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范文10篇

中共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战略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的战略目标,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

一、行政伦理建构的影响因素

从理论上讲,行政伦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从实践上讲,行政伦理的建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自身完善的标准和途径。综合来看,行政伦理的建构是受多方因素制约的,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国家政治环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都表明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的政治环境是良好的,人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可以通过听证等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政治环境是整个行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有利于行政伦理的建构。

2.文化历史传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法律规章的制定要该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传统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潜移默化于人内心的“规则、原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一种内在法则,这些内在法则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发展到今天,勤劳、朴实、节俭是人民头上的光环,这些“软规则”也影响着社会的建设和发展。〔2〕行政伦理本身就包括道德伦理因素,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早已形成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素质更是无可置疑,这些都影响着行政伦理的建构。

3.公共行政学和行政伦理学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现状。行政伦理学源自美国,特里•L•库伯的《行政伦理学》至今在国内外仍有广泛影响,其所建构的行政伦理框架、行政伦理的发展趋势等仍有较大意义,书中的论段更是经常被引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公共行政学和行政伦理学都有新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英国为代表,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等途径进行政府再造,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提升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把公民当成顾客把公民满意度作为政府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后以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出现,调出了政府“划桨”与“掌舵”的争辩,强调政府的职能就是服务。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提倡多元主体治理社会,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和公众也是治理主体,由此,公民的主体地位更加突显出来。这些理论先后传入我国,国内大多学者纷纷解析,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适当发展,尽可能实现“西学中用”。行政伦理学在我国的发展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均程上升趋势。以张康之教授为代表的行政伦理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等著作先后问世,这些学术发展无疑影响着整个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和行政伦理的建构。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社会,尤其是在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更加证明了我国市场经济是行之有效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代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搞活了经济,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行政伦理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主体内部不同级别成员之间、不同岗位同事之间、不同族群同事之间、不同性别同事之间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关系,包括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都离不开伦理规范的调节。”〔1〕但是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来的是思想上的匮乏,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价值信仰的缺失、道德标准的下降、社会规范失常,甚至是行政伦理的示范上。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当代中国的行政伦理现状

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孔子对仁义礼智信的系统论述,后世的法、道、儒等各家都不断完善着这些价值标准,其中很多原则一直延续至今,甚至成为当前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标准。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行政伦理的产生也是如此,而且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目前行政伦理的现状是基于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的,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变动的。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正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变成法制、从统治型政府转变成服务型政府,在这个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肯定会产生转型期的阵痛。社会的转型肯定会损及社会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这种转型期的阵痛是我们所必须承受的,只有熬过这种转型的阵痛,才能如凤凰涅般实现我国质的飞跃。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旧的行政伦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肯定有诸多传统行政伦理所无法解释的案例。现行的行政伦理可能会出现无法与现实对接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先进的社会实践环境和落后的行政伦理概念不同步引起的。我们不能阻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只能竭尽全力改革我们的行政伦理观念。美国著名的行政学家格斯认为,我国目前正是处于“过渡社会的行政模式”,因此我国既会具有传统社会行政模式的特定属性,而且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所以新旧并存。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秩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惯性,再加上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人治思想的流毒,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中仍然充斥着许多问题,比如市场自由度不够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充分、领导阶层的服务意识较差、权力的滥用或异化等等。在转型期我国旧有的权力体系正在逐渐改变,但是新的权力基础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旧的权力仍会时不时地发挥作用,所以导致了我国权力机关不能有效地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行政权力几乎仍然能渗透到一切领域和部门,政府的管制也过于全面。这种情况下只能导致行政人员的拖沓和机构的臃肿,在上级要求、绩效压力、利益诱惑下,许多行政人员就丧失了基本的行政伦理去贪污腐化。即使能保持自身的清洁廉明,但是市场经济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意识形态、利益等世俗要求逐渐合理化甚至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时,行政人员往往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转变,新的社会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旧有的行政伦理观念,造成了他们思想的困惑,甚至产生现实的迷茫感。

二、当前中国行政伦理现状的对策分析

行政伦理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的行政伦理存在失常的情况,而且前边分析的问题也比较多,但是这是我国在转型期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只有解决了行政伦理的失常和滞后问题,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权力运作,也只有规范的行政权力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效率运行,同时还能确保社会的公平竞争。解决我国的行政伦理问题必须抓住产生行政伦理问题的根源,同时一定要民众和政府共同努力。

