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货币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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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金融创新风潮，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都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挑战。分析了金融创新下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货币中介目标的新运行。

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

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重新组合的过程，包括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创新，资产证券化、表外业务、金融一体化是金融创新的三大趋势。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市场为载体，以利率为传导机制，影响中介指标从而影响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最终实现这个政策目标。

1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1使得货币需求收入有变小的趋势

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和证券化趋势，使得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它们提高了持币的机会成本，从而人们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银行甚至出现“脱媒”现象，由此，人们对于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

摘要：本文分析2003年下半年以来新一轮货币政策实施后对湖北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剖析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传导梗阻，据此提出下一阶段可选择的政策建议。2003年下半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偏快、房地产市场偏热、信贷增长较快及物价开始持续回升等苗头，我国连续实施一系列货币调控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存贷款利率、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本文以湖北省为例。综合利率政策和存款准备金政策数次同向调控产生的叠加效应，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新一轮货币政策调控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分析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对湖北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影响，考虑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性，其效果还有待继续观察。同时，货币政策在湖北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中的传导还存在一定滞阻，需引起关注。

(一)新一轮货币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上调与湖北省的贷款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在湖北省实施的难度。通过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这一区间，贷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965％；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517％。这与湖北省近年来贷款增长的事实是相符合的，尽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贷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势，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贷款月平均增幅分别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调对存款增长有较大影响，但股市回暖是导致存款变动更重要的因素。通过对比存款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两个不同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表明，存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场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长率则下降2.4011％。这说明，存款利率上调促进了存款的增长，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对存款增长产生了强有力的下拉作用。两因素相结合，导致2007年以来存款增速趋缓。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7.5％，较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从存款结构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导致湖北省银行存款增速趋缓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银行储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1.4％，较2006年下降3.6个百分点，较2005年下降4.7个百分点。

(二)货币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1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较为复杂，存在传导时滞。2007年以来，CPI指数呈逐月上涨趋势，表明几次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物价产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轮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供应紧张、农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和环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动，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因此，难以从单方面改变物价上涨的动因，只是起到间接的调控作用。另外，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很长，我国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为9个月，而针对物价上涨的政策调整始于2007年初。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已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美国过度消费和新兴市场过度制造的循环使这些主动性的货币创造对应的是美国的巨额债务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储备积累。这样实际资源出口到了美国而美元流向了外围国家，维持这样的全球贸易循环的关键是美国经济的前景和地位，以及美元价值的稳定，但是美国受铸币税特权的诱惑不断增发货币，危机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使得未来美元的贬值不可避免。各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大都与美国是高度依赖的，但美国却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负责。这其实是特里芬难题的一个延续，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调整。这也是国际社会重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导SDR发行制度改革和扩大适用范围的动因之一。正是在此背景下，2011年4月11日，金砖五国领导人聚首海南三亚出席题为“展望未来、共享繁荣”的金砖峰会，商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求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一、SDR是维护美元金融霸权的产物1969年IMF创立了新的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全球性国际储备资产之不足，满足全球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

（一）SDR的创设是为了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上世纪5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特里芬难题”的国际货币储备数量不足方面，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新的储备资产以弥补美元储备资产，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的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至此，世界走向了“特里芬难题”的储备货币的信用丧失方面。上世纪60年代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为SDR的推出奠定了现实基础。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黄金市场价格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18.57%，美元大幅贬值，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储备货币第一次显示出信任危机。为了维持黄金官价水平及美元对外价值，美国不得不采取挽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是抛售黄金，平抑金价，以便稳定住对外汇率的跌势。但是，这些措施虽可见效一时，却不能使局势从此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二是美国用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的美元数字越来越大，1950-1972年的23年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额达886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美元偿付的，这就造成了美元泛滥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美元危机的一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接连多次爆发的美元危机，使人们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质疑，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时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行SDR，补充现有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就成了IMF最紧迫的任务。1969年8月，IMF理事会推出SDR。

