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范文10篇

人民推翻政府并不是推翻国家，因为国家是人民自己和他们生存的土地。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条注释)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从理论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从而架起了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发生嬗变，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正文】

六十年前，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经过十多年的丰富发展，初步形成体系。根据这个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多，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收场，是什么原因促使等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十多年的设想，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目前，学术界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作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一定有深刻的内因外因。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它一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密切的联系。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主要由提炼、归纳和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它开创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然而，由于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存在着一些不严密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笼统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这是它被放弃的关键因素。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开始形成时就已明确了的。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属何种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的十多年间一直没能很好地明确，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直没能得到合理定位。大多数时间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但又有所摇摆。

【正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既有助于全面理解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

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呢？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首先，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

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页。）此外，还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0～1061,1060,1060页。）

一、理论思维结构的整体性

什么是整体性思维呢?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要求从不同方面对整体问题给予深入的思考并赋予高于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在构建革命理论时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克服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走实践经验与辩证逻辑相统一之路，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为中国社会定性

正确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创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理论的前提。然而，国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地理、人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哪一个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呢?哪一个是制定理论最基本的依据呢?对此有着明确的看法：“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正是凭借“一进门就抓住事情的实质，这一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牢牢地抓住了国情中的本质属性，从剖析社会性质人手，科学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矛盾、革命任务，为进一步分析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作了理论准备。

(二)为中国革命定性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中国社会的性质谈起，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思维逻辑结构上则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又接着指出：“这种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从而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内容摘要：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本文分析了这一思想从提出到嬗变复杂的历史命运，阐述了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认为该思想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要：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在受阶级斗争对比论历史观的影响，根据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所做出的一项政治策略。当这个策略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时，自然也就该终结了。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根本原因

学术界对于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有过激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有的学者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自身缺陷，有的学者则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上找答案，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纷杂的各种联系中，必然有一种联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那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那把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搞清楚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动机。换句话来说，要分析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支配下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字层面来看，这一理论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创造性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态度进行梳理时，发现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在阶级力量对比论历史观下，为适应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后，这一理论自然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民意》、《前卫》、《血路》等到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反共的小册子纷纷抛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器尘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内容提要］认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是阶级合作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各民主阶级的共同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们的不同利益则是第二位的。他们应当为了这种共同利益而实行阶级合作。他们的不同利益应当服从于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的不同要求和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应当和可以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在这种调节之下，他们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项建设任务。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调节阶级关系，实行阶级合作，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则是第二位的。在这种阶级关系中，即使是劳资两大阶级的关系，也应当是通过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劳资合作”的新型阶级关系，以使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的这一重要思想，至今仍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阶级合作劳资合作劳资两利

1．阶级斗争思想，是人们所熟知的。但的阶级合作思想，却至今仍然未能获得充分的研究和重视。的根本思想，无疑是要以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对于阶级合作在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所主张的阶级合作，既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也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认为，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不仅有其阶级利益上的差异、矛盾、以至对立，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还会有其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阶级合作的现实基础。所主张的阶级合作，基本上有三种类型，这就是民族革命中的阶级合作，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合作和国家建设中的阶级合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合作的思想所主张的，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合作。的这一思想既是其关于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部学说赖以建立的首要基础，也是这一社会政治学说的首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中所提出的最大胆、最新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其关于“劳资合作”的思想。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在我们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今天，也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理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

2．在这一理论中，首先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因而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仍然存在着旧的封建买办阶级势力的残余，这是行将归于灭亡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存在着4个民主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4个阶级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都是进步的、要求民主的，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在这4个阶级当中，工人阶级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自由资产阶级也将拥有一定的领导权。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

进一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既是如此，那么，这些民主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应当是怎样的、进而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的回答，也是相当明确的；而其核心之点，就在于：第一，调节阶级矛盾；第二，实行阶级合作。这两点，就是在其主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期间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重大贡献。

3．应当指出：的这一重要思想，最早是在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中开始萌发的。我们考察他在1935一1938年间的有关著述，即可看出，正是在这个理论和政策中，当时已经提出：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从理论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从而架起了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发生嬗变，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适应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变迁的形势，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世界历史”转折与中国民族命运的双重理论回响。因此，在“思想概论”的教学中，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逻辑互动中去阐明这一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使学生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去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一战”前后“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迁及对中国的影响

引发近代中国革命有两个主要因素，内部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外部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近代之初，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虽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但因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发展极为微弱，致使社会生产力落后、政治腐败、制度衰朽、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都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统治下去，人民也不愿意在民不聊生的处境中生活下去。一场危及封建制度存亡的社会大革命已经势不可免。当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场新的内部社会危机正在潜伏暗蕴之际，人类历史的进程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已经开始了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纪元。所谓“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88页）由于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同上，第86页）；资产阶级凭借资本的力量，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展和殖民侵略“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得“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也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上，第276、291页）。于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殖民”的方式侵入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下，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续绝的严重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瓦解了，中国迅速变为一种半封建的社会。而且，在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财政借贷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最终臣服，并与其勾结而成为其在华利益的政治代表。于是，在民族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近代革命也就具有了双重内涵。它既需要实现民族史维度上反封建的民主解放，也同时需要实现“世界历史”维度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正如所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选集》第2卷，第2版，第632页）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同上，第637页）。正因如此，中国近代的民族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变迁，就成了考察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进程的两个最基本维度。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两个维度上的革命问题不断互动影响的过程。正是由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革命和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革命在五四前后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并在互动中形成“叠加”性的影响，才推动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就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此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共同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转折性的历史影响。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灾难性的结果，一方面把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弊端推演到了极端，出现了世界性的战争灾难、罪恶与大屠杀，彻底击碎了资本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平、繁荣”的神话。另一方面，它使源起于现代之初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诘难、批判和鞑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现实性地展开。一战后的历史表明，不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寻求改良和修正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模式的新趋势。

其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一战的背景也远超出了俄国的民族史层面而直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这个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俄国社会本身，还在于一战的影响。它直接就是在一战的废墟上，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革命而实现的。因此，这个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仅仅是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更有通过俄国资本主义“特殊”所表征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性，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另一方面，这个革命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它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出的实践之果。因而，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它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革命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