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范文10篇

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文艺复兴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领军人物，无论在文学创作、思想领域以及政治活动方面，都毫无争议的代表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群。尤其在文学创作领域，《失乐园》是与《荷马史诗》《神曲》并称的西方世界的三大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一次在文学创作领域把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撒旦（lucifer）作为主人公来塑造，一方面，颠覆了文学创作中通常描绘正面形象的传统风格；另一方面，旗帜鲜明的融入了自身的社会理想、反抗思想以及展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用这样的人物形象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共鸣，不能不说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枝奇葩。撒旦的形象来源于圣经，但是让撒旦从地狱中直冲云霄反抗上帝、反抗不公的人世并且能够屹立于人世之间为全人类所瞩目的，确是弥尔顿。撒旦反抗上帝、反抗人世的不公，正是弥尔顿生平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撒旦便是弥尔顿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最渴望并且一直努力朝向发展的理想人物。撒旦不再是罪恶的源头，撒旦即是米尔顿的化身。

一、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弥尔顿“撒旦”形象的创作思想来源与基础

新历史主义批评即文化诗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英美的一种注重考辨文本历史因素的批评理论流派。强调文化、历史、和其他相关因素决定了文本的意义。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历史的文本化，文本的历史化。即文本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必须联系文本产生的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弥尔顿对“撒旦”形象创作的思想基础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弥尔顿多舛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坚定的自由意志的思想观点，而这种自由观也正是弥尔顿在创造和构建撒旦这一人物形象时的基调与前提。

一般研究认为，弥尔顿的自由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宗教自由、家庭个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作者特有的对于人的意志自由的自我反思与探讨，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改变。在《失乐园》中，尤其体现在“撒旦”这一人物形象的自我变迁与推动上。撒旦的早期是天堂光芒万丈的“天使长”，有着人人得以仰视的地位，无疑是自由的，但是此时的自由还是有局限的，局限于其对自身的认识，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一种仅仅建立于“上帝”权威下的被人恩赐的自由，这一时期的撒旦正如同青年时期的弥尔顿，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建立在尚未深入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漩涡中去，仅仅只是旁观，感受到的仅仅只是文艺复兴和煦温暖的阵风；随着《失乐园》情节的继续发展，撒旦由于嫉恨神之子，嫉恨上帝的“不公”而铤而走险，站在台前为了自身的自由意志，反抗天堂诸神以及上帝，被打落天堂而其同伴也都全部永堕地狱深渊。可是即使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撒旦仍未放弃自己对自由意志的追寻和抗争。他发表演讲，安慰鼓励同伴，告诉他们只要努力仍可重返天堂，于是全力以赴重建魔宫。长诗写到此处，撒旦一直都是长诗所描绘的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撒旦及其同伴正是弥尔顿以及同米尔顿一样革除社会弊病的清教徒战士的缩影，所以说弥尔顿对撒旦的描述和塑造，也是对其自身反抗精神与反抗意志的重塑。以上所述《失乐园》史诗的前部分中，弥尔顿的自由主义思想暴露无遗，宗教抗争为的是争取宗教信仰的自由，投身革命反抗不公的社会压迫是为了追寻个人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靠他人施舍而来的“伪自由”，而是思想、言论、行动等等的真正的自由，鉴于弥尔顿的人生主要历程，这也是弥尔顿在撒旦这一人物塑造上前期形象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二、“撒旦”——宗教弥尔顿

弥尔顿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宗教改革的时代，主张废除国教，建立新教的清教主义者们成为了新教运动中的主要力量。清教运动在形式上是人民对道德、纲常败坏的罗马教廷统治下的天主教的反动，但实质上又是拯救和实现了濒临破产的基督教及其教义的另一种形式上的复兴，其基本教义主张人的“原罪论”和“命定论”；思想上，清教主张自律和内省，对于清教徒而言，提倡勤俭节约，强调信徒平等，强调信仰的纯洁。诗人从小受到家庭教师托马斯•杨的教导和影响，拒绝信仰天主教、拒绝做天主教忠顺的奴仆。这些经历都影响了弥尔顿的宗教观，从而促使其成为一名具有坚定信仰的清教主义战士。从他在剑桥大学求学开始，其前期的作品，例如《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无疑不体现了其作为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其作为一名清教徒的清教思想的融汇和摩擦。在英国革命爆发之际，弥尔顿毅然决然的站在极具革命精神的清教徒一边参加从教论战，发表支持清教徒革命者的小册子，如《谈谈涉及教会纪律的英国宗教改革》、《论教长政治的主教制》等小册子对清教徒的斗争呐喊鼓气，毫无疑问，弥尔顿是一名坚定地清教徒和清教徒式的革命者。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米尔顿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1911年开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发生在这一阶段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胜枚举。其中民国的金融改革就直接影响了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民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从废两改元到流通法币，再到实行金圆券，最后发行银元券的过程。本文将分别就上述重要举措探源民国金融改革的历史。

