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平等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性；行政处罚；行政补偿

论文摘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某些情形下应当平等，行政平等是宪政制度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支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和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的理念。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一概平等，只有在某些行政行为中才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行政补偿、行政处罚、行政合同与行政收费中，甚至在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中亦能体现。

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应当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对等，通过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通过认真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程序中保障双方的平等性，通过听证、申辩等具体制度使双方的平等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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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制的一个主题。传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行政法关系的权利力与义务的内容，具有国家权力的代言人的特征与相对人的关系是权力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机关与公民都享有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行政机关不因其代表国家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就有高于公民的主体资格。公民亦不因其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就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而依附于行政机关。本文所讲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行政活动以及行政救济等若干领域平等。

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当树立行政机关与公民平等的观念，“平等不只适用于公民之间,同样也应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之间。没有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平等,也就没有社会平等、公民之间的平等；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不平等,只会使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更加紧张。”［1］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按照古典自然法的观点,国家是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程序上民众一旦授权给政府,行政权力便具有了对社会利益、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合法性地位,这样的国家和组织行使权力才有合法性。国家不得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卢梭曾说:“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2］对人的欲望不是通过纵向的等级制度来限制,而应通过横向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来限制。

（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宪政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自由和平等是宪政的终极关怀,也是最高理想。行政机关一向处于优势地位,对其进行限制是理性的表现,平等是对政府的最好限制。

论文关键词：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性；行政处罚；行政补偿

论文摘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某些情形下应当平等，行政平等是宪政制度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支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和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的理念。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一概平等，只有在某些行政行为中才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行政补偿、行政处罚、行政合同与行政收费中，甚至在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中亦能体现。

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平等应当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对等，通过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通过认真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程序中保障双方的平等性，通过听证、申辩等具体制度使双方的平等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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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制的一个主题。传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行政法关系的权利力与义务的内容，具有国家权力的代言人的特征与相对人的关系是权力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机关与公民都享有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行政机关不因其代表国家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就有高于公民的主体资格。公民亦不因其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就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而依附于行政机关。本文所讲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平等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行政活动以及行政救济等若干领域平等。

从古至今，无论中外，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每个人也应有享受着受教育的权力与过程，人们都追求的是公平与公正的教育环境，所以教育公平一直是被热议中的现实话题。我国自2008年深入推进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化改革以来，都直接指向了新的教育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以政府行政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教育公平。

其实，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领域的其它公平有着共性，我们可以具体地把公平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接受教育权利平等、接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人权；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所表现的就是如果在起点不公的现实中，可以通过相应的宏观制度、政策和微观层面的师生关系的互动等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所表现的是最终收益，学生的学业成就上的最具有实质性的公平，是教育的质量层面和目标层面上的平等收益。

1创新行政管理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政府加强制度建设，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利益矛盾、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过程。作为由国家实行的公共行政政策，扩大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是：政府首先必须以行政实行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制度，逐渐普及教育；在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必须要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规则；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基本原则是有利于缩小事实存在的不公平差距，纠正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状况，处于弱势群体最应该首要的给予帮助等等。

1.1高等教育公平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效能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理想呢？全社会要实教育的共同发展，主要责任在政府。俗话说，“只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政府应该通过创新针对教育上的行政管理制度尽最大可能解决一些极其难办的事情，就像前边所说关于“教育公平所表现出的上学难、择校难等问题”，可以想象，政府行政行为的难度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培养一名专业能力精、综合素质强的大学生涉及到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师资力量和科研氛围等等都是有着较高的标准，办好每一所高校所涉及的问题面还要比这些更广，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效能解决问题，高等教育质量自然就上去了。因为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我国面临的困惑，也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困惑，教育公平更是检验一个国家建立服务型政府具有说服力的标准。

法治政府的建立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下去进行法治政府制度的建构，去指导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对于加快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定位及其弊端

