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范文10篇

摘要：新疆对外贸易水平相对于内地省份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新疆出口商品不合理及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特点更为突出，导致新疆各大类出口产品屡遭发达国家技术贸易壁垒的冲击。所以，对新疆不合理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来提升新疆商品的竞争力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新疆；贸易结构；优化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摘要：文章通过VAR模型用5部门（工业、建筑业、货运邮电业、商业饮食业、其他服务业）的劳动力投入系数分析了对新疆城镇就业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总体对城镇就业的贡献度较高，但是当第二产业的劳动投入有变化时，城镇就业的响应没有预期的明显，而第三产业正好相反。在此基础上对新疆各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进行了测度。

关键词：吸纳能力；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一、导言

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问题。目前各地区就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解决就业问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式，根本途径是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等因素,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本文对新疆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行了研究，并针对新疆的具体情况，重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业问题的解决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

二、基于VAR模型分析5部门吸纳城镇就业情况

1.VAR模型

在当代中国政治版图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总是被置于中心位置；而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却总是被置于边缘位置。当然，政治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社会身份不同，他们对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的操作取向与方式也各不相同，不能做简单的比较。但就整体性眼光与格局而言，文学批评家似乎还是远逊于政治家。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书写文学史，如果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描述，其合法性与科学性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在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体系构建中，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前沿性呼唤。

新疆自汉代被纳入中国版图起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时至当代，这里生活着维、汉、哈、回、蒙等13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文化在保持各自传统与精神个性的同时，又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养分和精神气质，形成了新疆既有整体性又有丰富性的民族文化系统。同时，新疆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之地。这一切因素都使得新疆民族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而新疆文学则是观察这一特点的最佳窗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在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新疆建立起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各民族血肉联系日益牢固，经济建设和文学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得到弘扬，同时又被注入许多新的时代内容，如国家意识的增强、对各民族休戚与共关系的认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信念、继承优秀传统与革除历史痼疾、与时俱进的文化选择等。特别是文学创作，初步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学习、自由交流、蓬勃涌进的局面，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形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精神特征。伴随着新疆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许多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竞相涌现，如郝斯力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等。随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知识青年进疆工作，汉语文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以刘萧无、王玉胡、邓普为代表的汉族作家，都是在大量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学素养和文化精神后，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郭小川、闻捷、碧野、贺敬之等内地著名作家在新疆深入生活后创作的大量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也为全国人民认识新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作家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珍贵的精神记忆。