一、废两改元：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

纵观世界货币史，一般沿袭的是“贱金属—贵金属—纸钞”的发展规律。从民国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银元和银两是中国社会流通的主要货币，辅之以铜元和银角，此外还有由各地林立的银行发行的流通价值极低且贬值严重的纸币。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全中国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金融乱象丛生。仅作为主要货币的银两的制式就有超过100种，如碎银、银锭、银元宝等等。银元的制式也有将近20种，如俗称袁大头的袁洋银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为标志的孙洋银元，还有从日本、西班牙等国流入的银元。复杂散乱的货币制式，给民国时期的经济、商业等活动造成了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业往来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流通货币，但银两又是政府征税的本位货币。这就造成两种货币经常需要往复折算、交易与币制脱节的现象[1]141。针对上述金融问题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理论上阐释了统一货币、废两改元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为大规模铸造钱币、统一金融币制作准备。1933年3月，《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由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条例规定以“元”作为银本位币的名称，每元对应23.49公分银两，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银元可在一定期限内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过银两折算成“元”。民国政府财政部同时决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个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在上海实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之后，社会反响大多比较正面，它消除了过去两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作为开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它推动了中国币制的发展。改革前，政府财税的本位币是两，但社会生活事关经济的方方面面却基本用银元作为交易工具。银元与银两、现实需求与货币制度都相互脱节。银元与银两的往复折算一方面手续繁琐，另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黑市，吞噬着国家和百姓的资产。改革前，中国国内贸易多因货币品种繁杂、成色标准不一而内耗颇多，商贾们所涉商品的流通环节越多、流通距离越远，损失就越大。废两改元后上述列举的问题大多从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流通法币：民国金融改革的再一次进步

尽管银本币改革平抑了过去中国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但与国际金融体系横向对比，民国的银本位制并不符合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1933年，英国、日本、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4年，为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美国在全球高价收购白银，同时禁止本国白银出口。美国这种舍人救己、转嫁危机的措施致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全年白银出超总额达到2.59亿元，同比增长1750%。为阻止白银外流的凶猛势头，1934年底加收白银出口税十个百分点。但被美国推高的国际银价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事白银走私业务。根据民国财政部估算，1935年白银走私规模超过两亿元。对于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来说，白银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货紧缩、财政枯竭、金融萎靡、经济逆行。这种局面逼迫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83。在国际金融大环境骤变情势下，民国建立新的金融货币体系、再次进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1935年11月，民国政府财政部对外公布了新一轮币制改革的公告，民国政府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钞票作为一切市场流通之货币形态，原来公私持有的银本位币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银行兑换成法币。1法币与23.49公分纯银等值，也就是说，银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兑换法币。从表面上看，法币的发行流通并没有使银本位退出金融舞台，纯银仍然在发挥衡量流通钞票价值的货币作用。而且民国政府并未宣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失效。尽管如此，银本位制在形态上还是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因为已严重紧缩的白银储备不可能支撑和衡量市场所需的法币量，也就是说，流通中的法币本质上完全达不到法定含银量的要求。民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财政部规定发行法币的三家银行可以不受任何国内限制买卖外汇，并规定1法币可兑换0.125英镑或0.3美元。这一规定说明，失去银本位支撑的法币可以用外汇汇率及其价值来衡量，可见以流通法币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货币“外汇本位制”的特点。流通法币的金融改革是中国近现代金融改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进步。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本币的历史，符合当时国际金融发展的大潮流，也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但是，法币的发行与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终爆发。例如：用纸币强行将白银收归国有，就是变相搜刮民众财富，从而积累了民怨；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挂钩的外汇制度，使英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货币为工具操控中国财政、经济大局；法币作为一种纸钞，其发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为政府后来滥发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三、实行金圆券：恶性通胀后的紧急金融改革

【提要】“新主义”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其流派特征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但这“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制度为主的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不过，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多元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诗学/塑造/流通

【正文】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论文摘要]新历史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它的产生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原因。新历史主义具有许多独特的新特点。福柯哲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多种理论都是斯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摘要]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内容提要】“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其流派特征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但这“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不过，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多元理论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诗学/塑造/流通

【正文】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诗学/塑造/流通

【正文】

［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2—0034—06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结合师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有少量是实物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我做过两年语文教师，上了八年历史课，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历史课和语文课的共性实在太多了。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

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让初中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增加民族自豪感，掌握更多人类发展的历史知识，这是开设初中历史课的目的。搞好历史课堂教学，贯彻新课改的教学理念，是现代教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强化学生的历史学习意识