（一）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实然定位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实质上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现。无论是我国当前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是在学界，几乎都一致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隶属型法律关系，其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卓泽渊教授在对法律关系分类时，按照法律关系各主体间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分为平权型的法律关系和隶属型的法律关系，并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最为典型的隶属型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行使职权的机关可通过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要求相对方服从。罗豪才教授认为，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张正钊教授认为，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支配、指挥的地位，具有固有性和不可替代性，而行政相对人则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从属、被支配地位。我国当前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复议、起诉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也是主体地位不平等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观点主要是基于行政权属于管理权的本质特征，管理重在效率，就必然要求行政权具有效力的公定力和先定力，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无条件的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

（二）行政主体实然定位带来的缺陷

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几乎都处于计划和管制状态，政府在整个管制过程中起到了“超人”之作用。在传统政府下，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依法行政”，行政和法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行政，所有既定规则亦都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的弊端开始凸显无遗。行政主体始终以“管理者”、“当权者”的角色凌驾于行政相对方之上，行政相对方只有惟命是从，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这就造成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对恃、敌对状态，而最终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人、财、物资源浪费严重，违法行政对人权自由的严重侵害，腐败猖獗等恶性循环的结果。

内容摘要：行政裁量的广泛存在是现代行政法的显著特征。但是，根据法治行政的原理，这种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绝对“自由”、恣意枉为的，而是要受到法的一般原理、原则的拘束。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是从平等原则中衍生出来的控制裁量权行使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以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实质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为理论根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作为规范行政主体合理、正当的裁量案件的重要环节，可以为司法审查提供具体的审查基准，并为行政裁量的持续存在提供制度上的空间。

关键词：行政裁量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司法审查

早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确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强行政领域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意义。”[1]而回顾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研究方面的重镇。从最初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2]到最近几年诸多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论述。[3]相比较于我国行政法学刚刚初创时期的行政法原则研究，目前的理论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至少在行政法研究领域介绍的基本原则有：法律保留原则[4]、比例原则[5]、合理性原则[6]、信赖保护原则[7]、必要性原则[8]、合法预期原则[9]等等。随着现代给付行政的发展和实质行政法治的提出，关于调控行政的法必然要求原则的多纬度和多层次。“在控制行政裁量，防止行政恣意的制度建设方面，主流的走向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司法权对行政裁量的范围、目的等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以此保障行政权对行政活动合法性和对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除上述通过外部的制度作用达到控制目的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行政权以自我拘束的方式限定裁量空间的制度形式。”[10]因此在各国的行政法发展过程中，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原则，逐渐发展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进行控制。

一、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及其含义

现代社会行政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这对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甚至是法治理念都带来了挑战，比如说行政立法的出现破坏了古典主义的权力分立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和标准成为各国司法审查实践中的难点和瓶颈；行政指导和大量的行政规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更是赋予了行政权空前的任务。随着行政进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时代，传统的依法行政即严格的“无法律无行政”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需要“生存照顾”的国民对于行政的要求。从立法政策方面考虑，需要在法律上留给行政更多的“自由”空间，以方便行政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帮助，为国民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的生活环境。这样，行政权就在法律上获得了足够的裁量权，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社会情势的判断进行积极、主动行政。

而且从行政法本身的特点来看，也需要有行政裁量的存在。甚至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裁量的存在正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单纯的秩序行政无力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职能，法律的约束会导致行政效能的减弱和国民期望的落空。而且现实中的行政非常复杂，特别在一些涉及到专门技术性的领域，通过法律将行政的全部内容事无巨细地加以规定和计划，倒不如留给行政一定的活动空间，以方便灵活处理个别的情况。正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所说：行政法就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是有生命之物。即是有生命的，便总希望自由，嫌恶约束。行政法虽然是制约行政权的法，但要把行政和法结合起来却十分困难。若是强调行政一面，则法的制约作用要遭到破坏；或者强调法的一面，则行政被窒息，行政目标难于实现。[11]我国王名扬先生也指出，“行政法一方面给予政府有效地执行手段，另一方面控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只能依法行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行政法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好比一部机器，这部机器需要强大的动力，才能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但是机器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机器的动力愈大，可能产生的损害也愈大。动力和控制是行政活动中的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离。”[12]尤其是，“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13]