(一)行政伦理制度创新

行政伦理和行政法是当代伦理学和法学研究中的热点。行政与伦理和法律交叉融合分别衍生出了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因此，行政被认为是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共同的基础。行政伦理和行政法的近缘性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在现实中，二者不仅在行政实践中被割裂开来，而且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被割裂甚至对立起来。重法律、轻道德的教育在高校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中并不罕见。在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培养中，加强和改善行政伦理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念的协调，是培养未来公共管理人才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对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开设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两门课“协同教学”的新思维，并就协同教学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1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行政法学、行政伦理课程开设情况

依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2007-2009年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排名，选取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参评的44所高校，通过访问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网站来获得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专业简介等，调查了行政法学、行政伦理（或行政道德）两门课程开设情况。在44所高校中，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并未开设本科，因此没有纳入研究范围。在40所高校中，开设行政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与政府）的院校共有33所院校，占调查总数的82.5%。仅有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所院校没有开设此门课程。在开设该门课程的院校中，大部分将其列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仅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及潍坊医学院2所学校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40所高校的公共管理类院系行政伦理开课率偏低，仅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11所学校开设这门课程，仅占调查总数的26.8%，并且11所院校均将其归为专业选修课。行政法学在国内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中开课率较高，这与我国日益推进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行政伦理课程开课率偏低，这种重法制而轻伦理的本科教育理念对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培养将是极其有害的，不利于解决学生在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培养既懂法、守法又遵从行政伦理、拥有较高道德水平的21世纪管理者。

2关于行政法学与伦理学课程教学协同化的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本科生开设了行政法学和伦理学（而非行政伦理）课程。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试图了解行政法学以及伦理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以及学生对两门课程协同化教学的态度。本次调查对象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和2007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发放问卷4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1份。调查发现，48.8%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考虑到行政管理专业特点，并不是泛泛而谈”，43.9%的学生同意“教师在上伦理学课程时有穿插与行政法学相关的内容”以及43.9%的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行政法学课程时有穿插行政伦理相关内容”。这说明，两门课在实际教学上存在一定的协作。36.8%的学生表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所教授的不同价值观会让我感到困惑”；29.3%的学生认为“伦理学与行政法学两门课程的教学是完全脱节”。可见，由于两门课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不少学生的疑惑。65.9%的学生认为“如果伦理学在授课中配合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以及75.6%的学生同意“如果行政法学在授课中配合伦理学课程的内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说明学生希望两门课程能够实现更好的协同。

3行政法学与行政伦理课程教学协同化的实现途径

一就目前关于公民伦理问题的论述而言，可以从中发现两个相互关联的逻辑进程：一是从公民意识出发，经公民社会、公共权力的概念推演进入到公民权利的建构；二是从公民理性出发，经公共空间、公共规则的概念阐释进入到公民责任的倡导。前者更多地着眼于历史进程及其自由主义社会的发展成就，进而注重其理论上的启蒙价值；而后者则主要借鉴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社群主义的价值观，进而侧重于实践上的经验价值。尽管有此区别，但其理论思考的核心支点仍是主体自由与个人权益，可以说，它们既是公民伦理实践的基础性背景，同时也是公共秩序良性运转的根本前提。所以现代公民伦理一定是建立在以尊重个体价值为核心的有效公共秩序之上的。而所谓公共秩序，其本质就是指个人权利被相互平等对待的状态，它既指通过公共政策、制度和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显性秩序，也包括人们通过基本生活信念而表现出来的隐性秩序，尤其是公共权力对处于弱势状态下的公民权利的主动尊重与保护的那种状态。因为公共权力只是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并因此而具有了保护者的地位，但并不能因为这种身份而成为公共秩序本身，否则，公共秩序就会异化为权力秩序。因此，如果不是抽象地谈论公民伦理问题，就会发现它总是在公民政治意识的背景下展开的。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公民伦理概念具有相当厚重的社会秩序重建的政治担当意味，公民伦理叙事与其说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问题更为恰当。因为公民伦理思想源自于西方，它与西方公民社会发展史密切相关并构成现代伦理的主流。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人道主义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日益鼎盛，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不仅成为社会革命者的理想追求和期盼，而且也被学理化为抽象的普世价值目标，从而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极权主义、推动社会价值重建的文化武器而备受推崇。其中，平民身份、契约精神、个体自由、权利意识与秩序观念等责任理性概念，在实际的社会建制过程中，确实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交往与合作关系中的制度化特征。所以，有学者指出，所谓现代伦理，指的就是人民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1］。可以说，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在总体上亦符合现代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伦理价值观在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下逐步成长起来。然而，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内在的国情特征和后现代文化意识的交互影响，公民伦理在呈现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对革命理想叙事的冷漠和对现实庸常欲望叙事的张扬，这使得人们对抽象生活秩序的把握变得相当困难。于是，一种“外无法持、内无操守”的国民戾气之象成为后威权时代的常见生活特征。其实，从公共生活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而在其中则弥漫着特殊伦理主义倾向，这早已是社会大众诟病体制内官僚习气和裙带之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社会交往结构变化中的“去单位化”进程的加速，个体与原有组织之间在控制与服从、权利与义务、情感与归属、保障与依赖等方面均出现了体制性焦虑，从而在灵魂深处对每个人的本体性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整合方式与机制也开始逐渐失效。与此同时，信息网络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勉力强化与百姓日常生计的无关性日见明显，加之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而涉及公民维权的自由价值和程序正义在傲慢的权力面前又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使得再度松散化或原子化的底层社会大众欲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并对公共权力结构产生真正有效的约束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及其保障形式，社会利益综合与公共政策制定主要依靠的是领导意志和专家支持，权力、资本和知识三者之间的反民主式结盟现象便难免发生，从而导致诸多领域内腐败的易发和多发，进一步加重了普通百姓被社会精英所蔑视的主观体验。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公共秩序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且由少数人所支配的行动结构，而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平等协商性，从而亦使百姓的屈从感日益放大。在这种情形下，公民伦理的缺失对公共秩序的副作用就是以怨恨心理为基础的自力救济被迫成为常见的集体行动事件的起因，换言之，集体行动事件批量产生的背后是人们对现存顺从模式的动摇与悲观。

