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范文10篇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及价值理念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及价值理念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摘要：责任是一种职责或任务。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身处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条文，带有强制性。责任是人的一种精神品质。但是由于责任往往意味着负担，承担责任需要很大的勇气，实际上，政府逃避责任、回避责任，甚至推卸责任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大大的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有损政府公信力。笔者主要从探讨责任的重要性，以及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方面着手，希望能系统的阐述承认责任并不简单这个议题，并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责任行政问责制度责任政府

做管理者不容易，做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更是如此。因为权力跟责任是对等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承认责任却并不简单。虽然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强调责任，政府也朝责任政府的建设方向努力，但实际上，人们的责任意识并没有明显增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倒退，因此对责任的探讨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一、相关概念

在《现代汉语字典》中，责任有三层含义：一是使人担当某种职务和职责；二是指分内应做的事；三是指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行政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律上的行政责任，二是指普通的行政责任。法律上的行政责任，是指政府工作人员除了遵守一般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外，还必须遵守有关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规范。普通的行政责任，则不涉及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等。行政责任是人类社会制度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性和条件。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责任愈来愈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使确立和确保行政责任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行政监督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撒网式”的监督格局，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各种监督尚未充分形成合力，监督力度不够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进一步探索提高监督整体效能的有效途径，真正把各种监督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对象、情形、方式、程序、适用范围和后果都作了明确规定，表明了问责制度在领导干部监督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为在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建构中，如何理解与发挥行政问责的应有作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在分析行政问责的内涵、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能使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协调配合，建构以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以期形成监督合力。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行政问责一说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孟子•公孙丑》中提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说明担任行政官职的人员，倘若不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应该主动辞职;担任谏官的，倘若有言不谏，也应该辞职。而在当今，关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也多各有所侧重。在行政问责的内涵中，问责是其核心，行政则是其外延范围的限定。当前，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解经常存在两方面分歧:一是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二是行政问责的“责”的界定。

1．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

对于行政问责主体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同体问责;二是认为行政问责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异体问责。当前我们所实行的行政问责，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可以说它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同体问责将自律的政府视为实施行政问责的积极主体，忽视了来自政府部门之外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在整个问责主体体系中，行政系统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行政系统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公民与媒体等问责主体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完整的行政问责主体应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须为相关行政事务做出解释、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后果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它分为组织客体和个人客体两类，所谓组织客体是指组织须以其整体名义承担行政责任;个人客体则是指行政人员以其个人名义承担行政责任，它又可以根据身份的不同分为行政领导客体和一般公务员客体两类，行政领导客体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2．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第一条为提高行政效能，确保政令畅通，促使行政首长恪尽职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人民政府对本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和县（区）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以下统称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本办法所指政府部门包括市政府各组成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本办法所指被问责人即经市政府决定问责的上述机构单位行政首长。

第三条行政首长问责坚持权责统一，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问责，是指市人民政府对所属行政首长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行政首长举止不端，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予以过问并追究责任的制度。

第五条行政首长在管辖范围内有违反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办法规定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问责：

乡、镇人民政府、市属各办、局：

省行政问责办法等四项制度实施以来，我市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贯彻实施中，仍有部分部门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宣传不扎实，工作找不到头绪等问题。为扎实推进四项制度工作的落实，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机关服务意识，提高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现将进一步抓好四项制度贯彻落实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

推行四项制度是省、州、市人民政府向各族群众和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贯彻落实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发展环境，自觉接受监督，建设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州人民政府推行四项制度的重点联系和指导市，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提高对推行四项制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省、州、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上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周密部署，迅速行动，对推行四项制度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检查，确保执行有力、落实到位、抓出成效。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健全完善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切实落实组织机构、专职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四项制度的开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摘要：2003年至今，行政问责制一直都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现有的行政问责制研究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已经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诸如这样的问题都是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解决的，只有了解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行政问责；现实困境；解决途径

2003年以来，由非典事件波及的“问责风暴”使有关问责制的研究“浮出水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目的。在研究者和政府实践者的共同推动下，问责制研究方面产生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关注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恰当地反映了问责制推行中的困难，能否满足当前政府实践者推行问责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诸如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主体。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行政问责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即问责制的理论构建；问责制实施的现实困境；问责制现实困境的解决途径。

一、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构建

在某种程度上，问责制可以称得上“兴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产生的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只能说得上是产生“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即使没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机事件也会促进“高官问责”、“官员问责”等类似问责事件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问责制只是与政府官员的失职失责行为有关，那么官员问责或行政问责注定只能是一种“运动式”或“暴风骤雨式”，倘若政府没有失职失责行为或者失职失责行为没有被发现，那么问责程序就不需要或者无法启动了。因此，要将政府问责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讨问责制所蕴含的内部机理。对此问题，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梳理。