在国家行政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确立和统一行政征收制度。所谓行政征收，是指一国政府基于公共需要依法无偿取得相对人财产（货币表现）的行为，其制度化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和行政收费制度。[1]长期以来，人们对“天经地义”的税收制度不存质疑。但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生活市场化和全球化、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快速进展，税收政策、税收法治化以及税收制度中的非国民待遇等问题越来越为人注目；更为受人关注的是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部门乱收费带来的诸如企业和农民负担过重、行政腐败等社会问题正考验着社会各方面的忍耐力。关注税费，可能会涉及两个基本角度：税费关系着国家财力和政府能力及其发展，[2]关系着具有基本权利性质的公民财产权及其保障。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更新和发展税费征收观念、确立和遵循行政征收原则、建立和完善行政征收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关于税收制度的正当性说明，几个世纪以来产生了众多学说。17世纪的公共福利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因此需要通过征税取得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费用；18世纪的交换说与卢梭、亚当o斯密等著名的思想家相联系，因而该学说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为基础，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主体，国民因国家活动而得到利益，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因而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特别交换关系；19世纪起源于英国、后发展于德国的税收牺牲说，最终以黑格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基础，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当然的义务；20世纪与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的经济调节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是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分配的重要手段。上述学说以及其它关于税收合理性说明的理论，[3]有的富有浓厚的政治学色彩，有的充满了社会学概念，有的具有鲜明的经济学意义。各种学说理论基础、逻辑风格各异，但殊途同归，国家税收正当性得以说明。受各种理论学说的启示和诱导，人们能够理性地认同这样的逻辑和结论：公民或者说人民纳税支持国家和政府执行公共职能、履行公共责任，才能有国防、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无论市场化的程度多高，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配合，市场配置资源失灵，国家和政府通过税收措施制约经济冷热，熨平经济周期，平衡经济波动；社会财富积累的一般规律预示着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政府依靠税收维持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类似的逻辑推理和结论使税收及其制度化存在的正当性不容置疑。

行政收费既不是为了公平的社会分配而求取社会稳定，也不是为了公共设施的建设而输出公共服务，又不是为了疗治市场的失灵而平衡经济发展，行政收费制度与国家税收制度不同，其正当性应当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使用国有土地、矿产资源，政府收取资源使用费；企业超过法定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政府征收排污费；等等。使用国有资源缴纳资源使用费、超标排污缴纳排污费，行政收费建立在这种特别交易基础上显示了它的合理性：特别收入满足特别支出。行政收费的特别交易性表现为这种交易不是真正的市场交易和等价交易，尽管近几年来有些国有资源的使用权开始启动拍卖程序，从而使这种交易多少带有市场色彩，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这种特别交易也不能说明行政收费具有补偿性，因为将使用资源作为缴纳资源使用费的补偿，或者将超标排污视为征收排污费的补偿，等于为特别收入而特别支出，不符合社会一般常识和行政收费的基本逻辑。

无论税收还是收费，行政征收的正当性能够获得逻辑的理论说明，但其现实正当性却需要一定理念的呵护和维持。也可以这样认为，当行政征收的正当性本身保持沉默的时候，法治、平等、人权等理念能够塑造行政征收正当性的实践。其一，近现代以来，法治理念普及于公共生活诸领域。“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无法律则无课税”等至理名言是税收领域法治理念的浓缩。[4]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民或其代表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无代表则无征收；行政征收制度由国家立法确立，所有行政征收行为必须依法而行，无法律则无征收；无论税收还是收费包括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视野，无救济则无征收。其二，近些年来，平等观念越来越广泛地渗透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公共权力领域，平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社会成员已经产生了获取立法平等对待的新的渴望。行政征收领域的平等观念基于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常识而自然产生：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国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收入多的人多纳税，收入少的人少纳税；谁使用谁缴费，谁受益谁缴费。由上述政治和社会常识支持的平等理念不断质疑税收领域的优惠政策和税收立法上的非国民待遇现象，促使行政征收机关通过实践平等理念而接近行政征收的现实正当性；其三，十几年来，人权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日益作用于公共生活，进而使人权在某种意义上逐步成为公共权力的界限。行政征收领域的人权理念使得财产权成为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概念，敦促着政府的行政征收以法治姿态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人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观念已经促使政府检讨现行税收和收费制度，在行政征收领域认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二

