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侵权范文10篇

(一)主体

行政侵权的主体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履行行政职权损害了相对方的法益，并依法独立承担侵权责任的行政主体。

行政侵权主体首先必须是行政主体，这一点不同于行政违法主体，行政违法主体不是单一的组织主体，而是两个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一个是对外的整体的组织主体，一个则是具体实施行政违法的行政公务人员。由此，行政违法的主体类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外部主体，另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内部主体（杨件君《论行政违法的主客体的构成》）。行政侵权的主体是法律授权的行政组织，被授予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公权力的性质，是因为此类组织本身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但公务员不能作为行政侵权主体，因为只有能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职权行为并对职权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才可成为行政主体，公务员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其行为只是行政主体的而已，其身份被行政主体所吸收。而刑事责任的主体则为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并无特别要求。

(二)客体

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其不仅包括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且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

民事侵权的客体一般可以适用于行政侵权，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论文关键词】：行政侵权行政侵权法行政侵权与违法犯罪行为比较

【论文摘要】: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统治阶级专断独行，广大百姓权利意识薄弱，对于统治阶级对自己权利的侵害，往往才忍让的态度。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开展，行政侵权在中国得到重视，行政侵权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得到发展和完善。根据中国的重刑传统，将行政侵权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应该是最适宜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尤其是其中的归责原则，正是彰显了行政侵权的特色。

侵权行为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一提到“侵权”，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民事侵权，而很少提及行政主体的侵权行为。这主要是与我国传统的服从、听令习惯有关，即上级、长官的命令只需服从，包括其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行政侵权虽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却至今仍没有唤起行政法学者足够的重视，对此的研究仅仅是浅尝辄止。

实际上，不从公法私法化或私法公法化的层面上看，仅就侵权行为的普遍性角度，侵权是行为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共行为，由于社会矛盾和利益的冲突，自利行为的他者致害在所难免。因为无论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中的人，都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符合“经济人”的理论。随着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出台，“行政侵权”概念得到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广泛认同。

“行政侵权”在我国得到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古代社会虽广泛存在行政侵权行为，却因无“行政侵权”的概念和理念而不被人们所认识。建国初期，法律上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存在行政侵权，即处于事实上的行政侵权免责时期。1957年之后，一切法制破坏殆尽，行政侵权法律制度被否定，更无从谈对“行政侵权”的认同问题。即使是1978年宪法及其它法律的颁布，也未曾提到行政侵权方面的规定。1982年宪法原则及初成体系的国家赔偿制度标志着我国已在理论上及法律原则上对行政侵权予以肯定；然而在具体的责任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并未完全依法实施，这一时期处于行政侵权的有限责任时期。直至1988年由罗豪才先生主编的《行政法论》才最先较为系统地提出“行政侵权”概念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行政侵权法产生的逻辑起点表现为行政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说，民事侵权产生在于多元化的主体之间人格的独立和利益的分离，那么，行政侵权产生的逻辑起点则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调和（参考王世涛《行政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主权在民的原则及民主制度的确立，使人们对于侵权主体的行为不再持忍受态度，而拿起武器起来反抗。为维护自己权益而产生的反抗心理，是行政侵权法产生的根本条件，行政侵权在救济上体现了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博弈。

【论文关键词】：行政侵权行政侵权法行政侵权与违法犯罪行为比较

【论文摘要】: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统治阶级专断独行，广大百姓权利意识薄弱，对于统治阶级对自己权利的侵害，往往才忍让的态度。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开展，行政侵权在中国得到重视，行政侵权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得到发展和完善。根据中国的重刑传统，将行政侵权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应该是最适宜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尤其是其中的归责原则，正是彰显了行政侵权的特色。

侵权行为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一提到“侵权”，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民事侵权，而很少提及行政主体的侵权行为。这主要是与我国传统的服从、听令习惯有关，即上级、长官的命令只需服从，包括其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行政侵权虽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却至今仍没有唤起行政法学者足够的重视，对此的研究仅仅是浅尝辄止。

实际上，不从公法私法化或私法公法化的层面上看，仅就侵权行为的普遍性角度，侵权是行为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共行为，由于社会矛盾和利益的冲突，自利行为的他者致害在所难免。因为无论公法领域还是私法领域中的人，都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符合“经济人”的理论。随着1994年《国家赔偿法》的出台，“行政侵权”概念得到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广泛认同。