（二）SDR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货币

1.SDR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不尽合理

(一)新一轮货币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上调与湖北省的贷款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在湖北省实施的难度。通过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这一区间，贷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965％；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517％。这与湖北省近年来贷款增长的事实是相符合的，尽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贷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势，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贷款月平均增幅分别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调对存款增长有较大影响，但股市回暖是导致存款变动更重要的因素。通过对比存款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两个不同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表明，存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场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长率则下降2.4011％。这说明，存款利率上调促进了存款的增长，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对存款增长产生了强有力的下拉作用。两因素相结合，导致2007年以来存款增速趋缓。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7.5％，较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从存款结构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导致湖北省银行存款增速趋缓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银行储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1.4％，较2006年下降3.6个百分点，较2005年下降4.7个百分点。

(二)货币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1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较为复杂，存在传导时滞。2007年以来，CPI指数呈逐月上涨趋势，表明几次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物价产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轮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供应紧张、农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和环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动，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因此，难以从单方面改变物价上涨的动因，只是起到间接的调控作用。另外，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很长，我国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为9个月，而针对物价上涨的政策调整始于2007年初。

2当期贷款利率调整对下一期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且影响均为负向。分析表明，当期中长期贷款利率调整对下一期投资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中长期贷款利率每上调1％，投资会下降2.372％；当期利率调整对下一期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亦存在较大影响，利率每上调1％。工业增加值将下降1.238％。可见，当期利率上调对未来投资和工业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利率上调使投资增速放缓，进而直接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理论的新发展主要沿着两种思路展开：一种思路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货币的因素；另一种思路是从货币与各种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出发，提出所谓“新货币经济学”。本文详细探讨了新货币经济学的含义和主要分支，并揭示了新货币经济学产生和发展对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1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从布莱克(Black，1970)开始，当代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记账单位(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流通手段)分离的可能性。他们设想记账单位是纯粹抽象的，与行使交换媒介职能的资产或资产组合完全分离开来；所有的交换媒介都是内生的，不存在中央银行和法定货币(基础货币)，人们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资产清偿其债务.这种理论被称为“新货币经济学”(NewMonetaryEconomics)。实际上，在金融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于新货币经济学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理论构想的货币制度。古典经济学家曾广泛引用过非洲原始民族曼迪果人的支付安排，他们采用一种称为“马居特”(Macute)的抽象记账单位。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提到：“马居特与任何事物都不相干，而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用于比较商品价格的一个名词。

人们说这头牛值10马居特，这个奴隶值15马居特，那个玻璃项链值2马居特……，而实际上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换的。”欧洲大陆的货币制度也很早就表现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性。金德尔伯格指出：“记账货币的计算并不需要有真正的硬币，就像人们不需要用尺子来计算距离一样。很早的时候，镑和先令是用来给商品定价的，铸成的硬币仅银便士而已。在比较不同硬币的价值时，货币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18世纪的米兰，流通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要处理好这种局面，只有使它们相等于一个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单位，如利弗或里拉。”然而金融史上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只是一些偶然事件，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有可能使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走向现实。

一、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魅力所在——支付体系中性

新货币经济学者认为在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里，不会再有因货币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正如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支付体系是中性的，银行和个人的支付与交易清算活动不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任何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购买力，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法马(Fama，1980)认为在这种支付体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纯财务决策无关性定理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资产组合，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支付体系。……但银行只是存款的被动供给者，银行体系在价格决定及实际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下面把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与传统的金本位制度相对照，以理解法马所描述的这种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记账单位是金，法律规定1个货币单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简单表示为：P=$／CPI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X(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其中，CPI消费品组合表示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表示单位量黄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规定的；(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表示黄金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组合之间的相对价格，即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商品组合相当于多少黄金。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既是记账单位，又充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充当银行同业清算手段，它同时也直接用作交换媒介(金币可以直接流通)。银行为了保证其票据兑现，必须自己持有一部分黄金储备。这样，银行的储备选择行为会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黄金的需求，会影响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单位量黄金／CPI消费物价组合)，从而也会影响名义价格水平。