进入新时期以后，新疆文学日益呈现出爆发性崛起的态势。以改革开放为宏伟的时代背景，新疆多民族文学在思想解放的精神引领下逐渐走向成熟。以周涛、杨牧、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承接了古代边塞诗气势雄浑、悲凉慷慨的艺术力量，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本质性的生命关系、对多民族生活风情、对灿烂的西域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艺术阐释，为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刚健沉雄的劲风。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也在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中，广泛吸取世界文学、中国内地汉民族文学及其他兄弟民族优秀文学素养，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涌现出了以维吾尔族作家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祖尔东•沙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艾克拜尔•米吉提、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萨克族作家朱马拜、叶尔克西，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等为代表的庞大文学新军。而且，审视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疆文学，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许多优秀之作都出自精通“双语”或对本民族之外思想艺术有浓厚兴趣的作家之手。新千年开启以来，新疆各民族文学进一步走向成熟，作家们对新疆人文地理和文化气质的思考与探索更加深入。以汉族作家赵光鸣、刘亮程、董立勃、韩天航、沈苇等为代表的小说、诗歌、散文创作，都在边地人性和历史文化的深度开掘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沈苇诗歌对维吾尔古典诗歌柔巴依的吸纳就是典型例证），表现出新疆作家在灿烂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洗礼中获得了充沛的发展元气。这些作品在传承新疆民族文化优秀精神的同时，又融合进许多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变革的精神、创新的意识、走向世界的雄心和后来居上的意志。如果我们要就新疆当代文学对多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作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那么，我们可以提炼出七个关键词，即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开拓进取、历艰不屈、除旧布新、追求壮美、多元一体。爱国主义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新疆自汉代以后一直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制或紧或松，虽然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或起或落，但对国家的认同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主流意识。回望历史，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地独立或割据浪潮曾此起彼伏，许多省区都曾短暂宣布独立或自治，然而新疆却一直不为所动，由此可见新疆各族人民对国家认同的根基是坚固的。因而，我们看到，新疆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高扬爱国主义的大旗，爱国主义成为文学中一条思想的主线，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更为显著。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的内涵也相应发生着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翻身解放的欢欣鼓舞、对新生政权及对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由衷热爱；改革开放以后，爱国主义的主题，更多地表现为对新疆大地改革与发展的渴望，对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的思考。民族团结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主题。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虽然各民族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习俗等各有不同，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使得各民族在总体上能够和睦相处，因而重视民族团结也就成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自然也是重要的文学主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强大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全社会民族团结意识空前强化，成为文学的主导性主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文学创作中，可以见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有两个共同的兴奋点，一个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另一个是新时代的民汉关系。于是，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描写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建立在阶级情谊基础上的深情厚谊，其中尤以表现人民军队（包括兵团官兵）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鱼水深情最为突出。这似乎已成为新疆文学民族团结主义的一种范式一直延续至今。开拓进取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风骨。新疆位于内陆地区，远离海洋文明，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浪潮由东南沿海逐渐向内陆蔓延，作为中国最西部省份的新疆，受到这波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较晚较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实现了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数十万解放军将士集体就地转业，化剑为犁，成为新疆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同时，一大批内地省市知识青年，响应时代召唤支援边疆建设，带来了强劲的现代文化的旋风。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受到现代文化的洗礼。可惜在冷战时期，由于中苏交恶，新疆处于边防前线，新疆的建设不可能被国家排在优先位置。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新疆的发展才被摆在了国家战略的核心部位。但总体而言，新疆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激活并强化了新疆文学中开拓进取的精神。因而，表现开拓者艰苦奋斗精神与业绩，成为新疆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历艰不屈是新疆当代文学表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意志。新疆不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自然条件也相对严酷。新疆的面积虽然占到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但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因为新疆适宜人类生存的绿洲极为有限，绝大部分是高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严峻的生存环境磨炼出新疆各民族人民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它是历代作家着力发掘的蕴涵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肯定，每一个到过新疆的人，都会对和田人民在沙漠进逼的威胁下表现出的植树造林的执著、茫茫戈壁上道路养护工对岗位的坚守、浩瀚沙海中石油工人默默无闻的劳作、雪山大坂之上普通官兵对生命极限的挑战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因而，在新疆文学中，表现人与大自然的搏斗，表现粗糙而坚忍的生命本色，一直是新疆文学独具魅力的元素之一。除旧布新是新疆当代文学的重要内涵。它反映了新疆各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反思。由于地处偏远，近代以来新疆接受欧风美雨和洋务运动以后新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文化的现代性启蒙与追求开始较晚。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几乎所有重大文化事件对新疆的影响都相对较弱。虽然在20世纪初，新疆已有了具有现代性质的省立中学堂和高等学堂以及《伊犁白话报》，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时期，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茅盾等共产党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把新兴的现代文化带到了新疆，此外，通过苏联渠道亦有部分世界先进文化浸入新疆，但整体而言，直到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新疆文化都处于前现代状态，因而文化传统中许多陈旧的东西被长期保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转型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对各民族一些陈规陋习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与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对旧社会的否定相联系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则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疆鲁迅研究的展开与兴起，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曾出现一个高潮。这一历史变迁在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追求壮美是新疆当代文学体现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美学个性。

新疆各民族文学虽有个性差异，但在美学价值取向上对壮美的追求则是相同的。其成因不仅来自地理学，更是来自各民族人民在辽阔苍茫、严峻冷酷的西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恢弘通达、潇洒豪放的精神气质。这种对壮美的追求有着深刻的地域、历史与文化的成因。从地域的维度观察，如前所述，新疆地域辽阔、大漠浩瀚、崇山纵横，人的想象与情感有无限的伸展空间，亘古苍凉雄壮的大自然涵养了新疆人大气的性格，塑形了新疆人豪迈的心理，而生存的艰难又磨砺出新疆人坚毅的气质。从历史的维度观察，新疆曾作为世界几大文明交会之地，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吸纳、借鉴、碰撞甚至冲突，尤其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与撞击，曾经扮演过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使新疆文化孕育出崇尚壮美的基因。从汉唐边塞诗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边塞诗，对雄浑壮美的追求一脉相承就是明证。自然，不同民族文学对壮美品格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构成了壮美形态的多样性。