因此，今天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仍然是有效的公共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权力正义论，即我们是否能够根据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来补充、修正、重构以公民伦理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叙事。这是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公共秩序的基本来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公共秩序的供给路径一方面仍须高度依赖于政府方面的公共权力，但另一方面政府还要从统制经济的历史惯性中解放出来，还权于社会，并向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转变。这源于一个需要正视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民伦理现状，既与应然形态的理论期待隔岸相望，又与实然感受的日常周遭颇难兼容。显然，这一现状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明显的因果关联，或者说，公民伦理与公共秩序的不相匹配，直接同社会关系中的下列特征相关联，即信任结构脆弱；公正秩序紊乱；崇法观念淡薄；价值共识缺损。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人们似乎已有如此共识：权力秩序几乎替代了自发秩序的成长及其作用，而这又源于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似乎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认可这一结论，那么，对公民伦理与公共秩序互动性的理解，就应该着眼于对权力秩序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为中国提供的是弱社会与强国家的关系模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严峻生存环境又使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期待投向政府，这就自然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其历史影响表现在政治体制上的突出特征是：在权力结构上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权力自上而下运作而自身则缺乏有效制衡，因而集权、身份、等级、人治、服从就转化为一种德治政体文化。相应地，行政运作一方面需要靠行政强制与命令来维持，同时也需要依靠道德楷模或典型人物来激励。因此，德治政体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走向人治。也就是说，由于政治全能主义传统，以集权方式来推行社会变革的结果只能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强化集权本身。这决定了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公共权力的产生及运作都主要不是通过民意表达来授予和获得的，这导致权力运行的相对封闭化乃至封建化或诸侯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今天，其权力秩序特征也就自然表现为：权力结构的科层化与权力运行的人格化并存，权力与市场共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比如，最为典型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策执行工具的职能和身份虽弱化了，但它们作为利益竞争实体的角色却在强化。如银行、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电信、外贸、烟草、公证、保险等垄断性行业公司，原来作为政府部门掌握的国家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力之后，在其主管政府部门的庇护下，可以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并用，按其主管部门权益与行业利益，制订规章、章程和各种规定，事实上起着准法律的强制性作用。显然，这种障碍不突破，市场公平秩序乃至公益政治秩序亦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不单纯是经济活动，在其背后亦有庞大的官僚队伍介入这一分利集团的种种可能。有研究指出：在现有政体下发育起来的市场，是嵌入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各级政府及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党的组织部门等，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理由和渠道对国有资产管理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并没有实现分离，因而政府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国家公共权力依然可以继续以租金权力的形式索取剩余，并表现为以再分配权力分配这些国家租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经济的委托—模式，仍然是国家公共权力对社会阶层分化持续产生影响的制度基础。［2］

