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范文10篇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为自己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夺取政权后，又将这一目标清晰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即在终极目标前设立中继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化，我们逐步理解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还会出现曲折乃至反复，于是在这一道路上又划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笔者认为，初级阶段理论为人民群众认识阶段性社会状态，调整好价值标准，进而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很有必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和属性在一些群众那里并不清楚，这就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紊乱，比如一段时间里有人颇为困惑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由此，作为执政党要做到有效引领大众思想，推动社会发展，必须从理论上廓清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在动因，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应运而生。其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征，同时又将这一阶段予以具象化。

确立这一建设目标的重要性是确信无疑的，尤其是将其放到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内，放到终极目标实现的整个过程中认识。具体来看，以往我们在信仰信念和思想理论领域常出现两大困惑：一个是虚无，另一个是摇摆，二者都从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理想目标和创新理论应有的效力。从“虚无”来看，为什么一谈共产主义理想，有人就觉得遥不可及，进而失去追求的热情？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出了问题，既然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值得全人类共同追求，那么“天堂”再远都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摇摆”来看，由于认识的误区，急功近利色彩过浓，较少对创新理论与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解释好，导致一些人认识不到创新理论与根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到达遥远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再立一个真实可感的阶段性目标，从理论上讲其奠基于党的根本理论之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诚然，和谐社会是动态的，古今中外都在追求社会的和谐，因而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形态上的区别那么突出和明显。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学习，认真领会，还是能够弄清其具有的特定社会形态特征的。因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对和谐社会作出概括：“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里还需要认识清楚的是，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是目的与过程的关系，一个更多诉诸于理想和精神，一个更多诉诸于现实感和操作层面。一个成熟的社会，没有终极性追求容易堕入功利与庸俗，无以获得精神上的归宿，而没有现实可感的目标，也会走向虚无，甚至失去方向感。所以说，党在终极追求不变的情况下，为大众勾画出一个近距离的，经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这是很有意义的。

［内容摘要］新闻理论的健全依赖于述语模式的成熟，但我国学者从未有考量过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创新问题，致使理论概括欠缺深度。特定的述语形态不仅是现实生机勃勃的反映，而且是科学认识类型化的结晶，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闻理论完善的程度。西方的新闻理论注重用现实的抽象话语演绎新闻现象的本质，达到思维逻辑的内化效果。科学的新闻理论述语形态，一要防止历史话语的无效重复，二要以抽象的话语体系代替实践性的经验话语，其理论结构的阐释有四种类型。

［关键词］新闻理论；述语形态；理论科学化

述语形态作为一切学科的语言演绎模式，是学科界划的区别之一，在理论思维中充当实体的表征。理论思维是新闻理论建构的基点，通过特有的述语再现抽象体系，是这门社会科学成立的前提。如果新闻理论是一门学术的话，必须有坚实的述语形式，否则新闻无学的戏说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戏说彻底破灭，最终有赖于新闻理论述语模式的成熟。

一、理论新闻学述语形态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大多数新闻理论论著的表述方式，呈现直白的通识性语言，新闻理论大众化一方面可解读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诠释为浅尝辄止、“白开水一杯”。由于新闻理论没有形成特定的述语形态，难以使研究内容达到理论层面，许多新闻学论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综合学术期刊上没有它的地位。像《中华文摘》这类转载学术成果的著名文献性期刊不开辟新闻学栏目，在其篇幅中新闻学论文几乎不见踪影。我国翻译出版了多本外国新闻理论著作，其中许多观点常被引用，而我国这类著作连一本也没有介绍出去。

多年前，许多学者就看到类似的问题，但并没有从健全述语形态考量理论新闻学的创新问题。至今每年虽然大体有六七种新闻理论著作问世，论文数以千计地刊载出来，但表述形式的理论化并没有明显的升华，绝大多数新闻理论著述很少达到像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那样抽象的高度。由于阐释性述语停留在现象层面，致使理论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闻工作的任务、原则、要求、责任、效果这类浅层次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论要解决的“对象的本质与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原理却很少论及。新闻学不在理论层面上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对新闻特征与属性的概括五花八门：有的把新闻特征称为新闻价值要素，有的把新闻价值称为新闻规律，有的干脆把同一个范畴认定为特征、价值和规律，混乱的程度令人吃惊。更令读者头晕的是，对同一个概念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是述语问题，但述语的浅薄却是“非理论化”的必然结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内涵的述语表达抽象思维，大量概念的界定就会长期无法统一，这正是学理肤浅、就事论事、坐井观天的效应。

