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范文10篇

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同上）

请求事项：

强制执行ΧΧ市ΧΧ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实和理由：

（写明事情的起因、经过及有关行政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以及执行结果等）······

具体行政行为的诉前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于法定起诉期限届满前，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未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且尚未提起诉讼时，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①。其中，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活动，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法研究的范畴，本文姑且不论。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言，其特征：一是这类案件未经诉讼程序而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具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共性；二是这类案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法定起诉期限尚未届满，这是区别于一般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个性。基于这类案件的个性特征，人民法院应否立案受理②，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在不同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异常激烈。争议的焦点是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利弊、存废和是否引入执行诉讼等问题③。然而，法官的上司是法律。所以，笔者仅从法律依据和法律适用方面，分析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否立案受理。

一、应当立案受理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二、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经法定授权或委托的组织，依法决定和程序对逾期不自动履行行政法规规定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实行强制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合法性之特征。

一、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缺陷

1、立法方面疏漏不宜操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我国确定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司法执行模式。在这种执行模式中，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后，出现执行不能的情况，可否再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对此，《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理决定感到有利可图的自己强制执行，无利可图的则申请执行，这种做法在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利益驱动、行政执法不规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则给行政机关执行权的随意运用提供了方便之门。

2、司法权超越行政权。

法院属于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依法定程序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裁决乃是法院的首要任务，审判职能被看成是法院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职能，也是法院与政府最明显的区别所在司法厅权有两个本质特征——裁判性和被动性。即有纠纷才有司法，不告不理。而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其也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性和主动性。因此，行政强制执行从根本上看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是行政权的一种运用，但现在却由人民法院来行使，这是司法权超越行政权一个典型表现。

行政强制执行是有关国家机关运用其权力对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一种行为或制度,包括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执行方式和强制拘留、强制履行、遣送出境、强制遣回原地、强制隔离治疗、强制扣缴、强制退还、强制拆除等直接强制执行方式。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长期的法制建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辅的执行模式。然而，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拟在借鉴世界各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一、国外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概览

由于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即行政本位模式和司法本位模式。

（一）行政本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为德国和奥地利采用，强调行政权包括行政命令权和强制执行权，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主要体现于行政机关的自力执行。也就是说，对于拒绝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人，行政机关可径自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而无需借助法院的介入。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执行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行政主体既然有下命令权，自然也有执行权，即行政决定一经作出，便具有对相对人的普遍效力，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或停止其效力。行政机关有权实施该决定，也有义务实现决定内容，行政权中的命令权与执行权是统一的。

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这一体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司法程序的繁琐和费时。因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由行政机关独揽执行权可能会导致行政权不受限制或滥用权力损害公民权益的情形发生。特别是在目前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断增加，社会管理职能日益扩大的环境下，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权作出必要的限制是应该的，也是有益的。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为。随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为行政强制的法治化而不断的努力。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行政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无疑能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意见中，其中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视角，谈谈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以期能为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理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

一个国家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一项完整的行政权既包括决定权，也包括执行权。前者解决的是义务的设定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义务履行受阻时的实现问题。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题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属于司法权。[1]也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2]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强制当事人所要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3]我们认为，无论从执行的形式，还是从执行的内容上，都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衡量一种权力的性质，不是看这种权力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不应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由法院来行使的就是司法权，也不能认为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就是行政权。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与谁来行使是两个不同问题。无论是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都不会改变。按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界定执行权的性质是得不出结论的。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法律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了行政机关，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如果按照执行主体来理解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可能是一种司法权，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权，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样，在美国不但有法院负责的强制执行，也有紧急法制中行政机关负责的强制执行，按照执行主体也难以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我们判断一种权力的性质，不能仅仅以行使该权力的主体，更主要考虑的是该权力解决的问题和运行的程序。其实，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规律。

其次，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司法行为确定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解释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不是对司法行为的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基于实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义务的需要，行使该权力的基础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里还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超过复议或诉讼时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4]因此，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来看，也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

再次，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可见，从效力上，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还是法院的执行行为，都是一种事实行为或者是二次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具体体现，而行政强制执行权自然也归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诸多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现行的行政立法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自从我们国家踏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架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廉洁高效，适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使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如期实现，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权力值得探讨。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利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诸多领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现行的行政立法已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自从我们国家踏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如何确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架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廉洁高效，适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使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如期实现，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权力值得探讨。

一、政强制执行概述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针对行政任务的多样化，相应地就有必要在传统强制执行手段之外寻求其他有效的强制手段，建立包括具有间接强制机能的行政处罚、违反事实的公布等制度以及包含行政强制执行在内的确保行政法上义务履行的理论结构。另一方面，应在保持原有司法执行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将审查和执行职能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以加快司法执行的运行，提高行政效率。

「关键词」行政/强制/强制执行体制

「正文」

在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上的概念及结构都受到民事强制执行理论极其强烈的影响。然而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任务的多样化，完全依赖传统的强制手段有时未必有效，在对传统强制执行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出现或认同了多种新型强制手段，引发了行政法上担保义务履行的制度的结构变化，形成了更加适合现代行政法要求的理论体系。

一、强制手段的多样化

行政强制执行在行政法上的基本作用就是确保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实现，或者说，是在义务人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时，通过强制手段能够实现与已履行义务同样的状态。而这种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实现，在传统行政强制执行理论中，既可以通过行政机关直接对义务人的身体或财产施加物理上实力来完成（直接强制），也可以委托第三人代为履行（代执行），或者通过施加心理强制来实现（执行罚）。而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等传统的强制执行手段，实际上根源于德国，是和民事上的强制手段一起从共同的强制执行制度中分化、发展而来的，其概念框架的形成受到民事强制执行的影响（注：行政强制执行上的强制手段，包括执行罚、代执行、直接强制和强制征收，都可以在民事强制执行上找到相类似的强制手段，详见[日]远藤博也、阿部泰隆：《行政法（总论）》，青林书院新社1984年版，第221～222页。），而且从历史上看，其主要适用于警察行政领域（注：行政强制执行上的强制手段，包括执行罚、代执行、直接强制和强制征收，都可以在民事强制执行上找到相类似的强制手段，详见[日]远藤博也、阿部泰隆：《行政法（总论）》，青林书院新社1984年版，第240页。）。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为。随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为行政强制的法治化而不断的努力。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行政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无疑能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意见中，其中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视角，谈谈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以期能为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理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

一个国家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一项完整的行政权既包括决定权，也包括执行权。前者解决的是义务的设定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义务履行受阻时的实现问题。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题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属于司法权。[1]也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2]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强制当事人所要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3]我们认为，无论从执行的形式，还是从执行的内容上，都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衡量一种权力的性质，不是看这种权力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不应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由法院来行使的就是司法权，也不能认为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就是行政权。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与谁来行使是两个不同问题。无论是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都不会改变。按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界定执行权的性质是得不出结论的。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法律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了行政机关，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如果按照执行主体来理解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可能是一种司法权，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权，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样，在美国不但有法院负责的强制执行，也有紧急法制中行政机关负责的强制执行，按照执行主体也难以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我们判断一种权力的性质，不能仅仅以行使该权力的主体，更主要考虑的是该权力解决的问题和运行的程序。其实，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规律。

其次，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司法行为确定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解释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不是对司法行为的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基于实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义务的需要，行使该权力的基础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里还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超过复议或诉讼时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4]因此，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来看，也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

再次，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可见，从效力上，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还是法院的执行行为，都是一种事实行为或者是二次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具体体现，而行政强制执行权自然也归属于行政权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