黄健荣、梁莹（2004）认为问责制的理论基石主要有三种：主权在民和平等正义是建构问责制政府的根源性学理和法理依据，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必须公正平等地为公民服务。但是，主权在民思想只是从政治逻辑层面论证了对政府官员问责的必要性，这种政治逻辑在实践中是如何表现的呢？委托关系能够较好地揭示这种主权在民的本质。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公民和政府官员间建立了某种委托关系，鉴于委托方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作为委托人的公民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力，使其对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机会。既然这样，如何从源头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及其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呢？在他们看来，制度主义较好地回答了该问题。作为约束人类行为及相互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则，鉴于政府权力的强制性、破坏性等方面的特点，人们迫切地需要明晰和有效的制度来对政治行为者的利益关系、对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结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责关系予以规制，并且以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确保这样的规制得以实施。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等进行讲述，包括了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转变传统行政理念、健全我国现有人事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强化优化问责制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行政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传统的科层问责制行政问责，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人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中，各部门职能的专门化，形成各自的管辖领域，各司其职；组织层级自上而下层层递解，精密分工与协调；计划、执行和监督等职能高度重视；强调严格的分工和岗位责任，对上级和对正式规定严格负责，排斥自由裁量权。问责制度是韦伯的科层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强权式自上而下的严格的岗位责任承担与追究制度。在各国科层制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严格的责任承担与追究制度至少在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成为基本的要求。科层问责效果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1）上级无人问责。科层制问责作为行政机构内的问责，是自上而下的。（2）问责结果的公正性难以保证。由于问责程序是由上级启动，下级就有可能成为本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上级的替罪羊，或者上级利用其权力去影响问责程序而包庇下级。（3）只注重事后问责。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事后被动的善后程序。但是事件已经发生，对责任的追究无法挽回损失。（4）容易走向“人治”模式。上级对下级进行问责启动全在于上级的自由裁量，取决于行政权力，因此人治色彩较浓。（二）当代新公共管理问责制传统的科层制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和标准化在20世纪初期取得了的成功，但是，社会也面临着官僚化的非人格化、技术化、体制僵化的弊端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负面效应。由于人们对于效率、公平、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强烈渴求，在公共行政体制中，社会开始呼吁阳光机制，对政府问责的诉求由此而生。20世纪80年代兴起新公共管理理论奠定了当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该理论认为，需要在公共部门内部创立市场竞争机制，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通过竞争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创造良好的管理绩效。在新公共管理中，责任（accountability）概念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法律上的义务和制裁。包含着对受托者职位和资格进行判断的能力责任，包含着掌权者对选民负责的政治责任，也包含着对公共利益负责的公共责任，还具有促使责任主体行为、决策、判断必须合乎道德和伦理标准的道德责任。问责中的惩罚转变为一种监督机制，架起了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渠道，发挥提高效率和改进自身服务的功能。其一，问责主体的多元。从问责主体的角度区分，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行政体系内部对其成员问责。异体问责则指行政系统之外的权力主体，尤其是公众作为问责主体参与问责，已经是当前政治问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银行近年来一直将发展社会问责视为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希望“通过普通公民或市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是主权在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权力制衡的内在要求。其二，民主参与。民主参与主要体现为社会问责的出现。社会问责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的参与。通过公民的听证、质询、监督，政府直接面对公众的疑问并做出解释，承担责任，改进政府的行政决策、执行方式，优化行政效果。二是媒体的监督。三是社会利益团体的影响与作用。社会利益团体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以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作为政治参与优先考虑的内容，成为行政问责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三，全程监督和全面监督。当代行政问责制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约束，把惩前和毖后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有关问责中的关系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等观点统一起来，使行政主体回应外部需求和改进自身工作的能力增强，从而提高工作质量和绩效。

