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对人范文10篇

文章提要：在我国行政法领域，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长期以来成了理论界的“弃儿”，本文力求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引起法学界的重视，并为完善行政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过错理论缺失必要性

一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的基本内容

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以下简称过错），是指行政行为相对人因违反行政法（广义），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的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应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主体具有广泛性；第二，由于它产生于行政违法过程中，因此具有行政违法性；第三，它由相对人的行为所表现，因而具有可知性；第四，由于它排斥国家法律，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此外，它还具有种类多、规责难、与刑法中的罪过联系紧密等特点。过错理论也可称为过罚相当理论，它包含以下内容：一是过有多大则罚有多重；二是无过则不罚，有过未必罚；三是过罚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过罚法定，即程序法定和实质法定。

二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理论缺失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行政法领域，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它并非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究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人们在观念上一直认为权力优先于权利，国家优先于个人。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在这一观念的统治下，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相对人的归责原则理所当然就是“违法、违规”，因此也就忽略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其次，与上述根本原因紧密相关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我国并无完整的行政法法典对行政相对人主观过错做原则、系统的规定，因此这就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影响了权威、系统的相关行政法理论的出台。二是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认为过错问题是专属于民法、刑法领域而非行政法所研究的对象，因此，迄今为止，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研究中，理论界大都未将相对人过错纳入其中。虽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中，既存在着执法者的过错，如对公务员因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责任追偿制度，也客观存在着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但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中规定并不统一，有关的法条数量也不多见，因此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来研究，会使行政法失去自己的部门法特色；三是认为在行政过程中，重视和研究过错问题会冲淡依法行政的主题，即它会严重地影响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的研究，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如何合理运用、有效监督、依法控制行政权，却来重视相对人的过错，有舍本逐末之嫌；四是有观点认为重视过错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悖，由于过错总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如果我们要求行政机关在每一次执法中都要准确掌握相对人的心态，彻底分清相对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将会影响行政效率，因此，立法机关在大多数行政立法中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五是在行政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行政机关及其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熟练运用有关的法律，现在又要求他们转变观念，重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统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困难的。再加上由于我国各相关的单行行政法对此持不同态度，大多数行政法并没有对行政违法者的主观过错做出规定，只有少数的行政法对此有明示或者默示的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又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六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情节特别轻微的；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森林法》第四十三条、《会计法》第四十四条也仅有少数类似规定。因此，普遍适用过错理论有以少论多，以偏概全之嫌，且要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必然要加大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因此，适用这一理论由于没有广泛的行政法律依据因而会失去它在实践中的意义，要统一各单行行政法的具体规定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的。

行政相对人外在表现可以说纷繁复杂，目前中国的行政立法体系依从于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相对人也依从于行政部门来认定，每个部门对相对人都有各自的界定方法，该方法可谓五花八门，而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研究较少，对此缺乏理论的指导。例如：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能力、法律地位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在实践中执法人员很难正确做出分析，直接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权益。为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上对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及认定进行界定，以资实用。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相对方，即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对立方；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1、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行政法律关系并非是一种绝对单一的双方关系，有可能存在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该第三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列为第三人，但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是什么地位呢？如由于房产局未认真审核，导致甲用欺诈手段获得登记，真实房主乙在这个过程中是何地位？2、行政处罚程序中，假如行政主体列错了行政相对人，对他做出了行政行为，他应是相对人，但本应是行政相对人而没有列入的人应是什么身份？他就不是相对人了吗？相对方具体究竟是谁？此外在实践中，由于该观点只在形式上对行政相对人作了描述，并没有从本质上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界定，因此对行政执法人员确定实际的行政相对人，并无指导作用。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按照该种观点，行政相对人只存在于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而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由于没有行政行为的影响，因此行政相对人并不存在。也有人将该观点表述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所作用的对方当事人”。那么是否没有行政行为的作用，即不存在相对人了？事实上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行政相对人已经存在了。例如，违法行为一经做出，行政相对人已经产生，不管行政行为作用与否。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以前，如在行政处罚的调查阶段，第一步就是确定违法行为人，即该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此外，以什么标准、方式来找到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是执法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该定义恰恰没能做出回答。

第三，权利义务说。北京大学的方世荣博士认为，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该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但该概念过于抽象，对实践中行政工作人员确认行政相对人并无帮助。此外，“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该行政法律关系已经产生，行政相对人是否只存在于已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值得探讨，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发生了，虽然相应的行政机关并未做出任何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并未产生，但行政相对人却已存在。如违法行为做出后，违法行为人即是行政相对人，不受行政行为是否做出影响。可知，该观点并未跳出上述第二种观点的缺陷。