多元一体是新疆当代文学民族个性与传播形态的发展趋势。如前所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整合，新疆各民族文学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在促进各民族文学互认互化的同时，文学也日趋同质化，文学的民族文化身份不断淡化与模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民族文化意识逐渐复苏，在认同中华文化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民族文学日益走向文化性格的多元化。同时，文学的传播形态也日趋丰富与多样，民间文学传播得到政府保护与扶持，传统文学媒体得到进一步发展，新兴文学媒体的发展方兴未艾，它们的相互竞争与互补互动，共同改变着新疆当代文学的生态，也影响着新疆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的关系。在过去60年的当代进程中，新疆文学对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从多民族文化的角度审视新疆当代文学或从新疆当代文学的视野观察其对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值得我们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疆苏侨的形成及其群体的扩大

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沙皇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新疆伊犁，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10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约7万人“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5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迁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①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状况，为以后旧俄侨民及苏联侨民的发展及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使得新疆的旧俄及苏侨具有了与中国东北、上海等地俄（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

新疆俄侨的形成是与沙皇俄国在新疆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沙俄政府于1851年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②，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随着俄国与新疆经济贸易的迅速扩展，俄籍商民不断进入新疆定居，成为新疆最早的俄国侨民。至1884年新疆建省后，一个以经商为主的俄国侨民阶层逐渐形成。1916年，据新疆省政府统计，新疆各县俄籍侨民总数为15481人（北疆8418人，南疆7063人），其中包括改投俄籍的中国边民③。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权嬗变中的激烈斗争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大批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战败的白军涌入新疆。1920年前后，伊犁和塔城地区即安置了数万人。是年5月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白卫军赦免令，伊塔当局遣返白俄8000余名，滞留未走的约6800多人；难民中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④旧俄侨民增加了新的成分。

为了使旧俄侨民转为苏俄侨民，1921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文件，同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中苏正式建交。10月，中苏双方互设领事馆，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并于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旧俄侨民为苏联籍侨民。这样，一部分俄侨加入苏联国籍⑤，苏联侨民正式出现在中国新疆。

尽管苏联政府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流亡新疆的这部分俄侨响应的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1930年前后，苏联国内推行集体化政策，驱逐富农，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入新疆地区，丧失了自己的国籍。30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那些于1917年至1933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盛世才政府向他们普遍发放公民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甚至把俄罗斯人定为“归化族”，作为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对此，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均未提出异议。①“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侨民②。

【摘要】新疆拥有丰富的棉花资源、优越的地理优势以及西部大开发和自治区的各种优惠政策，但新疆的纺织业多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整个行业难以走出低谷，本文通过对新疆纺织业产业集群进行的SWOT分析，提出了如何实现从棉花基地向纺织工业基地的转变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SWOT分析；政府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产棉区和商品棉基地，新疆棉花生产量占全国的1／3，新疆棉花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量、国内销售量、出口量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新疆拥有如此好的棉花资源，但新疆的纺织业却很落后，棉纺生产规模仅占全国的5.4%。落后的纺织工业使新疆成为一个单纯的原料供给地，不但容易使产业链条割裂，而且利益流失相当严重。因此，必须要把新疆从全国性的棉花基地建设成为全国性的纺织工业基地，延长棉花产业链。借鉴我国其它纺织工业发达地区的成功道路，在新疆建立纺织业产业集群是一条既快又好的出路。

