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息公开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主动公开。公开信息已经演变成政府的一项新职能，因此，首先必须由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来履行这一职责；其次，应当完善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再次，应当建立人大的监督保障制度。

[关键词]行政信息主动公开被动公开

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国行政信息公开法的调整范围不尽相同，因此，虽然有的国家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没有规定主动公开制度⑴，但却不能否认其它立法对主动公开制度的确认。主动公开仍然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仍有必要充分研究这一公开制度，以便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我国的主动公开制度。

一、主动公开的含义及特点

对于何为主动公开，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有的从主动公开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论述，认为“主动公开是指政府主动地在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公布政府信息，或者以通告、告示、布告、公告等方式公开政府信息。”⑵有的从行政主体法定义务的角度论述主动公开，即认为“主动公开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主动将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情况登载在有关报纸上、公报上或者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公开有关情况的一种公开方式。”⑶虽然上述观点对主动公开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从公开的启动方式上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在主动公开的存在方式上，两种观点均认为主动公开既表现为行政主体在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行政处罚、行政裁决中的告知、说明理由等，又表现为非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抽象行为、行政政策的公开等，前者由行政程序法规定，后者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限于篇幅，笔者仅就行政主体在非具体程序中的主动公开展开讨论，即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基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在非具体行为程序中积极公开特定信息的公开方式。与行政主体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不同，主动公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动公开的实施不是基于公民的申请，而是基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是先有申请而后公开，而是在没有任何申请的情况下的公开，因此，主动公开又可称为无须申请的公开。与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在启动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表明：看一个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不仅要看其代议制的发展状况，更要看其行政民主化的发展状况和公民直接参与行政的程度。真正民主的公共行政是以公众的知情权为前提，以参与为主导，以监督为保障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如果没有公民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可能偏离社会公共目标，甚至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公民行政参与和信息公开密切相关，信息公开是公民行政参与的当然要求和必要前提，没有信息公开，公民的行政参与也仅是一句空话。从管理学上看，通过积极、主动的信息公开，可以有效提升民众对政府管理的认同程度，扩大民众参与度，增加政府与民众行为取向的一致性。

一、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大趋势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行为，也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西方，参与被认为是公民传递其利益要求的渠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有效释放机制，是衡量政策是否合乎民意的晴雨表。公民参与既指政治参与，还包括行政参与。公民政治参与亦称“参与政治”或“民主参与”，一般认为是指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对国家的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政治结果的关心、利益表达和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萨缪尔·亨廷顿和琼·纳尔逊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公民行政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当然内容，亦称参与型行政或互动型行政，是指行政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当今社会，已由同构型相当高、变化缓慢的单元化社会转变成异质性相当高、变化快速的多元化社会，民主是公众的天然权力，世界民主运动的新趋势表现为公民作为国家权利主体要求全方位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并不仅仅满足于过去的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等参政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行政参与是民主宪政对新时期行政发展的特殊要求。政府行政，是政府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过程中的活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影响公民权益的过程。公民行政参与对于公共利益的体现和政府治理绩效具有积极意义，是建立良性的公民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渠道，有助于行政民主性的增强，可以有效提升行政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度，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一国公共行政民主化和有效性的程度。从现代行政法的角度来分析，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行政相对人参与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具有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施行。公民行政参与的宪法或行政法基础是公民的行政参与权。行政参与权即公民依法参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利，具体包括：直接参与管理权、了解权、听证权、行政监督权、行政协助权等。公民行政参与的途径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的参与，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团体组织与行政机关一同处理公共事务，甚至直接取代行政机关来行使具体的公共行政职能。行政参与贯穿于行政过程的始终，一般情形下，凡是公共行政部门实施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活动，公民都有权参与，较为突出的是公民参与有着天然民主亲和力的行政立法(此处的立法是广义上的，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等行政规范的行为)、行政决策领域以及具体的行政执法和监督领域。