【摘要】文章阐述了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并论述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特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外在表现可以说纷繁复杂，目前中国的行政立法体系依从于行政管理体制，行政相对人也依从于行政部门来认定，每个部门对相对人都有各自的界定方法，该方法可谓五花八门，而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研究较少，对此缺乏理论的指导。例如：行政相对人的责任能力、法律地位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在实践中执法人员很难正确做出分析，直接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相关权益。为此，笔者试图从理论上对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及认定进行界定，以资实用。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相对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相对方，即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对立方；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如下问题：1、不能排除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行政法律关系并非是一种绝对单一的双方关系，有可能存在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该第三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列为第三人，但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是什么地位呢？如由于房产局未认真审核，导致甲用欺诈手段获得登记，真实房主乙在这个过程中是何地位？2、行政处罚程序中，假如行政主体列错了行政相对人，对他做出了行政行为，他应是相对人，但本应是行政相对人而没有列入的人应是什么身份？他就不是相对人了吗？相对方具体究竟是谁？此外在实践中，由于该观点只在形式上对行政相对人作了描述，并没有从本质上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界定，因此对行政执法人员确定实际的行政相对人，并无指导作用。

第二，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或组织。按照该种观点，行政相对人只存在于行政行为做出之后，而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由于没有行政行为的影响，因此行政相对人并不存在。也有人将该观点表述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所作用的对方当事人”。那么是否没有行政行为的作用，即不存在相对人了？事实上在行政行为做出之前，行政相对人已经存在了。例如，违法行为一经做出，行政相对人已经产生，不管行政行为作用与否。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以前，如在行政处罚的调查阶段，第一步就是确定违法行为人，即该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此外，以什么标准、方式来找到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是执法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该定义恰恰没能做出回答。

第三，权利义务说。北京大学的方世荣博士认为，行政相对人是“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该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归纳，但该概念过于抽象，对实践中行政工作人员确认行政相对人并无帮助。此外，“参与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该行政法律关系已经产生，行政相对人是否只存在于已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值得探讨，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发生了，虽然相应的行政机关并未做出任何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并未产生，但行政相对人却已存在。如违法行为做出后，违法行为人即是行政相对人，不受行政行为是否做出影响。可知，该观点并未跳出上述第二种观点的缺陷。

【摘要】文章阐述了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并论述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特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以及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证据保全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开始普遍使用手机拍摄、录音录像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其所提供的视听证据仍然处于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的状态。笔者旨在论证行政相对人所提供的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主张司法实践予以采信和认可，以期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视听证据;合法性;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通常采取被告方单方举证的方式，常出现证据链条缺陷，争端无法得到合理有效解决等问题。对此，尽管学界已经有学者提出一些可行建议，不过大都是仅针对行政主体一方的证据完善而提出的改善措施。因此，笔者立足于行政诉讼中“两造恒定”的基点，初步探寻出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适当的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采用手机录音录像而取得的视听资料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从而摆脱以往诉讼证据采信中顾此失彼的臼窠，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仅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存在局限性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拍摄、录音等从而取得视听资料，是行政机关常用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之一，其效力也往往被有关法律明示或者默示的进行了认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行政主体收集的证据可能由于缺乏连续性、完整性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而存在着许多问题:(一)公开度不够。行政机关录制视听资料属行政信息，是行政执法主体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所制作并保存的各类“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原则上应予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法律还设有不予公开的两类情形。这些情形的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要求被告举证时，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法不规范的现象有了可乘之机。(二)行政机关记录拍摄时可能存在的各项问题。执法记录开启和截止点具有不确定性;执法记录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中断和人为中断问题;由于没有第三方中立保存和监督，记录设备人为空间大，无法完全规避可能被删除或修改的暗角。以上都给探明案情造成难度，并且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针对于上诉问题进行规范，这极可能导致一方提供的证据具有主观选择性、片面性和偏向性，使得证明力甚微，最终导致实体正义的缺失。

二、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提供视听证据的理论支撑

第一，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完善各相关法律法规;第二，注重发挥程序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作用，完善相关程序的建设与规范;第三，加大对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救济手段的广泛应用，改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存有瑕疵的条款，同时主张对国家赔偿方面条款进行符合时代需求的改变，即强调对《国家赔偿法》进行适时修改;第四，强调行政强制主体真正做到权责一致，并从各个角度加强对行政强制运行的各方面监督，此外，还应大力提高全民法制素质，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制观念，培育国民尤其是相对人在遭遇行政强制行为时，知道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维护自己权益。同时强调，只有从各个不同方面同时进行建设，才能有力的加强保障行政强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研究领域与选题方面，文章对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详细探讨，这一领域在国内尚属新颖领域。文章对行政强制相对人地位与作用有了正确的定位与审视，并强调在实践中突显其地位与作用。在论证材料的整理与搜集方面，本论文除了搜集相关文字资料外，还大量搜集了现实中与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相关的生活素材，从而将其用法律的眼光去审视，并按行政法的逻辑去分析，提升加强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的现实依据与其必要性，进而阐明这是实现平衡论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相对人问题上，本论文赞同方世荣博士在其《论相对人》一书中所阐明的相对人地位与作用观点，只是本文进而将其在范围上予以缩小，至仅限于行政强制行为所作用的客体对象上，从而提出行政强制相对人概念。文章论述了行政强制相对人内涵及其权益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的重要性并剖析了其权益得不到重视的根源，这主要归结于这样三个方面原因:其一，中国长期的对行政权的垄断，官本位思想严重，加上行政相对人是个较为新颖的概念，造成对行政强制相对人内涵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或认识不到位。其二，中国长期以来，行政权力是无所不包，加上行政强制权自有特征，造成行政强制权力极易滥用的后果。其三，行政强制自身程序的要求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导致很多情况下必须忽视其相对人权益，从而造成侵害。在这一分析论证基础上，本文将行政强制相对人摆在了应该令人瞩目与重视的位置，突显应对其合法权益加强保障必要性。

