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行范文10篇

提要：“执行难”是一个牵动全注意力的、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特大难题。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刻的原因无疑存在于执行体制本身。我国的执行体制是分散的，刑事执行、民事执行和行政执行既各自为政，又相互交叉，不仅在执行机构上显得臃肿和凌乱，尤其难以做到执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整合，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不利于提高执行效率。对民事执行而言，由以行使审判权为宪法使命的法院兼顾行使执行权不仅具有上的障碍，尤其在实践中已经被雄辩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其面对涉及综合因素的“执行难”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分离出去，将它交由统一的执行机构行使，是化解“执行难”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执行难执行权的特殊性执行体制统一构建

众所周知，目前在民事司法领域存在着一个极其严重的，这就是“执行难”。“执行难”这个问题涉及面之广，涉及的度之深，历经的时间之久，其解决之难，是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问题所不及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司法界到一般的社会界，从理论者到实际工作者，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寄望于尽快解决，维持正常的社会、和司法秩序。但毋庸讳言的是，“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解决“执行难”的方案依然有待于认真地、深入地探索。本文认为，“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执行体制不顺，目前这种将民事执行机构隶属于法院内部的执行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只要这种执行体制不加以根本性的改变，“执行难”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不仅如此，本文还认为，除民事执行体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外，其他的执行体制，包括行政执行体制和刑事执行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弊端，都需要结合起来统筹解决。通过，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执行机构，实现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

一、执行难：成因及其危害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将执行难归结为四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1].这是对执行难含义的具体演绎，也反映了司法界对执行难的程度的慨叹。执行难是一个牵动全社会注意力的焦点问题，也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执行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被执行人缺乏执行能力，无财产可供执行，必然导致执行难。二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这里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指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由于一些债务或公司，本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或利税大户，属于地方政府予以重点保护的骨干企业。法院执行举步维艰，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无能为力。这是造成执行难的关键原因。三是不健全。目前我国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企业法人，对于非企业法人尤其是人不适用破产，这样对于不适用破产的民事、经济主体在执行受阻时，无法转入破产程序彻底结束其债权债务关系，造成执行难。此外，强制执行程序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篇幅有限，内容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这也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四是执行体制不顺。目前是由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兼顾行使执行权的，与审判权所具有的本位性相比，执行权受到了轻视。这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

执行难的结果表现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不能获得实现，造成所谓“空调白判”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危害性：从债权人角度看，执行难意味着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满足和实现；从人民法院的角度看，其花费许多司法资源的生效裁判成为一纸空文，被人们贬为“法律白条”，这对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良好形象是一个极大的损害；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司法获得救济，势必逐步放弃对司法的信仰，并放弃对公力救济这一合法手段的诉求，转而寻求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从债务人角度看，“执行难”日久必然产生一种消极的波及效应，“执行难”的涉及面日益宽泛，这样必然放纵债务人的躲债、赖债心理和行为，这样到极致，执行难就会变成常见的篾法、抗法现象，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司法的权威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必然趋于瘫痪，法治国家的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可见，“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树立司法威信，使司法取信于民，甚至涉及国家存亡的瓶颈问题。“执行难”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十六大向全党提出的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也是全党加强先进性教育的核心。提高行政执行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和在基层工作的党的干部尤为重要。因为，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指示精神要靠基层去落实，省、市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决议要靠我们去执行，所以，提高执政能力，对基层来说关键是提高执行能力。实践证明，只有提高了行政执行力，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才能做到执政为民。提高行政执行力，我认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努力提高能力。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执行力的高低，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靠自己不断的努力学习和体验。为此，必须掌握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必须明确目标，使交办人满意。这个交办人可能是你的上级，可能是你所在的集体，还有可能是你有义务服务的公民，不管是谁，只要是你依法依规有执行义务的对象，对于其交办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

二是必须遵守程序，对直接首长负责。在交办人中，有直接交办人和间接交办人，执行者非到万不得已只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因为行政管理是分层级的，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就是对间接交办人负责，每一个层次都对直接交办人负责就是对间接交办人负责。执行者切忌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交办人满意而置直接交办者的感受而不顾。还要避免怕担责任把本应向直接领导负责的事推给下一个层级的人负责，自己袖手旁观。另外，还要防止为求简单而越俎代疱，插手下级的事。

三是必须认真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备要搞清三个问题。第一，执行什么。包括为什么人执行，执行什么任务，什么时间，什么要求，什么对象，什么利害关系等等，只有弄清了这些，执行者才能有的放矢。第二，怎么执行。包括用什么政策，采用什么策略，实施什么步骤，用多长的时间等等。这一步是谋又是断。要认真思考，周密部署。实际上很多执行乏力就是这一个环节把握不好所导致的。比如“项目立县”，到有些科局、乡镇最多只分解了招商任务，至于采用什么奖励、主攻什么重点、开展什么活动，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项目立县”只停留在“一把手”的笔记本上、腿上、嘴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雾里看花。第三，靠谁执行。靠谁执行不仅是安排人管、安排人抓，重要的是要用制度促使人管、抓，还要到时间去督查，抓得怎么样，如果不行，还要另选高明。