公民行政参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不过，直到20世纪中后期，公众参与才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甚至改变了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由行政主导演变为公民参与主导。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普遍体现出市场化、分权化、民主化、放松规制等趋向，它以公共行政权力的下放和外放为主要方式，以充分调动市场的力量为主要手段，充分展示了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走向——民主行政。民主行政是一种开放型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如果说行政分权与制衡是民主行政的必要形式，那么行政参与则是行政民主的真正内容。行政民主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提供更多机会。从西方政治实践看，新政府的产生，国家重大决策的出台，政府官员行为的评定，公民均可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在一些国家，公民参与已扩大到规制活动领域，例如在美国有“规制谈判”制度，听证权在行政规制谈判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法国和英国，80年代出现了“公共质询”制度。民主行政是世界性潮流，目前，公民参与正在成为新时代全球性的公共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之所以如此，主要的背景是：第一，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公民参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有可能解决过去参与民主的“屋子装不下”的小国寡民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行政领域的应用，一方面为扩大行政民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以互联网技术为重要基础的电子政务具有多中心、开放式的特征，一些非政府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志愿者组织和专家组以及普通公众，都可以通过电子政务平台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和其他政府管理活动。同时，它对社会公众独立、自主、平等、参与等民主意识的启发与培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功能。第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今天，伴随着非政府组织(NGO)的广泛兴起，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公民社会异常发达和活跃。公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但又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及与之相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公民社会与传统臣民社会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大大提高，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兴起，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都非常迅速。随着公共管理实践正由传统的政府为本位的政府统治型向以社会本位的社会治理型转变，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社会事务管理中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公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自己信任的团体组织，进入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长期以来，公民参与以个人的参与为主，缺少社会层面大规模的组织参与。实际上，组织参与的影响更大，毕竟单个人的力量给国家权力形成的压力不如个人的联合。第三，现代国家，政府行政的职能不再局限于消极保障人民不受国家的过度侵害之自由的“夜警国家”，而在于要求国家相应地转向为公民谋取各种福利，提高生活质量的“福利国家”。这种性质的国家职能的实现必须接受公民的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获得他们的信息与信任。因为缺乏公民广泛参与的公共权力，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服务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对政府的服务质量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参与行政也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

二、信息公开程度低是影响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重要因素

(一)信息公开是公民行政参与的当然要求和必要前提

一、对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解读

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款规定了政府违法或怠于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救济途径，被认为是条例的一大亮点。人们因此也对于“用利害关系人请求救济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充满了期待。但是，如何破解“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救济困局，却成为最近一个时期媒体热议的话题。应当说，所谓的救济困局，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囿于传统理念，对这一条款的规定存在诸多误读。

（一）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解

本款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是对《行政诉讼法》的固有提法的沿用。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确立于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将具体行政行为规定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权标准，立法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之对应的“抽象行政行为”。但是，有些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解过于狭窄，将其与德国法上的行政处分等同起来，即与行政命令、行政许可等针对特定人和事直接引起权利义务法律效果的行为。而政府信息公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政活动，与传统的行政处分的内涵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把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硬往“行政处分”这个模子里套，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行政机关公开不公开政府信息，并没有产生法律效果，既不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影响，也没有给申请人增加什么义务，因而是不可诉的。

为了澄清这些模糊认识，我们有必要介绍几对概念。

第一对概念是干预行政和服务行政。干预行政也称作干涉行政，系指干预人民权利，限制其自由或财产，或课以人民义务或负担的行政行为。干预行政是传统的行政行为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积极主动地向人民提供服务与生存照顾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因此，服务行政（或称作给付行政）的理论体系也就应运而生。政府信息公开，正是在服务行政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行政活动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明确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总理在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进行的界定中，“公共信息”赫然在列。条例第一条在规定立法目的时也有这样的表述：“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因此，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息公开应当属于服务行政或给付行政的一种。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行政公开第一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由于董某查阅的是房地产登记材料，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材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登记材料应该视为个人隐私材料，而不是公众信息，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该登记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个人资料保护制度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不同的权利保护理念以及不同的信息来源形成的两种不同制度。政府信息由于运用公权力取得，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以利用，并且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个人信息尽管是在公权力运行过程中取得，但其在本质上是基于个人活动形成的个人信息，只能由个人使用。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个人资料保护，隐私

「案情」

2004年5月10日，董某向徐汇区房地局申请查阅一处房屋的产权登记历史资料，董某称“该处房屋由其父于1947年以240两黄金从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购买，自1947年9月1日起至1968年7月16日董某一家实际居住该房屋”。针对董某的查阅请求，徐汇区房地局作出书面回复：“因该处房屋原属外产，已由国家接管，董某不是产权人，故不能提供查阅。”董某查阅房屋产权登记历史资料的目的在于获取该房屋历史上属于自己的证据，只是由于特殊原因被他人占用，从而为自己的民事诉讼提供充足证据。

对徐汇区房地局拒绝公开行为不服，董某向徐汇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董某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信息公开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免除公开的信息，其余政府信息应该按规定公开。而徐汇区房地局没有法律依据，拒绝公开她要求查询的信息，违反了《信息公开规定》的规定，因为该规章确定了任何人可以请求查阅政府信息的请求公开制度。[2].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本市岳阳路200弄14号在1947年9月1日至1968年7月16日期间，原告之父董克昌购买产权及后被政府接管的相关档案资料信息”。8月16日，徐汇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董铭状告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信息不公开一案。