一、银行机构面临的两难问题与应对策略

(一）银行机构面临的两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的支付清算业务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往账业务，即受客户委托,将客户资金汇往其他银行机构客户账户的行为；一类是来账业务，即受客户委托，将其他银行机构客户资金汇入本行客户账户的行为。无论是往账业务还是来账业务均通过银行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完成资金清算，并使得准备金账户头寸产生增减。其中，来账业务使银行机构准备金账户头寸增加，往账业务使银行机构准备金账户头寸减少。因此，支付清算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根源就在于银行机构准备金头寸是否能够满足支付业务清算和准备金考核的要求，即如何协调好往来账业务与准备金头寸间关系，既按照支付清算纪律要求，完成正常支付业务的清算，又使得准备金头寸满足准备金考核的要求。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使得银行机构陷人两难境地。

(二）银行机构的应对策略随着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规避流动性风险，满足预期准备金考核,需要综合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支付业务规律，即支付业务历史往来账与准备金头寸变化的规律；一是预期支付业务规律，即支付业务预期往来账规模与结构，及其对准备金头寸的影响。一般来讲，在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下，准备金头寸考核比较容易满足，银行机构的支付清算安排应更多地侧重历史支付业务规律，满足支付业务需求；在相对紧缩的金融环境下，银行机构的支付清算安排应兼顾考虑预期支付业务规律，在历史与预期业务规律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判断。因此，本文认为支付清算安排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办理支付清算业务时，结合以往支付清算往来业务与存款准备金使用情况的历史规律，对未来支付清算往来业务与存款准备金情况的预期判断。可以尝试推断，在金融市场流动性受到货币政策约束的前提下，约束力越强，清算安排对预期不确定性的依赖性越大，银行机构正是借助清算安排这种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预调和微调能力，来完成支付清算任务，达到满足准备金头寸考核的要求，实现规避流动性风险的目标。

二、资产选择行为下的支付系统效应与准备金调控模式构建

(一）支付系统中的成本一收益机制1983年，在《稳定货币的自由竞争理论》?—书中，新货币经济学提出以无现金支付系统（CashlessCompetitivePaymentSystem)为特征的自由竞争货币系统，BP“BFH"系统。认为纸币货币体系向无现金货币体系演进的第一步就是外在货币消失。银行活期存款不再代表对现金的最终要求权，而是“可转让共同基金份额”。这种“基金份额”可以用任何可交易的财富形式表示，如债券、股票等?。书中指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银行家和其他投资账户管理者之间很难有明显的区别。尽管银行比其他金融机构更注重支付服务，但竞争会促使银行向它们的存款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投资账户，而其他金融机构则更注重投资账户管理，但竞争也会促使它们向客户提供与银行联系的支付服务。这样一来，它们都被称作银行，因为它们都提供不同回报的投资账户，都提供资金转移的支付服务。”③"BFH"货币系统兼具支付结算服务和基金管理双重功能的货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成本-收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BFH"系统的运行流程。表明，通过发行银行券，共同基金银行获得负债，分别储存在结算系统和基金管理系统两个系统中。以单位价值形式储存在支付账户中的负债如同交易媒介，以基金份额储存在基金账户中的负债如同投资资产，赚取基金投资回报。

