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治理范文10篇

尽管专项治理是我国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普遍采取的社会治理手段,但是,学术界对这一治理工具的研究却颇显不足,整体上对这一治理方式或工作模式的批评居多,而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积极意义挖掘不足,尤其是对这种具有临时性、间歇性和强制性特征的运动式执法模式,何以会成为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中常态化的公安行政执法模式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式缺乏深入研究。对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转型社会的治理过程揭示中国公安行政执法中的困境,并由此揭示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作为公共治理手段的功能与意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来实效性地看待公安行政专项治理①工作,从而扬其长而抑其弊,毕竟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作为一项治理手段得到了公安实务部门的偏好,其实际执法效果在民众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对于理论界的质疑和批判,公安理论界有必要从行业视角入手,为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辩护,本文正是立基于此。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

为了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执法模式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专项治理的概念进行清晰地界定,从而为其框定和搭建一个统一的理解平台防止理解的混乱和泛化。所谓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是我国公安行政执法部门比较常用的一种执法方式,是公安行政执法部门针对社会上所出现的某种违法现象而采取的一种“从严、从重、从快”进行治理的执法方式。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属于我国学者所称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即采取一种广泛动员的方式、充分调用各种资源、在集中时段内加大执法力度、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的的行政执法方式。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专项治理,一般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出现震惊社会的重大恶性事件或者困扰社会公共安全的常发性行政违法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受到社会公众或者舆论、媒体的关注,进而引起相关领导的充分重视,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部门展开声势浩大的检查、整治行动,最后进行总结表彰,宣布专项整治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2007年上海市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群租房的专项行动,这次专项整顿使得中远两湾城633家群租户在数月内消失。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安、工商、卫生等多家部门,他们通过联合执法对群租户进行了专项整治,使社会治安隐患得到了快速消除。又如为了切实维护好春运期间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2010年2月10日至3月10日期间,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其他警种和有关部门,大力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治安大整治专项行动……诸如此类的专项治理行动在中国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俯拾皆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往往是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事件进行集中治理,通过飓风式的专项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因而得到了社会基层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公安部门对关系人民重大利益事件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公安部门执法为民、立警为公的执政策略,是公安部门快速回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表现。

(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特征

专项治理行动作为我国公安机关经常采用的行政执法方式,是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级阶段而采取的运动式执法方式,这一执法方式区别于制度性执法方式。所谓制度性执法,是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执法程序,遵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进行常态式执法,而不是根据领导人意志对执法活动进行部署,针对社会的治安情况而采取“宽猛相济”原则的运动式执法。具体说来,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这一执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摘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我国现阶段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社区卫生服务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存在诸多困境而制约其作用的发挥。通过梳理文件回顾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起步、构建、改革和深化的过程，探讨各阶段的具体政策困境，从而得出:以政府行政治理为主、其他为辅的模式未能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作用，有必要探寻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良性作用的协同治理之道，保障良好的政策支持，以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

【关键词】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行政治理模式;政策困境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我国现阶段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20年要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2018年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共有99万多个，其中94.6%都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于超过13亿人都能够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战略目标而言，功能完善、科学合理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城市社区卫生是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开始于1948年英国颁布的《国家健康服务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HealthService，NHS)。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此时引入“社区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作为直接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承担着“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任务。社区卫生中心(站)和医院分工协作，引导患者合理就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现有医疗资源格局，在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社区医生工资少”“社区医生每个月要完成一定量的科室收入任务和家庭医生签约任务，不然就没有绩效工资”这样的事情却层见迭出。目前的文献大多从改善社区医生的薪酬制度方面入手，通过提高薪资待遇，吸引优秀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来破除目前社区医生的困境，而对于政策层面的涉及甚少。基于这种实际困境，从政策层面上系统回顾、总结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过程，对解决目前发展困境、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相关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政策文件梳理

政府自1997年至今出台了30多个文件、法规鼓励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制定对于推动我国不同时期社区卫生工作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回顾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起步、构建、改革和深化四个阶段。

1.1起步:1997—2005年

一、加强普法依法治理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继续深化“法律六进”，强化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工作的本领，全面做好青少年、农民等重点对象的普法教育工作；积极开展创建法治县、法治校园、法治镇（街道）、法治村居（社区）等活动，做到以创促普、深化教育，加强依法行政，不断增强依法治县水平，促进我县各项事业健康科学发展。

