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建设范文10篇

一、基层行政伦理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行政伦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公务人员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具有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如果没有具备较高的行政伦理素质，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要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政府良好的诚信形象，也将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的信心，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具有较高行政伦理水平的政府体现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是一个公正、透明、法治、责任、廉洁的政府并体现出平等、正义等进步价值。政府守信、公正、公平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基层行政伦理促进依法行政。只有政府信守"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承诺与行政理念，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才能有力地推动依法治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二、当前我国基层行政伦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已成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要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存在失范的现象，需要从人员、体制、监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所谓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以创造必要文化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根本任务，创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还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行政伦理的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到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人员往往会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这种情况就叫做行政伦理失范。目前我国存在的行政伦理失范有经济类失范，如贪污挪用，行贿受贿，违规经商，隐匿财产等；政治类失范，如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以及组织人事类失范，失职类失范等。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从宏观范围上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往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以突出政治为导向、以服从义务为标准、以自觉自律为主要形式的行政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到挑战，旧的道德规范被怀疑和否定，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定型和完善，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乘虚而入，传统的宗法道德思想、等级特权思想沉渣泛起，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必然出现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

第二，行政人员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政人员是“经济人”，他们会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行政人员虽然有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但因为其掌握着公共权力，就应当有维护公共生活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当公与私之间发生冲突，需要他做出选择时，如果其道德修养不高、自身素质较差，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行政人员的行为就会失控，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发生。

一、视角比较：制度论、环境论与主体论

一般而言，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与准则及制定约束与准则的活动。[1]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和特定群体、行业、部门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的、要求大家公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程序，包括宪法、法律等正式法规和社会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约束。二是指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建设。在“制度论”的意义上，制度主要是指法规制度及其建设活动。制度具有群体性、他律性、强制性等特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有着普遍的约束力。制度作为一种“底线伦理”，它为行政人员规定了最基本、最起码的义务，通过社会权力机构和其它措施强制行政人员遵照执行。没有制度化、形式化的力量的约束，即便是个体真正崇高的德性也难以长久坚持。应当说，在公共行政领域，依靠制度性的强制力量来建立和维系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是公共道德区别于私人道德的一个根本特征。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新旧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十分模糊，这就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公共行政道德规范，让行政人员知道什么是应当做和什么是不应当做的，引导行政人员确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

然而，“制度论”者基于对道德良心的怀疑甚至恐惧，为了防止可预期的“恶”，总是将有限的理性认识制度化为行为戒律、自由底线，但往往因为凸现由法规制度所规定的底线伦理而排斥行政人员的德性，不可避免地陷入责任困境之中：“我们实际上奉行着某种法制主义的逻辑，企图利用法律之圆圈住行政人，殊不知圆圈越大圆周线越长，理性所触知的圈外之不可预测就越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行政制度不断地繁杂、细密，而我们却感到行政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制的缘故。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东西在与我们作对。理性总想追杀这种幽灵，却无异于与自己的影子搏斗。”[2]在制度主义者看来，行政人员不过是代议民主制下政治家们的执行工具而已，它要求的行政责任只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在这种所谓“执行”的行政论中，行政人员的角色无异于智能机器人，毫无自主性可言。他可以推卸一切“伦理我”、“道德我”的责任。如果说他还有自我的话，这种自我只是一种被外力强制的、奴性的自我，而不是真正自觉、自由的自我。在这一问题上，制度主义者基于西方人的那种“必要的恶”的幽暗意识，表现出了对行政人员的偏见。在这种否定性的理论假设之下，行政人员毫无人格可言，其必然结果是排斥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压制行政人员向善的追求。

事实上，制度本身总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对于公共权力的运行来说，无论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如何具体、周密，它也不可能穷尽行政活动中的一切复杂问题。这样一来，法律制度的规范必然会有着许许多多覆盖不到的空间；即使在它的覆盖范围内，它所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个原则性的框架而已。对于行政体系的良性运行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制度的欠缺必须依靠主体内在德性和人格力量来弥补。正如特里·库珀所指出的：“这些内心品质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持续的指导。法律和内部的组织政策不可能具体到足以涵盖行政所遇到的所有情形和偶发事件；公众参与不可能深入到日常行政行为的细节中去；上级对行动范围的监督也是有限的。这些差距的存在是显著的和广泛的。只有被深深内化的一系列个人道德品质才能保证既与组织目标保持和谐，又能与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义务之间保持一致。这些个人道德品质还是官僚机构有效运转的必备条件。”[3](P162)因此，建设性的行政伦理的建构不能停留在法制主义主张的层次上，而应当首先把行政人员当人看，强调行政人员的主体性、能动性，承认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主张主体对制度的内化和超越，形成健全的行政人格。

