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限范文10篇

关键词：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改革

内容提要：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行政权，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力主体格局。产权改革的步伐迈至今日，已触及到产权关系的实质与要害，即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一体状态下能否求得产权效益与行政效能的双重兼顾，本文拟从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在结构渊源上的本体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法律关系，以期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接触点。

一、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使得政府既要设计经济行政权的运行轨道，又要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轨道，这两者很容易合二为一或者互相借用。从国家所有权的实践来分析，其流转方式与行政权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带有国家所有权运转行政结构化的特点。

（一）行政等级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关键词：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改革

内容提要：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行政权，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力主体格局。产权改革的步伐迈至今日，已触及到产权关系的实质与要害，即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一体状态下能否求得产权效益与行政效能的双重兼顾，本文拟从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在结构渊源上的本体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法律关系，以期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接触点。

一、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使得政府既要设计经济行政权的运行轨道，又要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轨道，这两者很容易合二为一或者互相借用。从国家所有权的实践来分析，其流转方式与行政权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带有国家所有权运转行政结构化的特点。

（一）行政等级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摘要: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关键词: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改革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行政权，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力主体格局。产权改革的步伐迈至今日，已触及到产权关系的实质与要害，即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一体状态下能否求得产权效益与行政效能的双重兼顾，本文拟从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在结构渊源上的本体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法律关系，以期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接触点。

一、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使得政府既要设计经济行政权的运行轨道，又要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轨道，这两者很容易合二为一或者互相借用。从国家所有权的实践来分析，其流转方式与行政权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带有国家所有权运转行政结构化的特点。

（一）行政等级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同志们：

这次进一步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工作会议是经市政府同意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进一步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工作。刚才,陈军同志宣读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工作方案》，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抓好落实。下面，就做好这次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工作，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工作的责任感

近几年以来，按照上级政府的有关要求和部署，我市已经开展了五次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工作，先后减放了一些行政审批权限，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缩短了行政审批时限，对于推动政府管理方式转变，方便行政管理相对人，提高工作效率和促进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减放权限的数量和工作深度、广度还不够，特别是向两区、开发区和辽河垦区放权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今年5月15日，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严肃要求“市直部门要放权，不仅要放，而且要大放，只有这样，才是解决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根本问题”。对此，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深刻领会。

（一）减放行政审批权限，是解放思想、加快振兴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市正处在加快转变、加快赶超、加快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快发展是摆在全市人民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而要实现大发展、快发展，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彻底摒弃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打破落后的机制体制的羁绊，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影响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关键是资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行政成本等，在行政成本方面，市场主体关注的是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目前，我市行政管理效率还不是很高，反映在行政审批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审批项目多、环节复杂、程序繁琐等问题，导致投资者望而却步，甚至中途而返，投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市的投资环境就得不到改善，外地的投资者就不愿意来投资，而本地的投资者也会向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进行转移。从而影响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振兴。

（二）减放行政审批权限，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依法界定和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行政管理权限，避免职权交叉、重复，创新管理体制，实现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行政审批权限是各级行政机关行政管理权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权力，行政审批权限的行使是否规范合法、是否方便快捷等等，不仅影响具体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影响行政机关乃至政府的整体形象。因此，进一步减放行政审批权限，坚决取消那些不符合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妨碍市场开放竞争的审批权限，下放一些有利于行政管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审批权限，必将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方便人民群众，也必然会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摘要：权力清单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我国简政放权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运用，具有确权、清权和制权的规范意涵，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由于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基于职权或权限单向制定的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和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秩序的自制性一般抽象规范文件，可以定位为介于软法与硬法、组织法与作用法之间的行政规则，并在基础、类型和效力方面趋向规范化。

关键词：权力清单；规范；法律定位

2018年2月28日，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实现权责清单同‘三定’规定有机衔接，规范和约束履职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以清单形式将行政权力集成化和聚合化，它通过摸清权力家底、优化权力配置、明确权力运行流程和责任归属而起到权力自我规制的效果。这样的权力清单制度是基于基层实践的重要制度创新、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推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要之举。在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规制思路需要改变，权力清单起始只是作为行政措施，但随着在全国铺开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厘清其法律定位非常必要。