“行政侵权”在我国得到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古代社会虽广泛存在行政侵权行为，却因无“行政侵权”的概念和理念而不被人们所认识。建国初期，法律上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存在行政侵权，即处于事实上的行政侵权免责时期。1957年之后，一切法制破坏殆尽，行政侵权法律制度被否定，更无从谈对“行政侵权”的认同问题。即使是1978年宪法及其它法律的颁布，也未曾提到行政侵权方面的规定。1982年宪法原则及初成体系的国家赔偿制度标志着我国已在理论上及法律原则上对行政侵权予以肯定；然而在具体的责任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并未完全依法实施，这一时期处于行政侵权的有限责任时期。直至1988年由罗豪才先生主编的《行政法论》才最先较为系统地提出“行政侵权”概念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行政侵权法产生的逻辑起点表现为行政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如果说，民事侵权产生在于多元化的主体之间人格的独立和利益的分离，那么，行政侵权产生的逻辑起点则是民主制度的确立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调和（参考王世涛《行政侵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主权在民的原则及民主制度的确立，使人们对于侵权主体的行为不再持忍受态度，而拿起武器起来反抗。为维护自己权益而产生的反抗心理，是行政侵权法产生的根本条件，行政侵权在救济上体现了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博弈。

内容摘要：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侵权客体的合法权益论已经不符合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研究应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精神权利应当纳入行政侵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行政侵权，法益，客体，精神权利

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是行政侵权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行政法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民事侵权理论的学者们，也很少提及“侵权客体”这一概念，只是在侵权构成要件中介绍“损害事实”。然而，损害事实与侵权客体具有质的差别。前者反映的是侵权的事实状态，是已然的结果，是一种人们可以感知的现象范畴；后者反映的是侵权的权利状态，可以是已然的结果，也可能是应然的预期，是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是“侵权客体”的表现形式。

一、行政侵权客体的界析

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以主体为参照才能确立客体。如果说主体是权利义务本体的话，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标的，是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指向的目标。所谓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

“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法益的概念要比合法权益的概念外延更广。合法权益通常是指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法益除了包括合法权益之外，还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以及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正当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合法权益和可保护权益两部分。传统上一般认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从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来看，这一观点明显已经陈旧。对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分析：其一，行政侵权客体具有单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是由行政侵权的主体单向性，确定性决定的，即行政侵权的客体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而不能是行政主体。[1]而民事侵权客体不具有这一特点，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都可以成为侵权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侵权的对象。研究这一特点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侵权救济原则的根本在于同等保护，虽然任何侵权只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由于民事侵权主体关系不具有特定性和单向性特点，因此对任何一方遭受另一方民事侵权时，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不存在平等保护的问题，由于侵权客体的单向性，行政侵权保护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其二，行政侵权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但侵害的是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相对方为行政侵权的对象，而行政相对方的法益则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的对象不同于行政侵权的客体，行政侵权的对象是在某一具体的侵权行政行为中所指向的特定的相对人，而行政侵权的客体则是指该相对人受损的法律上的权益。行政侵权客体和对象的关系不同于行政违法的客体和对象的关系。行政违法的对象是行政违法行为所直接施加影响的物或人；而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行政侵权行为既有侵害的对象也有侵害的客体；但某些行政违法并不一定存在侵害的对象，它可能不直接侵犯特定人的特定权利，却直接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行政权力运行秩序。[2]其三，行政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主体的关系是在相互冲突中发生的，两者关系的连接点表现为相互间价值和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法益是以行政侵权主体违法不当行为的致害结果表现出来，而以行政相对方的抗拒行为来实现其受损权益的恢复。其四，行政侵权的客体具有弱损性。与民事侵权不同，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决定了任何一方主体不能任意处分对方的权益，而行政主体的优益权使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处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特别是在专制行政体制下，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主体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即便是在法治社会大力倡导服务行政的国度，行政主体仍处于优益地位、握有强制权力，服务与其说是行政主体的宗旨，不如说是其一项职能。因此，尽管在服务行政的环境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法律保障，但其在行政主体面前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一弱势地位，在实体程序中即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时常处于被动。

[内容摘要]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且最高人事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行政侵权赔偿，尤其是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诸如错捕、错判等造成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形，没有规定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二、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可行性.我国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当前存在现实可行性。（一）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需要。（二）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是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三）对于行政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适用财产救济，也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要求。（四）当前对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机已成熟。三、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问题分析。（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二）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三）确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四）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法律适用。

