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制度范文10篇

摘要：

国家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赔偿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请求赔偿的主体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引起赔偿的行为的具体行为而非抽象行为，其赔偿主体是国家而非某个机关或个人。我国在行政赔偿中确定的是行为违法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法的要件主要是侵权主体要件，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要件是要件侵权主体的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结果要件必须是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确定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受害人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以及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正当防卫等情形。

关键词：行政赔偿制度

所谓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责，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们的国家赔偿制度而言，依照巜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大部分。就国家赔偿的实践来看，国家权力的行使，绝大部分是行政权力、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的损害也较多。所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行政赔偿制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政赔偿的特奌

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关于行政赔偿的规定看，具有以下特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受害人行政赔偿或者刑事赔偿。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工作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案件，实行有关业务部门承办，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机关负责人决定的制度。

第二章赔偿范围

内容摘要：

国家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赔偿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请求赔偿的主体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侵害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引起赔偿的行为的具体行为而非抽象行为，其赔偿主体是国家而非某个机关或个人。我国在行政赔偿中确定的是行为违法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法的要件主要是侵权主体要件，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要件是要件侵权主体的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结果要件必须是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确定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形主要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与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受害人自身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以及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正当防卫等情形。

关键词：行政赔偿制度

所谓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责，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们的国家赔偿制度而言，依照巜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大部分。就国家赔偿的实践来看，国家权力的行使，绝大部分是行政权力、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的损害也较多。所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行政赔偿制度，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政赔偿的特奌

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关于行政赔偿的规定看，具有以下特奌：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这里的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指导的一种类型,因而“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应纳入行政诉讼,同时这里的强制力要件也会成为某些类型的行政赔偿诉讼的要件。在赔偿之诉的启动前提上,出于对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主要是一个私益救济而非公法评价问题,行政指导赔偿之诉不应以确认违法为前提。在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上,应当根据几种行政指导类型构成要件上的不同,进行分类处理。至于内部行政指导,虽然在是否纳入行政诉讼上尚有待研究,但在赔偿问题上,由于其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是确定无疑的,所以纳入到赔偿之诉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国外有关经验,追究作出内部指导的上级机关的责任,以实现权责统一。

【关键词】行政指导;赔偿之诉;内部行政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条规定似乎是拦在法院面前的一道屏障,阻断了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和赔偿请求。然而,无论在实务界还是法学界,对这一条解释的争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认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但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不能排除在受案范围内的。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行政指导,那么就当然存在不具有强制力的特征,司法解释中的“不具有强制力”是一个描述性修饰词,而非限定性修饰词。行政法中发展出“行政指导”的概念就是为了与那些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只有突出这一点,才能降低行政机关的法律风险,让它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这也赋予了相对人自治性,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快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行政指导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行政正在不少领域内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然而,任何一种“善治”的美好设想如果不辅以对“恶”的防范,我们就难以获得一份不偏离正轨的保险。行政指导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的德国人倒是相当清醒,他们将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中分解出强制性事实行为和非强制性事实行为。行政指导在他们的语境中被称作“非正式行政行为”,归入事实行为门下,但无论这种非正式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都与行政法律行为一道统称为权力行为,与民事行为相对,在司法审查时受到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控制。德国人所坚信的理念是,有权力的地方就要防止腐败。谈到这里,似乎我们尚未切入本文的正题——行政指导的赔偿问题,但其实行政指导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却是在我们研究赔偿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行政行为侵权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仍然是确认违法(行政法上违法),行政指导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在我国仍存在争执,如果行政指导是法律行为,那么是否意味仍然必须首先满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要求吗?如果行政指导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虽然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力,是否意味着无法建立起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呢?下面,本文将由此出发,逐步分析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所面临的问题。

1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是否以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违法为前提

如上所述,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提起国家赔偿是采取不同路径的,前者必须首先确认违法,而后者则不然。于是,问题指向了识别行政指导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事实行为。这种做法无疑会将问题复杂化,因为准确地区分两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区分有充分的必要吗?或者,在提起赔偿之诉前,对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确认违法有必要吗?

