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体范文10篇

摘要：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并存是否构成悖论，本文以此为契入点，着力分析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特权的再认识。从权力因素契约精神良性互动的视角分析行政特权存在的应然性，从确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外部限制、内部限制几个层面寻求对权力因素的限制，进而真正实现行政契约的生命要义！

关键词：权力因素；契约精神；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外部限制；内部限制

距离的两端各有其独立的价值，问题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距离，而是能明了正视这种距离。——楔子

时下，伴随福利国家的兴起，行政的理念由国家行政向公共行政变迁，行政民主化的倾向与日俱增，非权力行政方式兴起，行政行为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在此背景下：契约由私法范畴跨入公法领域[2]，行政契约[3]日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应当说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并存是行政契约的生命要义所在。然权力因素、契约精神的并存是否构成悖论？权力因素是否存在限度？本文将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切入点，着力分析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特权的再认识。因而它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一个集行政性、契约性于一身的行政契约中，对所谓行政主体的特权我们应该秉持何种态度？如果说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其存在的必要，那么其是否存在一个限度？如果存在，其边界又在何处？

长期以来，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特权，学界渐趋达成共识：行政主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享有行政特权，这是行政契约的行政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行政契约的生命支点之一。在我看来，行政契约中的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并非构成悖论；我们在想当然认为行政主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在行政契约中享有行政特权时，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此种认识的前提价值判断是否是一个真命题，其价值判断的参照对象是否具有当然的普适性，这种思考问题的理论模式是否存在局限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使我们更加理性的看待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特权。

一、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并非悖论

一、行政立法后评估主体的确立标准

行政立法后评估主体的确立标准并非单一，根据不同的标准可确立，后评估主体也有所不同。首先，根据后评估主体是否由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可分为法定的后评估主体和非法定的评估主体。法定的后评估主体，顾名思义就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享有评估权的主体，其所提供的评估意见具有法律效力。我国首先将后评估制度最早运用到了行政许可的过程中，实现了行政许可的许可后评估。同时，有学者将法定后评估主体进一步区分为强制性主体和非强制性主体。而非法定的后评估主体完全就基于评估主体的评估，评估的内容也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但随着立法的逐步完善，非法定的后评估主体也可能转化为法定的后评估主体。其次，根据后评估主体的数量，可分为单一后评估主体和多元后评估主体。单一后评估主体就是指单一的评估机关对行政机关立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最为典型的就是实施机关对行政机关立法进行后评估；而多元后评估主体则表现为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能中的一种职责的分工，根据在评估中职责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评估单位和参与者。对于如何建构多元行政立法后评估的主体，即评估单位和参与者，将在下文中详述。最后，还有学者确立了其他标准，比如评估单位、程序和效力的差异标准，分为国家评估和社会评估，国家评估将会导致行政立法的立改废，而典型的社会评估比如社会机构评估和专家评估，其评估结论通常只具有参考价值。

二、行政立法后评估主体中评估单位的选择

（一）当前我国评估单位的选择模式。1.选择制定机关担任评估单位的模式由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作为评估单位组织评估的优点在于制定机关了解其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意图、设置目标以及价值取向等信息，能够从根本出发，发现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是否偏离了制定意图。但制定机关担任评估单位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在于制定机关仅从立法意图出发，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不考虑实际的实施情况，对措施的具体施行不了解就断然的作出评估。目前河北省政府就采取制定机关作为评估单位的模式。2.选择实施机关担任评估单位的模式该模式下，因为实施机关是行政法规、规章的实施主体，所以才更容易发现行政法规、规章在实施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够“正中要害”且及时的组织评估，但缺点在于行政法规、规章的实施机关在组织后评估的过程中，通常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想扩大自己的权力，减少自己的责任，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我国《许可法》第20条规定的评估主要采纳该模式。3.建立专门机构作为评估单位的模式在《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立法后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就提出，要设立一个行政立法后评估的一个由专家、学者、律师等实际工作者组成的评估机构，并且确立了从事法律、经济和立法业务的专家、学者、律师所占的比例。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吸收各方的意见，实时有效的组织对行法规、规章的有效评价，可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但存在的问题就在于由于这是一个看似独立的专门机构，但其评估经费、资料等将受制于委托评估的主体或政府法制办，为了评估机构的运转将只考虑委托评估人的利益而不考虑公众的利益。（二）域外评估单位的设置模式。纵观域外实行立法后评估制度的国家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模式确立评估单位，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分散模式，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集中模式，所谓的分散模式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组成部门共同成为评估单位。而集中模式是指由一个专门的立法评估机构作为评估单位统一对立法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在两种模式的比较之下，分散模式的优势在于可将评估的内容、评估责任分摊，有助于提高评估的效率，但弊端也是明显的，正是由于分散，所以才会缺乏统一的标准，评估主体容易主观判断，丧失评估的客观性。而集中模式将评估的主体、内容、责任全都“集中化”，确立统一的评估原则和评估标准，使得评估的结果会更加具有客观性，但作为评估机构的评估的工作量是相当多的，责任也是较为重大。（三）我国评估单位的完善路径。行政立法后评估的目的在于发现行政法规、规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后给所评估的行政法规、规章一个适当的评价，从而有利于行政法规、规章的完善。笔者认为选择制定机关作为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单位的理由是：其一，制定机关作为评估机关，在对行政立法作出评估以后，能够启动修改程序，对存在问题行政法规、规章进行及时的修正，能够真正的体现后评估的作用。其二，如果选择实施机关作为后评估的评估单位的话，可能会导致虽然行政法规、规章的实施已经存在了问题，但是如果组织评估对其进行修改，将有损实施机关的利益，因此，实施机关不愿意启动后评估程序进行评估。其三，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可以调动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用于行政立法后评估，能够及时、科学、有效的组织行政立法后评估工作的开展，从而使得行政后评估发挥其效果；最后，根据《我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我国各级人民政府自身也负有提高行政立法质量的责任。

