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生态学范文10篇
时间:2024-04-01 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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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比较
当前,我们面临很多生态问题,比如雾霾问题、水污染问题等,社会公众和各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各界政府逐渐将生态学与行政学联系起来,开始将生态学的思维和观点运用到政府的行政管理过程中,于是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相继应运而生。
一、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产生
行政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于1947年发表的文章《政府生态学》中正式提出“在行政领域进行生态学研究的诉求”,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指导意义。美国弗雷得•里格斯于1961年正式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他正式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行政问题的研究当中,使得行政生态学真正演变成为一门系统性学科。然而,生态行政学的产生则是顺应了历史和环境的发展。20世纪中叶,由于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世界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门拥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学科,生态行政学因此而逐渐产生。
二、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比较
随着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相继产生,学术界对二者的探索和争议也越来越多。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虽然二者只是在名称上存在语序颠倒,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和差异。
(一)内涵不同。关于行政生态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沪宁认为,行政生态学是一种透过生态学的视角去研究一种生命主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模拟行政系统的运行环境,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环境的一种理论方法。这个理论认为行政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既不能离开自然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环境。它更加强调环境对行政系统运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由此可见,行政生态学的内涵是指一种有关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它的实质是对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的一种借鉴和运用。关于生态行政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高小平认为,生态行政学是一门在生态学科学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为了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问题而研究如何开展行政行为的科学。生态行政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生态行政学中,并不存在对生态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生态行政学更强调的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公共管理模式的行政生态学探究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摘要: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与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思路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行政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它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是行政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他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探讨一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是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的。他总结出著名的三大行政模式: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行政模式,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川。为此,本文利用行政生态学说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来解释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
1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
1.1纯农业社会—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分的,与之相适应,行政行为与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社会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更谈不上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因此,其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探求行政生态学背景下的政府规模论文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行政生态学研究述评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发
一
行政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周围环境的一门科学。它主要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以及公共行政对该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最早把行政问题与其外部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他于1936年发表的《美国社会与公共行政》一文指出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有密切关系。1945年后他在塞拉马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详尽阐述了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行政管理的问题。1947年他发表了《政府生态学》一书,再次强调外部环境对行政管理的作用,正式把生态学一词引入行政学研究领域。但遗憾的是高斯的理论在当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西方世界在对他们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也提供了政治“援助”——按照西方的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一套“西化”的行政制度。西方的行政体制、行政方法、行政技术以及文官制度等在这些国家迅速建立起来。但不久以后人们便发现: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这些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以至于毫无功效。这一现象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思考。196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弗雷得·雷各斯(FredW·Riggs)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一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题。他的研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发生重大影响,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的学科,并且标志着只在行政系统内部研究行政管理的时代的结束。
雷各斯在行政生态学研究上取得的理论成果可以概述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根据社会形态的不同提出了有名的行政类型分类理论。雷各斯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社会、现代工业化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各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他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和物理学上“光谱分析”的概念,对世界各国行政生态背景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与这三种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三种行政类型:
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是融合型行政模式(FusedModel)。在农业社会中社会结构是混沌不分的,如同折射前的自然光是一道白光一样。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没有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与之相适应,行政行为与其他行为,如政治行为、立法行为、司法行为、战争行为等是混杂一起的,没有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因而行政效率低下。其权力来自君主,官吏来自特殊阶层,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政府与民众沟通很少,官僚职位重于政府政策,行政风范带有浓厚的亲属主义色彩。
论行政环境与行政系统的联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行政环境以及变化
政治环境:权利体制、行政体制等;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生产力、所有制等。文化环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全球化、多极化。所谓行政环境就是处于特定行政系统边界之外的,能够对该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事物与情势的总和。行政环境也是针对特定行政组织而言的,不存在抽象性的行政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根。(2)依法行政与法制国家的确定;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及法制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3)公务员的职业化也说明政府行政能力的科学化,公务员职业化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设起一支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的知识和才能的高素质队伍[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系统演变
我们通过对历史的纵向分析与观察不难看出,行政环境的构成、影响都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当情况发生转变时,环境因素可能会成为行政系统构成成分;反之亦然。相类似的,行政环境内部结构也具有动态性,对于同一行政系统的不同发展时期或者对于不同行政系统,行政环境的内在结构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同一环境因素对行政系统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同样的居民人口与素质结构因素,对于自由放任时期与国家干预时期行政系统的影响性质及程度很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行政系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