两年来，我局理论学习中心组认认真真抓好学习，做到了省市要求的内容、时间、人员、成效的四落实。在连续两次获得全省区县以上党委（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先进集体表彰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差距。更加注意增强学习的组织性，讲究学习的实践性，提高学习的有效性，突出做到以创新的精神实践创新的理论，大力推进“服务型工商”建设。这一做法，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在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工商部门进一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人民群众评议机关活动中，进一步经受了全面的考验。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和初步体会汇报如下：

一、以创新的精神实践创新的理论，必须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

学习是创新的源泉。当前工商工作遇到许多新课题，面临许多新挑战，而我们的知识储备、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还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加强理论学习，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市局党组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时地把加强学习和教育干部的问题提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来。

1、领导带头，做好表率。中心组组长作为理论学习的第一责任人，认真履行职责，亲自确定主题、主持集中学习，带头调研、带头发言、带头作辅导，通过党组的表率作用，带动机关全体党员的学习，在全系统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在理论学习中，党组成员带头先学一步。一是积极思考问题。每当中央和省市召开重大会议，都及时安排专门时间进行学习，先后学习了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大家带头撰写心得体会，近两年共有读书笔记100多篇。通过对改进机关作风建设的深入思考，撰写了《在工作创新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机关思想作风建设的活力》，该论文在市级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十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获一等奖；通过对监管执法中存在问题的理性思考，撰写了《整顿规范市场的几个哲学关系》，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通过对工商工作的超前思考，在市级刊物上发表了《建设服务型工商，切实改进投资发展环境》等6篇论文。二是做好中心发言。每次中心组学习，党组成员都能率先发言，积极引导，抛砖引玉，带动其他中心组成员谈观点、谈想法、谈措施，推进了中心组学习的顺利展开。在江总书记发表“5.31”重要讲话以来，我们组织了3次学习会，在学习会上，我们结合工商实际，要树立“六个第一”的观念，要求把与时俱进做为工商系统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第一要求，把促进“富民强市、加快发展”做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务，把市场取向做为加快改革、职能转变的第一理念，把群众的满意度做为评价工商工作的第一标准，把提高干部素质做为正确履行职责的第一保证，把基层工商所做为树立工商形象的第一窗口。中心组其他成员对这一观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六个新的观念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意见和有效的措施。通过集中讨论，交流体会，相互启发，互教互学，共同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作。三是抓好学习辅导。党组成员在抓好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学习辅导，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增强学习的效果。通过党组成员的学习辅导，全系统理论学习的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2、强化约束，完善措施。为了落实学习制度，提高学习的质量，我们逐渐建立了一套严格而有效的学习管理制度。一是理论学习培训制度。中心组每年都要详细地制定年度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的、学习重点、学习专题、主要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以及学习提示、思考题和有关的参考研究课题。规定中心组全年学习时间不得少于12天，每个季度集中学习研讨一次。每次集中学习、交流，中心组都提前通知，使成员相应做好发言准备。中心组成员因公外出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要求主动补课。积极开展读书自学活动，提倡充分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认真看书学习。同时，中心组成员严格执行学习考勤制度、档案制度、通报制度、经验交流制度和考核制度，确保各项学习任务落到实处。中心组成员需上交学习笔记本、心得体会文章、个人学习小结，填写个人学习登记表等。每年年底前中心组各成员都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查自评。自查的内容包括：完成学习计划、写读书笔记、个人学结、撰写心得体会、自评打分等情况。中心组成员还经常了解下属部门和单位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二是理论研讨制度。中心组成立了理论研讨小组，不定期开展理论研讨活动。今年以来，理论学习中心组又确定了研讨专题，分别就“WTO与工商行政管理”、“5.31”重要讲话学习辅导等举行5次专题研讨。结合对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研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加强和改进了作风建设；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的学习研讨，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工作创新，提出建设服务型工商的目标；结合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讲话的学习研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监管执法的五严十宽原则；结合对邓小平、关于时代和形势的论述的研讨学习，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前形势，提出了要以促进“富民强市、加快发展”作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务；结合对外开放理论的学习研讨，熟悉和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在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上进一步拓宽发展领域与空间。三是理论学习考核制度。我们把定性与定量、考试与考核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干部理论学习考核标准体系。着重考核学以致用、推进工作、改造头脑的实际成效，把理论学习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目标管理体系，纳入文明单位达标要求，纳入年终考评和选拔任用干部的程序，有效地促进理论学习的下断强化。