四是恰当运用方法。我们必须懂得执行无常法，万变不离宗。所谓“执行无常法，万变不离宗”就是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执行之法，但所有的执行当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操作要领。我想这些要领可归纳为“三看”：一看事态。即看事物已呈现的态势，看事物将发展的趋势，以及看任务交办者的来势，以此确定急、缓、冷、热、聚、散的处理办法。二看对象。主要是看被处理和处理所要牵涉的对象，包括是什么职业，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文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经济实力，有多大的能量，等等。三看环境。既要看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不要“撞头七”；又要看本地的环境，看民心群情，众怒之下不可用急招。在此基础上，确定采取的措施，尽可能做到能柔不刚，能和不斗，以求不战而胜。这里向大家推荐三种方法：其一，胜在人心。执行力就是要人心如我心的能力。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手段，柔则要以情感心，严则要以理服心，刚则要以公平心。当前，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思想上讲“共存”，政治上讲“共荣”，经济上求“共赢”，仕途上图“共进”，是较好的攻心之法。其二，胜在细节。执行就是办事，办事就要了解事情的全过程，就要知道开始怎样，中间出现什么问题，就要根据出现的问题想办法，就要从过程正确中追求结果正确。我们讲不问过程只问结果，不是不要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希望不要过程的结果无异于等待天上掉馅饼，是不现实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其三，胜在抓紧。执行就像赛跑，要抢速度。招商引资、做思想工作都要趁热打铁，这样才能抓住机遇，提高成功率，决不可一曝十闲。

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同上）

请求事项：

强制执行ΧΧ市ΧΧ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实和理由：

（写明事情的起因、经过及有关行政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以及执行结果等）······

「内容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大陆法系以德国为代表的行政本位强制执行和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代表的的司法本位的强制执行模式以及各自的理论基础，探讨了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起源和形成原因以及现实的缺陷，以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本质属性为突破口，从我国文化政治历史，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三方面论述，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该回归行政机关。并站在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角度，从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的建构，司法审查方式的转化，告诫程序的设计和救济制度体系的完善四个方面，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提出建议和构想，以期实现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正常有序运转，最终达到行政经济原则和权利保护原则的统一和谐。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综合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告诫程序救济制度体系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1]作为冲突着的社会里一种普遍的存在，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向“福利国家”转型的历史潮流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痼疾已经越来越显出对行政效率的滞痼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保护的软弱。本文正是基于深切关注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前提下，提出重新建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以希望达到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分配和制约，实现行政经济和权利保护的和谐。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评介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产生背景概要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模式源于80年代初。[马怀德教授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律建设处于停滞不前是甚至倒退的阶段，严格地讲此时的行政处理决定基本上依靠行隶属关系得到执行。”笔者赞同此观点，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在“拨乱反正”之后我国法制才逐渐恢复。参见马怀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国家行政学院报》2000年第2期。]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复苏，我国原有的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另外，社会行政管理领域的不断扩展和纵深，也需要考虑如何在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同时做到行政效率的提高；在发挥行政权积极管理社会事物的同时，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其标志是《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款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执行程序。]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陆续颁布的大多数行政法律和法规都对行政强制执行的问题作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具体行政行为的诉前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于法定起诉期限届满前，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未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且尚未提起诉讼时，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①。其中，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活动，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法研究的范畴，本文姑且不论。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言，其特征：一是这类案件未经诉讼程序而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具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共性；二是这类案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法定起诉期限尚未届满，这是区别于一般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个性。基于这类案件的个性特征，人民法院应否立案受理②，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在不同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异常激烈。争议的焦点是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利弊、存废和是否引入执行诉讼等问题③。然而，法官的上司是法律。所以，笔者仅从法律依据和法律适用方面，分析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否立案受理。

一、应当立案受理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二、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摘要：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需回答。本文首次指出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在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中有有三个概念涉及行政、强制和执行这三个因素，它们是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本文也将以解读这些概念为逻辑起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行政机关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具体表现为遇突发事件或传染病爆发等情形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检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常常是一种为进一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而采取的保全措施）；强制检查检验；遇自然灾害、传染病爆发等情形处置土地、建筑物、住宅或征用交通工具。