对于行政侵权行为如不给予必要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也不能更有效地防止行政侵权行为发生。我国已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对于行政侵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采取有效的赔偿措施，确立相应的财产救济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及民事审判中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在内的人身权利，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得到全面承认和保护。1995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赔偿法》，也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200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被学术评价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继民法通则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相近似的精神损害案件做出截然不同处理结果，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且最高人事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诸如错捕、错判等造成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形，没有规定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行政侵权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界观点不一。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今天，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摘要］行政不作为并非必然违法，合法的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因而，对行政不作为是否构成侵权，不能只依据行政不作为是否存在的事实状态，还应当对其作出是否违法的价值判断。行政不作为侵权以行政不作为违法为前提，因为不存在不当的行政不作为侵权。抽象行政不作为应当纳入行政侵权法调整的范围，其归责原则应以过错原则为补充。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违法、抽象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侵权

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而言的，对行政不作为的认识由于划分标准不同而各异。根据行为方式标准，以行政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为依据，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系指具有消极动作的行政行为，如不履行法定义务等。（参见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74页。）有学者按照行政行为是否改变现有法律状态（权利义务关系）为标准，将行政不作为认定为行政主体维持现有法律状态，或不改变现有法律状态的行为，如不予答复或拒绝颁发许可证等。（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79页。）有学者从行政程序方面的认定标准出发，认为，行政不作为即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参见周佑勇：《论行政不作为》，载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15页。）根据这一观点，行政不作为的基本特征为违法性，即从法律后果上来说，行政作为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而行政不作为则只能是违法的。笔者认为，应当完全按照行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形式来划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消极的未有意思表示或未实施行政行为，即可视为行政不作为。

一、违法的行政不作为

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可以构成行政侵权。违法的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的状态。此定义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行政不作为违法必须以行政主体具有法定义务为前提。这种法定义务是法律上的行政作为义务，不是其他义务。行政作为的义务来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的行政组织法，各行政机关都有法定职责，同时，也有要求行政机关的履行法定职责时遵守法定程序的义务。在实体上的行政义务，主要是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应尽到保护的职责；在程序上的义务，由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尚未出台，行政程序的法定义务主要散见于各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中，如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表明身份的义务，告知的义务，听取申辩和陈述的义务等。有学者认为，作为行政不作为违法前提的义务是行政作为义务，它是法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不是一种泛泛的、抽象的法律义务。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第一，法律直接规定的行政作为义务。这种法律正面规定的行政作为义务只能来自狭义的义务性法律规范，禁止性或授权性法律规范都不能正面体现行政作为义务。第二，法律间接体现的行政作为义务。所有授权性法律规范均隐含相应的行政职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作为义务。另外，行政相对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规范也隐含行政主体的行政职责，从而包容着行政作为义务。第三，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作为义务。第四，先行行为引起的行政作为义务。它指由于行政主体先前实施的行为，使相对人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行政主体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害发生的作为义务。第五，合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行政主体因订立行政合同所产生的作为义务。（参见朱新力：《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上述五个方面的行政作为义务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精髓是义务法定。因为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其义务即是其职责，而行政主体的职责必须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这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相对于行政法责任，如果行政职责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行政主体就不能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然后，现实中行政主体职责因行政行为形式的不同而变化多样，如行政附随义务即是先行行为引起的行政作为义务，从表现上看，只是因行政行为的发生而随机产生的另外一种义务。但实质上这一附随义务也是存在着法律依据的，也就是必须以先行行政行为的法定作为义务为根据。又如行政契约的作为义务。从表面上看，契约是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当然合同的义务也是双方约定的结果。但行政契约的最高原则不是意思自治而是法治原则，这与民事契约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行政契约的成立，是以行政主体法定职责为根据和内容，行政契约的订立过程也是就行政主体以职责范围的内容向行政对方发出要约，而相对方据此决定是否作出承诺。可见，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不是合同主体双方约定的结果，而是先定于行政主体法定职责而存在。因此，尽管形式各异，行政作为义务贯彻的仍然是义务法定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在侵权赔偿法律制度领域的两大重要成果。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法理论及民事审判中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在内的人身权利，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领域得到全面承认和保护。1995年1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赔偿法》，也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相近似的精神损害案件作出截然不同处理结果，大部分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予以驳回，少数案件则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而我国理论界对于行政侵权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也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研究课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西方国家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势。