一、纺织业现状

目前新疆的纺织产业尚未形成集群。2006年新疆的纺织企业只有80家，且分布比较分散。新疆的纺织企业多建在棉花产区附近，而新疆的棉花遍布全区，因此新疆的纺织企业分布也比较分散，其中一些大中型企业多集中在产棉大区附近，如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阿克苏等城市。其次，新疆的各纺织企业间、纺织企业与棉花供应企业间、以及纺织企业与下游企业间关联性不强，企业的各自为政导致了棉花产业链的割裂，不利于新疆棉花产业的长远发展。近几年，由于棉花价格上升，导致纺织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再加上企业本身流动资本短缺，企业融资困难，又导致开工不足，重点项目放缓建设等，从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要加快新疆纺织业发展，实现从棉花基地向纺织工业基地转变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新疆发展纺织产业集群的SWOT分析

摘要：新疆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形状各异，样式繁多，各具风格，其建筑装饰是根据本民族的特点、生活习俗、自然环境以及材料来源经过千百年的演化而形成的，是由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及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表现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风格。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艺术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聚居着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包括语言、宗教、信仰、性格、爱好、习惯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因此民居建筑的用材、结构、形式、工艺、装饰以及空间划分使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其中以维吾尔族的民居建筑装饰最具特色。

一、新疆少数民族民居的造型特征

1.新疆伊犁民居的装饰造型特征

伊犁得名于伊犁河，最早见于《汉书》，史称伊列、伊丽、伊里等名。清乾隆年间定名伊犁。伊犁地处新疆的西部边陲，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这里资源充裕，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疆农、牧、林业和旅游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地的居民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地创造了独特的民居造型装饰，其特点是：建筑大量采用木材、生土，辅以芦苇、麦草、砖块、石灰等土产材料。利用高台基、厚墙、平顶、厚门等形式，将各种用房并列地安排呈一字形，大多数民居建筑以一明一暗或一明两暗为基本单元。居住用房通常为三间，进门一间为明室，是过渡性空间，左边的暗室为主卧室，也承担着客厅的功能，右边的暗室为次卧。在三间之外还建有贮藏室和厨廊，也有的民居房间较多，各室分布于前后两列，并安排挡风的门厅，其内部各室或互相套门相连，或以内廊相连。虽有外廊但整个平面显示了较强的封闭性。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已略成系统，在一些领域(如英雄史诗)已较为深入，认真回顾和反思新疆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在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首先提出“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概念，所谓“新疆世居民族”是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汉族，共13个民族。“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也就是以世代居住在新疆的13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学问题及其与当地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轫以后，学者开始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对新疆民间文学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建国前，维吾尔民间文学工作者鲁•穆塔里甫搜集整理了《伊犁维吾尔民歌》，先后从书中精选了一部分翻译发表在《反帝战线》(1940年4月号)上;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的《中国边疆》也曾刊载过《维吾尔民间歌谣辑译》(南京，1948年)。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新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开始，同时也是当时学界试图通过边疆问题的研究来实现“经世致用”、实现“创化出现时代适应于中国的新风气”的目的的重要体现。建国后，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我们对新疆民间文学的了解。这些调查虽然不是专业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却为以后的深入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和第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百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集(含维文、哈文、汉文)。特别是“新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全面认识和研究新疆民间文学提供了比较翔实、客观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专家。同时，学者深入新疆田野作业，进行了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深入学术研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成果有郎樱对新疆民间文学(尤其是在史诗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如《〈玛纳斯〉论析》、《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西北突厥民族的萨满教遗俗》等，毕桪的《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概论》，李竟成、雷茂奎的《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乌斯曼•斯马依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哈萨克族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汉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郎樱、毕桪等学者把新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置于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语境下研究，资料翔实，条分缕析;对深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新疆民间文学领域，英雄史诗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郎樱、阿地里、那木吉拉等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疆柯尔克孜族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学习出版社，2010年)是全面展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们研究新疆各民族神话史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对新疆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如何拓宽“史诗田野作业的纬度”、如何“对以往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和研究理论的反省与总结”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同时，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在多样化文化语境下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水平。海热提江•乌斯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极有热情，他参与搜集整理了《阿弗拉提可汗与九个女儿》、《传说(4篇)》、《四十条辫子》、《卜古可汗的传说(4篇)》等。他还对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发表了数篇研究“乌古斯”的论文;他还较早关注到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神话与传说的区分问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吉数问题等。乌斯曼•斯马依在民间文学知识与理论普及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编著的维吾尔文《民间文学概论》侧重于民间文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并结合维吾尔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在“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民间叙事诗(达斯坦)研究”、“维吾尔民间故事母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穆赫麦提•祖农和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合著的《维吾尔民间文学基础》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买买提江•沙迪克主编的《论维吾尔民间文学》也是研究维吾尔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热依拉•达吾提、周亚成是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特别是热依拉•达吾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麦西来甫为例》和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保护传承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毕桪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毕桪把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与哈萨克族的历史、宗教信仰相联系，将哈萨克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谜语以及叙事诗系统地进行了阐释，全书资料均翻译自哈萨克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黄中祥在哈萨克、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开拓性的研究。此外，哈萨克族学者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也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基础研究的代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史诗《玛纳斯》，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对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其他内容丰富的文本(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关注太少，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样，在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中，除了以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长调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外，在神话研究、民间传说研究、民间歌谣研究等方面虽也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在对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和有代表性的深入个案研究等方面仍有待新疆本地学者努力。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外，包括汉族、回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世居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就国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国外学者直接介入新疆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领域，特别是《玛纳斯》研究和《江格尔》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其他研究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历史学或人类学纬度上的中央与边疆治理问题，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些研究对于突破固有成熟的“历史/政治”研究叙述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者从跨学科角度考量多样化文化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方法论思考。总体而言，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原始资料和理论参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新疆本地学者仍应展开更加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摘要：新疆是我国最典型的歌舞地区，新疆人民普遍能歌善舞。因此，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创作出了许多广为流传的艺术歌曲。本文以新疆哈萨克族的《玛依拉》和维吾尔族的《打起手鼓唱起歌》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钢琴伴奏在新疆地区两个代表性民族的艺术歌曲表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魅力。