继续打造新的普法平台。广辟思路，继续打造新的普法平台，建设法制公园、法制长廊，张贴法制宣传图画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精神，坚持与社会各种文化建设相结合，做到面向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普法载体和形式，积极开展有特色的普法活动。

二、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抓好人民调解工作。在原有建立的调解组织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建立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鼓励和指导更多的企业、社会组织、学校等建立调解组织。继续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争取把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群体性上访、越级访等事件的发生。村两委换届之后，重新调整充实调解员队伍，注重提升队伍素质，进一步规范调解程序。深入开展“人民调解质量年”活动。

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据区局安排，我把分局年度的工作向领导和同志们作以汇报。我汇报的题目是《内强素质多措并举促转型，外树形象服务发展抓特色》。

近年来，我们在区工商局党组和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局机关各科、室、会的指导下，在队伍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地工作。在市局、区局和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的检查、考核中都得到了充分肯定。被当地党委政府申报为市级文明单位；被当地党委政府评为年度先进单位；被市综治委定为综治工作示范点，先后来分局参观学习综治工作的省、市、区、镇的同志达120人次；分局的班子建设、信息宣传、商标、合同等工作受到了区、市局和党委政府的表彰。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落实四项措施，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促进职能转型。

1、抓牢队伍建设的“根本点”。一是抓班子建设。分局现有干部职工15人。其中，班子成员3人。班子建设是整个队伍建设的关键。我们始终把加强班子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龙头和基础常抓不懈，加强干群之间的沟通，班子成员率先示范做给大家看，以身作则带着大家干，班子成员已成为“六知六会”的榜样。二是抓制度建设。我们结合分局的人员和辖区的具体情况，对每个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工作标准、考评方法等，进行了细化、量化，责任到岗、任务到人，绩效考核。并结合新时期的法律法规、工作特点、工作任务和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规范和完善，用切实可行的制度管理人、规范人。

2、把握教育培训的“着力点”。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各类教育培训之中，用科学发展观来教育人、启发人、鼓舞人，不断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通过查找行政执法中的薄弱环节，针对办案程序不规范、法律法规不熟悉、案件类型单一等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

3、找准转变作风的“切入点”。我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摆现象说问题，从迟到早退抓起，开展作风纪律整顿活动，表扬先进，树立身边的先进典型，激励后进，多帮助多促进，扬正气鼓士气。

一、按公司“三定”工作的部署做好相应工作本着“优化资源配置，更新观念整合行为，创新工作机制，激发团队和个人潜能”的思路与目标，搞好部门工作和治理。

（一）观念和行为上，通过岗位调整、资源优化配置，以新的理念，让职工理解，岗位撤并和人员精简，提倡一岗多职、一专多能，不是单纯地多干事，而是为在新的机制环境中，更漂亮地干工作，以实现职业生涯价值的最优化，达到企业兴盛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统一。并经由观念的整合达到行为的整合，有效地体现出团队和个人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操作层面上，按公司“三定”工作的部署和实施框架，优化配置公司办、企管办、档案室和计算机室等的资源，整合其职能，调整岗位、细化定员，优化治理及工作流程；以精干、高效的追求，创新工作机制。

安排和衔接好公务/交通用车治理的新职能。

（三）侧重和着力点，整合计算机室、档案室等的治理资源，设置新的岗位并搭建信息化治理运作的平台。以此为契机，优化部门的治理及工作流程。

着眼决策层/治理层次/执行层之间，信息的流畅和传递、反馈，为公司领导决策及企业治理的运作，做好相关工作和服务。

按公司“三定”工作的部署做好相应工作本着“优化资源配置，更新观念整合行为，创新工作机制，激发团队和个人潜能”的思路与目标，搞好部门工作和治理。

（一）观念和行为上，通过岗位调整、资源优化配置，以新的理念，让职工理解，岗位撤并和人员精简，提倡一岗多职、一专多能，不是单纯地多干事，而是为在新的机制环境中，更漂亮地干工作，以实现职业生涯价值的最优化，达到企业兴盛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统一。并经由观念的整合达到行为的整合，有效地体现出团队和个人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操作层面上，按公司“三定”工作的部署和实施框架，优化配置公司办、企管办、档案室和计算机室等的资源，整合其职能，调整岗位、细化定员，优化治理及工作流程；以精干、高效的追求，创新工作机制。安排和衔接好公务/交通用车治理的新职能。