行政赔偿与历史悠久的民事赔偿相比，其历史显得短暂，至今不过100多年。在此之前的漫长人类文明史中，由于国家绝对主权观的影响，一直没有行政赔偿。19世纪中后期，由于民主思潮在西方兴起，行政赔偿制度在西方率先得以建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赔偿立法得到迅猛发展，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行政侵权是否应承担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通过激烈辩论，经历了一个从不予赔偿到给予赔偿的过程。对行政侵权进行精神损害赔偿，首先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出现，最初采用限定主义，只对造成物质后果等一些特定精神损害给予赔偿金，到了本世纪60年代，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际上为非限定主义，对于不产生物质后果但引起巨大精神痛苦的，也开始给付赔偿金。而大陆法系国家在审判实践中也逐渐改为采用非限定主义，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61年11月24日对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也可作为给予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遂判决侵权人赔偿一千法郎。从而开始判决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损害。（1）此后又通过判例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延展到宗教信仰损害、感情损害、精神痛苦等。（2）非限定主义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精神损害行政赔偿的发展呈现出赔偿责任不断扩大、赔偿范围不断拓宽的趋势。随着社会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的行政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3）是否确立行政赔偿制度以及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是否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

二、国内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

中国法律制度史源远流长，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由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从根本上漠视人的权利，皇权至上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能产生行政赔偿思想，在内容丰富的中国历代法律制度中，难以找到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更别提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为建立行政赔偿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4）19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确立行政赔偿的原则。（5）但在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上，基本上照搬前苏联简单的侵权理论，在赔偿数额上以低额化赔偿为特征，轻视人的精神权利，根本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公民的人身权利成了一纸空文。1982年宪法，重申了行政赔偿的原则。1986年我国颁布了《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成为行政赔偿的具体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款中的赔偿损失，目前被普遍理解为包括对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援用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那么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于行政侵权案件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1994年我国颁布并于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包括行政赔偿在内的国家赔偿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但该法无论从“赔偿范围”还是“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都没有对精神损害作出可给予金钱赔偿的法律规定，只在该法第三十条规定了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这应当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当然这与当时我国对于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在立法上及司法上认识与准备均不足有关。由于《国家赔偿法》对于赔偿采用列举方式，其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故在审判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大多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这样的处理结果，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相违背，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不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少数行政赔偿案件法院依据法律基本原则，参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对行政侵权作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年审理上诉人吴兴旺诉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侵犯人身权纠纷一案，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江宁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吴兴旺收容审查，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收容审查给上诉人吴兴旺造成严重精神损失，可以用金钱赔偿，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一审未判令精神赔偿不当。遂增加判决被上诉人江苏省江宁县公安局赔偿上诉人吴兴旺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000元。（6）该案对行政侵权适用了精神损害赔偿金，对于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赋予环境侵权受害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督促环境职能部门及时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保护环境资源如前所述，环境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两个主要情形，前者是违法审批(行政作为)，后者则是疏于监管或不予监管(行政不作为)。在这两种情形下，环境职能部门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错误的政绩观，进行地方保护，在环境方面干预执法或者不作为，从而变相成为了环境违法的“保护者”。许多地方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处理，表面看责任在生产单位，但本质根源实际上在政府。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环境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2］121。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比如损害涉及利害关系人众多、受损利益单个不大而总量巨大、损害结果往往不具备可逆转性等，因而，加强环境的事前的审批监管和日常的例行监管十分重要。在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情形下，赋予环境受害人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既可以督促环境职能部门依法审批，促使其承担起日常监管的职责，也可以为环境职能部门提供监管的线索。这样才可能将潜在的环境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限制在有限的规模中。避免实践中往往出了问题后再进行片面的罚款或其它处罚的事后监管的不利局面，从而达到既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又达到保护环境资源和贯彻维护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二)有利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利1．