关键词：新疆艺术歌曲;钢琴伴奏;民族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艺术，艺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极为重要。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戏剧和电影是常见的艺术的八个类别。丰富的艺术类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与笑声，在众多的艺术类型中，音乐更以其特殊性影响着更为广泛的人群。十八世纪初，钢琴在欧洲起源，钢琴的诞生促进了艺术歌曲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许多艺术家开启了对艺术歌曲研究的先河，并大力推动了艺术歌曲在我国的发展，萧友梅、黄自、赵元任等为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们的探索下，我国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艺术歌曲，既能够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又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新疆作为我国最典型的歌舞地区，自古便有“歌舞之乡”的美称。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艺术家的大力创作，越来越多的新疆艺术歌曲诞生并广为流传开来。本文主要谈的是钢琴伴奏与新疆艺术歌曲的关系，在探讨之前，首先要说的是艺术歌曲与钢琴的定义与起源。所谓艺术歌曲，是由专业的歌曲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声乐作品，而这些声乐作品有着较强的艺术性、高雅的格调和深邃的意趣。国家的不同和语言的不同使得艺术歌曲的流派有着千差万别的风格，但总体上来看，诗人、文学家的杰出诗篇是不同流派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创作的来源和依据。纵观艺术歌曲可以发现，其歌词主要来源于诗词，通过诗词来对歌曲的情感和人的内心进行有效表达，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歌词、音乐和旋律必须进行有效的结合，由此以一种诗词以外但又可以有效表达诗词想表达的情感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音乐具有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而艺术歌曲借此将歌曲的情感融入其中，用更为丰富的表现方式将诗词原本想表达的意境进行有效的表达。相比较其他音乐乐器而言，钢琴拥有较为宽广的音域、规范的音位，因此利用钢琴能够使得多种乐音同时得以弹奏，并且有多重的乐音组合可选择，进而表现出更具多样色彩的音乐效果，其不再是和声和节奏的衬托，而是能够渲染歌词情绪、丰富旋律、渲染情感以及更好的对歌词的内涵进行有效的表达，因此钢琴在艺术歌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艺术歌曲在创作之初，对大量国外艺术歌曲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手法进行了借鉴，将西方音乐中的精髓与新疆当地民族语言、民族情感、民族气质进行了有效的融合，由此形成了独具新疆特色的艺术歌曲。这些艺术歌曲的歌词源于在新疆当地流传较广的民族诗歌，但如果只是通过歌词和音乐旋律则无法将诗歌潜在的意境和想表达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呈现，而钢琴伴奏的加入则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使得多种音区和不同音色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更好的表达了诗歌想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含，同时也将诗歌的意境和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呈现。在艺术歌曲的发展过程中，新疆创作了许多流传度较高的艺术歌曲，其中《玛依拉》和《打起手鼓唱起歌》两首歌曲是新疆艺术歌曲的典型代表，具有非常高的音乐造诣。接下来，本文以这两首歌曲为研究对象，探讨钢琴伴奏在这两首艺术歌曲中发挥的作用，使读者和听者充分感受到艺术歌曲与钢琴伴奏相互融合所展现出的音乐魅力。歌曲《玛依拉》是新疆哈萨克民族的代表性歌曲，哈萨克民族具有高亢的草原风味，且民间诗词简单朴实，王洛宾将这些民间诗词进行了收集，由丁善德进行编配，而由于钢琴伴奏的加入，使得原本简单朴实的歌词呈现出了一种灵动、多变的感觉，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人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位体态健美、动作轻捷、笑容满面、活泼可爱的哈萨克族姑娘在翩翩起舞，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从本首歌曲的结构上来看，《玛依拉》结构方整，整体上具有较强的节奏和较快的速度，所以这首歌曲给听者的感觉是活泼欢快，听者在听这首歌曲时能够感受到喜悦。纯五度持续节奏手法在歌曲的前奏左手低音部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使用与展现，这使得歌曲的前奏体现出一种浑厚且沉重的音色。歌曲前奏的右手部分采用了高音八度和双音的手法，这使得歌曲又具备了清脆的感觉，两种感觉交叉呈现，将玛依拉的形象很好的勾勒了出来，玛依拉好像在听者面前跳着舞。歌曲开始后，柱式和弦有效的应用在了第一句的右手部分，双三度音阶下行使得这首歌呈现出活泼、欢快、风趣的特点，而和弦低音与和弦音在左手部分的应用，使得强弱拍交替出现。接着第二句歌词，右手部分的副旋律主要使用了单音，使歌曲进入柱式和弦，左手部分使用了和弦音和远距离双音并再次向和弦音过渡，然后强弱拍交替出现。歌词的第三句，右手部分采用了双音方式和柱式和弦方式，加强了歌词的节奏，左手部分和弦根音加和弦纯五度音程与和弦音依次出现在强弱拍中。歌词的第五句中，单音旋律在歌曲高潮之处的右手部分加以使用，和弦低音与和弦纯五度音程在左手部分加以使用。《玛依拉》这首歌曲的情绪最高点在歌曲的3/4处，在这一部分，歌曲的音型和力度有了较强的变化，这使得歌曲的高潮呈现出更加紧张的感觉，歌曲的艺术性、情绪的感染力也在此处有了更好的体现。在歌曲的结尾处，右手采用了柱式和弦与双音，左手采用了纯五度的持续节奏音型，并且非常巧妙的在歌曲结尾倒数第五小节中加了停顿点，这使得歌曲不至于忽然进入到尾声，给了听者足够的歌曲要结尾的心理准备。整首歌曲下来，由于钢琴伴奏的加入使得整首歌曲的音型富有极强的弹性，呈现出了一幅新疆哈萨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场面。虽然钢琴伴奏的手法比较简练，但依然使听者充满了想象。