二、当前我国高校教育行政问责的问题

20世纪末期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促使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跨越，也极大的促进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大众化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如公共财政拨款的缩减、教育质量和公共性降低、高等学校对社会的快速变化难以产生回应、公众的满意度持续降低等。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这些问题具有国际化特征，这些难题也曾困扰了美英等发达国家。为克服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开始引入以绩效为核心的高校问责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责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表现出问责主体、问责内容、问责方式多样化，问责程序化的特点。问责主体包括除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还包括高校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管理者、家长、校友、债权人、用人单位、赞助机构、中介组织、工商业界等；问责制的内容主要分为经济问责、学校监护问责、学校专业水平问责、学校预备问责、学生实际学业成绩与资源利用关系等方面。问责的方式主要有分权问责、专业问责、市场问责、管理问责等；问责的流程包括职责、指标、评估、报告、奖惩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层面还缺乏相应的关于教育绩效考核的制度和政策，并且从现有的问责状况来看，基本上都属于“上问下责”式的传统行政问责，而且只会在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时才启动问责程序，呈现出明显的不足：首先，高等教育问责主体单一，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谁来问”不明确，基本上都是自上问下的垂直问责，即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长、校长对教师的问责。问责主体被窄化为教育主管部门，忽视了学校内部教师和教代会、工会的问责权利，也忽视了学校外部如家长、公众、新闻媒体的问责权利。问责的发起主要依靠中央或上级党政部门，特别是经由党政领导的直接督促，启动自上而下的调查取证，然后决定问责的具体方式。其次，问责以事后惩罚为目的。“谁被问”不准确，其对象主要是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或高校主要部门负责人，他们因为在造成重大伤亡或损失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失职而处于风口浪尖，被问责而丢官去职。这种事后追究的惩戒力度通常视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及社会关注度的大小而定。第三，问责随意性大。即使某些事件因媒体曝光激起广泛的社会舆论，促使政府启动问责，然而，由于相关的制度规定不够明确，程序不清，问责后果差异，“依何问”不到位，“问什么”不统一，“如何问”不规范，“问如何”难保证。比如，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有相应的何种处罚，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降职、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相关的法律责任如何继续追究等等，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文本依据。