三、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参与者

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参与者主要指的是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工作，并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评出意见，供评估单位参考、采纳，从而影响评估结果的主体，主要包括了：行政法规、规章的实际实施机关、。律师、专家、公众等，其中，实施机关以及专家的参与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下文中，将重点讨论公众参与对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重要意义。（一）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法理学基础1.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是人民主权原理的要求卢梭就提出了合法性的源泉、政治权利的根源在于人民，只有人民的意志才是唯一的法律，立法权是主权的核心，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只能属于人民。因此，从他的观点上来看，立法权最能代表“公意”，代表主权。基于立法权的重要性，所以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有权参与立法，同时也包括了行政立法，不仅可以参与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还应当参与行政立法的后评估工作，这就体现了公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行政立法，而是参与其中，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法治的根基。2.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是实现分配正义的重要途径立法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为了在立法过程中充分的考量各方利益，实现分配正义，就必须要求参与立法的各利益代表必须要取得平等的法律地位，换而言之，首先应当是均有机会参与立法活动，其次就是在立法过程中，各方利益代表都有权表达意见，享有话语权，正如许章润教授所言：“立法作为分配正义，必须向社会敞开大门，让各方参与分配的策划，协商和厘定，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因此，行政立法后评估作为行政立法程序的一部分，要想实现行政立法的公平公正，实现行政立法的分配正义，就需要公众对评估工作的积极参与，监督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效果，表达自己的看法，以民主化的立法来保障实体的正义，同时以立法的民主化来保障程序的正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的实现分配正义，而行政立法后评估作为行政立法的程序之一，通过公众参与来直接体现程序正义。（二）实现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具体举措。1.科学选择参与主体关于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公众的选择，通常以利害关系理论为主要依据，即选择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公众，要从受到该项行政立法影响的相关公众中选择，由于兼顾行政成本和效率，不可能让全部受其影响的公众都参与到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工作中，而应当要选举出代表来参加行政立法后评估工作，但是否任意选出一位利益影响者参与评估工作都能发挥其效果，笔者认为，有的行政立法涉及范围广泛，可能其中有些利害关系人并不关心行政立法对其利益的影响，所以可能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工作，这样就不能发挥评估的作用。因此，在选择公众代表参与评估的时候，不能仅考虑利害关系这一项标准，还应当参与主体对各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关心程度。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治化进程各国的《行政程序法》中都有关于公众参与行政活动的规范，为了发挥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效果，应当尽早出台《行政程序法》，才能给我国的公众参与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还应当修改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修成其内容中的一些模糊概念，确立公众参与成为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一项必须步骤，避免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任意、盲目和原则。3.建立行政立法后评估中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有学者提出，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应当是全过程的参与，其中包括了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动议、参与评估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及最终的意见信息反馈。如果不建立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公众参与意见反馈机制的话，那么公众参与整个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工作将只是“走过场”，这就导致了评估单位在公众参与之前对评估的结果其实早已定夺，那么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将不会对评估行政法规、规章等行政规范性文件产生实质的影响，这样的参与无疑导致资源的浪费，违背了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必须要建立行政立法后评估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对公众的评估意见进行收集、归纳、整理，然后明确反馈给公众，反馈的形式可以多样，包括直接反馈、通过召开新闻会的形式范阔或者通过报纸、公告栏或者互联网的形式反馈，这样才能体现公众在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价值，提升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的积极性。