3、改进方式，注重实效。我们从工商部门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出发，不拘一格，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学习形式。在学习内容上求“新”。中心组的学习内容，既体现提高理论功底，又结合时事政治；既适度安排和精选马列主义、思想的有关原著，重点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志重要论述，又注意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既注意系统性，又突出每个阶段的重点。同时，坚持把学习政治理论与学习各种新知识结合起来，拓宽知识面，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组织学习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等多种书籍，举办了三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七次领导干部法制知识讲座，丰富了领导干部的知识，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想，激发了活力，增强了综合素质。在学习方式上求“活”。跳出“一人念、大家听”的老模式，坚持以个人自学为主，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举办读书会、报告会和专题讲座相结合，采取交流式、研讨式、辅导式等多种学习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理论学习，使中心组学习适应形势、富有成效。我们围绕“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共举办了5次座谈会、12次报告会，深入地开展了理论学习。在学习效果上求“实”。中心组每年还围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确定一批调研课题，每位成员结合自己分管工作的实际到基层开展调研活动，每年至少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或体会文章。通过对广东、上海等地的学习考察，我们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个私经济发展、壮大郊县经济等方面进一步放开、放宽、放彻底，推动了政策创新。目前，我局正在探索注册登记承诺告知的新方式，努力对接世贸规则。通过调研、考察等现场学习，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使理论学习取得了实效。

【摘要题】文化与市场

【正文】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文化产业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电视事业和电视产业的发展很快。据2004年年底统计，已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1966个，电视频道2300多个，其中卫星频道60个。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已批准94套，其中36套已开播。全国拥有电视机3.7亿台，VCD、DVD机4亿多台，手机4亿多部。电视节目呈多样化传播：地面电视、卫星电视、有线电视，还有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等都在发展。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已发105家，互联网用户达1.3亿户。全国电视节目年播出量1101万小时。全国电视剧年播出量462万多小时，占播出节目总量的42％。

电视节目制作量不断增加。各级电视台和电视制作企业年制作节目212万小时。全国已注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公司1304家，其中有甲级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的144家，有经营许可证的1160家。

全国电视台广告收入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电视广告309亿，增幅15.3％。中央台80亿，31个省级电视台156亿，增幅18.6％。省会市台和计划单列市台50亿，增幅43％。其他城市电视台广告收入也有所增加。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电视广告增幅不小，省会市台和计划单列市台增幅最大。从这些数据还可以看出，由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广电事业的政策，大大推动了中国电视的迅速发展，我国电视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机遇期，形势很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万维网（www）面世，十数年光阴倏忽而过，点击经济（thedotcomeconomy）、信息的内爆以及网民的与日俱增表明，如今硅谷超级资本主义与虚拟世界的扩张及其后果日益清晰地凸显出来。赛博空间不仅是一个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而且也是一种以数码的方式重构我们日常现实性的空间。我们的离线生活不可避免地糅合了在线体验的众多特征，笛卡尔哲学的“我思故我在”正在演化成为“我在线故我在”。赛博空间借助多种显现方式（譬如电脑游戏、超媒体、超文本、超链接、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人脑—电脑界面、数字成像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庞大的殖民化”[2]，尼葛洛庞蒂所谓的“数字化生存”正日益成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状态，人们熟悉的生活和体制正在产生极为深刻的变化。

一、从后现代空间到赛博空间

空间观念在后现代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视觉文化的增殖与后现代的“空间转向”成为整个社会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法国学者多斯在其有着“法国文化革命的百科全书”之誉的巨著《从结构到解构》（2004）中指出了这种空间转向的特质：在后现代，“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型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后历史带来了历史与‘膨胀的现在’的一种新关系”[3]。列斐伏尔提出了作为社会生产的空间理论，福柯将空间与统治技术联系起来，而杰姆逊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空间观念渗透其中。学者们开始把以前给予时间、历史和社会的关注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传统的地理空间与线性历史的观念遭到瓦解。爱德华·索雅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已成为近年来后现代学术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麦克·克朗等主编的《思考空间》（2000）一书，其学术框架涵括本雅明的城市空间批判、巴赫金的空间对话、德勒兹之后的空间科学、德·赛都和布迪厄的空间观念、拉康的主体性空间、法农的问题空间、爱德华·赛义德的想象性地理空间和地理政治空间，等等[4]。空间存在与日俱增地呈现出相互交叉渗透的趋势。