【摘要】

行政公正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公正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笔者就构建行政公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平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正义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标准,公正则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何谓公正？如何实现公正？在西方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公正的论证可谓学派林立，经久不衰。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中指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P231）各理论学说强调一个核心的理念：公正意味着每个人在同等情况下应得到同等对待。一般来说，公正意味着维护正义和中立，防止徇私舞弊，其核心是无私和中立。公正的理念在西方各国法律体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英国法治以NaturalJustice(自然正义)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宪政以DueProcessofLaw（正当法律程序）和CheckandBalance（制约平衡）为其支柱。

行政公正原则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办事公道，不徇私情，平等对待不同身份、民族、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行政相对人。［2］（P48）行政公正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相对人和处理行政管理事项。行政公正是确保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为社会一般理性人认同、接受所要遵循的原则。“行政公正要求改变过去权威行政的陈旧观念，实行民主行政、公正行政、公平行政、公开行政。”“行政公正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的自我要求，也是社会公众的外在期望。”［3］（P48）

一、行政公正的逻辑起点—控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公正原则相当程度上是与自由裁量权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行政官员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选择行动的权力的时候，才会对其要求公正。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依据法律积极的明示或消极的默许，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的权力，称之为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是使普遍的法律、行政法规更好地适应了纷繁复杂和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我们能做的务实的选择就是如何用法律来控制、规范它的行使，从而尽量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影响，而行政公正的原则实质上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

内容摘要：行政裁量的广泛存在是现代行政法的显著特征。但是，根据法治行政的原理，这种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绝对“自由”、恣意枉为的，而是要受到法的一般原理、原则的拘束。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是从平等原则中衍生出来的控制裁量权行使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以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实质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为理论根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作为规范行政主体合理、正当的裁量案件的重要环节，可以为司法审查提供具体的审查基准，并为行政裁量的持续存在提供制度上的空间。

关键词：行政裁量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司法审查

早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确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强行政领域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意义。”[1]而回顾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研究方面的重镇。从最初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2]到最近几年诸多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论述。[3]相比较于我国行政法学刚刚初创时期的行政法原则研究，目前的理论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至少在行政法研究领域介绍的基本原则有：法律保留原则[4]、比例原则[5]、合理性原则[6]、信赖保护原则[7]、必要性原则[8]、合法预期原则[9]等等。随着现代给付行政的发展和实质行政法治的提出，关于调控行政的法必然要求原则的多纬度和多层次。“在控制行政裁量，防止行政恣意的制度建设方面，主流的走向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司法权对行政裁量的范围、目的等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以此保障行政权对行政活动合法性和对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除上述通过外部的制度作用达到控制目的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行政权以自我拘束的方式限定裁量空间的制度形式。”[10]因此在各国的行政法发展过程中，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原则，逐渐发展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进行控制。

一、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及其含义

现代社会行政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这对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甚至是法治理念都带来了挑战，比如说行政立法的出现破坏了古典主义的权力分立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和标准成为各国司法审查实践中的难点和瓶颈；行政指导和大量的行政规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更是赋予了行政权空前的任务。随着行政进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时代，传统的依法行政即严格的“无法律无行政”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需要“生存照顾”的国民对于行政的要求。从立法政策方面考虑，需要在法律上留给行政更多的“自由”空间，以方便行政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帮助，为国民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的生活环境。这样，行政权就在法律上获得了足够的裁量权，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社会情势的判断进行积极、主动行政。