摘要：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行政主体理论之间存在断裂带，责任主体的二元化和行政主体的一元化架构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弥合二元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一元行政主体理论之间断裂的关键在于修正行政主体的内核，即以说中的准侵权说代替组织体实在说来建构行政组织体和行政公务人员的关系。

关键词：行政主体；断裂；组织体实在说；说；准侵权说

Abstract：Researchintoadministrativedutyisforalongtimeaweaktacheinthescienceofadministrativelaw.Therearetwokeydefectsintheresearchinadministrativesubject.Ononehand，thereisacontradictionbetweenthetheoriesofadministrativedutysubjectandthoseoftheadministrativesubject.Ontheother，thedutysubjectlogicallycontradictswithunitaryadministrativesubject，whichleadstothequestionthatwecannotanswer：howdoesanadministrativeofficialconverthimselfintotheundertakeroftheadministrativedutysinceheisnottheadministrativesubject?Thispaperpointsoutthattoeliminatethedisagreementbetweenadministrativesubjectandadministrativeduty，thestatusofadministrativedutysubjectshouldberationalized.

Keywords：administrativesubject；contradiction；Organizationstheorie；theoryofagency；theoryofquasitort

行政责任问题一直是我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公法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薄弱”从某种层面上看是我国脆弱的法治现状的最好注脚。行政责任问题的研究一直存在一个重大欠缺：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行政主体理论存在断裂带，责任主体的二元化却和行政主体的一元化架构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具体地说就是行政主体理论和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之间的冲突，导致我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行政公务人员不是行政主体，那么他是通过何种途径转化为行政责任主体的呢?要弥合二元的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与一元的行政主体理论之间的断裂，其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改造行政责任主体理论以适应行政主体理论；二是改造行政主体理论以适应行政责任主体理论。其实，一直被行政法学界作为一种“范式”(注：国内最早以“范式”一词来描述行政主体的理论地位的是沈岿，参见沈岿的《重构行政主体范式的尝试》一文，载于《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看待的行政主体理论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一、国内通说行政主体理论之介绍

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笔者曾撰文对其予以分析，并希望学界对其进行检讨与反思。有学者认为该文只具批判性，并不具有建设性。本文是对这一意见的回应。虽然，笔者无意从原来的立场退却，坚持认为目前在行政法教科书中流行的行政主体理论既缺乏理论价值，也无益于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但本文将从积极的角度研究行政主体的内涵，并对我国应当建立何种行政主体制度进行探讨。

一、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内涵

研究行政主体，应首先从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内涵开始。在哲学上，主体是指有意识的人。从法律上说，主体是指有独立意志，可以独立行动并独立承担责任的人。主体一词根源于人类对其自身的认识。虽然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现代国家大多肯定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作为人具有的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作为人而具有的终极意义和自由意志，要求对个体的价值予以尊重。要求对个人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认可，要求社会的发展应以不断地扩充人的自由空间为目的。人的主体性体现在民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两个方面，因而在民主的国家，自然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即民事主体和政治上的独立主体。为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的需要，民事主体从自然人发展到法人，政治上的独立主体也从自然人发展到行政主体。法人是民事活动中自然人的延伸，行政主体则是政治活动中自然人的组合体，是自然人选择的管理组织形式。

主体概念最早与民事主体相联。在西罗马时代，随着罗马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在法律上出现了市民法与万民法并存的局面。只有罗马市民才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在这一时期，主体理论建立在自然人的基础上。民事主体扩展到法人是在18世纪以后。虽然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就已创造了法人这一法学术语，但当时仅用来说明团体的法律地位，称“法人是以团体名义的多数人集合”，而尚未达到在团体成员之外，更承认独立存在的抽象人格那样的地步。法人作为制定法上的概念，首先在1794年普鲁士邦普通法典中出现，当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用时，其影响即扩大到全世界。法人要件的基本点，就是保障团体达到相当高的组织程度，能够如同自然人一样参与生活，介入市场。民事主体的本质特征是其具有相应的民事能力。民事能力包含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主体的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首先是个人在政治上被肯定为独立的主体。现代民主国家无不承认国民主权。随着个人在政治上独立地位的确立和民主国家的建立，主体的理念逐步渗入到行政领域。行政主体作为一项行政法律制度普遍出现于西方社会，无论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或日本，或在普通法系的英国、美国，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行政主体制度。