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离不开社会环境，行政人格的形成与变化也是如此。所谓道德环境，是主体道德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各种外部条件的总和。在广义上讲，它既包括从宏观看对道德有着制约和影响的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社会风气、习俗氛围等人文条件，也包括从微观上看道德活动赖以发生的某一具体情境。狭义地讲，道德活动作为一种有着行为“应当”价值内涵的特殊行为规范，有别于法律、宗教，其维系、发展和变迁主要借助于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权威榜样等人文环境的调节和影响，这是在一般意义上所指的道德环境。道德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作用”：熏陶作用，即生活在一定道德环境中的人，由于长期受该环境及周围人们和事物的熏染和影响，人格就会不自觉地发生变化，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激励或抑制作用，即道德环境能促进或抑制道德潜能的发挥，使个体道德人格得以提升或没落；强制作用，即个体在特定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消除自身与道德环境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从而影响个体行为选择与道德素质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环境对个体人格的塑造有着正负两重效应。所谓正效应，就是良好的道德环境有利于行为主体的人格塑造，产生道德向善效应；所谓负效应，就是不良道德环境使人们的良好道德动机和行为受到限制、压抑或被扭曲，不利于个体人格的塑造。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十分重视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通过形成正确的公众舆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宣扬高尚的道德典型等方法来形成一种主流的道德环境，以教化和无形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道德品行，使行政道德建设更富有成效。勿庸置疑，这一理论视角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

然而，“环境论”者往往无视主体对环境的能动作用，走向“环境决定论”这一极端。他们坚持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决定性影响，片面认为主体对环境只能做出亦步亦趋的被动适应。但事实上，人作为主体并不是单纯受制于外物的被动存在。在社会实践面前，主体可以认识环境、区分环境，辨别真假、美丑和善恶；可以借助对自身和环境的认识，能动地选择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可以利用能动的力量使主体的价值目标对象化，使对象发生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变化，创造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所有这些都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人的主体力量的确证。人在实践过程中能够能动地认识和改选环境，同时自身也得到改善和发展，主体性得到增强。我国古代有句名言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指的是某人所处的道德环境很差，周围的不道德行为比比皆是，但他却能洁身自好。这也印证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作为主体能够超越环境限制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常听某些行政官员感叹“人在官场，身不由已”，认为官场本身不干净，好人到了官场也会变坏，由不得你当好人，由不得你讲道德。然而，为什么处在相同的环境中，面对同样的诱惑，有人能恪守节操，保持廉洁，而有些人却变节腐化，不能自已？从根本上讲，这取决于主体个人道德自律的力量。因此，在认识官德败坏的原因时，“环境决定论”只是为腐败分子和某些官员的不道德行为作辩护，而行政官员的主体自律和人格健全，必将戳穿所谓“身不由已”的“慌言”。这就是说，只要加强修已，保持坚定的道德信仰，磨练坚强的道德意志，在面临恶劣的道德环境和复杂的道德困境时，他就可以理性地作出自主选择，“已”就可以不由“身”。不能自己、任性由身的官员必将腐化堕落。[4](P268)

1公立医院“专家型”中层干部行政伦理缺失的表现

政治意识不强。公立医院大多数“专家型”中层干部，通过竞聘走向医院管理岗位，缺乏科学管理基础和经验，在行政管理中“责权观念失衡、道德意识淡化、服务意识淡薄、应付行政、拖沓行政现象突出”［1］，重点关注业务能力的精进，缺乏政治意识，忽略政治素质提升，影响对宏观发展大局和改革政策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必将削弱或降低管理效能的发挥。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医疗业务和管理业务“双肩挑”，加之现有考核体系重视医疗业务评价，轻视管理能力素养考察，导致“专家型”中层干部较少在医院管理知识方面花费精力学习，造成此类干部缺乏现代医院管理知识和技能，在管理实践中常以被动应对为主，工作方法技巧单一，缺少深层次探究，对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更难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导致其中枢作用发挥有限。服务意识不强。“管理即服务”是医院管理者应遵循的基本职业理念。对于“专家型”干部而言，因其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受到社会和患者的尊敬和爱戴，但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较难实现由临床专家向医院管理者的角色转换，放不下身段处理日常管理中的繁杂细小问题，缺乏深入一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将专业能力等同管理能力，缺乏提升管理服务的主动意识。工作作风不实。由于未全面建立干部工作纠错和能上能下机制，间接包容“专家型”中层干部管理责任心不强、执行力不硬、担当意识缺乏的现实状况。在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的当下，大多数公立医院患者长期“门庭若市”，“专家型”中层干部主动管理、主动参与意识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和危机意识，工作存在被应付和形式化。尤其在探索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的实际工作中思考不足，深入不够，实践不多。