在行政强制主体与其相对人关系问题止，本文通过对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得出行政强制主体与其相对人间关系应处于平衡状态，不论行政强制主体自身的侵益性还是授益性特征，其均不能超越其应然限度，侵犯其相对人合法权益，这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与服务本质的核心要求和体现。并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强制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突显了行政强制相对人对政府依法行政、法治完善、权利本位提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因此主张应大力加强保障行政强制相对人权益，提出这是人权、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权益保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第1章绪论

Ll选题的源起

行政强制，在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其是理论上最众说纷纭、实践中差异最大且变化最多的领域之一，国内外都是如此，在对行政强制的研究上，可谓处于百家争鸣状态，一定意义上也是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行政强制，它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行为，即具有侵益性与授益性双重属性。一般而言，行政强制的运行对于整个社会或集体而言，呈授益性;对单个具体相对人而言，则呈侵益性。综合目前己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占据多数理论支持的是将行政强制基本分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部分，当然还存在其它占据一定地位的分类方法，这说明行政强制在基本类别方面存有分歧，此外，我国的行政强制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如权力设定主体复杂，主体过多、过乱;行政强制措施具体形式繁多、缺乏规范;其以司法主导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具有效率低下、运营成本太高的弊端;违法情形严重，执行过程中程序严重不合法等等。因此，在行政强制中，既要防止滥用权力，又要把行政强制行为规范化，并做到程序合法化。

（一）

程序法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固然重要，但没有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再好也等于零；而如果有一套较好的程序法制，实体法制即使不完善，公民的自由也可以得到较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程序法制的副产品。

行政主体首要的或基本的职责就是执行。而任何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是一个过程。行政过程不受客观、公正的程序所引导，就会为偏私、专横、任性的程序所支配。人们只有早修堤坝，才能避免泛滥的洪水带来的灾难。

优良的程序法制常常可以成为强制手段的替代品。因为程序法制的训导功能常常使人们“近善远罪而不自知”；程序法制的监督制约功能往往使执法者知所趋避。

优良的程序法制是实体法制实施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就应当认真审视该国家的程序法制是否健全。优良的法律应当具有自我能动实施的动力和手段，而这种动力和手段主要来源于程序法制。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相对人的定义；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有的特征；行政相对人自有的特征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内，观察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的统一、与客体关系中的“为我”倾向、认识活动中有“为我”倾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为我”趋势和自为性等主体性特征，并不是说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行政相对人的主导性、行政相对人的弱势性、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指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上的特征、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形式灵活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文章阐述了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并论述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特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一、行政行为告知的释义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的告知对行政主体来说是一项法定职责。这意味着行政主体如不履行这一法定职责，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行为的告知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项获得行政行为内容的法定权利，这意味着在行政主体不履行该法定职责时，行政相对人有权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请求行政主体履行告知义务或者救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

行政行为告知的宪政法理基础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地位。它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政理论中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战后这一宪政理念的高扬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现代行政法的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所结出的宪政硕果之一就是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与发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是，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可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利益、且不可任意支配的主体，是限制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力量。在行政程序法中创设行政行为告知程序，既是对行政相对人人格尊重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法律机制。

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附属性。行政行为告知的附属性，是指告知作为行政主体实施的一种行政程序性行为，它是依附于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之上；没有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告知行为就没有依托，也就失去了讨论的理论意义。由此可见，行政行为告知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只有当它与某一个特定的行政行为联系起来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学研究的视野。行政行为的告知一般不直接减损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但它可能会影响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行政行为告知本身的问题可能会波及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中，行政行为的告知是一种观念通知，属于事实行为，即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行为。[1]行政行为的告知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因此，法律救济的程序和方法与行政行为也有所不同。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审查时，如果认定行政行为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则它可以构成行政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一个理由。附属性也说明了行政行为告知是一种方法，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行政行为，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行为本身与告知行为之间存在的主从关系。

2.程序性。行政行为告知的程序性，是指告知作为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义务性行为，它与行政主体在行政实体法上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性行为相对。它是法律主体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法学原理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由于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强调行政行为告知的义务性具有不言而喻的法治意义。传统的法学理论不重视或者看不到程序法上权利和义务的独立价值，进而将法律程序安排在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法学理论。现代法学理论重塑了法律程序的应有地位，并导出如下一个基本规则：法律主体所拥有的实体法权利与程序法义务成正比，与程序法的权利成反比；法律主体应履行的实体法义务与程序法权利成正比，与程序法义务成反比。程序法与实体法如此紧密的关系在行政法上产生的结果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法上的行为是否合法，将直接影响到其根据行政实体法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