（三）侧重和着力点，整合计算机室、档案室等的治理资源，设置新的岗位并搭建信息化治理运作的平台。以此为契机，优化部门的治理及工作流程。着眼决策层/治理层次/执行层之间，信息的流畅和传递、反馈，为公司领导决策及企业治理的运作，做好相关工作和服务。

（四）中近期目标，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与有关部门相配合，以较经济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局域网，使之更有效运行；考虑建立公司的MIS（信息治理系统），建构经营治理信息的收集、处理、反馈的工作机制。如此，可以相对较少的投入（实施生产/制造计算机集控不现实，甚至做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投入都较大），有效改变公司现存的各专业治理“孤岛信息”的状况，以信息的集成与治理，信息流的通畅和应用，更优地服务于经营治理。为公司治理流程的优化创造条件，为提高治理效率，增强对市场和经营环境的变化的响应速度做好服务。

在公司新的治理体系运作的环境中，在公司经理班子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开拓进取，充分发挥本部门特有的组织协调的作用和服务职能，并组织和协调好公司主要工作部署的执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____〕__号）精神，根据××省工商局“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工商财【____】__号，结合我局实际，制定“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一、专项治理的范围和内容

（一）治理的范围

此次专项治理的范围是：县局机关、各分局，消协、个协，以及各执收、执罚部门。

（二）专项治理内容

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重点是____年以来各项“小金库”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____年底“小金库”资金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对设立“小金库”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应追溯到以前年度。“小金库”主要表现形式包括：

摘要：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目前我国行政机关中赋有行政监督治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很多，依照他们的法定权限和职责划定，主要包括：工商行政、税务、物价、公安、卫生防疫、技术监督、财政审计等十几个部门。

他们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国家赋予他们具有制定行政规范权、行政许可权与批准权、行政检查监督权、行政制裁处罚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司法权以及其它行政处理决定权，覆盖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他们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做得好坏，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同时也体现了国家行政治理、人员素质的水平和质量。为此，坚持依法行政，是推动行政治理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有效载体，也是我们研究行政治理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重要课题。本文仅就工商行政治理的行政监督治理、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谈一些浅显的熟悉。

一、加强法制，对工商行政治理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政”和“政治”是同出一源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复杂化，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政”和“治”开始有了分工，这种分工由不明显到明显，行政才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可以这样说“行政”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治理的活动。马克思曾经指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79页）。马克思这一论断正确揭示了行政活动的由来和本质。非凡是在现今社会，行政治理活动的范围和内容日益广泛和复杂，成为国家治理活动中最普遍、最直接、最经常的一种治理活动。

工商行政治理是国家行政治理部门之一，它不仅有其行政机关的一般属性，还具有其它行政治理部门不具有的非凡性，即：市场监督和行政执法。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要保护合法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稳定、健康的经济秩序，必须用一系列的规则去规范它、约束它，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序发展。作为国家主管市场监督、行政执法和政府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调控的重要部门的工商行政治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今天，工商行政治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既治理所有的市场行为，又要依靠确认所有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资格对其实施监督；既要监督治理商标、广告，又要监督治理合同；既要反对不正当竞争，又要制止垄断；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保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既要监督治理消费品交易行为，又要监督生产资料交易行为；既要监督治理有形市场，又要监督治理无形市场；既要参与商品质量的监督，又要参与对商品价格的监督治理等等。工商行政治理活动既联系生产,又联系消费;既涉及各行各业和各地区,又与对外经济活动相联系;既与商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息息相关,又与其它经济行政治理部门和法律部门乃至公安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协作配合。既涉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涉及到社会的稳定；既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影响到整个社会效益的取得；既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之，我国改革、开放的每一进程，经济生活每一方面，经济法律、法规的逐项实施无一不在工商行政治理中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反映。工商行政治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要使其职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坚持依法行政是唯一有效的根本途径。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而依法行政又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树立和强化依法行政的观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非凡是针对政府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调控的重要部门，负有监督市场和行政执法重任的工商行政治理来说，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决策，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帷幕已经拉开。已开展多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和组成部分，被纳入政治文明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中。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普法依法治理的主管机关，如何顺应时代变革的要求，重新审视政治文明建设带给普法依法治理的新内容，探索新形势下普法依法治理的新思路和新途径，是已经摆在我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面前不容回避的课题。我们必须顺应改革的潮流，找准司法行政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履行我们的职能，放大司法行政的效应。