2加强公立医院“专家型”干部行政伦理的必要性

2.1落实“从严管理干部”要求。强调，“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只有抓好从严管理干部这个重点和关键，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落到实处、得到保证”。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往往重视基层和高层队伍的建设，容易忽略了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夹心层”。中层干部在医院发展的过程中肩负着医疗质量安全、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学研究、医院管理发展等具体的多重任务，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加强医院中层干部行政伦理建设，使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与行业发展要求高度趋同，从而更好的实现岗位赋予的责任使命。2.2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公立医院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和医改任务的主体，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效、安全、经济的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质。中层干部作为医院行政管理的主体，各项管理工作应当以公立医院公益性为出发点，以施行福利政策为目标，落实公共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办院方向，因此加强公立医院中层干部的行政伦理道德、行政价值建设、行政行为塑造尤为重要。2.3提升公立医院管理“科学化”水平。医疗技术水平是衡量医院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而医院的健康运行可持续与发展必须依靠管理实现。作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中层干部，只有持续更新医院经营管理理念思路，不断总结医院管理经验方法，坚持创新实践医院管理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化医院服务体系，努力提升医院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提升医院的服务质量和运行效能。

3公立医院“专家型”中层干部行政伦理体系的构建

中国“德”文化最早发轫于西周，源于殷商时代的“行为之正直”。“‘德’文化的深刻意蕴源自人类对自然、自身及相互之间关系的认知。认识自然的结果形成了‘道’论，以自然反思人类的结果形成了‘德’论”［2］。“德”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形成了独有的传统文化标志。一直以来，党员干部选拔任用的首要原则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蕴含着道德与品行，是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公立医院作为国家公益性医疗机构，其中层干部应在“德”文化的丰富内涵的指导下，形成良好的行政伦理素养，从而更好地实现“一切为了患者”的服务宗旨。尚德修身。宋代邵雍《君子吟》:“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树恩，尚力树敌”。尚德，崇尚道德，坚守信念。内修涵养、外塑形象是干部的基本素养，作为人民的公仆，尤其是公立医院干部应秉持医者仁心，坚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宗旨，坚守为患者减病、降成本、谋福利的基本原则，坚持服务医院发展的根本任务，忠诚于岗位职责，忠诚于患者就医需求，始终以职业道德操守为指引，树立良好的医院管理服务形象。安德务实。《左传•襄公十一年》讲到:“失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安德，巩固德行，安养德行。作为公立医院领导干部，要将思想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在医疗事业发展中起到带头模范作用，把精力集中在重实干上，把思想聚焦在做实事上，自觉做到踏实、务实、扎实。作为医院管理的中坚力量更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补齐自身短板，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管理提升公立医院的社会形象和发展质量。依德施政。《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指以道德原则实施治理举措，即德治。公立医院“专家型”中层干部要牢记公立医院办院方向，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各项管理工作应从方便患者就医、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为基本原则，合理利用手中职权为患者谋福利，在施政过程中坚持德行与策略并进，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在提升管理水平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医德医风道德建设，在“施管”中体现医院服务的宗旨观念，在“行医”中体服务的现能力水平。立德追求。《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指树立道德，提高道德修养，形成道德方面的榜样。理想信念支撑人们为所追求的事业不懈奋斗的动力，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有自身的事业追求目标。作为公立医院中层干部，要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健康事业树立远大的目标理想，将救死扶伤、消除人类病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为自己崇高的奋斗目标。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坚持追求理想的实现、知识的提升、人格的完善和追求心灵的和谐，加强品德修为，体现崇高理想，以实际作为促进医院发展和满足服务患者诉求。俭德端正。《周易•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俭德，简朴的德行能够防止奢靡腐化等行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具备简朴的德行有助于克服危险。公立医院是国家和政府对群众进行公共医疗服务的主要机构，公立医院医院的服务效果一定代表了党和国家在群众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形象，公立医院中层干部更是推动医院落实公益性质的主要力量，因此要围绕公立医院服务定位，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努力修炼质朴德行，端正思想态度，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工作作风和职业风范。容德奉献。《书•立政》:“率惟谋从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周易•系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从事的是人民健康的崇高事业，对管理工作和服务对象含有容载之心，具有追求奉献的精神和品质，肩负起服务国家、服务医院、服务社会的使命责任。在传统意识里，特别强调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但是忽略了医院管理者的奉献精神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看，管理者们的行为会对医院医护人员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把这部分关键“少数人”的道德素质抓好，不仅能够提升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还能对广大医护人员产生积极的榜样作用。作为医院管理者的中层干部不仅要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增强使用感和奉献精神，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周围的医护人员，对医护人员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带动整个医院道德素养的提升。明德廉洁。《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光明之德;美德，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是公立医院干部行政伦理建设的关键，当前，医疗卫生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公立医院中层干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多种诱惑，因此在医院管理过程中，要时刻从人民和患者的利益出发，坚守职业操守，加强自身廉洁自律，坚决防止因个人的私欲和贪念而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失德行为，从而损坏医疗行业的风气和形象，降低公立医院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启德创新。《儒家君子之学》:“儒家之所谓治国平天下者，非谓建立政权、治理国家也，亦非以德性治国也，乃在于启发人民之德性之一事也。启德，即开启民智，助其提升。创新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持续发展和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随着市场准入的放宽，医疗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公立医院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就需要医院的管理干部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围绕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实际诉求，特别是在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机制、医疗服务技术、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学研究、医疗质量安全流程等方面锐意改革、努力创新，以创新思路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行政管理论文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摘要：行政伦理法制化是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现代的行政伦理体制尚未完整，另一方面受到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现实中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接连不断，对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完善是推动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进程的必经之路和决定性条件。本文围绕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现状及不足出发，为规范和促进行政伦理法制化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和思路。

