其创造的积极性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地激发。然而，现今我国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力，对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带来诸多的不确定，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国家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初衷。在破解诸多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困境之前，我们应当对其遭遇的困境有所认知，以为解困提供前提和基础。(一)法律文本规定不尽完善。法律文本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执法效果和质量，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相关立法也不例外。我国依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公约1978年文本于1997年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2015年修订通过的《种子法》已将《条例》的实质性内容列入其中，然而，几经修改仍做出实质性调整，保护水平有待提高，落后于他国植物新品种权立法，与建立现代农业、发展现代种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具体来说:第一，植物新品种极易造成侵权的环节存在立法空白。目前我国立法对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仅限于植物新品种的生产和销售环节，而对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只字未提，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侵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行政执法机关囿于立法上的空白而无法对这些环节的侵权行为予以有效打击［5］。因此，某些环节的立法空白给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带来了法律上的障碍。第二，植物新品种权的客体仅限于品种的繁殖材料，而在特定条件下品种繁殖材料的衍生品并不是植物新品种权的客体，但是，由品种繁殖材料衍生出的衍生物也是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对象之一，必须与植物新品种本身一样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因此，植物新品种权客体范围的狭隘给由品种繁殖材料衍生出的衍生物遭到侵权时维权带来了诸多不便，不得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三，不少侵权者借助农民代繁品种繁殖材料的手段来实现侵权之目的，而目前我国立法还尚未对农民自繁自用作出明确的界定，植物新品种权人无法对上述实质上的侵权行为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农民自繁自用植物新品种及其衍生品一般不视为侵权行为，侵权者正是借此之机，利用农民代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谋取不法利益，而逃脱法律的制裁。第四，尚缺惩罚性赔偿机制。总理曾指出“着力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也是如此，惩罚性赔偿是打击侵权行为最为有效的手段，必须将其纳入到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当中。然而，我国当前立法中尚缺此条规定，这势必导致侵权者违法成本低而屡次以身试法。(二)执法机制的构建亟待完善。第一，执法机构的职责不清。我国《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权的主体规定为县级以上农林主管部门，然而，县级以上农林主管部门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并没有一个明确地规定。与此同时，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主体仍由农业农村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简称“农林主管部门”)来共同行使，这势必造成交叉执法或者推诿扯皮的现象。第二，执法人员的能力不足。基层农林执法部门多数没有开展过相关工作，植物新品种权执法能力略显不足。尤其是有些地方的农林执法人员尚未实现专业化执法，而呈现兼职化，职责不够明晰，尤其是农业综合执法与种子管理职能交叉重叠，权责难以厘清。在执法过程中，市、县级农林主管部门执法人员多数尚未接受过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方面的专业培训。第三，执法设备和技术保障不够完善。由于条件限制导致基层执法机构缺乏必要的调查取证仪器设备，难以检测植物新品种的真实性，这些都无法满足行政执法的基本条件，执法设备和技术保障都有待进一步改进［6］。第四，执法权限下放不够到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农林主管部门享有没收违法所得、封存或扣押侵权新品种繁殖材料等行政强制措施权，但是，其并没有对这些强制措施的执行权利，仍需要请求其他部门配合方能将行政强制措施执行到位。执法权限下放不够到位，无疑极大地影响到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效果和威慑力。(三)行政执法的难度日益加大。第一，行政执法要求高度的专业化。通过上述论证可知，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专业性很强、执法程序繁琐、法律要求高。他人以假冒授权植物新品种为手段实施侵权，其侵权行为的认定需要通过专业的人员、采用专业的技术、借助专业的仪器辅助检测方可得出［7］。第二，侵权物的鉴定标准无法统一。植物新品种的样品不统一、不标准，这直接导致假冒授权植物新品种认定难度较大，由于标准上的缺失，检测结果的判别无法形成统一的衡量尺度。第三，尚未实现标准样品检测数据共享。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源共享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然而在植物新品种标准样品检测数据没有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各级执法机构各行其是，检测数据未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造成了大量人财物不必要的耗费，进而提高了行政执法成本和难度。［8］第四，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个别和部门地方基于财政创收、执法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不闻不问，即便过问也仅以行政处罚草草收场，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侵权行为也得不到有效地遏制，恶意侵权屡禁不止。

三、改进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的对策

一、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自《条例》实施的四年多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了5批包括41个种或属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组织研制了42种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部分分中心如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已初步建成，已经对水稻、玉米和大白菜等300个品种进行了DUS测试。

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受理品种权申请达到962件(如表1所示)。经审查批准，到2003年7月24日，已授予植物品种权391件，大部分为大田作物品种。

表1植物品种权申请情况表

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合计

品种权申请数量115112227290218962

作者：贾玉杰胡秀菊韩秀云摘要:本文对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作物，新品种，科技创新。

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我国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开始为保障农业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一、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我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农作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作物新品种共受理品种权申请量逐年上升，表明育种者和育种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正在增强。

从申请植物种类来看，大田作物的申请数量占到了90%以上，这表明我国农作物品种权的品种构成不尽合理，分布不均匀从申请单位的性质来看，基本以科研单位和国内企业为主，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著，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