而且从行政法本身的特点来看，也需要有行政裁量的存在。甚至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裁量的存在正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单纯的秩序行政无力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职能，法律的约束会导致行政效能的减弱和国民期望的落空。而且现实中的行政非常复杂，特别在一些涉及到专门技术性的领域，通过法律将行政的全部内容事无巨细地加以规定和计划，倒不如留给行政一定的活动空间，以方便灵活处理个别的情况。正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所说：行政法就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是有生命之物。即是有生命的，便总希望自由，嫌恶约束。行政法虽然是制约行政权的法，但要把行政和法结合起来却十分困难。若是强调行政一面，则法的制约作用要遭到破坏；或者强调法的一面，则行政被窒息，行政目标难于实现。[11]我国王名扬先生也指出，“行政法一方面给予政府有效地执行手段，另一方面控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只能依法行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行政法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好比一部机器，这部机器需要强大的动力，才能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但是机器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机器的动力愈大，可能产生的损害也愈大。动力和控制是行政活动中的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离。”[12]尤其是，“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13]

内容摘要：行政裁量的广泛存在是现代行政法的显著特征。但是，根据法治行政的原理，这种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绝对“自由”、恣意枉为的，而是要受到法的一般原理、原则的拘束。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是从平等原则中衍生出来的控制裁量权行使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以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实质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为理论根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作为规范行政主体合理、正当的裁量案件的重要环节，可以为司法审查提供具体的审查基准，并为行政裁量的持续存在提供制度上的空间。

关键词：行政裁量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司法审查

早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理论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确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于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加强行政领域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意义。”[1]而回顾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于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一直都是理论研究方面的重镇。从最初的“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2]到最近几年诸多学者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与重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论述。[3]相比较于我国行政法学刚刚初创时期的行政法原则研究，目前的理论资源已经相当丰富。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至少在行政法研究领域介绍的基本原则有：法律保留原则[4]、比例原则[5]、合理性原则[6]、信赖保护原则[7]、必要性原则[8]、合法预期原则[9]等等。随着现代给付行政的发展和实质行政法治的提出，关于调控行政的法必然要求原则的多纬度和多层次。“在控制行政裁量，防止行政恣意的制度建设方面，主流的走向是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司法权对行政裁量的范围、目的等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以此保障行政权对行政活动合法性和对社会成员权益的保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除上述通过外部的制度作用达到控制目的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向，这就是行政权以自我拘束的方式限定裁量空间的制度形式。”[10]因此在各国的行政法发展过程中，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原则，逐渐发展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进行控制。

一、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提出及其含义

现代社会行政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加强，这对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甚至是法治理念都带来了挑战，比如说行政立法的出现破坏了古典主义的权力分立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原则和标准成为各国司法审查实践中的难点和瓶颈；行政指导和大量的行政规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更是赋予了行政权空前的任务。随着行政进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时代，传统的依法行政即严格的“无法律无行政”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需要“生存照顾”的国民对于行政的要求。从立法政策方面考虑，需要在法律上留给行政更多的“自由”空间，以方便行政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帮助，为国民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的生活环境。这样，行政权就在法律上获得了足够的裁量权，能够根据自己对于社会情势的判断进行积极、主动行政。

而且从行政法本身的特点来看，也需要有行政裁量的存在。甚至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裁量的存在正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单纯的秩序行政无力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职能，法律的约束会导致行政效能的减弱和国民期望的落空。而且现实中的行政非常复杂，特别在一些涉及到专门技术性的领域，通过法律将行政的全部内容事无巨细地加以规定和计划，倒不如留给行政一定的活动空间，以方便灵活处理个别的情况。正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所说：行政法就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是有生命之物。即是有生命的，便总希望自由，嫌恶约束。行政法虽然是制约行政权的法，但要把行政和法结合起来却十分困难。若是强调行政一面，则法的制约作用要遭到破坏；或者强调法的一面，则行政被窒息，行政目标难于实现。[11]我国王名扬先生也指出，“行政法一方面给予政府有效地执行手段，另一方面控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只能依法行政，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行政法学的观点来看，行政好比一部机器，这部机器需要强大的动力，才能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但是机器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机器的动力愈大，可能产生的损害也愈大。动力和控制是行政活动中的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离。”[12]尤其是，“对于有效地实现某个重要的社会目的来讲，为自由裁量权留出相当的余地也许是至关重要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