后现代空间是一种“混杂的”空间。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2004）中讨论了牛顿、康德、爱因斯坦、海德格尔等人的空间观念，认为传统文学（观）与时间、地理空间、历史空间的关联性更为密切，但是在后现代，由于精神载体的变化、技术政治的发展以及虚拟现实日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时空互相缠绕，一种具有后地理、后历史特征的迷宫式的后现代空间正在形成，而且意义日益显豁。“由于人类的空间总是互相缠绕，因而就出现了这些‘混杂的空间’（mixedspaces）。异质空间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各种各样迷宫式的联系，这些异质空间互相强化、削弱和转化。主导空间能够征服其他的空间，并根据自身的配价从内部重新配置这种空间”[5]。人类航行大海发现了地理空间，由天文学和太空航行发现了宇宙空间，借助（电子）显微镜发现了（亚）原子空间，我们凭借法律、建筑和机构的帮助创造了社会空间，而魔术与仪式则呈现出神圣空间。这些空间一旦被发现，它们就反过来构建起我们自己的行动。空间总是在不断地膨胀、收缩与消失，甚或可以被其他的空间所转化。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经典阐释，导致了物理学家们在谈论空间—时间时，通常把时间视为附加于空间三维之上的第四维。由于这些空间在众多方面互相干扰，因此人类在其日常生活中发现自身处于一种多维的超空间[6]。赛博空间就是当代超空间中的主导空间，它以瞬息同步、多元互动为特征，急遽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赛博空间呈现出一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关注的无结构的结构或“无器官的身体”的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旨趣，吻合于其“千高原”式的理论空间或“块茎”图式。我们可以把赛博空间比作万花筒，它每一次转动都是对文化的总体关系的重新构型。赛博空间不仅重构了我们的政治、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而且还动态地设置了那些互相迥异的空间。

人类世界的一部分转变成为虚拟环境，而且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时也日益与虚拟时空交织在一起。网民“移居赛博空间”与一种（通常是难以觉察的）“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携手并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光顾超级市场的人，用银行卡付费购物，不仅仅是在某个实际的超级市场连锁店进行了交易，而且也是在赛博空间的后地理领域实施了交易。人们可以用收音机听到歌手艾瑞卡·巴度新近与已故的鲍伯·马雷合作的二重唱——听众在欣赏这首必须借助数码编辑才能完成的新歌时，他不仅发现自己身处历史时间内，同时也体验了一种后历史的审美感受。甚至电脑超级高速公路的隐喻也不是恰如其分的隐喻，因为它遮蔽了互联网交流的后地理和后历史的本质。迥异于公路交通网络，链接电脑网络上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耗时极短[7]。在中国点击鼠标，瞬间就可以拜访欧洲大陆德·穆尔教授的网址www.demul.nl，并且可以通过网页上面的转码器阅读网站上的荷兰文与英文的电子数字文本。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阅读一切二进制的未来文学。计算机革命迫使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全球网络链接的电脑作为一种环境在不断地发挥着作用，其中沉潜着“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无限可能性。数字化的后现代社会更像一个汇聚了各种生活方式的超级市场。作为一种文化政治隐喻，赛博空间不仅是希腊式的民主广场，也是各种话语权力竞相逐鹿的罗马式竞技场