我们比较了西方国家的赔偿制度,可以看出,例如日德美三国,尽管在制度上有很多差异,但在赔偿方面都有一个特点,即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国家赔偿分开处理,这显然区别于我们国家将行为的违法性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区分了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是为了保证行为的公益取向,而国家赔偿则强调对公民个体利益的保护,前者立足于公,后者立足于私。这样做法的带来的结果是当某个行政行为在公法上没有或不能被确认违法时,受害的公民仍可能因为其违反私法获得救济。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提供充分印证,[1]在日本鸟取县确认指教赔偿一案中,开发商在得到环保部门某负责人的确认指教后,违法侵占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最后受到该县知事不予许可和恢复原状的命令。该县先违法指导后合法处分,虽然可以视为一个行为过程,但要根据当事人请求分步审查,对于违法指导进行公法上的复审确认违法已无意义,因为行为已经转化,但从其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来看,在私法上确认违法还是有意义的,最后,法院认为:一方面,出于公益考虑,不能同意开发公司侵占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出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考虑,又要让作出违法助成性指导的政府承担开发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可以说是公私并行不悖。与日本相比,德国是做得相当彻底而有前瞻性的,他们直接把国家赔偿放在民法典里,与行政法规范作了分离。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广泛借鉴参考了世界各国已有的行政赔偿制度，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赔偿法理论的优秀成果。但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毕竟建立不久，立法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粗疏的情况，主要的一点就是略嫌简略，操作性差。下面笔者就不揣浅陋，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二、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三、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四、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解释。

五、关于内部追偿问题。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国家赔偿法》（第14条、第20条）、《行政复议法》（第44条）等都确认了国家赔偿后的追偿权，但是这些条文除了对行政追偿权的职权主体和条件作了几乎雷同和重复的原则性规定外，尚无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追偿权很难具体操作起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追偿权立法。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完善追偿权法律关系主体方面的规定、追偿权的期限、追偿金额的确立标准及有关程序问题。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组织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第二条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组织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权的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制度取得赔偿的权利。本制度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委托的执法组织和依法取得行政执法权的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其他方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摘要」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内容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导致国家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笔者论述了宪法支撑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一体两翼”：国家赔偿取得权，人权保障条款和政治文明的规定。从宪法第四十一条出发，提出了国家赔偿取得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仅仅是救济性权利的观点，因此国家赔偿制度应当以保障国家赔偿取得权为重点。进而围绕第四次修宪所特别突出的“人权保障”和“政治文明”这两个核心价值理念，进一步分析了“人权充分保障”理念下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若干建议（包括国家赔偿应当类型化并相应细分归责原则）及政治文明对国家赔偿取得权保障程序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系列制度构建。

「关键词」国家赔偿制度发展国家赔偿取得权人权保障政治文明保障程序

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标志着我国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成为我国宪政和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已近十年，在保障依法治国和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实施效果距立法宗旨与民众期望相差甚远。《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如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较低、违法归责原则不完善、赔偿程序不公等，学界已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可以这样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势在必行。

国家赔偿制度作为宪政和法治的重要环节，其完善程度和实施情况的优劣，是一国民主与法治水平高低的标尺，因此，国家赔偿制度的修改和发展必须体现宪法和宪政的理念和要求。万众瞩目的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无论是“三个代表”入宪，还是私产保护，抑或人权保障，乃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等等，均涉及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民生及民权问题，无不体现了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核心理念。“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一部“更人本、更文明、更民主”的宪法，寄予了人民厚重的期许，必将渗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其至上的影响力，将更加充分的维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状态，这也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终极目标。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中，准确的把握并体现宪法尤其是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精神，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回顾

为论述问题集中起见，兹且以行政赔偿为主线来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随着世界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全面深入地发展，有关行政赔偿范围已日益具体，细化。我国国家赔偿法仍将行政赔偿事项范围限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上，范围比较狭窄。精神损害尚未纳入赔偿范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为此，笔者认为应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逐步拓宽行政赔偿范围。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名称等人身权利给受害人的人格、精神、尊严，信誉、品格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对于该种损害，早在罗马法中，就规定了赔偿制度，即人身伤害的慰抚金赔偿制度。真正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完备的制度形态以《德国民法典》的颁布为标志。《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规定了“财产以外之损害”即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存在物质利益与人身的非物质利益，并且这两种利益构成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确立人身伤害的精神赔偿制度是顺应历史的发展。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只是规定在特定损害造成名誉权，荣誉权损害时，由赔偿义务机关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只是一种承担精神损害的责任形式，而不是一种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规定对精神损害只是予以补救，而不是赔偿损失。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赔偿法基本上将非物质性的精神损害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首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必然趋势。随着生产趋于高度社会化，社会生活已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国家对社会的事后监控逐渐转向越来越多地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控；行政管理机关的数量也剧增，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现代社会运营机制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政权力的极大随意性，因此政府的干预极易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法治首先要求建立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就是监督，控制行政权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促使行政机关更好地行使职权的需要。