初一学生由小学刚刚升入新的学校，面对增加的学习科目，他们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尤其是历史，对于学生来说，总感觉是副科，所以他们对这一学科所抱的学习态度就不十分正确，态度不够端正。对于此种情况，教师应给与重视，在新生入学的第一节历史课中，要注重培养和树立学生的历史学习观念，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但是历史知识的学习绝不是故事的聆听，要使学生在那些历史故事中了解社会发展的历程，了解古代人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排除学生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不要把历史课看成故事课，强调历史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探究历史的规律性，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

二、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课改理念

1.转变学生在教学中的角色新课改理念倡导的是以学生为主体，民主课堂，轻松学习。以书为本向以学生为本转变。树立学生是课堂主人的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针对初一学生的各方面特点，制订教学计划，力求以适合为目标。我们都知道，初中阶段，是人生发展最复杂的阶段，学生由儿童向青年发展，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以及学校内容和科目的变化，使他们一夜之间长大。他们在学习和生活的各方面都显得那样手足无措，尤其是班主任再不像小学老师那样手把手地管理和教导，科目一下子增加了，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影响。学生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学习和生活的种种变化，都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时也是教师教学可以利用的地方，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正是他们学习中非常需要的优秀品质。利用这一些特征为历史教学服务。可以在课堂上向他们展现学习历史的趣味性，展现历史学科特点和自己的教学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习活动的吸引力，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是新课改理念倡导的主要现象。

2.活动课上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历史教材中的活动课，对学生进行自学能力及学习兴趣的培养，培养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应该善加利用。上好历史学科的活动课，对于初一学生来说非常重要。首先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制订活动计划，自由确定活动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喜欢确定活动内容和形式；加强活动过程中的互动和交流，特别是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体现课堂教学的民主性。利用活动课，使教材和生活相结合，老师要引导学生把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融合起来，并把视野移向教材之外的课外读物，让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例如：“寻找历史”这一活动课，这一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说活动内容色彩缤纷，学生开始在身边寻找历史，然后讨论书本记载的历史；由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些细节和物件开始，追寻其历史渊源，例如：一支笔、一把小刀、一处遗迹、一件历史文物，都是寻找历史的极好道具，都可以引发出一段颇具内涵的历史故事。在整个活动过程之中，学生一直是教学的主角，而且在这样的寻找中，师生互为学习和提高。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具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让初中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增加民族自豪感，掌握更多人类发展的历史知识，这是开设初中历史课的目的。搞好历史课堂教学，贯彻新课改的教学理念，是现代教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强化学生的历史学习意识

初一学生由小学刚刚升入新的学校，面对增加的学习科目，他们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尤其是历史，对于学生来说，总感觉是副科，所以他们对这一学科所抱的学习态度就不十分正确，态度不够端正。对于此种情况，教师应给与重视，在新生入学的第一节历史课中，要注重培养和树立学生的历史学习观念，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但是历史知识的学习绝不是故事的聆听，要使学生在那些历史故事中了解社会发展的历程，了解古代人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排除学生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不要把历史课看成故事课，强调历史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探究历史的规律性，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

二、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课改理念

1.转变学生在教学中的角色新课改理念倡导的是以学生为主体，民主课堂，轻松学习。以书为本向以学生为本转变。树立学生是课堂主人的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针对初一学生的各方面特点，制订教学计划，力求以适合为目标。我们都知道，初中阶段，是人生发展最复杂的阶段，学生由儿童向青年发展，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以及学校内容和科目的变化，使他们一夜之间长大。他们在学习和生活的各方面都显得那样手足无措，尤其是班主任再不像小学老师那样手把手地管理和教导，科目一下子增加了，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影响。学生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学习和生活的种种变化，都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时也是教师教学可以利用的地方，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正是他们学习中非常需要的优秀品质。利用这一些特征为历史教学服务。可以在课堂上向他们展现学习历史的趣味性，展现历史学科特点和自己的教学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习活动的吸引力，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是新课改理念倡导的主要现象。

2.活动课上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历史教材中的活动课，对学生进行自学能力及学习兴趣的培养，培养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应该善加利用。上好历史学科的活动课，对于初一学生来说非常重要。首先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制订活动计划，自由确定活动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喜欢确定活动内容和形式；加强活动过程中的互动和交流，特别是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以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体现课堂教学的民主性。利用活动课，使教材和生活相结合，老师要引导学生把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融合起来，并把视野移向教材之外的课外读物，让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例如：“寻找历史”这一活动课，这一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说活动内容色彩缤纷，学生开始在身边寻找历史，然后讨论书本记载的历史；由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些细节和物件开始，追寻其历史渊源，例如：一支笔、一把小刀、一处遗迹、一件历史文物，都是寻找历史的极好道具，都可以引发出一段颇具内涵的历史故事。在整个活动过程之中，学生一直是教学的主角，而且在这样的寻找中，师生互为学习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