三、完善我国高校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

要构建科学的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关键要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坚持先进的理念、原则、制度、服务目标，完备规范的法律文本，科学的问责内容，明晰的问责主体和客体，有效权威的问责方式等关键要素，形成“职责明确、责任直接、指标严整、程序科学、问责规范、奖惩到位”的问责体系。（一）树立两种理念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体现在制度设计上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教育活动中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问责制度就是要规范并促使行为主体遵守教育活动规律，按法律和制度办事，保证教育活动中行为主体获得最大自由，同时能使教育服务对象所获得教育利益最大化。要牢固树立为师生服务的理念，把维护师生的根本权益，提高教育活动的最大效能，作为问责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人本理念不仅体现在问责主体的主导性作用，也体现在对担责主体的惩戒、教育和改进的作用上。问责制度不是控制人、处理人的工具，它应该是保证高校的正常教学、科研、学习秩序的有效手段。树立公平、正义、科学的理念。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的法规制度手段，应该体现出制度设计科学、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一种制度的科学性是制度存在、维系和创新的根本，科学性必然要排斥人治、随意、反制度性因素。同时，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理念价值，构建教育行政问责制度时也必须要考量这两个关键的要素。（二）坚持三项原则一是目的性原则。在构建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目标，有的放矢，没有鲜明目的性指向的制度是毫无意义的制度。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行政效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使教育活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保障教育公平和正义。因此，制度设计要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不符合或者不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制度元素都要坚决抛弃和破除。二是科学性原则。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理念和原则是科学的，其手段、形式和程序是有效率的。它倡导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有科学的理念做支撑，摒弃粗暴决策和盲目决策，从而避免教育责任事故的出现。在教育行政问责的过程中，问责不是为了”问责”而问责，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来规避教育行政失误造成的损失，通过惩戒的方式来检查和弥补教育行政工作中的漏洞和缺失，提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和水平。三是法治性原则。教育行政问责是一项政策性和纪律性很强的活动，因此一定要注意坚持法治性的原则，对问责客体所犯错误要有实事求是的调查和证据求证。在问责的过程中要允许问责客体有申诉、辩驳的机会和权利。而且确定问责客体的政治、法律、道德及行政责任时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排除人为的、外部环境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依照法律和政策来做出科学、客观、准确的考量和判定。（三）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处理好教育行政问责同教育改革、发展和创新的关系。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工作和高校的改革、发展、创新不是背离的、排斥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高校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以“问责”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不能顾此失彼。强调“问责制”不代表做工作就要谨小慎微、束手束脚、不敢冒险、不敢创新，不敢突破常规。相反，强调教育行政问责正是为了更好的去探索、去发展、去创新。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高校改革、发展和创新必须要尊重教育规律，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必须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限定在国家、社会、人民许可的范围内。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实现大发展、大进步。二是处理好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体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是问责制度体系中的关键问题。首先要理顺两者关系。“主体”是指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客体”是指担负教育责任和教育义务、以及不履行、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教育行政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各级教育行政工作人员。因此两者必然是“问责”和“担责”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次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还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主体间性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平等、理解、包容、对话和交流的关系。在工作实践中，问责主体要充分尊重问责客体的各项民主权利，即使客体触犯了法律，也要依法处理，而不能采用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方式。两者的关系应该构筑在制度和法治的基础之上。三是处理好问责制度体系中“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关系。在我国的教育行政问责工作实践中，同体问责因为具备公权力便于实现，但异体问责由于制度、环境的因素有时存在缺失和失衡现象。因此必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同体”和“异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需要把握好几个方面：1．两者应做到“权责划分清晰”，避免出现职能交叉、重复作为和资源浪费。同体问责强调组织的权威和行政层级的权力，而异体问责力度大、监督力强，是一种更有效，更能符合政治民主化要求的问责方式。2．两者应做到“良性制衡互动”。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和系统外部的外力监督共存于问责工作实践中，两者之间应该交流沟通、步调一致，要避免出现利益冲突和行动不一的情况。3．两者应做到“相互补充促进”。同体问责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上有效力、有权威，但是对高层领导的问责就缺乏力度，所以必须要发挥人大、新闻媒介和全体公民等异体问责主体监督范围广、力度大的优势，逐步完成“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的转变。四是处理好问责制度体系中“追究”和“教育”的关系。问责制度体现法治的精神，只要出现教育事故必须要严格按照制度进行处理，“追究”才能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但问责制度不光有“追究”还要有“教育”。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有追究和惩戒，又有教育和改正，这其实也是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四）抓住“五大关键”要完善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就要抓住“五大关键”。这五大关键点是指要把握好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设计、落实、监督、考评、反馈环节。一是问责制度的设计。问责制度的设计要做到“五个到位”：1．职责到位。要科学地设定和划分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领导、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职责定位，要做到职责定位科学化、任务分工明确化、人员组成固定化。2．问责内容到位。应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经济责任和领导责任等。3．同体、异体问责到位。问责体系要包括上级党政组织对于下级的同体问责体系和由社会舆论、教职工、学生、家长、社会群众等构成的异体问责体系。4．问责方式到位。包括专业问责、法律问责、管理问责、分权问责、市场问责等有多种有效方式的联合运用，才能确保问责的实际效果。5．问责程序到位。要严格按照调查、申辩、谈话、报告、公示、决定的基本程序进行问责，要确保教育行政问责能在公开、公正、法治、透明的环境下进行。二是问责制度的落实。这是完善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关键环节，要实施三个工程。1．问责制一把手工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各职能部门和学院主要领导要对本地区、部门教育工作负第一责任，出现教育工作事故要负领导责任。只有领导带头履行工作责任，问责制度才能真正贯彻落实。2．问责考核工程。要把本单位的问责制度落实和本单位、单位负责人的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挂钩。在内部，学校要同校内二级单位签订“教育工作事故责任书”，特别是要实行“教育责任事故一票否决制”。3．责任意识工程。问责制度重点不在于“问责”而在于“改进”。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领导要加强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重点内容的责任意识教育；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中层领导和行政干部要加强以职业观、道德观为重点内容的责任意识教育；对于工作人员、教师、学生要加强“增强责任意识、自觉维护稳定”的责任意识教育。三是问责制度监督。问责制度的监督机制应该发挥“一个核心、两个组织、三种力量”的作用。“一个核心”就是党委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对教育行政问责工作做好检查督导工作；“两个组织”是指党政组织、学校的纪委、监察部门和教代会、工会要对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承担起监督检查的职责；“三种力量”是指学校退休老教师和老领导、教师骨干和学生骨干。学校党委应该在学校层面和二级单位层面设立问责制度监督小组，吸收老教师、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对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工作进行监督和质询。四是问责制度体系的考评。考评应该坚持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静态性的考评要注重整个制度体系的构建、设计和改进，着眼于教育行政问责工作的全局。动态性的考评要注重制度落实、工作实践和实际变化的具体情况，做到考评即着眼全局、又突出局部，即考虑普遍，又照顾特殊。同时，还要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既有政治思想和制度理念的要求，也有具体工作量化指标的确定和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考评工作的科学、规范和客观。五是问责制度的反馈。问责制度的反馈环节是一种“改进”机制。首先要建立畅通的问责工作反馈信息的收集渠道。向全社会公开反馈信息联系方式，采用调查、访问、座谈、个别约谈、调查问卷等形式，提倡实名和匿名的方式，反馈对教育行政问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对于反馈上来的信息要整理分类，做好鉴别、分析和归档工作。然后，要根据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对教育行政问责制度方面和工作落实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完善高校教育行政问责制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政府、高校各方面协同、参与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这项制度的实行必将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实现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