与民事主体相类似，行政主体的本质特征也在于其具有行政权利能力。即行政主体能够独立地组织公务，享有行政权利，负担行政义务。此外，行政主体也具有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行政主体能够意思自治，通过其设立的组织独立对内对外活动并承担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从主体的内涵考虑，作为一个行政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的是当前行政法学的热点之一行政主体问题。文章在分析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分类及其基本内容，比较了国内外的行政主体制度，进而对已初具本土特色的中国行政主体制度作了评析。

[主题词]：行政主体缺陷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重视行政组织研究，其侧重点在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机关构成机制与行政效率问题，却忽视了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资格与法律责任承担。但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自80年代末出现以来，到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组织的主流。而且对行政主体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行政组织法的全面研究。同时，因其是个极为重要的行政法学概念，故行政主体概念也被不少国家所使用。如法国“PersonneMoraleAdministratif”、德国的“Verwaltungstrager”及英美国家的“AdministrativeAgency”等概念。[1]

一、行政主体概念

（一）行政主体的内涵及性质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理论对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机关、法律规范授权组织的归纳与概括而形成的，是指享有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能独立承担该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社会组织。

行政主体不单纯是一个理论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法律概念。虽然至今法律规范中尚无这一直接专用语，但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不是一个纯理论化的概念。一方面，这是根据行政法律制度对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的法律规定与要求的总结与提炼，如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主体要求的规定等；另一方面，对行政主体概念的理解及其条件、范围的界定，又将直接涉及到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与行政裁判制度中的确认与适用，决定着行政法律关系的判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法律责任的承担。[2]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行政主体不是法律概念，而主要是一种行政法学的概念，它是行政法学为研究行政法律关系而对关系参加人进行抽象而创制的概念。[3]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的是当前行政法学的热点之一行政主体问题。文章在分析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分类及其基本内容，比较了国内外的行政主体制度，进而对已初具本土特色的中国行政主体制度作了评析。

[主题词]：行政主体缺陷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重视行政组织研究，其侧重点在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机关构成机制与行政效率问题，却忽视了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资格与法律责任承担。但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自80年代末出现以来，到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行政法学研究行政组织的主流。而且对行政主体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行政组织法的全面研究。同时，因其是个极为重要的行政法学概念，故行政主体概念也被不少国家所使用。如法国“PersonneMoraleAdministratif”、德国的“Verwaltungstrager”及英美国家的“AdministrativeAgency”等概念。[1]

一、行政主体概念

（一）行政主体的内涵及性质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理论对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机关、法律规范授权组织的归纳与概括而形成的，是指享有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能独立承担该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社会组织。

行政主体不单纯是一个理论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法律概念。虽然至今法律规范中尚无这一直接专用语，但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不是一个纯理论化的概念。一方面，这是根据行政法律制度对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的法律规定与要求的总结与提炼，如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主体要求的规定等；另一方面，对行政主体概念的理解及其条件、范围的界定，又将直接涉及到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与行政裁判制度中的确认与适用，决定着行政法律关系的判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法律责任的承担。[2]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行政主体不是法律概念，而主要是一种行政法学的概念，它是行政法学为研究行政法律关系而对关系参加人进行抽象而创制的概念。[3]

“获知政府文件的普遍权利最初是作为1766年瑞典宪法的内容之一而得到确立的。”这可以说是公众信息权的一个萌芽，后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以信息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关系便以行政法关系的形式出现在各国行政法的运作之中。所谓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权行使中所承担的提供信息的义务。首先，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即由法律规定或授权行使行政权的机关、组织。其次，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内容是行政信息，是有关行政的基本素材和知识累积。再次，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行为表现为信息提供，即行政主体向相关的人和组织提交或供奉有关的行政资料、情报。最后，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承受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其可以是一个抽象的组合体，一个群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单一的承受者，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对象。

一、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决定了其承担的义务具有多样性，如道德的义务、政策的义务等。由于信息义务与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对其法律性质的探讨也是在行政法范围内的探讨，对信息义务的法律定性也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定性，这些行政法上的属性可作出如下初步概括：