事实表明，我国社会目前正处在较强的刚性结构之中，就权威体制本身而言，其刚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难以将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置于人民同意的宪政理论之上，这是开放社会条件下必须面对的公民与政体关系问题，对此而采取的任何限制性策略只是延缓了问题，将导致公共秩序背后的合法性疑问日益明显。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历史上的人民在走出灾难局面过程中用跟随行动的方式进行选择的，它主要依赖于人们对历史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投票合法性的竞争力将会大大高于“跟随合法性”［3］。二是出于维稳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地位性决定了打击官僚腐败的主要手段是内部解决，其局部有效性既不足以平息民愤亦不足以扼制其高发势头，这对权力体制的正当性造成了致命性损害。这表明，当今中国政府公共性及其统一性的缺失仍十分突出：一是政府自利性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导致公共资源成为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私有资源；二是政府受强势群体的支配并主要代表强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足够保障。因此，民间舆论一般都认同如下结论：当今中国的权力信任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而对权力等级秩序的强化和对精英力量的放纵是当今中国社会公共秩序缺乏正义品质的制度性根源。

摘要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建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行政伦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对政府效率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影响，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如何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并应用到现实的行政管理领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效能政府视域下的行政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基础理论概述。对行政效率和行政伦理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据行政伦理的构成分析了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第三章，依据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概括了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并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成因。

摘要

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机遇与挑战交织在一起，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水平已成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建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行政伦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对政府效率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影响，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如何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并应用到现实的行政管理领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对效能政府视域下的行政伦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基础理论概述。对行政效率和行政伦理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据行政伦理的构成分析了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对行政效率的影响、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对行政效率的影响。

第三章，依据行政伦理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概括了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并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成因。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已成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要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存在失范的现象，需要从人员、体制、监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所谓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以创造必要文化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根本任务，创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还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行政伦理的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到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论文关键词: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论文摘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的伦理，是指调整行政主体在国家事务的治理和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规范，以及行政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行政构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倾向(本文主要指国家公务员个体的行政伦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的道德状况、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准、行政构件的伦理德性等对社会建设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行政腐败、行政伦理失范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力度缺乏所致。因此，在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研究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弥补当前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缺陷。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强制性制度约束力量的保障。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便于公务员知道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加强了对公务员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可以促使他们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其次，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克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的不良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伦理极端强调伦理道德本身的教化作用，实行以.‘情”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把“情”摆在一首位.然后才是“理”、“法”，并且将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看作是一切行为的基础。但是单纯的依赖个人修养，是不能达到重塑良好人格这一目的的。因为个人伦理道德责任毕竟只是一种软约束，它不能有效地遏制某些个人做出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用这种硬约束即外在的强制力量，将推动和保障伦理道德要求在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最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助于树立新的行政伦理原则与规范。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地抑制公务员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冲动，净化社会的伦理道德环境，弥补已经弱化了的社会舆论的力量。这就有利于新的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深人人心，促使公务员尽快形成遵守行政伦理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

摘要：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

关键词：现代性；行政责任伦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现代性既是对现代社会整体特征与运作机理的高度概括，也是当今时代聚焦性的问题之一。公共行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它直接脱生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并且在行政现代性展开的历程中，工具理性备受推崇，而与之相异的价值理性则逐渐被遮蔽和消解，效率成为衡量公共行政活动的终极价值标准，理想信念与价值信仰这类“超验”的问题，由于不具有“工具”意义而变成“非理性”的。因此，根植于现代性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工具化的存在，其中，行政的工具化与行政人员的非人格化是最为典型的体现。实际上，公共行政不可能是与价值无涉的，纯技术主义的偏执与纯效率主义的取向使行政理论在现实中不断遭遇挑战，这不是公共行政发展不充分带来的临时性问题，而是所谓现代社会的文化特质，因而它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自然而然地消失，它需要人们寻找新途径来化解。行政责任伦理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问题与挑战。因此，本文依托于现代性的背景来阐释行政责任伦理的提出、含义与价值。