本文要分析的另外一首艺术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新疆维吾尔族，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的成立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这种感觉在音乐创作上也有了很明显的体现，作曲家在进行艺术歌曲创作时进行了很大胆的尝试，这使得这首歌曲所使用的音乐语言、表现形式以及呈现出的风格相比较之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充分表现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真实的生活感受。维吾尔族民间歌舞的素材也在此歌曲中进行了体现，整首歌曲将歌舞特有的节奏进行了有效的展现，旋律级进回旋，并通过上、下模进的变化手法将歌曲的旋律进行了衍生发展。《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歌曲有着欢快的节奏、优美的曲调，听者通过歌曲仿佛可以看到维吾尔族人民对新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在这首歌曲中，新疆民族歌曲特有的节奏型的配弹手法在钢琴伴奏中加以应用，对手鼓的节奏进行了模仿，因此，歌曲节奏感强烈，浓郁的民族色彩得以彰显。二段体是这首歌曲的结构。手鼓形象在歌曲的前奏和间奏中进行了体现，节奏活泼，七声音阶在副歌中得到了应用，这种手法在维吾尔族音乐中应用比较广泛，但五声性的旋法在这一部分更为明显，其核心在大调的正三和弦上。弱起节奏使用在了歌曲的前奏中，通过双手柱式和弦交替的方式对手鼓的节奏进行了模仿和体现。四句歌词构成了此歌曲的第一段，前两句主要将维吾尔族节奏组合的音型进行了使用，这使得歌曲具有非常大的动力性的特征。后两句中，右手部分主要用了双音方式，左手部分用了柱式。歌曲的第二段并没有填入歌词，而是应用了衬词。对属音的节奏型乐段进行了不断的重复，这使得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在这里出现。柱式和弦在右手部分使用，低音柱式和弦和八度内单音分解音型在左手部分使用，这使歌曲的旋律充满了节奏感，跌宕起伏，“断奏”式演奏方式主要应用在歌曲的高潮部分。在整首歌曲结束的地方，环绕音的使用使得更加接近中心音，歌曲的旋律隐伏骨架，这个时候钢琴伴奏逐渐减弱，在大调正三和弦上结束。这种伴奏方式的使用，充分体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喜悦之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骄傲与自豪。

