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效率范文10篇

一、政府效率的定义

管理学上的效率本来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但研究政府工作效率，既不能象管理学那样简单化理解为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不能只注重服务对象对政府工作速度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因此，要衡量一个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必须首先给出科学的行政效率的定义。

按照美国管理学家埃默森关于“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作适当的工作”的效率原则，行政效率应当是指行政机关用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代价、正确处理行政事务并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因此，行政效率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组成：速度、成本、行为的正确度。

（一）行政行为速度。办事速度是效率的外在表现。但是，就行政效率而言，并不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是指时间使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的时间标准是指行政服务对象希望的“快”和可以接受的“慢”之间的结合。所谓希望的快，当然是越快越好，即时即刻。所谓可以接受的慢，是指行政服务对象的希望底线，即不因政府工作的周期破坏其原定的计划，或者付出额外的成本。通俗地说就是不至于“坏事”。在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是比较理想的。一方面，政府机关不需要为满足服务对象的不十分必要的速度而支付不合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服务对象造成任何意义的延误。

（二）行政行为的成本。政府处理问题的投入成本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大致包括三个部分：行政设施成本、行政制度成本、行政人员成本。如果政府机关处理某个问题速度很快，具体的服务对象评价为效率高。但是由于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与处理该问题的最后社会效果不成比例，就不能认为该政府运作具有高效率。例如，某地通往某旅游景点的公路年久失修，经常发生堵车和游客被围困在旅游景点的现象。当地政府于是派出专机免费疏散被围困的游客。如何评价当地政府的工作效率呢？对被围困的游客来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如果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如涉及人的生命安全，作为既定的应急措施，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但如果通过及时维修公路能够解决的问题，却不及时维修公路，而是等到游客被困再派出飞机来解决，就不能得出结论说这里的政府运作效率高。

（三）行政行为的正确度。处理问题的效果是行政目标的核心。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实现和增加服务对象的合法利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成本也好、速度也好，只有同效果联系起来考察才可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而言，行政行为的正确度是指制定的公共政策（包括各种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充分兼顾相关利益群体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最终增进社会整体福利。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行政效果是指行政机关对管理（服务）对象所作出的行政决定合法、合理、公平、公正。

一、GDP的定义与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GDP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一国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在这里，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按照我国的定义，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同时，GDP等于国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或总量指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采取了价值形式的指标，因此，GDP所表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它不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或者加总在一起，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

（一）行政效率的现状

所谓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比率。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较高的行政效率是各级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明确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高的效率。”[2]行政效率是政府能力的集中表现，也是判定政府工作状况的综合指标。

评价某个行政机关行政效率高低，一般根据的是行政机关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而行政服务对象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生产经营者，也有普通市民、普通消费者等。不同的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可能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客观标准体系来衡量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根据这一套客观标准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政府机关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正确路径。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政府行政效率数学模型，作为计算政府行政效率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政府效率的本质政府效率的结构和数学关系

一、政府效率的定义

管理学上的效率本来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但研究政府工作效率，既不能象管理学那样简单化理解为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不能只注重服务对象对政府工作速度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因此，要衡量一个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必须首先给出科学的行政效率的定义。

按照美国管理学家埃默森关于“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作适当的工作”的效率原则，行政效率应当是指行政机关用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代价、正确处理行政事务并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因此，行政效率由以下三个基本要素组成：速度、成本、行为的正确度。

（一）行政行为速度。办事速度是效率的外在表现。但是，就行政效率而言，并不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是指时间使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的时间标准是指行政服务对象希望的“快”和可以接受的“慢”之间的结合。所谓希望的快，当然是越快越好，即时即刻。所谓可以接受的慢，是指行政服务对象的希望底线，即不因政府工作的周期破坏其原定的计划，或者付出额外的成本。通俗地说就是不至于“坏事”。在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是比较理想的。一方面，政府机关不需要为满足服务对象的不十分必要的速度而支付不合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服务对象造成任何意义的延误。

【摘要】行政效率低下在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和不同职能的部门都存在，其原因错综复杂。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的GDP虚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健康、稳健发展的瓶颈。因此，提高行政效率，倡导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行政效率；GDP虚高；绿色GDP

一、GDP的定义与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GDP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一国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在这里，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按照我国的定义，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同时，GDP等于国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或总量指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采取了价值形式的指标，因此，GDP所表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它不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或者加总在一起，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错位及负效应；行政程序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合理规范自由裁量权运行的程序；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运行的关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由裁量行为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平，具体表现为畸轻畸重、自由裁量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前后不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社会秩序新的破坏、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情报公开制度、中立制度、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充分保障相对人的权利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的权限，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但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固有特征使其在运行中出现被拖延、前后不一及滥用等现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是法治的需要。行政程序具有限制随意行政、衡平公正与效率之价值，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运行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正当程序/合理规范/有效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可见，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实现行政法治，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载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艰深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作一探讨。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错位及负效应