(二）资产选择行为下的支付系统效应在前述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中，主要体现为成本-收益约束机制，即相对“共同基金”资产收益，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是中央银行控制的清算资金成本的不确定性，包括对存款准备金调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准备金考核罚息的不确定性以及支付清算业务结构是否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央银行对清算资金成本的操作，构成了新货币经济中的“支付系统效应”。所谓“支付系统效应”，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对金融机构清算账户成本-收益约束的影响，改变金融机构资产结构，达到政策目标的效应。银行负债的资金总额将分配在两个方面：一是共同基金账户，以基金份额形式存在并有投资收益；二是用于支付准备的清算账户，以“价值单位”形式存在且没有投资收益。在“支付系统效应”的作用下，银行在考虑支付清算业务结构及支付清算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将不断调整这两个资产账户的资金配置，以达到最大化的资产配置。本文认为“支付系统效应”控制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该模式改变了通过直接控制名义货币数量方式，而采取收益成本控制机制传导货币政策，达到政策目标；二是该模式建立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本质缺陷”的前提下，即承认市场有效性，这个前提顺应了新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势；三是该模式兼顾支付清算资金需要与业务管理，为从银行机构的选择行为判断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四是伴随着经济系统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金融中介自由竞争特征增强，它推动金融制度从机构管理模式向功能管理模式的转变。结合上述四个特点’本文认为支付系统控制模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于金融中介行为，顺应了现代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也为本文基于电子支付构建准备金调控模式奠定了基础。

一、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金融发展水平、货币特质、产品的差异性、交易成本。当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发生相对变化时，其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会相应发生改变。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满足市场参与者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本国货币更好地发挥货币的职能，提高本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一方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倾向于选择本币作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而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反应在其产品的差异性方面，差异性越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越大。货币随着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会产生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存在外部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较低的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可以强化现有货币的交易网络。由于旧货币具有网络优势，新货币只有在拥有大于旧货币网络效应的非网络优势时才有可能替代旧货币。

二、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选择。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的变量见表1；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选取样本数据是20个国家在1996—2005年期间的数据。

2.回归分析。为了解决“临界点现象”（tippingphenomenon），这里对pcp和lcp进行Logistic转换的得到lgpcp和lglcp，并用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pcp和lcp进行Logistic转换的公式分别为：lgpcp=ln［pcp／（1-pcp）］,lglcp=ln［lcp／（1-lcp）］)。

三、政策建议

一、红色货币思想的依据与动因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顾及。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一)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①。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要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②。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③。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④。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二)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⑥。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⑦。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①。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②。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③。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④。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⑤。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⑥。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①。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②;“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③。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⑦。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⑧。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瑏瑠。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瑏瑡。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四)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①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②。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③。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⑤。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⑥。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⑧。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③。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④。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⑤。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⑥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币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②。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③。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④。(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⑤。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社会市面流通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⑥。除了作为准备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⑦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⑨。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瑏瑠。据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①。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②。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③。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④。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为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⑤。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⑧。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⑨。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瑏瑠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①。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②。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需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③。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④。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⑤。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⑥。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货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并结合根据地建设实际而形成的认识成果，不仅对当时的根据地货币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一)红色货币思想的历史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对于指导和推进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红色货币思想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建立货币体系的实践。由于有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起政权之后，哪怕只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割据区域内，而且是在自然经济成分浓厚的农村地区，也能够快捷地树立起一系列以货币为杠杆来开展金融工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个根据地都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货币机构和实施货币政策，快速地占领和统一割据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全面地推动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期间，尽管也有“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根据地的金融秩序相对稳定，金融市场基本处于一种活跃和健康运行的状态，实现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①的任务。与此同时，红色货币思想全面推动了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开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产物，并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在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必然一方面要努力遵循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②开展金融工作，努力稳定币值，大力给农业和工商业提供支持资金，为繁荣苏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按照苏维埃政府“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③的要求，努力筹集和提供军费开支，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和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二)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理论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尽管还没有系统理论形态的阐述，但是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主干内容却都已构建出来，这为日后党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首先，红色货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是基于欧洲国家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展开论述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则是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以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④为主体的农村地区进行武装割据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货币学说为指导，结合具体应用的实践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货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其次，红色货币思想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增添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以为主要代表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是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其中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则是要通过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⑤。而红色货币思想，就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体系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红色货币思想为党在日后构建货币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色货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货币问题认识历程的逻辑起点，它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货币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红色货币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的日益广大，红色货币思想逐渐丰富和发展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体系，但是就主要精神和核心原则而言，则始终体现了对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这一思想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