《玛依拉》和《打起手鼓唱起歌》两首歌曲在新疆艺术歌曲的代表之作，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一杯美酒》、《塔里木河》、《驼铃》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也有非常高的传唱度，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欢。在艺术歌曲发展的过程中，新疆艺术歌曲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特征与烙印，但总体上来说，感情色彩浓郁、音乐语言简单朴实是所有新疆艺术歌曲最为典型的特征，音乐与诗歌很好的进行了结合，音乐将诗歌要表达的情感进行了很好的传递与表达，而钢琴伴奏的加入更是彰显了诗歌与音乐两种表现形式相互融合的魅力，赋予了新疆艺术歌曲更多的美感。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的有效结合不仅是两者的相互补充，更是两者的相互扩展和强调，二者对彼此互相的成就赋予了新疆地区的艺术歌曲更多的美和活力。钢琴伴奏者在使得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有效结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被称为“伴奏”，但伴奏水平的高低对艺术歌曲是否能够完美呈现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为钢琴伴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要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之外，还要对诗歌、音乐以及两者的结合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要对新疆地区的风俗文化、人们的生活场景、生活特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与分析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和内涵，根据不同艺术歌曲的特点选用合适的钢琴伴奏方式，真正的做到钢琴伴奏与艺术歌曲彼此成就，使得艺术歌曲因为钢琴伴奏的加入而更具活力，最大程度的彰显出艺术歌曲的魅力，不断创作出更多经典的艺术歌曲，促进艺术歌曲的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已成为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依靠市场手段配置金融资源，虽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要求并不适合这种配置。经济发达地区金融资源丰富，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短缺，这种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性，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机构缩减营业网点，同时金融服务功能弱化，资金外流严重，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缺乏，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随之降低，扩大了区域差异和贫负差异。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已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一、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资源短缺的原因分析

（一）银行金融服务积极性低，加重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银行业的经营理念上是属于经营风险大，成本高的地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进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及金融服务主动性较高，而不愿介入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有50%以上营业网点已被撤出，呈现出居民办理一般金融业务难的局面，严重降低了银行在居民眼中的形象。另外，我国全国性金融机构实行分行制，由于实行贷款集中管理，信贷政策权限受限等因素，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自主权、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及实效性大大减弱。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吸收的存款，在全国范围内调节使用，使存贷比例不断降低，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统一的信贷政策，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银行是特殊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又要保正资金的安全性，又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全国性金融机构统一制定信贷政策，从总行到基层行的经营目标是重点支持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重点项目来增加利润，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些项目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这种倾斜差异，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形成不利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已成为国有银行贷款排斥的对象，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