其一，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普通义务与特定义务的统一。前者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义务，它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而是由行政主体的职权而抽象出来的广泛义务。后者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的义务。之所以说此二类义务具有法律性质，主要因为其是从宪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则中演绎出来的，并得到相关规则的限制。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是上两类义务的统一，即行政主体既在法律上有普遍的提供信息的责任，又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提供足以促成相对人实现权利的具体信息。

其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对下义务与对上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对于人民及其公共团体所负的义务，有执行司法与执行行政的义务。详而言之，即：对于自由权，有不作为及不得违法侵害的义务；对于请求权，有受理及作为的义务；对于参政权，有承认其权利及使之实现的义务。”这便是传统义务概念中行政主体对下的义务，它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承担的广泛义务，其中信息义务就是这一对下义务的一种。对下的信息义务一般是以纯粹的义务形式出现的，行政相对人对于此种义务在行政主体不履行的情况下常常可以通过司法性程序予以解决。对上的义务在一般行政法教科书中被称为一种责任，就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或相关制约机关所负的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责任和义务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责任可以说是因义务履行不当而引出的一个法律后果，义务常常在责任之前就被明明白白地写进了法律规范之中。尽管从行政法理论上讲，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承受对象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只应把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确定下来，而没有必要在信息义务理论中把对上的义务亦划归进来。其实，从信息义务与行政相对人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形式分析，两个范畴的义务都不可或缺，因为对上的义务亦必然以间接的形式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关系。也只有将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法律上定位于对上和对下两个方面才可能最终使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完全法治化。

其三，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柔性义务与刚性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柔性的义务是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义务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甚至无法在法律中进行量化的义务范畴。与之相对应，刚性的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就义务所表现出的具体化、定量化、可操作化而论的。我们知道，法律上的义务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属性，即法定的、可操作的、不可作出两种以上解释的，那么，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符合此一特征。

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审批、发证过多，办事手续繁琐的现象，诸如办理结婚登记要先缴纳养老保险或计划生育保证金，农民子女入学得先缴清统筹款、提留款等。上述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额外增加相对人义务的行为，可概括为添置行政程序行为。下面对该行为的属性、可诉性以及司法审查的诉讼运作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涵义和特征

所谓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赋权或授益性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增加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外的条件，从而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它是超越法律规定范围而附加负担性条件的行政行为。我国的一些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类似于添置行政程序的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例如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婚姻登记，不得要求当事人出具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证件和证明。

目前，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由于主体职责、领域、地域、相对人等因素不同，导致其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内容不同。尽管如此，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存在于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过程中。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主体依照相对人的申请，许可、确认或者给予其某项行政上的权益，如行政主体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发给抚恤金等。

2.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增加了相对人的负担，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错位及负效应；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合理规范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程序；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运行的关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由裁量行为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平，具体表现为畸轻畸重、自由裁量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前后不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社会秩序新的破坏、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情报公开制度、中立制度、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充分保障相对人的权利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的权限，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但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固有特征使其在运行中出现被拖延、前后不一及滥用等现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是法治的需要。行政程序具有限制随意行政、衡平公正与效率之价值，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正当程序/合理规范/有效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可见，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实现行政法治，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载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艰深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作一探讨。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错位及负效应

何谓行政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注：王岷灿：《行政法概要》，1983年出版的统编教材。这是该书对行政措施分类时指出的，可以说是我国对自由裁量权慨念的最早表述。）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并对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注：朱新力：《行政法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264页。）有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由块定以作出公正而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9页。）等等。从各学者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自由裁量权的实质理解是一致的，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行政权力缺乏羁束性规定的情况下，便宜行使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7页。）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外延大小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即有的将自由裁量权限于执法领域，有的则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笔者将行政自由裁量权限定在行政执法领域内，将其运行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的选择权。

行政哲学对人与制度的理性关系(目的与手段)和行政主体与公共制度的现实状态(价值与事实)进行的探求促成了制度哲学的研究。就主体性的人与工具性的制度而言,面对实存状态的矛盾冲突而反思二者之间协调关系的有效路径,应该是行政哲学和制度哲学共同关心的核心论题。