其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行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共同的旗帜。依法治国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必须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平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违法者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过程中，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实现法治必须支付的“成本”。国家赔偿法只赔偿人身权中的物质性利益，不予赔偿精神性损害的规定，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任何程度的人身伤害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这种精神损害除了肉体伤害本身以外，还会导致肉体病痛与不便，能力及社会评价降低、丧失或降低对于生活乐趣的享受，以及心理上对上述不良状态所产生的消极否定情感即精神痛苦，因此判决侵权人对受害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往往比非财产性责任方式更为有利。国家对于受害者的精神予以赔偿，其意义并不在于赔偿金本身，而在于对受害人价值和人格的尊重，体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作为相对人的公民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再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维护法律规范一致性的需要。在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而在行政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还未将其正式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按照法的一般原理，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组成。民事法律中已经确立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规定，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也应当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国家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国家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况且，《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已为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奠定了司法实践的基础，只是侵权人是行政机关而已。所以，从这一层面上说，行政赔偿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行政赔偿标准，是指行政机关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程度范围，是最终确定国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量的指标所应遵守的准则。《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初，人们对这部法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宪法承诺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兑现法等等。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国家赔偿实践，我们会逐渐发现它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与国家赔偿的标准不无关系。

一、确定国家赔偿标准的原则

如何确定赔偿的标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大抵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总体来看，各国在赔偿标准上大致奉行三种不同的原则，即惩罚性原则、补充性原则、抚慰性原则。这三种原则分别代表了三类不同水平的赔偿标准：

1、惩罚性原则

惩罚性原则，指赔偿标准对侵害方应具有惩罚性，除使侵害方赔偿足以弥补受害人所蒙受损害的费用外，还要付出对自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负责任的惩罚性费用。[1]这实际上就是赔偿额等于损失额加上惩罚金额，因此这一原则下的赔偿额是比较高的。

2、补偿性原则

国家赔偿制度是借鉴了部分民法、诉讼法等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公法制度。在许多国家，广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是由宪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或其他特别法及判例确立的，狭义的国家赔偿制度是由规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法、冤狱赔偿法、公职责任法、王权诉讼法等确立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国家赔偿制度是就广义而言的。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及体制的差异，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模式也各具风格。从各国赔偿制度发展历史看，一般性规律是：先由判例确定赔偿责任，尔后由成文法逐步发展，在成文法的发展中，先由宪法或特别法及一般法中的个别条款调整，尔后由统一的立法确立，但判例及司法解释仍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最初是从宪法、民法、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零散规定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由极不稳定的政策及判例调整，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国家赔偿法。

一、国外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可以追溯到1873年法国勃朗哥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形式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国家应当

为其公务员的过错负责；二是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三是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在其后的许多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依据独特的公法理论，逐渐发展成一套以判例法为中心的完整赔偿法体系。英国虽为普通法国家，但其传统判例制度并没有像法国一样创立起国家赔偿责任。而是通过1947年的成文法《王权诉讼法》实现了取消国家豁免权的最终愿望，但必须看到，1946年的亚当斯诉内勒案和1947年的罗伊斯特诉卡维案则是《王权诉讼法》出台的直接起因。①德国虽然素以成文法为其主要法律形式，但有关国家赔偿责任的立法却零乱分散；80年代初联邦试图通过立法统一赔偿制度。但这种努力终因违反宪法关于权限的划分规定而告失败。而法院判例和散布各处的法规是建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美国在1946年《联邦侵权赔偿法》公布之前，一直依赖普通法院有关私人侵权赔偿原理解决范围很窄的国家赔偿问题。而判例是法院在该问题上表明其观点和原则的重要形式。直到，《联邦侵权赔偿法》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依然认为，该法并设有创设新的责任，它的效果仅仅是放弃对侵权责任的豁免。②可见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成文法确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那么，各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有无一定规律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先判例后成文

在国家赔偿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判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以成文法著称的法国，确立赔偿责任的不是成文法，而是行政法院的判例，其中布朗哥案件开国家赔偿之先河，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典范。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国家，许多重要的判例成为引发赔偿立法的直接动因。如英国法院关于亚当斯诉内勒一案的判决，引起舆论哗然，国家最终迫于压力放弃了指定被告的办法，促成《王权诉讼法》出台。美国国家赔偿制度是沿着官员个人负责到政府负责的发展轨迹逐步确立的。在1891年著名的米勒诉霍顿案例中法院适用了普通法原则，即政府官员对未按法律授权而作的行为必须自负其责。但该判决有着明显挫伤政府官员主动性的危险，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导致政府官员负责的趋势，也促成了《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最终面世。③即使在原英国殖民地也不例外。如印度1882年的国务秘书诉哈里邦吉案被视为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重要里程碑。④德国可谓是立法严密、思维严谨的国度，但有关国家赔偿的许多制度却孕育于法院判例中，如德国特有的"准征用"赔偿制度就是在1952年6月9日的一个判例中确立的。⑤日本虽以成文法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但判例法仍起着不可低估的奠基作用。如大正时期（1912-1926），日本发生的德岛游动圆木事件，确立了日本对国家公共营造物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