在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徐汇区房地局对于董某的查阅请求究竟应该适用《信息公开规定》，还是《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材料查阅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登记材料查阅规定》）”。因为《信息公开规定》与《登记材料查阅规定》二者同为政府规章，确立的查阅规则不尽相同，《信息公开规定》确定的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查询规则，而《登记材料查阅规定》确立的是“权利人”查阅规则。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行为理由不正当，“因该处房屋原属外产，已由国家接管，董铭不是产权人，故不能提供查阅”的理由不属于《信息公开规定》第10条所列举的免予公开的范围，因为只有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5种情形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才能免予公开。

论文摘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宪法上的知情权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说明责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行使公权力的组织的除外事项之外的任何信息的制度。该制度在各国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申请人资格以及除外事项的确定，结合各国制度发展历程、我国立法及实践情况，提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其出发点是人民主权，请求主体是任何人，不存在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区分，在请求时，也没有必要明确表示请求该信息的目的。在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借用各国的经验，既采用列举除外事项的立法例，也通过公开原则的确立、严格解释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规则的确立，限制行政机关在不公开事项的裁量权，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知情权除外事项

据报道[2]，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打人后扬长而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时向当地的110报警服务台报警，[4]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在一起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甲的报警记录存在与否成为案件解决的关键。那么，公民甲是否有必要途径取得报警记录呢？对此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出回应，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即使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的情况下，但能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在本文中，笔者将继续对该案涉及的其他问题加以探讨，其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

首先，一审中110指挥中心出具了一项证明：某年某月10时30分至11时30分，110报警服务台未接到某人使用某电话的报警（某人为甲）。但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由此可见，110报警中心有甲的报警记录，但是当事人甲在通过正式途径以获得报警记录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报警记录的途径以及救济手段。

其次，在找寻报警记录的过程中，甲被告知，因为其不是公检法等内部人员，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在后期的律师前往110指挥中心调取证据过程中，律师仍然未能得到证据。得到的答复是：给当事人的答复是受纪检委托查的，现在涉及诉讼，律师来调查，没有义务提供；一位熟知110指挥中心业务的警官说：110的接报警记录如果需要作为证据，只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单位具体承办人，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到指挥中心调查，律师不行。她还透露，因为有的地方，110出具证明后出过事儿，所以内部作出这么一个规定。

最后，案件调查过程中，110报警中心认为报警记录是国家机密，即使存在公开的义务，也可以基于除外事项的规定不予以公开。其中有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律师有权到110调查取证，110应予以配合。如果律师无法从110查到证据，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调查电话局的电话记录，来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

论文摘要：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宪法上的知情权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说明责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行使公权力的组织的除外事项之外的任何信息的制度。该制度在各国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申请人资格以及除外事项的确定，结合各国制度发展历程、我国立法及实践情况，提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其出发点是人民主权，请求主体是任何人，不存在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区分，在请求时，也没有必要明确表示请求该信息的目的。在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立法中借用各国的经验，既采用列举除外事项的立法例，也通过公开原则的确立、严格解释规则以及举证责任规则的确立，限制行政机关在不公开事项的裁量权，

关键词：行政信息公开知情权除外事项

据报道[2]，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打人后扬长而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时向当地的110报警服务台报警，[4]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也就是说，在一起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甲的报警记录存在与否成为案件解决的关键。那么，公民甲是否有必要途径取得报警记录呢？对此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出回应，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即使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的情况下，但能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在本文中，笔者将继续对该案涉及的其他问题加以探讨，其中需要注意的细节有：

首先，一审中110指挥中心出具了一项证明：某年某月10时30分至11时30分，110报警服务台未接到某人使用某电话的报警（某人为甲）。但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由此可见，110报警中心有甲的报警记录，但是当事人甲在通过正式途径以获得报警记录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报警记录的途径以及救济手段。

其次，在找寻报警记录的过程中，甲被告知，因为其不是公检法等内部人员，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在后期的律师前往110指挥中心调取证据过程中，律师仍然未能得到证据。得到的答复是：给当事人的答复是受纪检委托查的，现在涉及诉讼，律师来调查，没有义务提供；一位熟知110指挥中心业务的警官说：110的接报警记录如果需要作为证据，只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单位具体承办人，拿着单位介绍信，才能到指挥中心调查，律师不行。她还透露，因为有的地方，110出具证明后出过事儿，所以内部作出这么一个规定。