一、从规范意涵看权力清单法律定位

权力清单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摸底和对外的权力公开，追求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内行使。权力清单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公布各项行政职权及其法定依据、实施主体、运行流程、职责权限、监督方式、救济渠道和追责情形等事项，克服法律法规碎片化的缺陷，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职能转变，具有规范意涵。法律定位的厘清是其法制化的重要步骤，学界近年多有探讨，但仍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一）权力清单的规范意涵。权力清单在河北邯郸产生后各地先自主模仿学习，后由国务院大力推动在全国铺开。权力清单坚持职权法定、简政放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四项原则。现代社会是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互动融合的时代，法律形式逐渐多元化，无论从内容、目的、形式、程序等方面来看，权力清单主要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1.确权。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提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我国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繁杂多样，存在着主体不明、权限不清、类型模糊、程序缺失和监督缺位等问题，不仅公众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明所以，甚至有的行政机关对自身的权力也是模棱两可。“规则越多，全部或大部分相关人士知道他们的可能性越小，规则之间相互冲突、带来解释难题和被迫忽视某一规则可能性的风险越高，控制并有效制裁不被期待行为的困难和代价也越大。”[1]107权力清单将涉及行政权力的法律规定全面梳理，并根据实践适时调整，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权力的数量、种类、程序和边界等内容以清单形式具体化、集成化和聚合化，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优化权力运行流程，界定行政责任形式，完善行政权力监督方式。例如法律中“有关部门”或“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表述比较普遍，权力清单则要求行政机关与法定权力对号入座，从而明确了行政主体。这是将行政机关的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可视化，解决行政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和分散的问题。2.清权。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要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清理、调整。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撤销，确有必要保留的，按程序办理；可下放给下级政府和部门的职权事项，应及时下放并做好承接工作；对虽有法定依据但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定依据相互冲突矛盾的，调整对象消失、多年不发生管理行为的职权，应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建议。”在实践中，很多行政权力常年处于休眠状态，或是行政规定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甚至行政机关通过规范性文件自我设置权力等现象。各级行政机关选择性行使权力，对自身有利的一哄而上，对需要承担责任的就能推则推。权力清单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全面改革的要求对行政权力进行系统梳理、检视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立法和修法进程，实现法律法规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一致性。目前，权力清单对行政权力仍处于功能性调适阶段，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权力清单须从重视量的清理到质的提升，逐渐走向结构性调整阶段。3.制权。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寻租设租空间。”在现代社会，面临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行政任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很多行政权力涉及多个行政机关，但制约、监督和协调机制不健全，行政机关部门和层级之间存在着法律依据模糊、权限交叉、相互推诿、利益驱动、运行不透明、权责不对等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得不到解决。由于法律法规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普通民众对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规范并不明晰，即使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的权力配置也不清楚。权力清单上的权力目录都是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和责任，并明确了行政权力不合法、不适当、不全面履行的责任及其追究机制，从而成为一个可考核、可量度和可操作的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让行政机关和公众清晰明了，这样既便于各个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完善行政权力的社会监督，从而激活既有的权力制约机制。（二）学界的分歧及评析。权力清单涉及政府与法治的关系问题，通过主体唯一性、内容确定化和效力正式化来规制行政权力，是法治方式和治理创新结合的产物。权力清单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厘清才能进一步推进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学界对权力清单的法律定位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厘清权力清单的法律定位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但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或者与我国现行行政法律体系并不相符合，或者失之宽泛没有聚焦，或者缺少可行性。观点一是权力清单应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而成为法律，甚至超越法律成为行政权力行使的唯一依据，依法行政就是依权力清单行政。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行政权力必须进清单，清单之外没有行政权力，或者说不属于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职能和权限，行政机关不得行使。[2]就这种观点而言，如果将权力清单上升为法律法规的话则会有叠床架屋之嫌，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法律体系最初并没有清单的规定，另一方面权力清单未来要扩展至所有行政主体，很多政府部门及人大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不能实现层级全覆盖。详言之，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推动规范行政体制改革的产物，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并没有涉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的规定。虽然有的地方如武汉市将权力清单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或备案，也有一些学者建议交由地方各级人大通过成为法律，但一定要认清权力清单制度的初衷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控权机制。如果动辄将行政机关的创新措施都需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确认，那么县级或者有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立法权，同时宪法和法律都规定行政机关依法有权对如何行使权力做出具体规定。观点二是认为权力清单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这种观点认为权力清单是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清理，内容涉及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并且可以普遍反复使用，是立法或准立法活动，属于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3]就这种观点而言，如果将权力清单定为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种类繁多，太宽泛，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并且大多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规定，具有约束公民的法律效果，显然与权力清单的规范对象只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一样。观点三是权力清单属于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这种观点认为权力清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权力的基本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本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就是将行政组织信息向不特定相对人公开。[4]就这种观点而言，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相应的组织信息，如果将其定位于政府信息，则不能够全面包含权力清单的内容，并不能反映出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模糊和行政程序法缺位情况下的规范功能。此外，权力清单的制定也是行政权力、程序、责任的确定，很多内容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这也超出了政府信息所能承载的范围。尤其是在行政组织法不明确的情况下，权力清单还承担着简政放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这并不是政府信息所能涵盖的。观点四是认为权力清单只是推进简政放权的行政措施，并不能上升到规范层面，甚至认为它与民主法治国家的限权原则相违背，没有法律依据和超越法律规定。[5]就这种观点而言，权力清单制度在我国具有坚实的法律和实践基础，与负面清单的法制机理相类似，推进权力清单是将我国的简政放权纳入规范轨道上，可以是说我国法治政府模式的创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行政法律的漏洞，弥补了法律规定的缺失，对规范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非简单的行政措施所能够涵盖。