有利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与公众的环境权。一般而言，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良好的环境品质的权利。当前，许多国家已经将环境权列入公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基本人权，环境权具有宪法位阶，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具有当然的拘束力。我国虽然没有将环境权写进宪法，但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但是如果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中这些法制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公民的环境权也就会被架空。因此要想保护环境受害人的环境权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物质精神方面的权利，就必须赋予环境受害人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其次，众所周知，环境侵害一般不仅损害某一个具体的受害人的利益，而是往往会损害大量的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国家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以达到监督政府和保护众多人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情形下，赋予受害人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显得更加紧迫。2．保护环境受侵权人的诉权。法彦有云“凡无救济即无权利”。公民的环境权同样如此，必须为之设置救济制度。而进行诉讼当然是一种主要的救济途径。因此，公民的环境权与公民的环境诉权是密不可分的。诉权是当事人资格的必要条件。所谓环境诉权，是指环境当事人请求司法机关以裁判的方式处理它们之间的环境纠纷的一项权利。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因而，原告是“行政相对人”，但可惜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却把“行政相对人”曲解为“直接的行政相对人”。但是，目前的理论界认为间接相对人完全可以具备原告资格。国外环境保护的救济措施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放宽了诉讼资格的限制。公民环境诉讼的原告往往并非是利益直接受害者，甚至有些国家赋予潜在因环境污染等将来可能受损的公民和其他关联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环境权直接保障的案例中，菲律宾的JuanAntonioOposaandothersvTheHonourableFulgen-cios．Factoranandanother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45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起诉环境与资源部部长，诉请撤销所有已经发放的伐木许可证，并且停止发放新的许可证，理由是该部发放的大量伐木许可证导致菲律宾森林资源急剧减少，从而损害了宪法所保护的环境权［3］39。其次，诉权还表现为当事人选择诉讼类型的权利。也就是环境受害人到底是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那是受害人诉讼类型选择权。在诉讼竞合的情形下，我国目前也没有哪项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先行政诉讼还是先民事诉讼。这与有关国家的宪法诉讼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启动宪法诉讼往往贯彻“成熟性原则”或“穷尽救济原则”，但涉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竞合时却没有任何国家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换而言之，这本质上是当事人选择诉讼类型的权利。3．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其他的权利。在普通的环境民事诉讼中，环境受害人往往处于极度不利的情形。通过赋予他们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首先，受害人的分散性使得受损利益具有分散性，虽然总量巨大，但单个的利益不太大，它容易被造成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通过法院以“变相调解”等方式“逐个击破”。而行政诉讼原则上不适用调解制度，从而避免这种不利的局面。其次，单个的环境侵权的受害人由于“能力”的有限性，很难与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相抗衡。一方面，单个受害人的经济力量十分有限，精力有限，而生产单位财力一般比较雄厚，还可以聘请强大的“雇佣军”———律师团队。另一方面，单个受害人的技术能力有限，而环境侵权的确认往往涉及大量的技术难题，普通的环境侵权受害人难以收集证据和进行论证。走行政诉讼道路，从表面上看，单个的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也很难与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权相抗衡。但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在实践中还要对相关“因果联系”等负有“论证责任”。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要想“胜诉”，就必须进行依法监管，并且要提供证据。从实践来讲，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还应当提供“最近”的监管的证据。相对于环境受害人而言，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进行监管时，由于其具备的技术条件以及国家行政权的运作的便利条件，对生产单位调查取证远比普通的环境受害人的能力大得多。相关的信息与证据，环境受害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取得或者依照知情权的行使方式获取。根据“不准翻供”的诉讼原则，这些证据和因果联系的论证，在将来可能进行的民事诉讼中是“十分难得”和非常有用的“武器”。

有关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的构建

(一)原告1．原告的确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第41条“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学术界提炼出原告资格的“合法权益”要件与“法律上利害关系”要件。［3］127环境侵害受害人符合这两个基本要件，因而具备原告资格。2．原告资格转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原告资格在以下情况可以发生转移:一是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二是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环境侵权受害人，不论是公民还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形的，因而存在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可能性。3．共同原告。由于环境污染往往涉及面广，损害众多人的利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原告一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多个原告即可以构成共同原告的情形。当原告数量众多，法院依法可以采取代表人诉讼或者集团诉讼模式解决，从而避免“累讼”以达到诉讼经济效益目标和避免前后判决矛盾的情形。(二)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定条件有三:第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里已经包含行政主体与责任主体要件);第二，实施了原告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民法院通知其应诉。在环境侵权的行政诉讼中，被告即是违法审批或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3款的规定，环境侵权行政诉讼中同样也可能存在共同被告的情况。同样，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5款的规定，被告也会存在“被撤销”而发生“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被告资格转移的情形。(三)第三人———环境侵权单位的法律地位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在环境受害人依法对相关环境职能部门提起行政诉讼时，环境侵权单位具备第三人的资格。首先，行政诉讼的被告恒定为行政主体，因而环境污染单位不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行政诉讼。其次，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是要求环境职能部门撤销违法审批或者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因而环境污染单位一般只能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环境侵权受害人行政诉讼的裁判