一、行政主体:理性的规范行政人抑或理性的自我实现行政人

(一)行政法视阈:理性的规范行政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间,苏联的行政法学成为我国行政组织研究的指导理论。由此,王名扬教授认定“行政主体是一个法律概念”,指出:“就法律意义而言,行政主体是实施行政职能的组织,即享有实施行政职务的权力,并负担由于实施行政职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主体。”[1]39在法律上创设“行政主体”概念是为了从行政组织维度统一公务员基本权利义务和规范其行政行为,追求公共行政协调统一。因此,行政主体被视为保证行政活动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法律技术,是行政组织建立和活动的法理基础[1]40-41。此后,学术界开始关注“行政主体”的研究。林弋指出:“行政主体,即国家行政权力的承担者和实施者,通常指国家行政机关。”[2]张焕光等认为:“从行政法原理上说,在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一方的主体成为行政主体,处于被管理一方的主体称为行政相对人。”[3]行政法学界认为,这是新中国最早关于行政主体的论述。张正钊认为,日本行政法上讲的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权利与义务的归属者,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行政主体[4]。方昕等明确了行政主体的自我独立特性,认为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政权能,能够独立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以自己的名义实际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5];王连昌等同样肯定独立承担权利与责任成为行政主体的界定标准,认为行政主体是享有实施行政活动的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活动,并因此而承担实施行政活动产生的责任的组织[6]。此后,国内法学家都在著述中专门阐述行政主体问题,构成了行政主体研究的法学理论体系。行政主体的法学理论重点研究的是:行使公共权力并为此后果负责的行为者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明确了公法与私法界域,也定义了行政主体作为公法概念的特殊意义,因此,行政主体的界定首先就是职权依据和行为范围问题,依此明确行政组织的独立行为主体资格,即它是拥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将行政主体定义在确定的文本规范表述范围内,这样可以明晰行政行为关系进而为行政诉讼提供确证的判例依据,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存在所导致的行政实践的混乱。因此,行政法学求证的是理性的规范行政人身份。

(二)公共行政视阈:理性的自我实现行政人

行政学对行政主体的探讨并非直接承接行政法学的理路,只是通过对“行政人”的关注形成了具有行为主体性格特征的描述或概括。“行政人”(管理人,AdministrativeMan)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意指以追求有限理性和满意化标准为行动指南的管理者(行政官僚)。他认为,行政官僚既不同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也不是倾向于非理性的“社会人”,而是“有限理性”的“行政人”。西蒙指出,威廉•怀特最早指称的“组织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公司的经理人”,“他的角色行为绝对不包括表现个性、独自创新和特立独行”[7]———不是“行政人”的完整意义。后来,西蒙和阿吉里斯就行为科学讨论的理性行政人(“行政的理性人理论”)的基本界定及其在组织管理中的表现程度进行了深度讨论。在理性的和自我实现的行政人问题上,西蒙认为,在“理性、权力需要、工作动机、成就需要以及自我实现上,如果希望这些制度保持活力,这些只是许多应该织入人类制度设计之网的丝线中的一部分。但它足以提醒我们注意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以及根据单一因素来构建设计的危险性”[8]108。因此,关于自我实现“它虚构了一个关于真实自我的图像”,“它很难得到经验的支持”[8]103。阿吉里斯则认为:“从行政的理性人理论出发,我们依次观察内部的组织环境、管理者、任何有权实施管理控制的人,等等,仍然可以发现,若从下属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通常都能对该下属产生类似的心理影响”;“组织要管理‘影响的内在化……’,如果管理者将这种描述性主张转化成管理理论,那么,诸如‘熏陶’等就会变成他的责任”;因此,“一种不鼓励讨论感情以及负载着感情的实质性议题的组织设计和管理则是这样一种枷锁”,“对于那些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的扩大的、更为复杂的模型基础上的新的组织模式,理性人理论家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8]110,113。显然,在行政人主体地位界定的基点上,存在着以(有限)理性为根基导引非理性因素以完成组织设计与管理的模式和以人际间情感等为指针归向自我实现的组织新模式构建的区别,这也是困扰现代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公共行政领域,理论的假设前提似乎没有离开人的各种预设倾向,且具有本质描述的意向。李春城教授将行政人假设类型概述为:“执行行政论的行政人”、“官僚制理论的行政人”、“公共选择理论的行政人”、“反‘传统行政’理论的行政人”,并提出“行政伦理学的行政人”,即突出责任与义务的“德性行政人”[9]。张康之教授强调,尽管“行政人”的“经济人”趋势是不争的事实,但“经济人”的完全移植是不妥当的,即使提出“经济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仅仅把它局限在经济领域;行政主体的人性设定只能是“公共人”[10]。显然,公共行政学讨论的行政主体已经脱开了行政法学的工具性界定,其核心旨向是关于公共行政使命担当者的内在精神结构及其外在规范表现问题,因此,理性的与自我实现的纷争意在诉求行政人本质价值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