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机关无须事先作出决定，也不以相对人负有义务为条件，由行政机关直接地、不加告诫地对特定当事人进行限制，以破坏力量排除其抵抗。行政即时强制针对人身时表现为：对醉酒、自杀、殴斗、精神病人的管束、隔离传染病人等。针对财物时表现为：扣留处置危险爆炸物品；重大灾害事故的紧急处置；紧急避险。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为。随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为行政强制的法治化而不断的努力。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行政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无疑能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意见中，其中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视角，谈谈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以期能为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理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

一个国家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一项完整的行政权既包括决定权，也包括执行权。前者解决的是义务的设定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义务履行受阻时的实现问题。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题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属于司法权。[1]也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2]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强制当事人所要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3]我们认为，无论从执行的形式，还是从执行的内容上，都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衡量一种权力的性质，不是看这种权力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不应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由法院来行使的就是司法权，也不能认为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就是行政权。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与谁来行使是两个不同问题。无论是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都不会改变。按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界定执行权的性质是得不出结论的。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法律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了行政机关，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如果按照执行主体来理解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可能是一种司法权，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权，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样，在美国不但有法院负责的强制执行，也有紧急法制中行政机关负责的强制执行，按照执行主体也难以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我们判断一种权力的性质，不能仅仅以行使该权力的主体，更主要考虑的是该权力解决的问题和运行的程序。其实，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规律。

其次，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司法行为确定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解释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不是对司法行为的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基于实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义务的需要，行使该权力的基础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里还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超过复议或诉讼时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4]因此，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来看，也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

再次，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可见，从效力上，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还是法院的执行行为，都是一种事实行为或者是二次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具体体现，而行政强制执行权自然也归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近十年来，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已步入“黄金时代”，其中的一个标志是：行政立法出现了“高峰”。我国于1989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后，接着于199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和《行政复议条例》，1993年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1996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7年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9年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特别是行政处罚法的制定与实施，更呼唤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据说中国有关立法部门已把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列上日程。但是，离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的法学家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将不得不经历一段不太短的路程。

中国台湾地区早在1943年就修订了《行政执行法》。近年该法再次被修改。最近的修订稿于1998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中国台湾的学者们步入行政执行法研究领域亦相对较先。为此，研究与评判台湾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大陆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也许会有一定的裨益。

一、行政执行的基本概念

（一）行政执行的定义与特征

在中国台湾，行政执行（〈英〉AdministrativeExecution），是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英〉AdministrativeCompulsory，〈德〉Verwaltungsvollstreckung）的简称。关于它的定义，一般以1947年修订的《行政执行法》[1]的第1条规定为依据。该条规定：“行政官署于必要时，依本法之规定，得行间接或直接强制处分。”1998年修订的新《行政执行法》对行政执行的定义在表述上略有改变。其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执行，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但这种表述由于过份简单而很难直接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台湾学者们对行政执行所下的定义，已远远超逾了《行政执行法》中的概念，而且比较统一。以下是一种目前比较规范而公认的定义，它被写进了各种教科书：

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简称行政执行，系指当人民不履行其行政法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方法使其履行，或实现与履行有同一状态之行政权作用。[2]

摘要：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诉讼法中特有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保障行政权的行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该原则逐渐受到了质疑。文章通过对各国的立法制度中的“停止执行原则”和“不停止执行原则”进行比较,分析了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当前行政诉讼中的“不停止执行原则”提出质疑，从而提出对其重新构建。希望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行政效益的实现，促进我国立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完善

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诉讼法中特有的原则。[1]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具体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诉讼期间，原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仍须执行。这一原则在保障行政权的行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阶段该原则逐渐受到了质疑。文章将对其进行反思和检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原则。

一、国内外对该原则的研究概况

当今世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地区，不仅大陆法系的奥地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了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2]而且普通法系的美国也在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规定行政行为应当不停止执行。他们认为行政诉讼以行政权优位、公益至上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因而普遍不承认起诉具有停止执行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较晚，没有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借鉴了这些国家的先进理论和立法经验，在行政诉讼中同样采取了不停止执行原则。

然而德国却规定了行政诉讼中停止执行原则。[3]这一原则保证了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公正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行政管理的合法、及时和高效，实践中是切实可行的。这一原则之所以将重点放在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上，是因为如果行政诉讼中采用不停止执行原则，就是将重点置于行政行为的效果保护上，而对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较为不利（比如，不可回复损害的证明负担，在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制度下，要求原告承担）。所以近年来，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有仿照德国立法例，转采停止执行原则的改动方向。[4]那么，为何不停止执行原则受到如此多的国家的青睐呢？下面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诸多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现行的行政立法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自从我们国家踏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架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廉洁高效，适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使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如期实现，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权力值得探讨。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利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诸多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现行的行政立法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自从我们国家踏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架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廉洁高效，适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使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如期实现，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权力值得探讨。

一、政强制执行概述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