二、作为行政规则的权力清单

职权法定是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职权，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或者滥用权力。各行政机关之间只有权力清晰、职责明确、协作配合、相互协调，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管理。否则，将严重妨碍政府管理的正常进行。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不清、职权交叉重叠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特点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先后经历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不断取得进展，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关系逐步走向和谐。但是，行政机关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权限相互冲突、交叉重叠，权力运作不能协调一致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当前，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具有以下特点。

1.主体多元化。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出现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也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也可能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不明确，机构职能雷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该由中央管理的或者负责的未能到位，该由地方和基层负责的，中央或者地方上级又介入过多。例如，同一个违法行为，上至国务院的各部门、下至行为发生地的基层执法机关都可以查处，造成上下执法机关之间或相互打架、或相互推诿，或画地为牢。

2.涉及事项广泛化。政府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的诸多事项都可能出现行政权限争议。农产品、食品安全、农药、汽车产业、自然保护区、水资源管理、房地产市场、旅游、互联网、公路、文化市场、城市规划、金融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权限重复、权力交叉或者多头管理等情况。

3.种类多样化。从权限冲突的内容来看，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可能是“积极的”冲突，即多个行政机关相互争权，都主张对某项事务的管理权而否认对方的管理权；也可能是“消极的”冲突，即行政机关相互推诿，主张自己对某项事务无管理权而坚持对方具有管理权。从权限冲突的原因来看，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可能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相关部门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法律出台后出现新问题等多种情况而发生。从权限冲突的表现形式来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局限于内部而未公之于众，但现在行政机关间的冲突日益公开化，甚至打起了媒体战。

职权法定是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职权，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或者滥用权力。各行政机关之间只有权力清晰、职责明确、协作配合、相互协调，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管理。否则，将严重妨碍政府管理的正常进行。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不清、职权交叉重叠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行政机关间权限冲突的特点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先后经历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不断取得进展，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关系逐步走向和谐。但是，行政机关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权限相互冲突、交叉重叠，权力运作不能协调一致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当前，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具有以下特点。

1.主体多元化。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出现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也发生在地方一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也可能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不明确，机构职能雷同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该由中央管理的或者负责的未能到位，该由地方和基层负责的，中央或者地方上级又介入过多。例如，同一个违法行为，上至国务院的各部门、下至行为发生地的基层执法机关都可以查处，造成上下执法机关之间或相互打架、或相互推诿，或画地为牢。

2.涉及事项广泛化。政府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领域的诸多事项都可能出现行政权限争议。农产品、食品安全、农药、汽车产业、自然保护区、水资源管理、房地产市场、旅游、互联网、公路、文化市场、城市规划、金融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权限重复、权力交叉或者多头管理等情况。