赛博空间这一术语是由加籍美国裔科幻作家威廉·吉伯森在他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提出的。小说描写一个网络黑客凯斯受命于某跨国公司，被派往全球电脑网络构成的空间之中，执行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进入这一空间既不需乘坐飞机火箭，也无需进入时空隧道，只要在大脑神经中植入插座，接通电极，当网络与人的思维意识合为一体后，即可遨游其中。吉伯森将这一虚拟空间称为“赛博空间”。该术语糅合了“控制论”（cybernetics）与“空间”（space）的蕴涵，此后这个词语得到广泛认同，“赛博”也衍生出电脑和数字网络的含义。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中国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工人运动，兴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工人运动高潮。这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国民党左派一度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懂得抓领导权，也不懂得抓军权，而是一味地埋头发动民众，结果在强大的右派势力举起杀人屠刀的时候，无力挽回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到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行为，还是一条新的革命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到底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开辟的道路，一开始并没有被中央所承认，他还为此受到过处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军事思想的成熟。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在从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时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这两篇重要著作，奠定了哲学思想的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又接连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演讲，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达到整顿作风、提高领导水平的目的。通过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定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至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第一个理论成果。二、建国后思想的理论创新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但大量的已经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党内许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习惯用战争年代对付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社会矛盾，结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这一新学说，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共八大路线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思想在建国后的新发展。此外，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在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方面，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树。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损害别国主权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道路的权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自己。在国际斗争中，既要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灵活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要妥善处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敌对势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开国门，尽可能地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本人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概括起来，就是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代替了实事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用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代替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最终酿成了“”十年动乱。这些都是严重偏离和违背思想科学轨道的后果。回顾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创始人并没有追求百科全书式的理论体系，更没有作书斋式的逻辑推导。理论创造的起点，不是从书斋里得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不是理论推导决定着理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起这种决定作用的力量始终是实践，是党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第二，理论完善的标志，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取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的深入与发展，推动着理论不断完善。第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同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双重品格，必须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偏重于理论品格而轻视实践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论来束缚实践。另一种是实用主义，偏重于实践的眼前的直接结果，而轻视长远的影响和理论指导，甚至用对物质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来取代对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这些，正是等老一代革命家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创新。不进行理论创新，党就没有了活力，就会丧失生命力。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理论创新和不能丧失根本，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思想还有哪些重要的指导意义呢？第一，思想的活的灵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哲学基础。有人问：邓小平理论有没有哲学基础？有。这就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际上，对“活的灵魂”，生前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概括。对思想的核心内核作出这样高度概括的，正是邓小平。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理论和思想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主脉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哲学基础，就是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高度统一，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学说，而且还直接继承并坚持了思想的哲学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第二，思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尽管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的内涵，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最早提出这个历史性课题，开创了这个振兴中华的事业，并为此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的，是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哪些开创性贡献呢？(1)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通过四个五年计划，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应当说，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设想，即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集中发展重工业，更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服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分工”，而是摸索出发展重工业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继承和发展思想的结果。我们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对今天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妄自菲薄。第三，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是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多层面的。(1)从实现形式来说，要有中国气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作风、气派和智慧。(2)从实际内容来说，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决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从本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以什么为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为中心，还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主张：“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5]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完成改造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任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系统地批判继承中国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这方面，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相结合的典范，是理论创新同发扬民族传统的典范，有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总结。80年过去了。继思想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产生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能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一个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她的身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收稿日期］2001-06-04【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一、理解学习方式及转变的内涵是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学习方式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时基本的行为和认知的取向，而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指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式。

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他主性、被动性的学习状态，把学习变成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从实践的角度讲，这种学习观的变革意味着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并使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讲，学生的学习方式有接受和发现两种。在接受学习中，学习的内容是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的，学生学习的心理机制是同化，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在发现学习中，学习的内容是以问题间接呈现出来的，学生学习的心理机制是顺应，学生是知识的发现者。两种学习方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彼此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传统学习方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冷落发现和探究，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了学生学习书本知识变成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把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从推进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说，转变学习方式，要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换句话说，要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应的教学方式。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怀疑意识，鼓励学生对书本的质疑和对教师的超越，赞赏学生富有个性的理解和表达。要积极引导学生从事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乐于动手、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师从思想上更新观念，对学习方式的变革有了充分的认识才会积极投入到教学改革之中。

二、创设互动的师生关系是基础

一、理解学习方式及转变的内涵是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学习方式指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时基本的行为和认知的取向，而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指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式。

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转变他主性、被动性的学习状态，把学习变成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从实践的角度讲，这种学习观的变革意味着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并使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讲，学生的学习方式有接受和发现两种。在接受学习中，学习的内容是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的，学生学习的心理机制是同化，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在发现学习中，学习的内容是以问题间接呈现出来的，学生学习的心理机制是顺应，学生是知识的发现者。两种学习方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彼此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传统学习方式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冷落发现和探究，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了学生学习书本知识变成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转变学习方式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把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从推进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说，转变学习方式，要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换句话说，要构建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及其对应的教学方式。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怀疑意识，鼓励学生对书本的质疑和对教师的超越，赞赏学生富有个性的理解和表达。要积极引导学生从事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乐于动手、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师从思想上更新观念，对学习方式的变革有了充分的认识才会积极投入到教学改革之中。

二、创设互动的师生关系是基础

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一、引言

有关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管制，主张政府实行奖出限入政策。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对外贸易，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来增进各国的福利。这种自由贸易观点后来又受到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凯恩斯超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通过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经济福利水平。该理论将政府的作用内生化，主张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却认为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国际贸易。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创造和保持一国竞争优势上仅起辅助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新贸易理论主要代表，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虽有一些相似的观点，但基本观点却是不同的。本文将环绕这两种理论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开论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会带来竞争优势，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扶持。所谓“战略性”部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经济租”的部门，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个国内部门能够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租”，亦即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超额垄断利润，这样的部门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种情况是存在较大的“外部经济”的部门，通过对该部门的政策扶持，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部门也可认为是战略性部门(Ethier,198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形成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具有积极作用(Krugma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