一、现代性的伦理困境：行政责任伦理提出背景

公共行政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性世界，或者说，“公共行政得以实践、研究和传授的整体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代性”［1］20，可以说现代性对公共行政进行了特殊的情景预设和理念与意义的限定。那么，何谓现代性（Modernity）？概括地讲，现代性指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人为的”“理性化的”文化模式与社会运行机理。可见，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但是，此时的“理性”是指“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将特定的目的、有利于目的达成的所有可能采取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可能带来的后果等统统纳入考虑和计算之中，从而为达到某种经验性目标寻求最为有效手段的思维方式。伴随工业化的空前繁荣，现代性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最有力量的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包含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认为它能够把人类从自然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却忽略了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二是认为只有科学化的研究才具有客观性和严谨性，所以任何领域都有遵循“科学的”的研究程序；三是忽视对于非科学化的，但对认知和行动同样合法的方式的关注［1］2。所以，当现代性成为社会主导的规范意识形态之后，“工具理性”不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摇身一变成为目的，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由此导致西方在解放人性的过程中又压抑人性。公共行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公共行政只重视探寻什么是达到目标的最好手段，此时在行政视域中只有“物”“事实”“逻辑”“工具”，而行政的目的意义、价值目标与伦理诉求这类“超验”的东西。由于不符合工具理性的逻辑而变成无关紧要的存在，因此，在公共行政领域出现工具理性越位与价值理性缺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行政的工具化。正如威尔逊的观点，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下，行政则是与价值无涉的、纯粹技术性的管理工具，它只需要执行政治决策，不需要做出价值判断，此时，公共行政只重视事实描述却忽视价值追求，它失去应有的价值维度，成为纯粹的、客观的、精确的“科学”。因此，公共行政本质上应该承载的价值追求即“公共善”完全被剔除。二是公共行政人员的非人格化。严密的官僚制设计直接抽象掉了价值因素，用专业化的系统分工和规章制度设计的框架把人隔离、定位在分立单元之中，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不允许掺杂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价值情感，犹如机器上的零部件一样，不需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只需要按照官僚制的等级层次与职位要求运作即可。此时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人”的丰富情感被抑制，主观能动性也无从发挥。“也就是说人的特质必须适应非人的角色，人的存在价值在于他们奉献于组织的非人格性和功能性存在”［2］。俨然，公共行政变成类似自然科学的“科学”和单纯追求效率的工具化存在，公共行政人员则成为像机器一样运转的“单向度的人”。可见，在现代性的工具理性逻辑下，价值理性已经被排除在行政领域之外，由此导致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严重的价值危机与人的异化问题。那么，如何改变公共行政与价值无涉的局面呢？又如何唤醒公共行政人员的价值意识与主动意识呢？唯有寻找公共行政的责任伦理视角。马克斯•韦伯虽然建构了严密的、非人格化的、极具理性精神的官僚机器，但他也意识到科学理性解决不了道德判断问题。于是，作为新康德主义者，韦伯在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中汲取营养，找到了这种“把自身作为目的”的实践原则（道德律），并把“一贯性”“责任感”“判断力”“价值中立”“理性诚实”等一系列观念寄托在公共行政人员的“意志自觉”中，而行政责任伦理正是这种“自律原则”的体现形式。韦伯的责任伦理秉承了康德的伦理传统，是一种个体的、先在的、应然的、形式主义义务论。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求社会公正的公共责任伦理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机械的效率观批判与质疑，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不是效率而是社会公平，主张社会公平至上。社会公平既是公共行政的精神实质，又是政府的公共伦理诉求。实质上，弗雷德里克森的社会公平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同时期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影响。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基本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正义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如同真理之于理论的重要性。罗尔斯所谈的正义是社会正义，因此，它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是社会生活中细碎的小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正义不是一个制度或一个制度中的一部分是正义的，而是由社会基本结构所维持的背景正义。总体来说，罗尔斯的责任伦理属于社会道义论范畴，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实现。

二、行政责任伦理的理论特质

摘要：加快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建设的新任务。公务员行为失范不仅有行政人员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及社会因素，更有现存的行政伦理规范机制不健全的因素。因此，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是加快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原因，路径，

所谓行政伦理，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务员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诸如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行政伦理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关系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一部规范公务员义务、权利和管理的重要法律，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对公务员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从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公务员管理制度，促进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

一、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

谈到行政伦理困境，归纳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性失范，表现为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交易。在各类行政人员的选拔、录用、任命方面，存在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的现象，甚至非法交易买卖官位。二是失职性失范，即行政人员无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滥用职权或不能尽职尽责，表现为越位、缺位、错位等。部分地方政府领导玩忽职守，只要经济利益、搞面子工程，而完全不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忽视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三是经济性失范。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行政人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甚至与利益集团勾结，实现肮脏的互利。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