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使行政环境与行政系统形成良性互动
3.1行政系统的确立应以行政环境为基础
高校行政管理社会生态定位研究
【摘要】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工作,是我国高等院校现有管理工作实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本文围绕高校行政管理社会生态定位和祛魅化论辩问题,选取三个具体方面展开了简要的分析论述。
【关键词】高等院校;行政管理;社会生态定位;祛魅化
现阶段,对“去行政化”理论问题的研究是我国高等院校行政管理事业实践领域的重点关切方面。高等院校基础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组织开展,不仅是高效内部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实践过程中涉及的极其重要的政治生态环境组成要素,也是一个本身具备较为完整的内部组成结构的实践事业体系。我国现有高等院校,想要在实际组织开展的内部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顺利获取到最优化的预期效果,必须切实规划制定和实施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改革实践工作方案,在严格遵循社会生态定位实践指导理念的实践背景下,确保我国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综合性实践效能获取水平,能够实现表现程度显著的不间断改良优化,有鉴于此,本文将会围绕高校行政管理社会生态定位和祛魅化论辩展开简要阐释。
一、社会生态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念
社会生态基础理念体系是现阶段有效解决我国各类型基础性社会问题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指导理念,扎实做好社会生态理论体系内部各类核心概念基本内涵的全面深入理解,能够确保高等院校行政管理事业领域相关工作的顺畅有序开展。社会生态理论作为基础性社会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其在基础性的学科内部概念构成体系的表现特征层面,本身能够充分展现社会学和生态学的双重性应用特点。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工作阶段性实践发展背景之下,社会生态学理论体系中的主要核心概念,可集中总结归纳为如下几个具体表现方面:1.人文关怀精神。在人文关怀精神基础思想指导理念的直接性指导约制条件下,对人类个体的观念认知不仅要关注人自身作为物质化生命体的存在形态,而且还要充分关注人自身作为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存在形态。遵照人文关怀基础思想指导理念,人自身是保障和促进自身性综合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核心要素,因而应当切实关注人类个体在具体参与一切形式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体验活动过程中的各项基础需求。2.追求生命存续的本真意义。所谓生命存续的本真意义,指的就是独立化的人类个体在具体参与各类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体验活动过程中的根本动机,其最为基础性的内涵表达形式,在于充分实现独立人类个体自身的良好优质成长发展。具体参与类型多样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命个体的基础性存在形式,也是独立人类个体实现自身各项基础性成长发展实践目标的基本方式。对于独立存在的人类个体而言,其具体组织参与一切具体表现形式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切实保障和促进自身生命状态的稳定存续和不断发展。3.和谐共生的基础思想理念。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是生态学基础概念要素社会性转化背景下的代表性产物。社会生态理论体系之下的和谐共生思想理念,其核心内涵就是要切实建构形成具备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属性状态表现目标的基础性人际关系格局。4.草根化思想理念。社会生态学基础理论体系发展背景之下的草根化思想理念,其基本内涵,与传统公共社会学研究视野之下的“基层民众”概念具备等同性,在社会生态理论体系的影响制约背景下,针对草根化思想理念的基本内涵展开分析,应当重点关注两个具体方面,其一是将草根化视作社会生态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根基,其二是草根化思想理念的长期存在,确保了社会生态事业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具有充分的生命力。
二、高等院校行政管理事业的社会生态定位
争创和谐社会行政生态研讨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能力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程度。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而行政管理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整合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社会管理活动,也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和[2]。这充分表明,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行政管理。能否建设好和谐社会既是对政府善政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否达成善治效果的考核标准。当然,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离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很可能会变小变弱。
一、政府行政管理与行政生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类对客观世界履行的过程必然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类活动不可能脱离他所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进行,客观世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人类活动的对象、范围和方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为基础。因此,探讨政府管理的行为规律绝不能脱离对其赖以存在的行政生态的钻研和理解。所谓生态行政,就是政府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政府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3]。行政生态学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进而探讨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有机联系。美国学者里格斯于1961年创立了行政生态学,根据不同的要素把人类历史的基本社会形态分为三种:传统农业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各国社会环境不同,那么,行政管理的目标、体制、观念、方式也就大为不同。而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管理也就相应地随之变化。行政生态学的要求,政府管理必须要与其行政生态保持大体上的平衡和协调。这种平衡和协调既是管理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行政管理具有活力和效率的重要前提。要保持政府管理与其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首先要求政府管理要符合行政环境的现状、发展水平和基本性质。而各国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和行政环境都对行政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最直接影响制约行政管理的是行政环境,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水平。行政管理的职能、目标、决策和方法,以及所能达到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4]。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行政生态和政府管理二者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政生态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管理。行政生态是行政管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行动的空间,决定、制约着政府管理的体制、行政职能、行政目标、行政决策和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官员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与行政经费等。反过来,政府管理对行政生态也具有反作用[4]。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前两种中的一种。但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5]。因为行政权力属于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而经济发展状况是行政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恩格斯的这番论述完全适用于政府管理与行政生态的关系。从以上可以得出,政府管理离不开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就会变小变弱。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相对和谐的生态环境,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不合理的行政生态环境现状制约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在这一转型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得到不断完善。可以说,国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加速,国家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行政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环境
公共管理的创新路径与转变综述
论文关键词:行政生态学;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论文摘要: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根据我国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起点与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围绕“一种理念,两个转变,三项提高”的思路对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是行政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他将行政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探讨一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是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的。他总结出著名的三大行政模式:农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行政模式,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川。为此,本文利用行政生态学说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来解释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
1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
1.1纯农业社会—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
里格斯认为,农业社会行政模式的社会结构是混沌未分的,与之相适应,行政行为与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社会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更谈不上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因此,其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新时期公共管理综述与启发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出版生态学分析论文
一出版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