如前所述，环境行政诉讼主要存在于两种情形，即违法审批与审批后不予依法监管。因此，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55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解释》第53条至60条等的有关规定，环境受害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一审裁判主要有下列情形:1．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起诉判决，是指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定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适用的条件是:被告依法审批和依法进行了环境职能监管、监管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起诉理由不成立;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等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维持判决”颇有诟病，认为它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应将维持判决统一为“驳回起诉判决”［4］。本人赞同这种观点。2．履行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履行判决，是指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作为被告的环境职能部门没有依法履行(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监管相关破坏环境的生产单位的职责的情形确实存在，依法作出的责令环境职能部门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判决。适用的条件是:相关环境职能部门依法负有监管职责;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没有合法或正当的理由;环境职能部门继续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仍然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作出履行判决时，应当确定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3．撤销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撤销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具备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落实到环境受害人的行政诉讼中，撤销判决一般适用于环境职能部门的违法审批行为，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环境行政职能部门违法发放许可证照等，从而“剥夺”环境污染单位“合法污染”的依据，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4．确认判决。确认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形式。传统的确认判决认为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合法或者有效;一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如上所述，本人认为对于前者的“确认”应该与“维持判决”同理，归于“驳回起诉判决”之类。因此，本处的确认判决就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形式。适用的条件是: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这既可以针对环境职能部门监管中的事实行为，也可以适用于一些环境职能部门的某些形式瑕疵行政行为。5．赔偿判决。赔偿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确认环境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受到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的侵害并且造成了现实的损害的，在环境受害人的请求下依法判决环境行政职能部门予以赔偿损失的判决形式。因此，赔偿判决往往构建在“确认判决”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环境受害人行政诉讼中的赔偿判决适用情形是: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客观的损害结果存在;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与客观的损害结果有因果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环境职能部门与实际造成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的法律关系则另当别论。鼓励环境侵权受害人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环境纠纷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之外开辟新的路径，有利于把环境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即可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促使政府切实落实环保责任、保护社会环境等公共利益，弥补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的弊端。

内容摘要：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侵权客体的合法权益论已经不符合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研究应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精神权利应当纳入行政侵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行政侵权，法益，客体，精神权利

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是行政侵权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行政法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民事侵权理论的学者们，也很少提及“侵权客体”这一概念，只是在侵权构成要件中介绍“损害事实”。然而，损害事实与侵权客体具有质的差别。前者反映的是侵权的事实状态，是已然的结果，是一种人们可以感知的现象范畴；后者反映的是侵权的权利状态，可以是已然的结果，也可能是应然的预期，是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是“侵权客体”的表现形式。

一、行政侵权客体的界析

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以主体为参照才能确立客体。如果说主体是权利义务本体的话，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标的，是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指向的目标。所谓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

“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法益的概念要比合法权益的概念外延更广。合法权益通常是指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法益除了包括合法权益之外，还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以及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正当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合法权益和可保护权益两部分。传统上一般认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从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来看，这一观点明显已经陈旧。对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分析：其一，行政侵权客体具有单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是由行政侵权的主体单向性，确定性决定的，即行政侵权的客体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而不能是行政主体。[1]而民事侵权客体不具有这一特点，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都可以成为侵权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侵权的对象。研究这一特点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侵权救济原则的根本在于同等保护，虽然任何侵权只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由于民事侵权主体关系不具有特定性和单向性特点，因此对任何一方遭受另一方民事侵权时，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不存在平等保护的问题，由于侵权客体的单向性，行政侵权保护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其二，行政侵权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但侵害的是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相对方为行政侵权的对象，而行政相对方的法益则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的对象不同于行政侵权的客体，行政侵权的对象是在某一具体的侵权行政行为中所指向的特定的相对人，而行政侵权的客体则是指该相对人受损的法律上的权益。行政侵权客体和对象的关系不同于行政违法的客体和对象的关系。行政违法的对象是行政违法行为所直接施加影响的物或人；而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行政侵权行为既有侵害的对象也有侵害的客体；但某些行政违法并不一定存在侵害的对象，它可能不直接侵犯特定人的特定权利，却直接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行政权力运行秩序。[2]其三，行政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主体的关系是在相互冲突中发生的，两者关系的连接点表现为相互间价值和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法益是以行政侵权主体违法不当行为的致害结果表现出来，而以行政相对方的抗拒行为来实现其受损权益的恢复。其四，行政侵权的客体具有弱损性。与民事侵权不同，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决定了任何一方主体不能任意处分对方的权益，而行政主体的优益权使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处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特别是在专制行政体制下，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主体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即便是在法治社会大力倡导服务行政的国度，行政主体仍处于优益地位、握有强制权力，服务与其说是行政主体的宗旨，不如说是其一项职能。因此，尽管在服务行政的环境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法律保障，但其在行政主体面前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一弱势地位，在实体程序中即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时常处于被动。