何谓行政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注：王岷灿：《行政法概要》，1983年出版的统编教材。这是该书对行政措施分类时指出的，可以说是我国对自由裁量权慨念的最早表述。）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并对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注：朱新力：《行政法学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264页。）有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由块定以作出公正而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9页。）等等。从各学者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自由裁量权的实质理解是一致的，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行政权力缺乏羁束性规定的情况下，便宜行使的权力。（注：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7页。）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外延大小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即有的将自由裁量权限于执法领域，有的则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笔者将行政自由裁量权限定在行政执法领域内，将其运行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的选择权。

【关键词】邓小平/行政效率/思想

【正文】

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问题，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若离开行政效率而谈行政管理，那是毫无意义的。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集团核心的邓小平，积几十年的行政管理经验，对行政效率的认识和理解无比的深刻和全面。因而，当我们去领略邓小平的行政效率思想的时候，深感到他对行政效率理论的阐述非常之系统，而且十分的精辟和透彻。无论是对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综观邓小平的行政效率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刻揭示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行政效率历来是行政管理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是围绕行政效率这个中心的。邓小平在他的一生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行政管理实践中高度的重视行政效率，并要求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努力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在行政管理中之所以处于中心地位，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1.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行政机关由于有些人往往习惯于公文旅行，划圈推诿，开会空谈，办事效率低，对工作有议不决，一拖再拖，一误再误，使一些本来很简单、很容易办而群众又急需办的事情，迟迟不办，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样，引起广大群众的埋怨和不满，使这些地方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很不融洽，甚至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失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正如邓小平所痛斥的：“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是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他们的危害却很大。”[1]

本文作者：赵晓萍工作单位：云南省司法厅

依法行政不但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给予规范，而且还作为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着。我们国家的行政效率一直都“居低不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行为的不规范。而目前依法行政则是保证政府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一条重要的途径。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政府因为行政行为的不规范而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的事情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依照依法行政要求来讲，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依法行政的态度和认识需要提高。真正的法治理念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仍没有确立起来。有些工作人员仅仅是把法律当作管理别人的工具，忽视自身守法性的要求;有的认为依法行政只属于法制机关的事，没有形成一种基本准则来对此进行认识;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利用特权以外的方式来制定政策。其次，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的认识相脱离。在行政执法权利和责任的实施中，没有将具体的责任分到各岗位上，以至于出现责任人不清的现象时有发生;面对具体行为时，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归属不清，出现问题找不到责任人;对奖惩机制落实不到位，表现在部门对责任人的过错追究的无关痛痒。这就直接影响了行政执法责任制作用的发挥。第三，政府职责不能补“缺”。很多行政部门在实行行政行为时，会有不作为现象的发生。比如对于举报问题不认真地去调查和对待或者根本没有履行监管的职责;不但如此，有些部门领导还会出现越权的行政行为，诸如此类的行政行为结果都会显示出它的不公平结果。

针对上文对行政效率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效率的直接导致原因之一———依法行政，所以下文我们主要以依法行政为作为着重点来进行分析，从而找出依法行政的真正问题和解决途径，使政府能够更加高效地服务于百姓，服务于国家。(一)依法行政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表现在立法方面。行政立法不完善，所以很多条款上的细节都过于简约，粗浅;行政立法体制还不健全。由于立法体制不健全导致的法律冲突问题，严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其次，表现在执法方面。行政执法中权力滥用和侵权的现象很多。不是法律要求执行的部门遇到有利可图的事件会争着抢着去做。许多部门执法过程中丢弃了法律的依据而变成了只以上级文件或地区部门文件作为标准执行公务;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不能以身作则，以身维法，所以就造成了人民对国家的权力机关失去了信任。第三，表面在思想观念方面。行政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习惯按行政命令而不是依法执行公务;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够高;法治意识不强，在执法过程中简单地使用处罚手段，根本达不到行政执法真正应该达到的效果;利己思想过度严重，以行政权力作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二)完善依法行政的途径从上文对我国当前依法行政存在的问题分析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到完善依法行政的出路。首先，健全行政法律法规。健全行政法律法规要求我们在对不规范的法规清理上要及时，对于那些过时的，不合宜的法规要废止;政府职能不能脱离法律法规要求的范围;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只有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才能避免独断专行，利于依法行政的实施;健全行政决策机制，行政领导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其次，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要真正地提高公务员文化素质还要从源头抓起，也就是在公务员选拔上要把好第一关。在相关的培训以及自身的再学习上投入一定的力度;带头守法意识要加强，“守法”不仅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执行，作为行政执法人员更应该以身作则，不能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行政人员，一定将守法意识落实到位才能让人民信服也才能让人民愿意去守法。