一、审视政治文明背景下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抓住重点

政治文明建设的开展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摆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操作。一是因为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权力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和实现途径，都需要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度、机制改革；将制度、机制上升为全体人民意志就是法治建设。可以说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语、同一概念。二是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抓手和实现途径。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往往使人感到很笼统和抽象，甚至有些神秘和缥缈，有些可望不可及。而法治建设则是针对统治阶级的统治行为、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以及社会各类经济主体、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活动所作出的具体规定。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定的执行则是明确的，具体的。因此，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才能抓住政治文明的各个环节，才能有效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反之脱离了法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就会缺乏实际内容而无从下手。三是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宏大而复杂，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深层次的体制、制度的变革，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和有序，才能保障政治体制的各项成果。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组成部分的普法依法治理工程，不能不被时代的潮流所驱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必须在内容上、形式上、措施上紧紧围绕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背景和主旋律加以改进和变化，在更高的领域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服务。

1.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必须重新审视政治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出的新课题，理性地分析其中的变化，才能更有效地把握住工作的重点，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首先是在内容上的变化。在当前政治文明的概念下，党的依法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对权力的约束制约、建设诚信政府、法治政府、人权的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树立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观念等内容，不仅已经成为法制宣传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依法治理的实施原则和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在法制宣传上重条文宣传，轻理念启发；重义务说教，轻权利宣传；重基础知识，轻基本理论的做法，把法制宣传的重点放到以现代法治理念启发上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强化尊重法律、崇拜法律、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观念，树立人权保护观念和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观念。在依法治理工作上要在以往有领导班子、有计划、有组织机构、有经费投入的要求基础上，开展以监督制约权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等法治实践活动，真正改革那些市场经济时代传下来的集权式的、行政命令式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机制。这些都对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在形式上的变化。在法制宣传方面，以往以急用先学、普及常识性的讲座、咨询、辅导、培训等为主的灌输教育方式，正在被日益发达的新闻媒体宣传、网络法律知识查询、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社区民主自治活动、社会矛盾调处活动以及送法进社区活动等群众参与式、互动式和自我教育式等方式取代；在依法治理方面，正朝着公开化、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转变，这些相对以往的依法治理，在形式上和手段上都更为复杂和难以掌握。

一、善治的语境：中国政府再造的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它提出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范式的治理理念和善治的制度架构，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注：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善治作为一种“有效的”和“良好的”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强调管理主体的多样性，并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适应了行政“公民本位”、“顾客导向”和“服务理念”的要求，对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何谓善治？“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注：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转引自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8、10页。）善治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Responsiveness)、有效(Effectiveness)、参与(Participation)、稳定(Stability)、廉洁(Honest)、公正(Justice)等，（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善治标准主要是八条，俞可平教授认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应再加上廉洁和稳定两条标准。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从本质上讲，善治是一种立足于公民社会，探究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建构一个什么样组织、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如何最大效能地提供最好公共产品和最优公共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政模式。

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市场化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育，在理性官僚制行政范式备受批评和“政府再造”呼声渐高的背景下，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影响不断增大，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疑义的‘时髦词语’”。（注：〔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转引自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善治也为众多的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所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成为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中耳熟能详的话语，“90年代以来，在英语和法语的政治学文献中，善治概念的使用率直线上升，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注：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转引自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8、10页。）近年来，治理和善治理论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导性话语和有效的分析范式。正是善治理念的这种国际国内的普遍运用和善治行政的变革取向，使得“善治”成为中国政府再造的全球性、国际性的话语语境和分析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第一，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党国同构”、“以党代政”的治理模式转变为“党政分开”、“党执掌政”，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重新确立了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和善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并为政府治理作用的发挥和行政改革的推行开辟了政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