内容摘要：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侵权客体的合法权益论已经不符合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研究应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精神权利应当纳入行政侵权的客体范围，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行政侵权，法益，客体，精神权利

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是行政侵权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行政法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包括研究民事侵权理论的学者们，也很少提及“侵权客体”这一概念，只是在侵权构成要件中介绍“损害事实”。然而，损害事实与侵权客体具有质的差别。前者反映的是侵权的事实状态，是已然的结果，是一种人们可以感知的现象范畴；后者反映的是侵权的权利状态，可以是已然的结果，也可能是应然的预期，是通过理性分析才能把握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两者是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行政侵权的“损害事实”是“侵权客体”的表现形式。

一、行政侵权客体的界析

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以主体为参照才能确立客体。如果说主体是权利义务本体的话，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标的，是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所指向的目标。所谓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

“法益”不同于“合法权益”，法益的概念要比合法权益的概念外延更广。合法权益通常是指有实定法依据的权益；而法益除了包括合法权益之外，还包括符合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权益以及行政相对方享有的正当的权益，即法益包括合法权益和可保护权益两部分。传统上一般认为行政侵权的客体应当是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但从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来看，这一观点明显已经陈旧。对行政侵权客体的概念可以作如下分析：其一，行政侵权客体具有单向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是由行政侵权的主体单向性，确定性决定的，即行政侵权的客体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而不能是行政主体。[1]而民事侵权客体不具有这一特点，法律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双方都可以成为侵权主体，也都可以成为侵权的对象。研究这一特点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侵权救济原则的根本在于同等保护，虽然任何侵权只能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由于民事侵权主体关系不具有特定性和单向性特点，因此对任何一方遭受另一方民事侵权时，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不存在平等保护的问题，由于侵权客体的单向性，行政侵权保护的对象只能是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其二，行政侵权指向的是行政相对方，但侵害的是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相对方为行政侵权的对象，而行政相对方的法益则为行政侵权的客体。也就是说，行政侵权的对象不同于行政侵权的客体，行政侵权的对象是在某一具体的侵权行政行为中所指向的特定的相对人，而行政侵权的客体则是指该相对人受损的法律上的权益。行政侵权客体和对象的关系不同于行政违法的客体和对象的关系。行政违法的对象是行政违法行为所直接施加影响的物或人；而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行政侵权行为既有侵害的对象也有侵害的客体；但某些行政违法并不一定存在侵害的对象，它可能不直接侵犯特定人的特定权利，却直接侵害了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行政权力运行秩序。[2]其三，行政侵权的客体与行政侵权的主体的关系是在相互冲突中发生的，两者关系的连接点表现为相互间价值和利益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法益是以行政侵权主体违法不当行为的致害结果表现出来，而以行政相对方的抗拒行为来实现其受损权益的恢复。其四，行政侵权的客体具有弱损性。与民事侵权不同，民事主体的地位平等性决定了任何一方主体不能任意处分对方的权益，而行政主体的优益权使其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处置行政相对方的权益。特别是在专制行政体制下，行政相对方在行政主体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非常容易受到侵害。即便是在法治社会大力倡导服务行政的国度，行政主体仍处于优益地位、握有强制权力，服务与其说是行政主体的宗旨，不如说是其一项职能。因此，尽管在服务行政的环境中，行政相对方的权益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法律保障，但其在行政主体面前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这一弱势地位，在实体程序中即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权的过程中，行政相对方时常处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