3.种类多样化。从权限冲突的内容来看，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既可能是“积极的”冲突，即多个行政机关相互争权，都主张对某项事务的管理权而否认对方的管理权；也可能是“消极的”冲突，即行政机关相互推诿，主张自己对某项事务无管理权而坚持对方具有管理权。从权限冲突的原因来看，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可能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相关部门对法律理解不一致、或者法律出台后出现新问题等多种情况而发生。从权限冲突的表现形式来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间的权限冲突局限于内部而未公之于众，但现在行政机关间的冲突日益公开化，甚至打起了媒体战。

摘要：国会立法的内容被法院认定违反宪法时，属于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立法不作为时，法院承认国会有广泛的立法裁量权，但也认为存在违法性不作为的情形。因行政权限不行使发生损害时，成立国家的赔偿责任，但受到国民法益的性质、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注意义务的基准等因素的影响。关于非权力作用，理论与判例均未形成一致认识，但在学校事故事件、行政指导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已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倾向。

关键词：国家赔偿；权限的不行使；非权力作用；处分性；公权力

中图分类号：DF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078（2004）01-108-07

一、立法活动与国家赔偿

（一）立法的不作为与国家赔偿

1.对立法的不作为与国家赔偿的见解与实情。关于对国会的立法行为是否具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余地，有基于国会议员的免责特权对此全面否定的见解。但是，通说与判例却有予以肯定与认可的。不过，即使是适用国家赔偿法，在允许其适用的情况下，因为就国会立法行为的违法性、参与立法者的故意、过失、立法与发生损害的因果关系等的认定等方面会有许多的困难相伴而生，所以，对国会的立法行为，特别是对立法的不作为请求国家赔偿问题，长久以来并未成为现实。话又说回来，从1974年以后，就行政权力行使不作为提出的国家赔偿判决案件多次出现的同时，就立法权的不行使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也开始屡见不鲜。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国民的权利实际被违宪的法律所侵害，而且其违宪性对任何人都是明显的，如果内阁乃至国会议员对该法律置之不理，那么这种不作为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政治的乃至道义的责任，而是在法律上构成了违法性行为。就此，对立法的不作为—即不改正该法律的行为请求国家赔偿的事例被允许（例如：东京地方法院判决，1977年8月8日判例时报第859号第3页）.

一、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和必要性

（一）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行政法制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及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依法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行使行政职权行为和遵纪守法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等。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制监督是一种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手段。

（二）行政法制监督的必要性首先，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注重行政权的行使，忽视个人权利保障。其次，从现实的行政实践来看，政府机构的设置，编制，运作以及相互之间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滥用行政权、越权行政，怠于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不清等。因此，在加速政府体制改革，必须加强行政法制监督。

二、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机关监督存在的问题人大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宪法赋予了其对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权力。其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法律规定的程序，超越权限，直接插手行政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权行使的困难。另外，其监督表面独立性比较强，但实际上被一些因素所左右，仅仅能行使事后监督的权力。

（二）行政机关监督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的监督分为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专门行政机关的监督，在一般行政机关的监督中，由于没有建立起双向的监督制约体制，往往会出现下级在监督上级违法以及平级之间相互监督时显得无能为力。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缺乏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其在进行行政法制监督时总是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由于监督客体与监督主体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会出现“吃政府的嘴软，敢怒不敢言”的状况。

内容提要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如何通过改革赋予不同类型、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设定必要的权限和责任，事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局。合理配置权力、设定权限、明确责任，是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权限责任

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方兴未艾。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如何通过改革赋予不同类型、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设定必要的权限和责任，事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局。各级地方政府能否体现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权力配置、权限设定和责任明确的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地方政府改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精简机构，有的强调职能转变，我认为核心是权力配置以及与此相应的授权、设限、明责。合理配置地方政府权力，首先涉及对权力概念的界定。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他还把权力分为对人的权力和对事物或对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达尔认为权力就是影响力。顿纳斯·H·隆也认为“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伯恩斯认为权力等于动机+资源。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即地方行政权，而这种地方行政权同样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其实，权力是特定社会主体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履行该权利和责任义务的能力。地方政府权力就是它所具有的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经由一定的途径拥有或获得有关权力，得以影响和控制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相对方的影响和控制，如社会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