最后，案件调查过程中，110报警中心认为报警记录是国家机密，即使存在公开的义务，也可以基于除外事项的规定不予以公开。其中有相关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律师有权到110调查取证，110应予以配合。如果律师无法从110查到证据，只有通过其他渠道，比如调查电话局的电话记录，来证明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

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条是对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关于何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学者认为：“其含义是指相对人或相关人应受司法所保护的利益受到或可预见的将受到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其法律地位已经或将受到限制或剥夺。’，[1]按照这一解释模式，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要件之一是相对人或相关人有应受司法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归结于公法上的权利，例如参与权、知情权以及受益权等等。而《条例》第1条就规定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保护，故尔，可以认为相对人或相关人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根据《条例》第33条第2款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这一规定，原告资格具有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起诉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其权利主体限于本国人，并不像有些国家信息公开法规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包括外国人。[2]

第二，起诉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关于哪些人具有《条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条例》第13条规定：“除本条例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根据上述规定，第一类可能的原告是第三方认为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侵犯了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类可能的原告是针对行政机关根据第9条到第11条规定应主动公开信息却不公开的行为，而提起诉讼的人。第三类可能的原告是应申请公开信息的，对于行政机关的公开或者不公开行为提起诉讼的申请人。

摘要:对于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如何公开，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有不同意见。在现行诉讼法体系下，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存在标准不统一、范围不确定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三种单一审查模式都比较宽泛、片面。为推动阳光行政，有必要建立以分割性标准为主、阶段性标准和法益衡量标准为辅的司法审查框架，对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进行层层递进的规范性审查，在多种利益价值取向中寻求一种平衡。

关键词:过程性信息;司法审查;利益衡量

一、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的司法审查困境

1．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的认定

《条例》规定了应予公开、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但未界定何谓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条指出:“行政机关在日常生活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基于该规定及《条例》第14条列举的3类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本文中的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是指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阶段，尚未制作完成的非正式、不准确、不完整、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政府信息，不包括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信息。关于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的四个要件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非正式、不准确、不完整与不可使用属于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是果，而后者是关键”。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有3个特征:第一，处于形成过程中，即处于行政行为启动之后、行政决策作出之前的阶段。第二，结果的不确定性。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对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进行反复论证、讨论的结果，此结果可能需要进一步衡量以选取最优方案，因而具有不确定性。第三，外部行政性。外部行政性是区分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与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信息的最主要因素。尽管《意见》将二者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二者在外延上也存在交叉，但以是否产生对外效力，即可将二者区分开来。

2．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的司法审查理论分歧

摘要：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信息公开的推行存在众多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应借鉴国外信息公开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信息公开制度建议

信息公开也称为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府资讯公开。从行政法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在现实中，信息公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信息公开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防治腐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障。

一、我国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经济改革、惩治腐败、推行依法治国、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等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各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各地相继制定了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引入了诸如公开招标、公开竞争、公开招考、公开数据、公开配额、公开办事制度与结果等信息公开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巩固和提高，公民真正拥有了知情权和参政权；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提高；增加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共制度还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和阻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目前，行政法学界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行政法治建设，始于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之前及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大批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不仅启蒙了人民，推动了整个资产阶级革命快速发展，也促使资产阶级在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主权在民”作为国家政权的根基，选择了以法治的手段来治国。现代行政法治的核心在于“主权在民”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政府“控权”观念。

然而，作为行政法治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并非伴随着现代行政法治而诞生。“公开”在世界行政法律制度中，最早见于1766年瑞典的《出版自由法》，作为一项基本行政法律原则，行政信息公开是在本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迅速发展和推广的。当人类从二战中法西斯统治的教训中第一次认识到社会公众、新闻媒介等对政府行为监督的极端重要性后，在世界范围内，均提出了“政府公开”、“行政公开”、“情报自由”、“提高政府行为透明度”等口号，并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其中影响最大、体系最完备的当属美国1966年《情报自由法》及1976年《阳光下的政府法》。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信息公开原则，虽然确立较晚，但也隶属于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不仅仅在“主权在民”，更在于“主权在民”基础之上的发展而来的公民的“知情权”。

2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确立的宪法根据

对比资本主义国家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历史，应当说，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信息公开早已具备其建立的理论基础的。因为，无论是“主权在民”还是“知情权”，在我国的最高根本法——《宪法》中都是有所规定，或有所体现的。

对“主权在民”，在1954年的我国《宪法》中，其第一条便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对“知情权”，我国宪法虽没有直接规定，但其理念与精神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体现了出来。首先，1982年《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经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明确肯定了“知情权”的前置性权利——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其次，1982年《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中，有关公民的监督、批评、建议及申诉、控告、检举权的规定以及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实际上都隐含了“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