当前只有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才能提高行政效率，这也是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在工作中一定要践行依法行政才能提高行政效率。首先，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本质要求。我国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一切政府工作的核心都是要以人民为主。法制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利益的保障与人民意志的体现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在新时期新阶段下，依法行政办事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也才能真正为人民所信服。其次，行政执法部门的基础就是依法行政。法制是政府工作的准绳，而政府也是法制的执行者。作为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工作一定要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此外要接受法律和人民的监督。当下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使政府工作效率真正的保障起来。最后，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大目标。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总体目标是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其中，法制化既是一大目标，也是重要保证。因此，依法行政是推进现代行政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下的形势，我们只有从依法行政做起切实提高行政工作效率，保障行政工作正常开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真正实现社会正常秩序开展和国家管理工作的有效运行。

税收行政效率评价是税务部门建立在一定评价方法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征收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系统性的评价。最早论及税收征管效率的学者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他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在征税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到的收入。19世纪末，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阿道夫•瓦格纳，在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作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税收行政原则:认为税收征收管理的费用应力求节省，以增加国库的实际收入。同时他指出，征收费用不单纯指税务稽征的费用，纳税人因纳税而直接负担的费用也包括在内。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提出的“便利、节省”原则，实质上就是税收的征管效率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评价税务行政效率的最主要方法。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逐步开展以绩效评估为核心的税收行政效率评价，这类以成本—绩效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日益重视密切相关。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公共管理理念反映在税收征管活动中，要求税务机关实施结果导向、关注绩效的税收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他们对税务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期望税务机关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有效地组织税收收入等。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评价体系也随着人们对公共部门绩效理解的深入而在不断丰富和发展。［1］

一、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单一目标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税务行政效率研究基本上嫁接管理学效率研究的概念、模式，这种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税务行政效率评价体系基本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基础，这种评价方法将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投入视为税务管理活动的成本，将税务部门筹集的税收收入作为税务管理的收益，两者指标的比较值为税务行政效率。

(一)评价方法及内容

税收行政效率一般包括征管制度效率和征管机构效率两个方面。征管制度效率则指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税收征管制度及实施对于提高纳税人遵从税法的影响力及税务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执行程度。征管机构效率是指税务部门以较少的征管费用和执行费用筹集较多的税收收入。［2］

(二)指标设计及含义这类评价方法主要用税收征收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成本收入变动系数等指标来加以评价。

【摘要】行政效率低下在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和不同职能的部门都存在，其原因错综复杂。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的GDP虚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健康、稳健发展的瓶颈。因此，提高行政效率，倡导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行政效率；GDP虚高；绿色GDP

一、GDP的定义与核算方式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GDP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一国居民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在这里，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按照我国的定义，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或劳务的价值）。同时，GDP等于国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或总量指标，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采取了价值形式的指标，因此，GDP所表现的是社会财富的总量，它不仅可以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或者加总在一起，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形式。[1]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GDP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政效率低下导致GDP虚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产生；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面临的困境；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路径选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集权与分权历来是我国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平衡的一对矛盾、任何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土壤、垂直管理产生的理论依据、按行业划分进行垂直管理有助于行业组织内部的沟通、“由上到下”的直线型垂直领导体制有助于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垂直管理产生的现实依据、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类型、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考核制度、垂直管理组织外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条块”矛盾加剧，垂直管理乏力、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集权与分权历来是我国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平衡的一对矛盾。“条块”矛盾能否妥善解决在一定意义上对国家稳定、社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权力的配置而言，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中央计划指令调拨的方式，在集中了有限资源发展生产的同时，遏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而分权改革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控制力受到影响。为了保障政令畅通，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垂直管理就成为惯性选择。然而，实践证明，垂直管理并非包治百病的仙丹。例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尽管早在近1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然而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近期就有“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齐二药”等事故的频频发生。就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而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见，随着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加强垂直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的产生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与现实土壤，垂直管理也不例外。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垂直管理便开始出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产生既有其理论依据，也有其现实依据。

(一)垂直管理产生的理论依据

1按行业划分进行垂直管理有助于行业组织内部的沟通。具体来讲，在一定地域内如省、市范围内。打破原有地区界限按照行业系统和隶属关系建立“上管下”的垂直管理模式，有助于同一行业内部之间进行沟通、组织、协调。从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我国税务管理部门为例，垂直管理便于税务组织内部人员及时了解同行业各企业的经营和纳税情况，对经营活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问题；同时有助于税务部门加强同企业主管部门的联系，从而使纳税方面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