关键词：法制建设；行政伦理；体制；行政伦理规范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人员以及行政构件等方面的道德伦理建设对我国的建设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我国行政伦理规范和完善是必须首要着手解决的大问题。然而，行政腐败和行政伦理缺失规范以及行政执行失衡等现象还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部分行政人员身上，从而延伸出很多社会问题。从现实角度来说，由于我国对行政伦理及法制建设的投入和力度不够，才导致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而伦理道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先进与否，也是制度在国家能够无误运行的阳光和土壤。所以，关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研究，是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行政伦理的规范

伦理一词原意是源自古希腊语的ethika，原意是指动物经常进出的地方或久居的地点。后来又代指人的习俗和习惯，或者由风俗习惯养成的品行性格。因此，“伦理”主要是指人的行为的具体规范和原则。行政伦理又称行政道德，它是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是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行政伦理法制化则是把行政主体必须遵守的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使行政伦理同法律一般，在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执行上有等同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二、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力度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弥补当前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缺陷。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强制性制度约束力量的保障。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便于公务员知道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加强了对公务员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可以促使他们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其次，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克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的不良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极端强调伦理道德本身的教化作用，实行以.‘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把“情”摆在一首位.然后才是“理”、“法”，并且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单纯的依赖个人修养，是不能达到重塑良好人格这一目的的。因为个人伦理道德责任毕竟只是一种软约束，它不能有效地遏制某些个人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用这种硬约束即外在的强制力量，将推动和保障伦理道德要求在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最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树立新的行政伦理原则与规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公务员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冲动，净化社会的伦理道德环境，弥补已经弱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这就有利于新的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深人人心，促使公务员尽快形成遵守行政伦理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

(二)这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并不健全，同时又因社会分配调节机制的乏力而导致公务员收人水平相对较低，这两种状况并存，极易引发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近年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行政行为受到市场“逐利原则”和“交易原则”的不良影响，部分行政主体热衷于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政权力这时便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行政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行政伦理失范应属于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

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无论何种行政伦理失范，其实质在于行政权力主体违背权力的公共性，实现非公共利益。要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彻底遏制行政腐败，必须加强行政主体的素质教育，引导行政主体自觉遵守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由于行政主体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具有特殊性，人们对其的期望和要求都很高。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权力的同时，理应承担更多、更高的义务，其中包括行政伦理责任。如果单纯依靠行政主体的自律是难以达到对行政权力控制这一目的的，因此，必须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责任。所以，要想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